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楠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诠释传统中，考索作者本意向来具有重要地位。其中，“厥旨渊放，归趣难求”①的阮籍《咏怀》组诗，乃是一个得到自古至今持续关注的样本。通观诸说，又不难发现，有一类对《咏怀》本意的诠释实蔚为大宗，其基本理念是：《咏怀》中的很多篇章必然暗藏具体的“文外意”，只有通过重建文本历史语境等手段破解之，才算准确觅得阮籍的真实旨趣。它与仅笼统地勾勒《咏怀》创作背景，且以疏解“文内意”为满足的本意诠释大不相同，故笔者专门将其称为“本意索隐”。有关《咏怀》的本意索隐，在《文选》“五臣”、刘履、陈祚明、陈沆、蒋师爚、曾国藩等人那里有典型表现。自20世纪至今，黄节、陈伯君、邱镇京、韩传达、顾农等均是其自觉的后继者。

毋庸置疑，每每在史料证据上捉襟见肘的《咏怀》本意索隐，其结论在古人那里便常有争议。而随着文本中心、读者中心观念在当代文论界的盛行，这种研究更是在必要性及可能性上屡遭时贤质疑。尽管这样，笔者仍不想断然否决其生存权，而是认为：没有哪种文学诠释视角具有绝对的真理性。它们都既具备价值，又存在限度。既然本意索隐是一种保持着长久生命力的诠释现象，我们就理应首先尽可能持中性立场对其肌理加以剖析，然后再予以审慎评判。就阮籍《咏怀》这一个案来说，学界已对该组诗诠释史之流变脉络有所描述，对诠释结论之多样性特征有所关注②，但是，专门以本意索隐为切入点，并对其基本类型做出清晰归纳者，似仍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