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健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关于何谓政治哲学问题，贯穿着19到20世纪的整个法国思想界。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政治哲学问题的讨论呈现出日趋分散化的景象，虽然讨论的重点依旧是探讨政治哲学本质等基础性问题，但讨论的核心已经是在后现代语境下政治哲学该往何处去的问题。巴迪欧(Alain Badiou)作为法国左翼政治哲学的代表人物，他举起复兴柏拉图主义的旗帜，主张重新回归古希腊时期的政治哲学传统，并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作为首要思考的问题，开启了新时期研究政治哲学的新姿态。这种姿态与其说是回归，不如说是更新，这种更新回答了在新时代背景下政治哲学的前途问题，也是对政治哲学之本质的发展。

一、巴迪欧的反哲学宣言主张回归真理政治时代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当代哲学伴随着撤退和消减之势，不同路径的哲学家们或是以绝望或是以清醒的态度异口同声地宣称“哲学的终结”，但这种“哲学终结”的结论似乎又带有自相矛盾的嫌疑。海德格尔虽将哲学展开为诸科学，但又提出回到诸神的诗学起源；马克思通过实践哲学的理念来实现哲学的自我完成，但始终保有共产主义理想；卡尔纳普(Paul Rudolf Carnap)以逻辑语言分析替换形而上学，但最终也是解决哲学问题；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坚称世界的分散化，以微观逻辑回应大叙事的终结，但也保留了基本的本体论批判；拉康(Lacan Jacaueo)直接宣称自己是一名“反哲学家”，将总体化思想融入自己创建的三界说中，同时也重建了事件性的数元。因此，巴迪欧指出:“这个开启——其本质是对形而上学时代的终结——是将自身展现为一场革命或一次回归，还是一个批判的问题上，则并没有一致看法。”[1]2在此语境下，巴迪欧的哲学宣言如同一种姿态，他一方面置身当代法国哲学后现代主义思想之下，肯定了当代法国哲学在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他又极力否认这些反哲学家们所得出的“哲学的大厦已经坍塌”这一结论。

在巴迪欧看来，哲学不是一味地批判和否定，而是在分析资本主义现状的基础上肯定某种东西。或者说，巴迪欧的“哲学宣言”是要坚守一种思维的辩证法：在否定中应该有肯定，在肯定中应该有否定。此种意义上的哲学完全与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学科化的哲学相异，应该被解读为一种“反哲学的哲学”。当然，哲学也要从反哲学那里吸取养分，从海德格尔那里获知本体论问题的重要性，从马克思那里获知实践在人类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从分析哲学那里获知弗雷格(Friedrich Ludwig Gottlob Frege)的数学-逻辑革命，从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那里获知总体性的一并不存在，从拉康的反哲学那里获知一个现代的主体学说。更重要的是，哲学还要接受反哲学家们带来的挑战，在面对真实的层面上建立新的东西，在自我救赎中重塑其本真面貌。一般来说，哲学有两种风格：一种是描述性的，另一种是基础性的。在此，巴迪欧坚持哲学的第二种风格，即哲学只存在于思维存在的条件下，存在于真理的出现时刻。这种“反哲学的哲学”作为对时代裂缝的真理之思，是一种对其前提(数学、诗歌和爱尤其是政治)的反思。对于他来说，哲学本身不产生真理，只能在事实之后把握真理，它是由外部——科学、艺术、爱和政治——非哲学领域组成的。在此，哲学的可能性条件不是自身的内在，而是来自这些领域的其中一个领域，它的功能是通过构建一个概念框架来将这些前提纳入到当下的共存可能性之中。换言之，哲学不是一个独立的话语，不能独立思考，而总是建立在前提之上。更确切地说，哲学只能够为真理提供空间，它“是一种思考的空间，那里有真理和呈现两者共存的局面”[2]165。当它与数学、诗歌、爱和政治的话语结合在一起时，哲学才能再次成为可能。如果说黑格尔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起飞”，那么在巴迪欧这里，哲学只会“在真理的白昼之后才会到来”。在《第二哲学宣言》中，他甚至将哲学比喻为一名焊接工。“他们探寻，呈现真理，并将真理同他们的时代连接起来，他们要重新赋予那些业已被遗忘的人以生命来废除那些庸俗之见，他们就是将这些分裂的世界焊接起来的焊接工”[3],在此，哲学连接真理与时代，承担着桥梁的作用。此时,哲学再也不能作为一种精通知识本身的话语，而是作为对真理的爱，此时真理(vérité)成为所有人的意义，成为有着无限意义的肯定概念。所以，当宣布哲学终结，了断哲学与真理的姻缘时，巴迪欧本人是断然不能接受的，即便他在《无限思想》中给予“哲学生病了”“哲学的危机”等判断，但他并不因此而否定哲学，而是希望在解释哲学、分析哲学和后现代哲学这三条路径之外转向一种新的哲学形式。

在此基础上，巴迪欧明确反对当代哲学的三种倾向。第一种是从德国浪漫主义时期开始的解释学倾向，主要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哲学的任务是运用解释这一工具来描述存在的意义。晚年的海德格尔甚至得出语言构成了我们自身理解的界限，因而我们无法在形而上学中抵达存在，通往存在的唯一途径是诗的语言。巴迪欧瞄准海德格尔的语言的方式，把他的任务归结为“哲学缝合的诗”，而对诗的怀旧正是对于失去的起源的形而上学的怀旧。与海德格尔采取的路径不同的是，巴迪欧高举“回归柏拉图”的旗帜通过数学本体论的途径重新建立哲学与其条件(数学、诗歌、爱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第二种是产生于维也纳时期的分析学倾向，主要代表人物是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在他们看来，哲学就是要严格区分有意义和无意义的话语，其主要方法是通过规则最终使哲学消解于“语言游戏”之中。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进一步将真理问题变成了语言游戏问题，这使得对真理意义的追寻走向了语言。在巴迪欧看来，哲学的极大危险性正是语言和语言游戏的特权所带来的危险。尤其是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指出“对无法言说之物，应保持沉默”之后，巴迪欧认为这势必会将哲学纳入到有限性的泥淖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迪欧将维特根斯坦等人称为现代智者。第三种是如今普遍流行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它实际上是前两种倾向的杂糅。主要代表人物是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后现代主义者的视阈中，以真理为基础的时代早已过去，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偶然性与多元性并存的时代，除了承认形而上学的终结还要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的潜在的风险。在巴迪欧看来，通达真理的路径并没有像后现代主义者所预言的那样存在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而是要重新发掘真理替代的正是那个现存情境中的空无散漫状态。总体而言，上述三种倾向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我们所处的正是形而上学终结、哲学走到尽头的时代，当然这里所说的终结更多的是宏大叙事或总体性的终结，这种终结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真理不在，多元意见并存。当巴迪欧目睹了哲学经历总体性瓦解进入到后现代视阈时，他不得不指出，当代哲学的路径已经从以真理为指向转变为以意义为指向，这里的逻辑由真理变为话语结构，此时语言成为重要场所。在他看来，哲学本身所要实现的一定不仅仅限于此，因为在没有真理的国度上，人们所达到的就是一种酒神式的狂欢。在此，我们要做的是逃离多元的意义世界，找寻真理世界。因此，反哲学的哲学宣言是形成一种不再从属于意见或智术的话语或生活方式，它喊出了真理的声音，这也是这个时代的政治哲学所需要的。

二、巴迪欧回归柏拉图的主张更新了政治哲学的路径选择

法国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哲学的政治担当。巴迪欧通过假定普遍真理的存在来回应一个由文化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主导的时代，反对哲学死亡的狂欢。事实上，他反对所有关于“哲学终结”的论证，特别是拒绝哲学在当代话语中的几种变化：关于形而上学的枯竭和定型的海德格尔版本，以及看到哲学被“粗俗”的实证主义所取代。面对这种情况，巴迪欧主张重新回到古希腊时期所关注的政治哲学，在此，他找到了一个基本点：柏拉图。在柏拉图这里有两条路径，一种是回归古典的“事件、主体和真理”概念；一条是走向公开的“数学之路”。

(一)回归古典的“事件、主体和真理”概念

巴迪欧的思想看起来很古典，但是他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重新开启这些话语体系时，已经是经过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理论渲染的、重新焕发新意的概念词汇。尽管他以一种回归的姿态宣告真理哲学的当代重建，但他所推崇并诉诸的真理哲学与传统理解不甚相同。巴迪欧认为，哲学不是单纯抽象的概念复合体，那样的概念复合体是凝固和体系化的框架，既逐渐地远离实际的存在，又失去哲学作为真理思想的原本意义。在巴迪欧这里，哲学应该是为真理提供空间的创造过程，它的展开就是各种事件-主体的展现和发生，事件、主体和真理组成的三元结构会转化为一种无限的创造过程，并具有普遍性价值。在他对传统理解的批判中，真理充当该批判的普遍主义的目标指向，使其与后现代主义的碎片化观点区别开来；主体是该批判的理论武器和主要承担者，事件发生后真理的实现需要主体的参与；而事件是该批判最具独特性的，正是事件对情势的打破，才导致真理和主体的出现，并对社会产生现实效果。

巴迪欧认为，事件不是现实生活的可能性展开，而是与现实秩序的完全决裂，甚至可以说，事件表达的是在不可能性中创造新的可能性。只有在事件发生之后，真理才成为可能。真理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符合主体认知的客观知识，而是代表着一种新事物的诞生。在此，真理存在的重要前提除了事件之外，还有主体。主体在这里具有事后性，也就是说，当“一个真理仅仅通过一些人激进的宣言而持存下来，这些人忠实于一个不确定的事件，肯定这个事件的发生和结果，换句话说，这些人以那个事件为名而成为了主体。”[4]xxv在此意义上，就是巴迪欧所谓的“回归柏拉图主义的姿态”——一种重新焕发事件、主体和真理概念的当下解读。具体来说，“所有的本真的主体化都是集体的，所有的有生命力的理智都被建构为一个‘我们’……主体源于事件(événement)，并在世界之中将各种闻所未闻的可能性现实化；这并不是那种无力的幻象，而是一种可以亲密触及真实的意志”[5]。三者最终的结果是走向真理的联合，即将事件和主体消融在真理当中。在事件、主体和真理的三维思考与相互纠缠中，事件是真理得以出现的前提，主体成为真理的外在表现形式，借助某种真理的身体再现出真理。在事件与真理之间，主体可以理解为一个位点，在这个位点上，事件所传递的空洞的、普遍的真理得到验证；也正是通过这个位点，真理所表现出来的事件也被再次验证。主体通过捕捉事件导致的既定情势和新的情势之间的断裂，这样就赋予了事件一个名称并由此介入到了既定情势之中，产生了事件的主体化进程。在此，主体总是在构建一个真理的过程中，它是一个创造和建设，而不是一个给定的东西。无论是在政治过程还是艺术过程或爱的过程，主体都是需要被召唤的。换句话说，“一个真理通过宣布真理的主体而得以存在，这些主体在宣布真理的过程中以其对事件的忠诚而成为了主体”[4]xxiii。借用拉康的三界说而言，在构筑人的主体生成界域的时候，人的主体生成的三种模式归结为真实界、象征界与想象界。在后两个界域当中，主体虽然遭遇到他者的入侵——在想象界中所遭遇的是自身镜像的他者，在象征界中遭遇的是作为符号的他者，但却仍然在他者中认出自身的存在，最终成就一种虚假的自我同一性。而在真实界中，我们却不得不直面他者对我们的统一性所进行的破坏。没有了假象的遮蔽，我们被逼迫去面对这种非同一性。在此，用拉康的思维方式来说，这里所阐述的真理并非真正的真理，它近似于拉康的象征秩序，可以说成是一种未实现他者和自我和解的虚假真理，其构成了具体情境的规则；事件近似于拉康的真实，在既定的情势状态中产生断裂，产生了空。所以，“一旦涉及到象征界——由于主体在其中被卷入了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人际关系，一旦涉及到一种主体的卷入——这个主体是经由一句‘我想要’或者‘我爱你’而被表达在‘我’的辖域之中的，那么就总是存在着某种成问题的事情”[6]。例如，巴黎公社起义在梯也尔政府眼中就是一群流氓和恶棍的造反，但在马克思的描述中就是一次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因此，这里的主体的作用是借助主体化这一想象，抹平历史的象征和政治事件之间的真实所存在的鸿沟。换言之，主体将事件嵌入到大写的历史中，并对事件进行命名，在这个过程中，真理也通过主体化的身体得到证实。

(二)走向公开的“数学之路”

巴迪欧重构哲学场景的策略就是通过格奥尔格·康托尔(Cantor Georg Ferdinand Ludwig Philipp)的数学集合论来记述存在。在《世纪》这本小册子中，他甚至直截了当地指出，激进政治哲学的转向不是诗学的而是数学的。他从当代法国哲学所忽略的数学传统进行革新，吸收了拉康的观点，宣布数学形式化是我们的目标。因为“数学是关于真的科学，它提供了一种其他任何学科都不可能做到的把握真实的方式”[7]37。这就是激进政治哲学所遵从的理论基础，即以数学为本体论根基，通过现代数学的“集合理论”构建出一套体系，从而开创了颇具特色的数学本体论。

从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巴迪欧公开发表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依旧沉浸在法国的毛主义的经验中，但在1988年《存在与事件》发表以后，他开始转向数学，这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通向数学的本体论吗？”事实上，这恰恰是巴迪欧思想最鲜明的特质。巴迪欧认为他的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海德格尔的哲学，因为他们都承认了哲学革新的必要性，但在古希腊的两个源头中，海德格尔走向了诗歌，巴迪欧则转向数学。当然，巴迪欧承认有一个诗人时代，而且诗具有某种哲学功能，拥有和数学一样的地位，它们都能思考自身情势所呈现的意义，也能命名事件，开启一个可能性的空间。的确，被古希腊事件所打断的诗，从未停止过。海德格尔的工作以及它所描绘的当代哲学的整个图景可以理解为哲学对诗歌的缝合，他相信这是一种乡愁和寻根之旅。但在巴迪欧眼里，诗人的时代是诗人的上帝(或神)的时代。这个神只能说已经撤回到它本来的位置，此时在诗中言说的这种失却的显在究其本质仅仅是一种幻觉。诗人的时代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已经达到其终点的历史结构，这意味着，目标不再需要通过诗意的隐喻来表达，换言之，在一个巨大的历史轨迹之后，为了更新哲学领域，目标需要的是必须再次摆脱现在被确定为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olderlin)、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的特权权威，重新开始一个柏拉图式的姿态，如海德格尔描述的一个转身和忘记。所以，在此需要走向数学这一路径，因为“引述数学的可能性是由于真理和主体可以在数学的存在中思考”[1]18。诗歌不能表达实存，但数学公理是可以表达的，正是通过数学的严格思考，诗歌才摆脱了智术的困扰。巴迪欧不同意海德格尔的做法，他认为“本体论并不是存在的‘意义’的问题：本体论的‘内容’毋宁是完全植根于数学之中，哲学只能朝着归属于科学、爱、艺术和诗的事件-特征前进”[7]190。数学与诗歌不同，它不仅显示存在，还将无法辨识的东西加以呈现。在此，巴迪欧所做的努力更是为了通过将海德格尔从他所占据的杰出位置中移除来重新绘制当代哲学的“本体论”地图。

基于对海德格尔及形而上学的批判，巴迪欧认为哲学只能通过对本体论问题的新的考察来振兴，但他不同意撤退到诗学的境遇，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将形而上学看作是必须抛弃的东西，真实的存在只能被理解为简单的存在。他对海德格尔的回应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哲学与本体区分开来，提出一个不是基于本体的系统本体论——“什么也不是”——没有纯粹的存在，甚至没有海德格尔的诗意的预言，而是从所有表现中被彻底地减去；另一方面是哲学史的问题并不是试图以一致和系统的方式表达，而是试图表现为一体。对于巴迪欧来说，如果不是一个，那么它只能被认为是一个纯粹的多样。如若它不是一个，因此它必须是多个。这里我们得出本体论的两个关键条件：是多个而不是一个；本体论必须是存在的纯粹复数的一致表示。在此，巴迪欧通过将它设想为计数为一的操作，避免了对一的承认。一必须保持一个过程，因此，这个操作的计数为一从未自身提出，它只是演示的结构。因此，一致性被表示为对纯粹的多样性的计数的操作的结果。由此，巴迪欧让哲学回归到柏拉图的数学传统之中，摆脱了海德格尔的纠缠，走向了数学本体论。他在《存在与事件》中指出：“对数学的引述，所有被考察的东西，比起那些诗人来说，在普遍意义上更容易接近，也更是独一无二的。”[1]18这里走向数学更多的原因是“在于‘断裂’或分化出一种让其可以得以运算操作的观念上的物质”[7]83，在此，巴迪欧吸收了柏拉图意义上的唯物主义维度，这里的物质是非实体的，但具有实在性，准确地说，数学“是一个实在问题……数就是存在的形式”[8]，它能让我们思考情势中不可辨识的东西。在这里，柏拉图试图思索的明显是一种不连贯的多元，也就是说，纯粹呈现先于任何一的计数的结果。巴迪欧在《小万神殿》中指出，正是在拉康的影响下，他回到了柏拉图诉诸数学的姿态。跟随着拉康能指的诡计，他转向了数学，转向了拓扑理论，并将这种真实界、象征界、想象界都扭结于主体之上，目的是证明哲学可以被严格地形式化。在这里，拉康认为只有数学才能接近真实，回到哲学本身，因为这种话语就是本体论，是存在之为存在。所以对于巴迪欧来说，存在与真实并不一样，正如对于拉康来说，它将开启意义与无意义之间的空间。通过拉康的足迹，巴迪欧到达了格奥尔格·康托尔的无限概念，正是从这里起步，巴迪欧开始使用集合论和范畴论——他既忠诚于柏拉图的数学理想，也打破了传统的话语模式。因为对他而言，在存在的数学和主体之间其实存在着事件，正是事件打破了由本体论所描绘的困境。如果说，批判哲学的运动已经从“无能为力”过渡到“不可能”，这是柏拉图已经完成了的运动，那么巴迪欧则试图重建这个运动并由此走向了一条以数学为途径的哲学之路。

三、政治是哲学的前提再次重申了政治哲学的本质

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曾借苏格拉底之口这样说：“普通人不明白自己不知道某个具体主题的真正本性，所以他们就这样开始了，还以为他们自己知道：由于不能与考察的起点相一致，他们的结局你是可以期待的——既相互冲突，又自相矛盾。”[9]所以这里首先要搞清楚我们将要讨论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搞清楚政治哲学的定义。巴迪欧在《元政治学概述》的开头提到，政治哲学“是指任何从作为思想的政治的真实状况中可以自在以及自为地得出一种哲学的东西”[10]，但又不能基于此就将政治哲学理解为用哲学方式来思考政治。

其实，在西方的传统观念中，哲学具有优先于政治的地位，两者存在鲜明的区别。但在如今，这种认识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因为哲学已经放弃了神殿上的宝座，成为一种推动现实和改变人性的本真力量，这里的哲学兼具理论直观和现实批判两个维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古典政治是散发人性光芒的充满生机的广场政治，政治就是在城邦中实现和谐共同体生活的实践智慧的集中体现。这种政治是建立在良善基础上的，但在近代发生了很大变化，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剥离了政治的善性而引领我们走向了政治现实主义，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讲求人的自我保存，由此确立了一种客观性的权力政治，约翰·洛克(John Locke)则将霍布斯所谓的自我保存的欲望进一步发展成一种无限制获取的权利。由此，政治由完善人性的存在空间转变为通过理性计算而满足人的需要的纯粹技术行为，现代政治是在利益纠葛中脱离人的生活的议会政治。这种带有很强手段-目的的行为已经丧失了政治的本真，走向一种欲望至上的迷梦中。但巴迪欧坚持认为政治应该发挥一种基本的社会功能，让政治实现一种哲学高度的理解但又不至于沦落为哲学的附庸。查特尔·墨菲(Chantal Mouffe)就曾认为：“政治不能被局限为一种制度，也不能被设想成仅仅构成了特定的社会领域或社会阶层。它必须被构想为内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并决定我们真正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维度。”[11]此种意义上的政治我们可以称为普遍政治，也可以称为真理政治，这是巴迪欧坚持政治之为政治的本质所在。如果说，过去的政治是在讨论权力统治关系、对内对外关系，那么,今天的政治就是在讨论人类该如何活着？国家该如何运行？民主是不是一个好制度？按照巴迪欧的理解，虽然在传统观念中政治承担着一种消极角色，被看成是一种恶的力量，但随着人类进入到现代文明阶段，公共生活的日异复杂和私人生活的越来越社会化，政治需要承担更多的角色和使命。所以，巴迪欧所说的政治哲学不再是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那里所说的从政治的角度理解哲学——政治成为理解哲学的一个视角，而是哲学走出自己的理论宫殿，政治走出单纯的技术管理，曾经政治与哲学对立的局面被打破，进入到一种统一的视阈，而这也是巴迪欧期待政治哲学所达到的一种结果。当然，如果哲学思辨过多地介入到现实政治，只会让人们充满对抽象政治理想的憧憬，而丧失了对人类原初行动能力的肯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巴迪欧所说的在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上，政治是优先于哲学的。

但是，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再到当代思想家，政治哲学家总是试图从经济的或道德的层面定义政治作为社会秩序的一个特定的或不变的实例，他们的任务总是从一个旁观者或迟来的观众的位置辩论政治行为的本质，即传统的政治哲学是鼓励以旁观者的心态看待政治事物，而不是主张激进的政治参与，例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探讨这种形式的政治哲学，把讨论而不是行动作为思想的核心，从而推动讨论作为议会政治的本质。这意味着，哲学必须停止以一个旁观者的方式对政治的本质进行评价，而应该把自己置于政治的条件下，巴迪欧在这里的目的就是希望使政治的可能性或开放性观念在哲学上保持活力。那么，政治与哲学之间精确的关系是什么？在《哲学和政治的神秘关系》一书中，巴迪欧重新提出哲学和政治的关系，并将这种关系作为他思考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概括来说，政治是首要的，哲学以政治为条件，而且哲学能够为政治寻找基础，提供一些基础的价值观念和伦理概念。这暗含着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思想，传达一定的理念。哲学不在政治之外而是在政治之中发生，正如古希腊时期政治发生在城邦之中一样，如今的哲学与政治是不可分离的，哲学需要在政治的权力框架内沉思，政治要在哲学的理论视野中运作。正如巴迪欧所言，政治的真正形式是思维形式的后果，他曾经举过一个大沙漠的例子，认为哲学的图景如同一个空旷的大沙漠，政治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用席尔文·拉撒路(Sylvain Lazarus)的说法就是政治是一种“内心思考”(penséeenin-tériorité)，哲学被指定为政治思想的场所。

进一步来说，哲学是由政治限定的，这是基于政治具有思想而言，而且，政治作为实现自身功能的形式，最重要的就是集体行动。巴迪欧的四个哲学条件中，为什么政治最终成为哲学的首要条件，究其原因就在于政治是集体的真理，这个政治取向已经将它与真理联系在一起，而科学、爱与艺术只是少数人的真理。因此，政治是一种具有普遍化意义的集体事件，承认属于所有人的政治事件表明了这种条件所特有的内在普遍性：“只有政治本身就需要宣布它的思想是所有人的思想。这个宣言是其组成的先决条件。”[12]他坚持认为政治导向是在“真理”的观念下成为哲学，“其独特的一般公理必须是：人们认为，人们有能力真理”[2]71，这里具体的政治取向适合于提升到哲学的条件。正如巴迪欧在《哲学宣言》中所宣称的那样，与其说是哲学的宣言，不如说是政治的宣言，因为“提出哲学——也只有哲学——要对这个世纪的政治的崇高或者罪责负责”[13]，这也是为什么要让政治成为哲学的前提。

综上所述，巴迪欧眼中的政治哲学需要具备以下三种要素。一是它要实现从自在到自为的思想过程必须经过哲学的洗礼，而哲学在此要为真理提供空间。所以哲学的终结与其说是后现代主义打破哲学传统的尝试，不如说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作为真理的哲学是不会随着派别和时代的更替而消亡的。二是它要实现一种政治革命，就必须要有一种形式化的科学论证，这种论证不是海德格尔所谓的“诗的神话”，而是巴迪欧提出的数学本体论，这种“数学=存在”的论证脱离了形而上学的桎梏，走向了唯物主义之路。同时，这种政治革命需要事件-主体和真理的相互配合，为最终通达真理提供前提条件。三是它要重新阐述政治与哲学的关系不是霍布斯、洛克意义上的，也不是新自由主义意义上的旁观者姿态，而是一种介入当下社会现实的激进姿态。这种当事者的姿态表明政治哲学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存在于现实生活并展现哲学与政治张力的一种东西。所以，巴迪欧对于政治哲学的重释在很大程度上既更新了古希腊传统，又为新时代的政治哲学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政治哲学研究的一道靓丽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