房 军，陈 慧*，元延芳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高级研修学院，北京 100073）

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多发、频发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要想解决好食品安全问题，首先需要对食品安全风险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而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认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停留在自然科学层面，并沿用教科书上的食品安全风险分类方法，即将食品安全风险分为生物风险、化学风险和物理风险[1]。这种分类方法很经典，也完全符合食品安全的自然转归规律，但这种风险分类方法也存在局限性，更多关注了风险结果，而忽视了风险成因，对于针对性寻找治理食品安全对策的指导作用相对不足。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事物之间普遍联系构成运动，它是一种动态的联系而非静止的联系，普遍联系本身就是普遍作用，正是这种普遍的互动构成了事物运动的最终原因。恩格斯说，“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比对这种相互作用的认识追溯得更远了，因为在这之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东西了”、“只有从这种普遍的作用出发，我们才能达到现实的因果关系”[2]。在这个普遍联系的世界中，食品安全问题不是从天而降的，它的产生必然与时间、空间以及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活动等多种因素有着密切联系。例如，几千年前的食品安全问题与当今及未来的主要食品安全问题明显不同，几千年前的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是“数量安全”，现阶段的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是“质量安全”，未来的食品安全问题很可能就是“营养安全”或“健康安全”。因此，经典的食品风险分类方法忽视了食品与其他事物的普遍联系。目前的食品安全问题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科学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3]。这一变化的里程碑事件就是2008年爆发的“三鹿乳粉事件”。就像100多年前，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所著《屠场》一书催生了美国的《纯净食品及药物管理法》，“三鹿乳粉事件”也直接催生了中国第一部《食品安全法》[4-5]。从此，中国食品管理从食品卫生时代迈入食品安全时代，从以专业、科学管理为主的时代迈入了以社会学治理为主的时代。这种形势下，原有自然科学视角下的食品安全风险分类方法已经不能适应这一变化，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重新审视食品安全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观点和系统方法分析中国目前的食品安全风险。

1 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分析食品安全风险

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都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6]，除劳动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也是不可或缺的。食品本质上是人类利用自然界物质生产的一种特殊商品，在食品生产过程中，人是劳动力，来自自然界的食材是生产资料，而作为商品，其生产过程不可避免有资本的参与。因此，通过生态、人、资本及自然科学本身等多个维度考量当前食品安全风险成因，提出以下食品安全风险分类。

1.1 生态风险

“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放利用自然上走弯路。这个道理要铭记于心、落实于行”[7]。建国以来，我国在快速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但过度重视发展速度却忽视了生态问题，工业“三废”等污染物对我国的空气、水体、土壤造成了严重污染。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有1 000万hm2，占我国耕地的8%以上；长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浙江地区，土壤镉、汞、铅超标达48.7%，珠江三角洲地区达44.5%；我国耕地面积占世界9%，却用了全球35%的化肥和20%的农药[8]；我国抗生素使用量占全世界的50%，其中一半用于临床，一半用于养殖业[9]。而这些污染源最终通过自然迁移进入食品、进入食物链，构成食品安全风险。例如：2014—2017年抽检数据显示，大米中镉的不合格率为2.6%，个别南方省份稻米镉超标率高达10%；海水蟹重金属镉不合格率也较高，2016—2017年高达30.0%；2017年砖茶中氟的超标率高达24.8%[10]。而要消除这类食品安全风险，必须首先消除空气、水体和土壤的源头污染。因此，生态风险已经成为我国主要食品安全风险之一，且将长期存在，治理难度极大。

1.2 人源风险

马克思说“劳动是唯一的价值源泉”[11]。人是生产食品的劳动主体，人也必将对食品价值产生直接影响。影响食品价值的人源因素主要包括两方面，即人性因素和能力因素。这里讲的人不仅包括狭义的食品生产经营者，也包括一类特殊的劳动者——监管人员。

1.2.1 人性因素

商品拜物教是商品生产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指出“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马克思《资本论》中甚至说“一有适当利益，资本就会非常壮胆起来。只要有10%的利益，它就会到处被人利用；有20%的利益，就会活泼起来；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11]。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省考察时也强调：“食”字下面是“良”字，食品行业必须有良心，食品生产必须是良好的[12]。近些年来，部分食品生产经营者失德失信、守法意识淡薄，甚至为了利益故意违法犯罪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例如，违法分子以工业酒精勾兑白酒，造成“山西假酒事件”；违法分子向乳中添加“三聚氰胺”造成“三鹿乳粉事件”[13]；2017年抽检首次在配制酒中发现药物成分他达拉非，说明保健食品中添加药物的情况也时有发生；2017年抽检数据显示，食品中农兽药残留不合格率由2016年的5.5%上升为9.6%，禁用农兽药，如毒死蜱、盐酸克伦特罗、孔雀石绿等也时有检出[10]。这些事件都是食品生产经营者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主观故意为之。2013年欧州爆发的“马肉风波”也是因为马肉价格比牛肉便宜1/3，违法分子用马肉冒充牛肉引发的[14]。人性因素带来的风险已经成为当前食品安全问题，特别是后果较为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的重点来源，同时也是人民群众最深恶痛绝的一类风险。

1.2.2 能力因素

如果说人性风险的特点是主观故意生产劣质食品，那能力因素导致的风险就是主观上想生产优质食品，但客观上却因为缺乏能力做不到，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提到的“本领恐慌”[15]。在我国，食品产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门槛较低，基本没有设置专业技术门槛，造成的结果就是食品从业人员整体科学素质较为低下，同时监管人员的专业素质也远远不能满足监管需要。食品行业是一项技术性较强的行业，专业素质不高就很难实施科学生产和科学监管。例如，如果没有化学、卫生学、毒理学知识，就无法识别和规避使用化学物质带来的风险；如果看不懂添加剂标准，就不可能规范地使用添加剂；如果没有一定的管理学知识，就无法实施好“良好生产规范”和“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但从我国当前食品从业和监管人员来看，食品相关专业知识的“本领恐慌”还很常见。相对于人性风险而言，当前能力因素带来的风险危害相对较小。

1.3 固有风险

除了上述两类不良外力的影响外，在食品的整个制造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天然、不可避免的风险，可统称为固有风险。例如：即便在没有工业污染的土壤和水中也存在着一些有风险的物质（如有的地区水质天然氟含量较高），它们可以通过自然迁移进入食品，带来风险；自然界中微生物无处不在，在食材采集、生产加工、贮存、运输、销售等食品制造的各个环节都会不间断地与微生物相互作用，通常微生物污染不可能完全避免，特别是在一些异常情况下（如温度、湿度变化时），微生物污染的发生率会更高。为了对抗微生物，人类发明了防腐剂，但又不得不承受防腐剂可能带来的风险。传统的微生物污染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目前依然比较突出：2016年抽检不合格样品中有30.8%属于微生物超标[16]；粮食霉菌毒素超标也很严重，不合格率高达12%，个别省份小麦中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呕吐毒素）超标率达60%[17]，玉米中黄曲霉毒素（明确的致癌物）超标率高达50%[18]。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一些新技术、新材料不断被用于食品生产也会带来风险，只是由于目前的科学认知受现阶段科学水平的限制，尚未发现这些风险。

总的来说，上述风险中最难治理的是生态风险，令人最为痛恨且社会影响最大的是人性风险，最需耐心和理性看待的是固有风险。上述风险与我国近几十年的发展方式密切相关，因此，也可以说当前食品安全风险主要是“发展带来的风险”。

2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看待当前食品安全风险

认识当前我国食品安全风险，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分析，防止片面性。

2.1 历史地看

国际经验表明，食品安全形势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在4000～10000美元的时期，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2017年，我国人均GDP接近10000美元，正处于食品安全问题集中爆发的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几十年的发展跨越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史，“时空压缩”下，我国也将在较短时间内遇到发达国家上百年中遇到的问题；加之当前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信息化交织的特殊时代背景，使得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和复杂。长期以速度为主的发展模式使得我国社会的道德、法治、生态都跟不上、受不了，以上分析的食品安全风险大多也与这种发展模式有密切关系。因此，可以说当前食品安全风险是有历史原因的，其产生也是符合发展规律的。

2.2 全面地看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广受诟病，甚至被妖魔化。但这种认识是片面的，需要更加全面的分析。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我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19]。因此，对食品安全的认识也要与以前做比较分析。从国民健康来看，我国人均期望寿命比建国前提高了30多岁，婴幼儿死亡率降低了约3倍，如果食品不安全就无法取得这样的健康成就。从抽检合格率来看，2014—2017年，食品整体抽检合格率持续上升，由2014年的94.7%上升到2017年的97.6%[10]。从国外视角来看，欧盟食品安全快速预警系统数据显示，2013—2017年，我国出口食品通报占欧盟通报总量的比例逐年下降，从14.31%下降到8.57%，下降趋势显著[20]。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发表的全球食品安全指数显示，2014—2017年，中国食品安全排名42～45，在全球118个国家中位居上游[21]。如果与我国人均GDP比较（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人均GDP排名数据显示中国排名第68位[22]），我国食品安全水平远高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但当前各类食品安全风险客观存在，人民群众满意度不高。

2.3 科学地看

食品制造过程中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风险，既有外力的影响，也有本身固有的风险，有些风险还将长期存在。因此，从科学的角度看，食品安全并不是绝对安全。这一点可以从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公式”看出：食品相关限值标准通常是以动物实验得到的1个相对安全的剂量阈值除以1个安全系数来推导出人体的安全限量值，这个安全系数可以是100，也可以是1000，甚至更大，但不可能是无限大，因此食品安全标准本身保障的就是相对的“安全”。食品安全也不只是我国独有的问题，而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全球每年数亿人口患食源性疾病，发展中国家每年有180万儿童因此死亡。即便是在公认食品安全监管制度比较完善的美国，每年仍有约4800万人患食源性疾病，12.8万人住院治疗，3000人死亡[23]。此外，我国的食品安全有着比发达国家更复杂的产业环境。以肉制品生产为例，与美国相比，我国养猪户为6700万，50头以上规模的仅占38.4%；美国养猪户仅有7万，规模在500头以上的养殖户占96.6%；美国90%肉制品仅由4家大型肉类企业供应，而我国排名前10位的企业所占份额不到20%，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对象更多、更散、也更不规范[24]。因此，我们可以对任何食品安全问题“零容忍”，但必须承认食品没有“零风险”。

3 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对策建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光芒，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25]。治理我国当前食品安全风险也必须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寻找对策。习近平总书记说“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当前的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是发展带来的问题，也必须要用高质量的发展来解决。

3.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食品安全关系群众身体健康，关系中华民族未来”、“食品安全是民生，民生与安全联系在一起就是最大的政治”。当前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最基本、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的需要就是食品安全。因此，食品安全工作必须要践行群众路线，生产销售、监管执法、政策标准等一切活动都要从保护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出发，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3.2 坚持生态文明思想，切断食品源头污染

生态风险是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的主要风险之一，只能通过治理环境污染来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作为重大民生实事紧紧抓在手上”。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同时，大力推进生态农业发展，全面禁止高毒农兽药使用，减少并规范农兽药、抗生素的使用。通过环境治理，切断污染源向食品的迁移，从而逐步消除食品生态风险。

3.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步消除人源风险

食品安全中的人源风险问题要靠提升整体国民素质来解决。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做好食品安全工作也要锲而不舍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是加强诚信文化宣教，为食品从业人员和监管人员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丰润的道德滋养。同时，加强食品相关科学素养教育，逐步消除专业知识的“本领恐慌”。

3.4 坚持科学发展，遵循规律实施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食品安全监管统一性和专业性，切实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水平和能力”。食品安全工作要遵循科学规律，加快食品产业升级换代，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快相关安全标准制定，加快建立科学、完善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加快建立健全覆盖生产加工到流通消费的全程监管制度；建设职业化检查员队伍，加强检验检测技术装备和信息化建设，严把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着力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此外，为科学评价我国食品安全状况，建议抓紧建立我国的食品安全指数评价标准，通过综合性的多维度权威评价方法真实反映食品安全状况。

3.5 政府产业公众多方联动，实施社会共治

食品安全风险的产生是生产力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在食品领域的集中体现，与产业、环境、社会、道德、法治、监管等多种因素有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确保食品安全是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是各级党委、政府义不容辞之责”、“食品安全，是“产”出来的，也是“管”出来的”。因此，食品安全需要政府、社会、企业、公众等各方面协调一致，共同治理。政府部门要加强科学监管，企业要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公众则要通过法治手段、市场消费导向等倒逼企业落实责任。为更好发挥好公众治理作用，提出两点具体建议：一是建立食品安全黑名单制度，抵制黑名单企业生产的食品，对失信企业实行金融、用地、从业等方面的联合惩戒；二是建立食品安全案件简易诉讼程序，让民告商更便捷、更容易，帮助民众拿起法律武器倒逼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