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全 胜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空间的生产》是列斐伏尔思想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他在书中指出：二战后，随着都市空间生产的高速进行，都市空间规划问题日益受到人们重视。所谓资本逻辑就是生产或生活活动按照资本规则展开，采用资本方式进行。都市空间规划中的资本逻辑就是都市规划活动受制于资本规则，按照资本方式展开，使都市空间规划走向中心化、视觉化和消费化，显示着技术理性对日常生活空间的干预和操控。资本主义都市空间凭借技术理性实现了新扩张，于是，资本批判就需要转向都市空间规划工具理性方面。对都市空间规划的资本逻辑进行审视，是为了克服都市空间规划问题，以复归真正的都市空间权利。

一、都市空间规划及其资本逻辑问题

列斐伏尔认为，根据历史时期划分，都市空间也可以划分为“城邑”“城市”和“都市”三种形态。但是都市空间形态和历史时期不是完全的对应关系。“城邑是农业时代初期以来人类的一个创造，是一个典型的作品”[1]。城邑是特定生产力下才产生的空间形态，是对农村空间形态和传统空间生产方式的扬弃，不仅包含社会关系，而且酝酿着阶级冲突。城邑努力实现对农村空间的支配，是资本运作体系的组成部分，能够达成交换价值，是资本支配下的时空结合体，而不是降低时间地位后主观想象的产物。文艺复兴之后，工业化得到很大发展，城市化比较迅速地进行。伴随着工业化和资本化，城邑消解，都市诞生，但都市社会到目前仍没有完全实现。

(一)资本主义促进人类进入都市时代

列斐伏尔认为，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进入都市化时代，让消费占据了城市生活中心，给社会带来了现代性的空间焦虑，引发学者对空间生产政治性、空间伦理和空间物化的关注。资本逻辑推动人类社会进入高速运转的都市化时代，让都市生活展示出变动性、同质性、交互性、竞争性、虚拟性等特点。后现代都市空间消费文化让大众过着以休闲娱乐为主的游荡生活，宁愿在无边无际的游荡中死去，也不愿追求永恒目标，人们走上无方向的林中路，进行漫无目的的自由探索。都市化让发达工业社会生产日益呈现出空间扩展的色彩，并让空间生产变成社会运行的主导模式。空间生产以都市化为轴心加速进行，为资本运作和政治统治服务。生产要素的空间组合和空间资源的高度聚集，导致大型城市产生。空间资源的快速流动、社会空间制度的革新，让都市化形式不断变革。都市空间矛盾是资本增值带来的，技术理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都市空间的设计、利用无不与技术理性紧密相连，彰显着资本统治的力量。

科技进步既促进了城市规划，又让城市规划资本化不断加深，都市空间的矛盾和对立正是空间生产技术化的展示形式。随着都市化的高速进行，资本法则深入空间生产。资本操控的空间生产成为政治统治的主要策略。政府掌控土地，并力图从土地买卖中获利，行政干预自然经常使用，以维护当权者的利益。城市将统治阶级的利益强加给民众，加剧了市民和政府的矛盾，让地方政府陷入危机。城市危机是由于地方政府对市民的支配引起的，城镇化捆绑了市民利益，让市民无法监督城市行政人员，而城市行政人员凭借市政机构实现着私人利益。政治意识形态渗透进空间生产，引起都市空间的等级化，加剧了中心和边缘地区的对立。城市规划集中展现了空间生产的意识形态性，既体现着国家的权力意志，又彰显着阶层意识和种族差别。资本主义打着个人主义的口号，将不同种族分割在都市空间的不同区域，让白人大多居住在环境优美的区域，将黑人大多限制在脏、乱、差的贫民窟，固化了种族差别意识形态。都市空间生产和政治意识是互动关系，让发达工业社会空间生产集中展示为大都市空间规模的迅速膨胀，“表现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方面”[2]47。列斐伏尔以都市空间规划过程为考察对象，阐释了资本主义都市空间的矛盾和运作逻辑，分析了都市空间的阶级性，从而提出差异空间的变革方案。只有实现日常生活艺术化，才能将都市空间变成适合于人类生存的美丽家园。

(二) 都市空间规划需要资本增值

列斐伏尔认为，都市空间规划延续着资本增值逻辑，成了都市空间的突出问题。都市空间规划具有资本性、过程性、复杂动态性，让空间资本、空间政治、空间行动有了出场理由。都市空间规划是不断演进的过程，具有历史形式，蕴含了普遍的异化现实和日常生活。都市空间生产凭借政治意识形态将不同空间区域、空间系统结合起来，让不同主体都参与了空间生产，成了工具理性支配的客观对象。都市空间规模不断膨胀，让城市规划决策者没有时间进行实地考察，而只能对数字材料、申报项目进行盲目的审核预定。都市空间规划是由政治权利主导的，强制措施经常参与进来，这种强制手段打着集体的名义实际上只代表少部分人的政治经济利益，于是，都市空间规划促进了国家政权的稳定。各种权利主体也推动了政治意识形态对城市规划的渗透，参与了都市空间生产的资本化过程，并被技术理性和资本增值逻辑支配。“可以肯定的是，遵循建筑师，城市规划师或者计划者作为一种专家或者最终的权威，在联系到空间上可能是一种最大的幻象”[2]95。

都市空间规划被资本逻辑绑架，让人们开始反思都市空间中的“价值”，以挽救都市时代生活的衰落。而都市社会学最主要的代表——列斐伏尔对都市空间规划的批判以法国的城市规划为例子，集中考察了巴黎的建城历史。资本主义兴起后，巴黎作为资本和现代性的结合，展现了权力意志，是金融资本的集合，缓解了阶级矛盾，改善了公共交通设施，变革了社会关系。“资产阶级打碎了位于巴黎中心的马雷区的贵族空间，把它变成了为物质生产服务和工厂、商厦林立的区域”[2]57。巴黎从传统的城邑转变为包含生产和消费的都市空间。伴随着工业化生产，都市空间规划问题日益显现出来。都市化变革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其认同力量导致人与自我的对立，影响了社会进程乃至未来社会的建构。技术理性支配下的城市规划让文化遗产保护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我国正进入快速的城市化时期，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快速的城市化遭到了环境保护运动的抵制，人们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用立法形式保护文物，人们已经用文化遗产称呼文物。城市规划仍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城市规划仍坚持由内而外的等级模式，导致单一都市空间中心格局，引起出行、环境、居住等问题。城市建筑挤占了绿化面积，城市热岛效应也在加剧。规模效应追求快速建设，造成城市规划的千篇一律，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和等级秩序造成城市规划僵化、冒进，导致房地产不断破坏老城区，用旧城改造的名义赚取利润。传统民居不适合现代人居住，但现代建筑也有问题，不能以保护的名义破坏。政府的政绩工程等短期行为加剧了城市规划的短平快，让很多城市规划缺少文化内涵。其次，城市规划缺乏特色，雷同现象严重。城市规划盲目追求规模，不断的拆迁改造让市民无心打理自己的房屋，造成传统建筑年久失修，危旧房屋不断增加，一些传统建筑是当地气候、风土人情的结果，有着一定的地域合理性，能适应现代人的居住。政府的错位开发，导致人们把文化遗产当成赚钱工具，有些人还盗窃文化遗产。最后，应对城市危旧房屋缺乏科技手段和资金。政府投资无法避免文化遗产被破坏。城市规划应该体现城市历史变迁承载的文化传统，应该保护老城，避开老城建设新区。在城市规划中应自觉考虑文化遗产的保护，注重细微的个人利益保护，发扬城市原有的特色。都市空间规划是资本控制都市空间的手段，是维护资本政治统治的策略，“值得铭记的是，都市有着不能更坏的敌人，即都市规划和‘都市主义’，它们是资本主义的和国家的战略工具，用来操控碎片化的都市现实和被控制的空间的生产”[3]。

(三)资本增值引起都市空间规划问题

列斐伏尔认为，随着资本统治的加强，整个都市空间都成了资本再生产的场域。都市空间生产及其规划变成维护资本生产方式的主要手段。正是凭借都市空间规划，资本统治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都市空间规划与资本增值结合在一起，让社会空间充满矛盾和冲突。“城市权的解释，具体化为要求基本的人权，把这种权利呈现在特定的都市空间语境和因果性中，这已经激发了多种规模的政治运动”[4]。都市空间规划不是静止的虚空，而是被有计划制造的，具有政治性和文化意识形态性。都市空间规划与全球化、信息化及日常生活有密切联系，不仅是受时空限制的物质生产过程，而且是不断突破地理限制的自我生产过程。都市空间批判是对都市空间异化造成的人的价值缺失的反思。都市空间由交换的空间结构网络、空间资源和空间设施构成。每个社会结构都有自己的都市空间形态。不同的都市空间形态可以相互侵入，因此应该被当成一个总体加以阐释，要防止空间分离和碎片化。

技术让都市表面化，没有崇高和等级，只有平庸和游戏。整个城市都被技术和数字包围了，让当代都市的特征呈现为表面性、矛盾性和不确定性。技术理性让都市成为商业娱乐的集中地，制造了大量符号信息，让人们处于商业文化的包围，刺激着人的消费欲望，给人虚假的幸福许诺，失去了反思和批判社会的能力。技术化并没有使人完全摆脱恐惧和建立自主意识，并没有完全将人从愚昧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带来了异化，既扩展了人的理性，促进了人的主体意识，又用技术理性强化了意识形态，用机器取代了人的主体劳动，强化了人对自然的支配，也加强了对人的控制。技术理性既束缚了人的自由选择意志，又限制了人的主观创新能力。

二、都市空间规划：中心性和动态性的资本逻辑纠结

列斐伏尔指出，人们针对都市空间生产对城邑的破坏而提出“都市”范畴。都市空间是生产关系的集合营地。都市空间规划让不同空间要素重新排列组合，引起都市空间中的中心性和同时性特质不断纠缠在一起产生新的空间结构和空间系统，是精神性和社会性的结合，其社会性展示为都市空间的社会意识化和资源聚集化，其精神性呈现为都市空间的符号视觉化和生殖化。

(一)都市休闲空间成为短缺商品

列斐伏尔认为，都市空间规划中的资本逻辑让一些短缺商品变得充裕，而一些原本充裕的物品却短缺起来。人在都市社会里，基本的行为是消费和娱乐。休闲空间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日益短缺，被资本增值纳入生产体系，成为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社会产品，于是，休闲空间成为紧缺物品。休闲空间在发达工业国家尤其短缺，这让它们忙于拓展海外空间。资本生产出的休闲空间因与工作空间相对，而具有独特魅力。休闲空间服务于资本增值，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主要呈现方式。休闲空间有利于调节生产和消费过程，进入资本运作环节。休闲空间并非满足了人的真实需求，而是不断激发着人的本能欲求，并非让人成就自己的价值，而是使人陷入消费的泥潭。“禁闭已经成为各种滥用权力因素的大杂烩”[5]。休闲空间体现政治意图，是政治意识形态精心策划的结果。国家凭借改善公共设施、安排假日来实现都市空间市场化，都市空间的市场化又不断巩固着资本政治权力。

资本逻辑推动的空间生产让都市空间变成一个物化空间，呈现为空间的同质化和市场资本化。都市空间生产在提供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引起了大量的否定因素，否定因素不是来自边缘空间或下层群体的斗争，而是源自其核心部门或上层阶层的资本扩张需求。“这种破坏并不只是由公然宣称的暴力所造成”[6]。休闲空间的使用功能被交换功能遮蔽，人与人的关系被异化为物的关系。休闲空间和都市空间并非是完全对立不可交融的。其一，都市空间是休闲空间形成和发展的前提。随着技术理性的渗透，都市空间不断被人改造为休闲空间。休闲空间对都市空间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让纯粹的自然空间在消逝。其二，都市空间在转化为休闲空间中延续了自己的形态和结构。休闲空间在侵占都市空间领地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更加深刻地认识社会，参与到整个社会的生产运动机制当中。都市空间虽然在消逝，但休闲空间始终是都市空间的产物，始终在都市空间的基础上才能发展。休闲空间具有多重维度和社会意义：人口是休闲空间的核心，资本是休闲空间的主要推动力量，土地是休闲空间的基本前提，文化是休闲空间的主要价值追求。

(二) 都市空间的动态化

列斐伏尔认为，都市空间规划中的资本逻辑让都市空间动态化。在资本运作的早期阶段，钢铁等原材料要比土地更重要，人们更热衷于金融业而不是建筑业。随着资本运作模式的转换，土地也被当作资本增值的工具，让都市空间生产进入土地动产化阶段。土地是房地产业不可缺少的基础材料，是可以交换的商品，成了都市空间生产的起点和产物，“在一些国家中，比如西班牙和希腊，房地产部门已经成为由相当熟悉的政府干预形式所构成的经济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其他国家，比如日本，求助于房地产部门来弥补通常的生产——消费循环带来的困境并增加利润，这已是稀松平常之事，甚至对房地产部门进行事先预测和规划”[7]。为了进行大规模的空间生产，资本主义实行了圈地运动，空间生产延伸到了自然领域和乡村空间，让一切空间形态都成了具有交换价值的社会产品。

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空间生产集中展示在都市空间的膨胀。都市空间规划是由资本逻辑高度发展组织起来的，它将社会矛盾和空间矛盾混淆。都市空间规划是人类工业文明进步的产物，承载着生产交换、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是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市空间规划激发了商业活动，促进了技术进步和贸易活动，让工业生产更加兴盛。城市支配了农村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心理，让都市空间中的生产更加资本化了。都市空间中生产关系的主导力量是资本，城市化也是资本积累过程。都市空间是区域性的居住点，是等级化的空间结构，总是围绕一个主导型的大都市，形成相对稠密的聚集地。都市空间具有吸引力，是聚集和弥散的结合，能够用数字解码都市空间的起源和历史轨迹。后现代都市是去工业化和重新工业化的，兴起高技术的服务业，让劳动力市场两极化趋势更加明显。后现代都市也是空间碎片化和两极化过程，城市中有不同阶级，贫富差距加大。都市空间规划无法漠视空间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充满着社会关系、经济模式和政治抗争。

(三)都市空间的中心化

列斐伏尔认为，都市空间规划中的资本逻辑让休闲空间成了稀缺商品，都市空间被割裂为片段，导致都市空间中心性矛盾。空间中心化是都市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都市社会遵循着中心性逻辑。中心是虚无的，需要内容填充，既是自然形态，又有着人工痕迹，是产品和关系的结合。都市的中心性蕴含着同时性，每一种社会形态的都市都制造出自己的空间中心。“说出‘都市空间’是为了说中心和中心性，不论这是否是事实的或者仅仅是可能的，饱和的，破裂，因为我们这里谈论的是一种辩证的中心性”[2]101。都市的中心是资本为了实现增值对空间的重组，都市的空间中心是经常移动的，但资本家渴望不移动的空间中心。列斐伏尔将此种静止的中心性称作“中心化”。中心化要求较强的都市理性，要求在全球范围内生产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空间生产制定出中心性的空间秩序，赚取大量财富。

都市空间的中心化体现政治意识形态，既需要资本的支持，又需要规划者的证明。中心性演变为中心化，是因为空间生产的空间是僵化而零碎的。空间生产的同质性否定多元和差异，让空间能够被任意切割。“政治权力支配或寻求支配空间，纪念碑、广场的重要性被城镇公民论说，他们以非政治的态度来处理空间，……不像宇宙和教堂有政治意义和目的”[8]。这样，资本主义就能按照资本增值需求对都市空间进行规划。于是，中心化与空间生产实践相关，让空间生产添加进社会等级色彩。总之，中心化是资本主义技术理性操控的中心化，让中心和边缘的都市空间对立更加明显。城邑到都市形态的转换是充满矛盾的大规模过程。“都市运动通常依据其定义被视为与根源于在生产中对劳动进行剥削和使之异化的阶级斗争和反资本主义斗争相分离或相不同的事物”[9]。于是，资本主义对一切都市空间都作了符合自己利益的规划整合。都市空间规划和国家意识形态紧密结合，形成了僵化的城市机器系统和机械生产体系。

(四) 都市空间的视觉化

列斐伏尔认为，都市空间规划中的资本逻辑让都市空间变成抽象空间形态，趋向视觉化。都市空间的建筑实践体现着空间的可视化特征。“城市化是对现代性空间化以及对日常生活的战略性‘规划’的概括性比喻，而正是这一切才使得资本主义得以延续，得以成功地再生产其基本的生产关系”[10]。规划师利用绘画把三维的现实空间简化为二维平面，立体的都市空间成了视觉产物，具有平面化特征。视觉的强烈刺激让都市空间与生殖器联系，涌动着本能冲动。土地和空间广告因为视觉媒体的加入而布满男性的生殖欲求。满足视觉需求成了第一需要，视觉文化布满日常生活。

具有视觉化特色的都市空间不是客观中立的，而是带有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建筑设计师的都市空间规划要符合主流政治意识、资本增值需求、资产阶级的意愿。政治权力操控的空间生产控制了都市空间生活。都市空间的生殖化不仅展现了社会性别差异，而且表明暴力的普遍存在。资本主义凭借工具理性生产同质化的空间形态来控制都市空间生产，这样，都市空间僵化了，日常生活平面化了。因此，都市理性是技术和政治权力合谋的结果。通过政治权力，历史城市被迫转向都市化，都市空间生产呈现同质化、破碎化和等级化，并趋向视觉化和生殖化。视觉化是比景观化更重要的范畴，让资本成为形象，并遮蔽了资本增值的缺陷，为资本意识形态摇旗呐喊。消费需要视觉化，而视觉化只是遮羞布，为资本增值做辩护，体现着资本维护统治的需求。

(五)都市空间的消费化

列斐伏尔认为，都市空间规划中的资本逻辑还服务于消费。都市生活如同荒原，没有高尚的价值和原则，甚至不如迪士尼乐园真实，到处充满种族歧视、平庸的市侩和冰冷的人际关系。都市空间生产中财富的增长要快得多，这也带来更多的不平衡。都市空间生产的逻辑是符号编码的意义，而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市空间的使用价值已经隐形，而其符号价值获得了人们的极大推崇。都市空间生产的符号意义只是对平等和幸福等价值的虚幻建构。“长久以来，消费是交换体系(社会剩余生产)盈余的一部分，空间的生产因此恢复了使用价值，并凭借宏大的过程在外部将自己纳入政治战略，继而渗透到政治”[2]350。

科技水平的进步，让城市高层建筑异军突起。都市空间生产和交换都是以符号媒介为中介的，彰显符号的重要的社会意义。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相互联结构成整体系统的社会。整个社会都建立在物的体系中，制造出令人心动的景观符号。消费是对符号的不断占有，这种占有不是为了肉体的生存需要，而是为了展现身份和地位的优越性，表明人类已经摆脱了单靠食物活着的低级阶段，而更多追求精神的愉悦。都市空间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主要场所，已经引起很多学者的关注。工业革命和科技的进步也影响了都市空间规划和空间生产。都市空间生产导致了国际大都市的产生，人口向郊区迁移也导致城市中心衰落。工业化生产不是人类社会的目标，而只是为都市社会做准备。都市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生产的中心，权力矛盾、贫富差距、技术冲突也主要表现在都市空间。技术理性已经充满都市空间，围绕城市权力的技术斗争已经成为城市革命的核心问题。城市是生活的聚集地，受国家权力控制，集体消费体现人民和国家的关系。

符号消费迷惑了世人，遮蔽了真相，让都市生活成为一片空虚的沙漠。消费社会是视觉文化发达的社会空间形态，人们凭借象征意义表现自己。符号时代让幻觉占据人的头脑，建构了社会空间的内在线索。消费社会充满了符号奴役：物关系被异化成消费关系。符号谋杀了人的本心，消费社会中的一切都成了符号，真实被虚拟代替。媒介用电视广告制造审美幻觉。媒介广告在生产时代的目的是展示商品的使用价值，在符号时代则是为了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消费社会将身体变成审美的符号幻觉，都市消费让资本变成图像、商品成为符号。符号和图像在媒体中不断循环，让人与现实隔离，形成独自运行的体系，变成机械麻木的动物。都市空间的消费化把人带入虚无的梦乡，让人沉迷在自我享乐中，毫无顾忌地追逐个人欲望的满足，从而可能损害他人利益。

三、都市空间规划中资本逻辑问题的对策

列斐伏尔认为，要消除都市空间规划中的资本逻辑问题，除了要加强对资本的监管，更主要的是要进行总体性都市革命和日常生活革命。

(一)总体性都市革命

为了消除都市空间规划的资本逻辑问题，就要进行总体性的都市空间革命。列斐伏尔认为，阶级革命策略对城市规划的使命已经结束，必须用都市革命取代阶级革命。他反对马克思用二元对立思维把社会的一切看成二元对立的事物，扬弃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而采用日常生活空间变革的微观视角，并强调了消费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他认为，马克思是生产主义者，应该采用诗性实践变革日常生活。列斐伏尔主张打破传统哲学对都市生活空间的忽视，重新发现都市生活空间的解放意义。因此，都市空间变革要依靠艺术革命，达成总体人目标。“艺术在日常生活以及劳动生活中汲取自己内容”[11]。其实，都市空间革命不是阶级革命的发展，而只是列斐伏尔建构的乌托邦。列斐伏尔都市空间规划批判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实践，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延续和继承。1968年都市革命运动的失败，并没有影响列斐伏尔对都市空间革命的信心。技术理性下的都市空间规划始终体现着资本增值逻辑，这使它在都市空间生产进程中引起了一些冲突，消解了都市空间稳定秩序，其中,都市空间规划中的同质化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后现代都市空间的提出既是都市空间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又是发达工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完全成熟的网络空间还没有建成，但人们正在努力建构。都市空间规划的同质化不断压制多元和个性，抑制都市生活的多样性，让都市生活成为死气沉沉的腐臭死水。都市空间规划不仅表明人对自然的占有和掠夺，而且表明社会对个人的压抑和操控。发达工业社会都市规划的危机是综合危机，不只是资本主义的小病患，而是资本主义的重症顽疾，不仅是经济在走下坡路，而且是政治、文化、生态各方面的颓败。都市空间生产的结果是人工“产品”，具有同质性特质，制造了各种空间形态，这些空间形态又凭借全球化在不同区域中再现。由于资本主义一直倡导都市空间生产的一体化，导致各区域生产的趋同，形成了重复而集约化的都市空间生产模式。环境正义的实现需要建立差异地理空间，让空间生产能够实现地理上的均衡。都市革命就是要看到不同空间生产主体的空间生产能力和空间利益需求是不同的，在都市空间资源和都市空间产品分配上就是要立足于个体差异，合理公平的分配，保证和促进有序竞争。

(二)日常生活革命

都市规划中的技术理性已经从控制经济变成控制日常生活空间。列斐伏尔认为，要消除都市空间规划的技术理性控制就要进行日常生活革命，不断争取日常生活的自主权。日常生活自主权不是宏观抽象的群众利益，而主要是弱势群体的居住、工作等具体权利。革命的目标应该是日常生活空间，而不是经济改革或政治革命，应该拓展革命策略，进行文化革命。因此，要扬弃以前的革命行为。以前的革命让日常生活产生消费异化，“当革命行为被局限于经济平台时，它就会陷入泥潭，迷失其真正的目标”[12]。政治或经济革命不一定会导致文化变革。如今，文化革命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其他革命都失败了。只有文化革命才能克服经济主义科层制、经济技术理性及规划的强制。都市空间规划导致冲突，这些冲突在政治上表现为政治斗争，斗争的核心是让日常生活摆脱资本控制，由大众掌握都市空间。“城市规划的核心价值应该是公正与公平，这是现代城市规划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生存和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13]。社会主义空间要将使用功能置于交换功能之上，将真实需求置于虚假政治命令之上，将现实平等、正义置于虚幻道德理念之上。

随着科技的进步，日常生活空间被资本看中，成为资本增值的策略和媒介，并占据经济舞台的中心。微观日常生活是空间生产的重要工具和领地，社会空间组织和空间结构在微观日常生活中都一一呈现。微观日常生活围绕都市空间进行，前工业社会的社会关系生产及再生产散布在都市空间的各个角落，而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关系生产及再生产聚合于城市中心。随着发达工业社会步入后现代符号消费，城市中心消失，这让微观日常生活的人们失去了真实。“资本的危机来自分散的城市中心，分散的城市中心让异化现象进入微观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14]。技术理性引起的贫乏和空虚需要日常生活的琐碎来填充，可日常生活早已被空间生产变成一块僵化的“钢板”，我们需要用细致的方法对日常生活进行总体性的把握。日常生活微观领域隐含着深刻的变革力量，从一个小事件就能得出深刻的规律性认识。这样，日常生活的小事件就不仅是个人的微观事件，而且是宏观的社会事件。总之，日常生活有着丰富而多元的内容，日常生活不仅是值得关注的，而且隐藏着革命要求。

四、结语

列斐伏尔认为，都市空间革命对于促进城市化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只有进行都市空间革命，才能还原都市生活的原本色彩。都市空间规划中的技术理性构成统治日常生活的强大力量，让一切都成为消费符号，具有交换功能。都市空间规划的技术理性是一种被动的看与观看。赤裸裸的欲望和庸俗，早已成为消费时代的潮流，这里的消费欲望是虚假的、转瞬即逝的。在晚期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理性主导着都市空间生产和消费，都市消费行为也不再听内心真实需求的召唤，而是为了“伪需要的满足”，这导致消费只是幻觉。“在这种技术理性造成的幻觉中，人既不能拨开社会的迷雾，也不能直面自己的心灵，而是被作为都市消费继续运行下去的工具”[15]。只有将空间生产与日常生活空间、都市空间和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思考，才能认清都市空间规划中的技术理性弊端。都市空间探究需要从历史革命过渡到空间政治变革。可以说，都市空间革命是共产主义解放的空间化呈现。

只有进行都市空间革命，城空间权利斗争、都市空间利益才会实现。“正如日常生活所表现的那样，经济和意识形态只有在发生革命危机的时刻才能提高到政治意识的水平”[16]。科技进步让资本主义整体由工业时代进入都市时代。工业化不断塑造都市空间形态，而城市化是资本统治的必然选择。社会的解放力量就是都市空间革命，就是实现总体的人。人是空间生产的主体，是社会空间存在物，人的空间在场是空间生产属人性证明。人身体的空间在场构成空间生产的起点。人在场的空间才是充满生气的空间，回归真实日常生活空间必须让身体在空间出场。因此，都市空间革命不仅是外在形态和内在结构的变化，而且是身体空间在场的改变。都市空间革命依赖于身体空间的改变，关注身体空间即关注空间异化及人的解放。都市空间资本逻辑批判就是要挖掘身体空间的潜力，以消除资本对人的奴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