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颍

“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又称“文本间性”，由法国理论家克里斯蒂娃（Kristeva）于1966年在《词语、对话和小说》中提出。克里斯蒂娃认为：“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镶嵌组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与转化。”①后来，索莱尔斯又将互文性重新定义为：“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②互文性理论“囊括了文学作品之间互相交错、彼此依赖的若干表现形式”③，强调在文际关系中发掘和解读作品的意义。这一具有丰富阐释力的理论，引起学界高度关注，被众多研究流派吸收、挪用，迅速波及文学、艺术、文艺学、语言学、翻译学和文化学等诸多领域，成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批评理论之一。

互文性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传入国内，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相关研究日渐繁荣，越来越成为热点论题，以互文性为主题的学术讲座也频繁出现在高校课堂。2012年11月，克里斯蒂娃应邀赴复旦大学做了以“互文性”为主题的系列讲座。其间，有学生向她介绍中国古代学者对于“文”的理解，即古人认为线条、色彩、声音等的交错都可以产生“文”。《说文》曰：“文，错画也。”④虞翻曰：“乾，阳物。坤，阴物。纯乾纯坤之时，未有文章。阳物入坤，阴物入乾，更相杂成六十四卦，乃有文章，故曰文。”⑤卦象相杂形成纹饰，乾坤相杂形成文章。克里斯蒂娃惊奇地表示，中国古代对于文本的理解极具开放性，已形成理论体系，相比较而言，西方古代对于文本的理解还没有上升到理论总结的地步⑥。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⑦互文性这一文本理论虽产生于西方，但中国古代学者对于文本的理解却与其大致相同，古典文学中有丰富的互文性现象，用典、拟作、集句等创作手法都会形成互文性，一些传统批评方法与互文性理论讨论的问题也有相通之处，因而中国古代文论中不可避免地涉及许多与互文性相通的思想。对中国古代文论中与互文性相关的概念和命题进行归纳、探讨，有利于中西文论对话，探索融会中西的当代文论建构。

一、“秘响旁通”“推源溯流”与互文性理论

刘勰提出的“秘响旁通”“互体变爻”之说，注重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与相互引发，强调文本意义的派生以及文本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与上述互文性理论有相通之处。“其核心都是每种文学现象决非孤立存在，而是处于相互指涉、相互生发与演化的开放性的庞大网体中，文学现象之间、文学现象与非文学现象之间存在跨越时空的一种交流与沟通，交织着多种声音的回响和多重意义的叠变。”⑧刘勰写道：

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义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⑨

“旁通”与“互体”“变爻”均见于《周易》，指六十四卦中每一卦都隐含互体变卦的多种可能，每一卦都与其他卦相互指涉关联、相互引发。刘勰将这一哲理运用于文学理论批评，以“秘响旁通”喻“义生文外”，以“互体变爻”喻文意相关，以“伏采潜发”阐释文意的派生与交相引发。李曰刚《文心雕龙斟诠》曰：“秘响，谓秘而不宣之心声。”⑩“秘响旁通”是指秘而不宣的心声（文外之意）可以根据与文意相关之义理推断出来，“互体变爻”是指一篇文辞与其他文辞交错所引发的意义变动。这一观念强调文本的意义相互关联，在互相指涉中得到拓展和延伸、增值和变化，与互文性理论强调在文本关联中解读作品的意义是相通的。

谭献在《复堂词录叙》中对“秘响旁通”说做了进一步发挥：“又其为体，固不必与庄语也，而后侧出其言，旁通其情，触类以发，充类以尽；甚且作者之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⑪这里从解读的角度说明文本的意义产生在文辞之外，尽管作者未必要表达某些意义，但读者可以用心旁通（联系、参照）其他文本，根据自己的理解解读出多种意义。

“秘响旁通”的命题，不仅可从阅读的角度理解，而且可以从创作的角度阐释，叶维廉指出：“阅读（创作亦然）时的‘秘响旁通’的活动经验，文意在字、句间的交相派生与回响，是说明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间所重视的文、句外的整体活动。我们读的不是一首诗，而是许多诗或声音的合奏与交响。”⑫作者、读者创作或阅读时，在字、句间的交相派生与回响中产生多种文意，这种合奏与交响即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互文性理论家把互文性看成记忆，即“由文本所承载的记忆，作者的记忆和读者的记忆”⑬，认为文本的意义生成于由这些记忆形成的“文下之文”中。“秘响旁通”论亦重视文、句外的整体活动，这种活动经验也可以说是作者的记忆和读者的记忆，与互文性理论相通。

古代文论中的互文性意识对诗歌理论亦有影响，钟嵘《诗品》即如此论述作品的风格源流，如“古诗”条云：“其体源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⑭认为古诗从《国风》而来，陆机模仿古诗而作的拟古诗，文情并茂，撼人心魄，亦与《国风》的风格相似。“宋徵士陶潜”条云：“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⑮在品陶诗时，钟嵘指出其诗渊源于应璩，又协和左思的风格、骨力。“晋记室左思”条云：“其源出于公干。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⑯钟嵘认为，左思诗从刘桢而来，文辞典雅而怨，很是精炼、确切，得到讽喻的意趣；虽比陆机诗质朴，却比潘岳诗深沉。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指出：“《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如云某家之诗，其源出于某家之类，最为有本之学。”⑰随后，他又指出：“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此意非后世诗话家流所能喻也。”⑱章学诚不仅对《诗品》给予高度评价，而且指出其特色是“溯流别”，即运用了“推源溯流”的批评方法。他认为这种批评方法是最有根基的学术，具有“探源经籍”“窥天地之纯”的重要意义。章氏对“溯流别”的论述堪称卓见，钟嵘《诗品》的“推源溯流”法，注重推溯诗歌的源流关系，涉及作品的影响和接受等许多重要问题，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主要方法之一⑲。但他没有注意到钟嵘“溯流别”的批评话语，也在“文外之意”中指出了诗歌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关联。

张伯伟将“推源溯流”法归纳为三个构成部分：渊源论、文本论、比较论⑳。上文对左思的评语体现出“推源溯流”法的构成特征：渊源论——推溯左思作品的渊源；文本论——考察左思作品的特色；比较论——从比较中确定其地位。这种批评方法通过分析文本之间的联系来推溯作品的渊源，在文本的比较中考察作品的特色和价值，实际上也指出了文本之间的吸收、转换和关联，这些也是互文性理论所探讨的文本关系问题。

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一千多年前的伟大诗论家钟嵘那运用自如的极其成熟的‘历史批评法’或‘推源溯流’法，竟然与一千多年后西方文论家的互文性理论若合符契，形神毕肖。”㉑其实，“推源溯流”的批评方法不仅可用于论诗，同样适用于论文、论学，也指出了广义文本之间的渊源联系，与广义互文性理论相契合。

二、“三偷”“点金法”“缩银法”与互文性理论

西方互文性理论所揭示的创作现象，在千余年前的中国古典诗歌中就已普遍存在，钟嵘之后的唐宋诗论家继续关注与互文性相关的问题，并且注意到会产生互文性的一些创作手法，揭示出文本之间的具体关系。

皎然《诗式》总结前人诗歌创作中的因袭情况，将诗歌文本的相似概括为语、意、势三个层面，把作者的有意模仿总结为“三偷”。其言曰：

偷语最为钝贼……其次偷意。事虽可罔，情不可原……其次偷势。才巧意精，若无朕迹，盖诗人阃域之中，偷狐白裘之手，吾亦赏俊，从其漏网。

偷语诗例

如陈后主《入隋侍宴应诏》诗：“日月光天德”，取傅长虞《赠何劭王济》诗：“日月光太清”。上三字同，下二字义同。

偷意诗例

如沈佺期《酬苏味道》诗：“小池残暑退，高树早凉归”，取柳恽《从武帝登景阳楼》诗：“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

偷势诗例

如王昌龄《独游》诗：“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悟彼飞有适，嗟此罹忧患。”取嵇康《赠秀才入军》诗：“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㉒以上诗例都是对两个文本的互文性关系的揭示。互文性理论强调文本之间的关联，认为“一篇文本不是单独存在，它总是包含着有意无意中取之于人的词和思想，我们能感到文本隐含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总能从中发掘出一篇文下之文”㉓。“三偷”说不仅一一列举了诗歌文本及其相关文本，说明某诗句取自某诗句，发掘出文下之文，而且揭示出文本之间的模仿关系，从三个角度区分了诗歌文本中不同类型的模仿。

“三偷”所论的模仿只限于一联诗句的范围，清初贺裳《载酒园诗话》将范围扩大到全篇，罗列了主题和结构等不同层面的例证。按今人的理解，“偷语、偷意、偷势就可以概括为语词、主题、结构三方面的模仿，而这些方面也正是诗歌中互文关系发生的主要层面”㉔。皎然在三种模拟类型前各冠以“偷”字，可见他是鄙视模拟、强调独创的。但模仿是文学创作出新的必然途径，后来的诗人们并不认为“三偷”是不光彩的偷盗行为，反而将其广泛应用于创作之中，在不同时代的诗歌文本之间形成普遍的互文关系。

“三偷”说对后世诗学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黄庭坚论诗提出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法，强调要在学习前人诗文精华的基础上再造新意，与“三偷”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能受到皎然“三偷”说的影响㉕。他在《答洪驹父书》中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㉖又惠洪《冷斋夜话》卷一记黄庭坚语云：“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㉗黄庭坚所说的“点铁成金”主要指改善前人文辞，他认为取古人之“陈言”要经过“陶冶”，重新熔铸，然后为我所有。“换骨”指师法前人之意，而换用自己的语言进行表达；“夺胎”是指透彻领会前人之意，而用自己的语言去演绎、发挥，并有所发展、创新。无论是“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还是“窥入其意而形容之”，都是对前人文本的吸收和转化。

古代诗论中与互文性相关的命题非常丰富、有趣，有“点金法”，也有“缩银法”。“缩银法”原指方士将铅汞去除杂质、缩小体积，点化为白银，亦比喻化繁为简，保存精华。明代谢榛主张因袭古人诗句要“翻意新奇、造语简妙”，“约繁为简，乃方士缩银法也”㉘。其《四溟诗话》载：

成皋王传易及子玄易问作诗有“缩银法”，何如？予因举李建勋诗“未有一夜梦，不归千里家”，此联字繁辞拙，能为一句，即缩银法也。限以炷香。香及半，玄易曰：“归梦无虚夜。”香几尽，传易曰：“夜夜乡山梦寐中。”㉙

谢榛所说的“缩银法”是指在借鉴古人诗歌时缩减字数、不减诗意，以简练的形式表现丰富的内容。他认为李建勋的两句诗“字繁辞拙”，应缩减为一句。王传易将其缩减为“夜夜乡山梦寐中”，王玄易浓缩为“归梦无虚夜”，的确是达到了“约繁为简”的艺术效果。从文本关系看，“缩银法”是把两个文本浓缩为一个文本。互文性被定义为：“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用互文性理论话语阐释“缩银法”，就是一个文本联系着若干个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加以浓缩。

这意味着，“互文手法告诉我们一个时代、一群人、一个作者如何记取在他们之前产生或与他们同时存在的作品”㉚。“偷语”“偷意”“偷势”“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缩银法”等古典诗歌创作常用的手法，亦是记取前人或他人的作品，这与互文性理论讨论的问题有许多相似之处。“三偷”略同于互文性理论中的“模仿”，“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略同于米歇尔·施奈德所说的“隐文”（文下之文）㉛。此外，传统诗论中的“拟作”或“效体”略同于互文性理论中的“仿作”，“反用”略同于热奈特所说的“戏拟”（或是出于玩味和逆反，或是出于欣赏，对原文进行转换）㉜。

“秘响旁通”“推源溯流”等概念和命题与互文性理论相通，强调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关联。“三偷”“点铁成金”“缩银法”等概念和命题与互文性理论相契合，关注“拟”所形成的互文。这些互文性现象显而易见，可称之为“显性的互文”。

三、“犯中求避”“拟议变化”与互文性理论

西方互文性理论家只关注到“拟”所形成的互文，而蒋寅则指出：“互文性不只产生于有意的摹仿或无意的相似，有意识的回避也应该是一种互文，它以另一种形式建立了文本间的关系。”㉝中国古代文论家也一直对“避”有所意识，提出了一些理论。

早在魏晋时期，古代文论中就有“避”与“犯”之论。刘勰在《文心雕龙·练字》中云：“是以缀字属篇，必须拣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㉞“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㉟此篇主要阐述在文学创作中应怎样遣词用字，文中的“避”指避免、回避，“犯”指重复、雷同。刘勰也在字里行间表达对于“犯”和“避”的褒贬态度。“犯”是重复，有词穷之嫌，暗含贬义；“避”是为了避免雷同而求异，暗含褒义。其在《序志》篇又云：“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㊱

刘勰提出“犯”与“避”之后，后世一些诗话也有所论及。唐代司空图论诗歌创作的弊病时云：“语不欲犯，思不欲痴。”㊲他主张诗歌语言要力避前后重复，对“犯”持否定态度。金人王若虚在《滹南诗话》中说：“物有同然之理，人有同然之见，语意之间岂容全不见犯哉？”㊳这是认为“犯”虽有一定的弊端，但因为事物有普遍性，人的情感有共通性，所以在创作中“犯”是很难避免的。他从评诗的角度指出“犯”存在的合理性，为明清小说评点家对“犯”的认识提供了一种相对辩证的观点。

明清小说评点家指出小说创作中的“犯”和“避”是辩证统一的。金圣叹云：“犯之而后避之，故避有所避也。若不能犯之而但欲避之，然则避何所避乎哉？”㊴金圣叹认识到“犯”和“避”两者相依相存，有着无法割裂的联系，没有“犯”，就无从“避”。毛宗岗也有相似的看法：“作文者以善避为能，又以善犯为能。不犯之而求避之，无所见其避也。惟犯之而后避之，乃见其能避也。”㊵毛宗岗指出，好的作家善“避”亦善“犯”，“犯中求避”方能显出其善避。

综上所述，“犯”是对其他文本的重复和模仿，文本之间形成显性的互文关系。“避”是意识到其他文本的存在，却有意回避，“那些将独创性放在首位的作家则不仅不屑于摹仿，甚至在意识到前人作品时还要故意回避艺术表现层面的相似。这种规避表面上扫清了本文之间的互文性，但它本身恰恰是互文性的结果，因而也应该视为互文性的一种形态，或许可名之为‘隐性的互文’”㊶。也就是说，在规避之作与前人之作或他作之间有一种隐性的互文关系。“犯中求避”即在重复中出新意，在重复中求变化。这种亦“犯”亦“避”的创作方法是一种不完全规避，从而使文本之间形成一种显、隐交织的互文关系。

明人的诗论中也有类似“犯中求避”的命题。模拟是明代诗文创作最显著的特征，“明人对盛唐诗的模仿，也成为文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互文现象之一”㊷。虽然明人的诗文复古创作，不乏机械模拟、生吞活剥的例子，但上乘之作都在模拟时讲求变化。李攀龙《古乐府序》说：“《易》曰‘拟议以成其变化’，‘日新之谓盛德’，不可与言诗乎哉!”㊸在李攀龙的诗论中，“拟议”“变化”是纲领性的观点。他的密友王世贞用“不以规矩，不能方圆；拟议成变，日新富有”㊹来概括他的文学主张，说：“于鳞居恒谓‘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拟议以成其变化’，为文章之极则。”㊺“拟议”是指模拟、继承，“变化”是指改变、创新，“拟议以成其变化”，即在模拟时讲求变化，在继承时讲求创新。这与“犯中求避”有些相似，“拟议变化”是拟中求变，文本之间形成亦模仿亦规避、显隐交织的互文关系。

清代王夫之还把“拟议变化”运用到诗学批评中，其《诗广传》对《诗序》有许多突破与发展，“在当时的《诗经》学著作中独树一帜，得益于‘拟议变化’的《诗》论观”㊻。他在《诗传合参序》中说：“学，效也……觉者，天理之舍，古今之府，以效古人而自觉者也……觉生于拟议，而效成乎变化，斯以悦心研虑而无所疑。”㊼王夫之把“拟议变化”解释为模仿与变化、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还说“拟议变化”，“如目视之与手举，异用而合体”㊽。《诗广传》中既有对《诗序》的“拟议”，又更多体现出“变化”。在《麟之趾》《小星》等篇的评说中，王夫之表达了敬天、顺天的观念，与《诗序》所表达的天人观相同。《王风·扬之水》，《诗序》谓刺平王“不抚其民，而远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㊾，《诗广传》引申为论君子慎于治情，应善导民情㊿，表现出对《诗序》的突破与创新。但同时，王夫之在“拟议变化”观念下创作的《诗广传》，也包含着对《诗序》及其他《诗经》学著作的吸收与转换，这些文本之间形成多重互文关系。

“拟议变化”转换成文论话语也就是模拟与创造，或合与离。程千帆曾说：“今作与古作，或己作与他作相较，而第其心貌之离合：合多离少，则曰模拟；合少离多，则曰创造。”模拟是求合，创造是求离，文本之间由此形成“拟”与“避”的互文关系。他还指出：“盖文化有持续，思想有连类，任何文学作品，不能不受前人之影响，自亦不免与后人以影响。云模拟者，每就承受之迹，显而易见言。云创造者，每就因袭之况，隐而难知言。”这不仅与互文性理论提出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异曲同工，还发互文性理论所未发，揭示了模拟（拟）形成的文本关系显而易见（显性互文），创造（避）形成的文本关系隐而难知（隐性互文）的对立现象。

四、《文史通义·言公》与互文性理论

以上都是前人对互文性现象的揭示和归纳，迨至清代，进入古代文学理论的总结期，学者们不光提出一些概念和观点，还对前代文论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反思。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在论述古今学术变迁时，谈到古今著作观念的变化，蕴含着许多与互文性相通的思想，还对互文性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

章氏云：“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认为古人立言为公，因此后人创作常“言托于公”。这涉及古代习惯借用前人言论的创作方法，是一种典型的互文性写作。章学诚分析了言不必尽出于己而托于公的几种原因：“盖谓道同而德合，其究终不至于背驰也。且赋诗断章，不啻若自其口出，而本指有所不拘也；引言互辨，与其言意或相反，而古人并存不废也。前人有言，后人援以取重焉，是同古人于己也；前人有言，后人从而扩充焉，是以己附古人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言之从同而异、从异而同者，殆如秋禽之毛不可遍举也。是以后人述前人而不废前人之旧也，以为并存于天壤，而是非失得自听知者之别择，乃其所以为公也。”这里提到的“赋诗断章”“引言互辨”、援引前人之言、扩充前人之言等言托于公的方法，都造成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带来文本意义的变化。

章学诚在“点窜之公”中，列举了大量删改、袭用前人诗歌的互文现象：

别有辞人点窜，略仿史删。因袭成文，或稍加点窜，惟史家义例有然，诗文集中本无此例。间有同此例者，大有神奇臭腐之别，不可不辨。凤困荆墟，疾迷阳于南国；庄子改《凤兮歌》。《鹿鸣》萍野，诵《宵雅》于《东山》。魏武用《小雅》诗……梁人改《陇头》之歌，增减古辞为之。韩公删《月蚀》之句，删改卢仝之诗。岂惟义取断章，不异宾筵奏赋。歌古人诗，见己意也。以至河分冈势，乃联春草青痕；宋诗僧用唐句。积雨空林，爰入水田白鹭。譬之古方今效，神加减于刀圭；赵壁汉师，变旌旗于节度。艺林自有雅裁，条举难穷其数者也。苟为不然，效出于尤，仿同谷之《七歌》，宋后诗人颇多。拟河间之《四愁》，傅玄、张载尚且为之，大可骇怪。非由中以出话，如随声而助讴。直是孩提学语，良为有识所羞者矣。

章学诚把巧妙的因袭和删改称为“雅裁”，批评机械的效仿是“孩提学语”。在自注中，他列举删改、袭用、仿效古人诗句的诗例，指出神奇的“点窜”能古为今用，表达新的意义。从互文性的角度看，删改、袭用、仿效都是产生互文性的写作手法，这些诗例实际上是对文本之间互文性关系的揭示。

在“拟文之公”中，他还论述了伪托、拟文产生的原因：

又有诗人流别，怀抱不同。变韵言兮裁文体，拟古事兮达私衷。旨原诸子之寓辞，文人沿袭而成风，后人不得其所自，因疑作伪而相攻。盖伤心故国，斯传塞外之书；李陵《答苏武书》，自刘知几以后，众口一辞，以为伪作。以理推之，伪者何所取乎？当是南北朝时，有南人羁北，而事类李陵，不忍明言者，拟此书以见志耳。灰志功名，乃托河边之喻；世传鬼谷子《与苏秦张仪书》，言河边之树，处非其地，故招剪伐，托喻以招二子归隐，疑亦功高自危之人所托言也。读者以意逆志，不异骚人之赋。出之本人，其意反浅，出之拟作，其意甚深，同于骚也。

章学诚认为伪托之作的产生，是因为作者与古人有相似的遭遇，欲借古人、古事抒情言志。从这方面说，伪托之作与古人、古事之间也存在互文关系。“出之本人，其意反浅，出之拟作，其意甚深。”章氏指出拟古之作通过题材的因革，蕴含了多重意义，在新出文本与所拟文本的关联中实现了意义的深化。这正是互文性理论所关注的文本意义增值现象。

总体来看，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蕴含着丰富的互文性思想，其中分析了互文性产生的原因，总结了借用、删改、拟作、伪托等互文性写作方式，论述了文本意义的增值问题，这不仅与互文性理论相印合，也是互文性理论的补充和深化。此外，在“募集之公”“乐府之公”“假设之公”“制义之公”等段落，也有一些与互文性相关的论述，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刘师培《〈文史通义·言公篇〉书后》称赞章学诚的言公之论“立说至精”，并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夫《论语》立言，恒本古语；大戴集《礼》，半出贾、荀，前人论之已详。又古器铭文，语多相似，起止之词，述而不作……即诗歌之体，亦复旨别语同……盖发端之词，递沿成语，故不期其符而自符……又即汉人之作观之，‘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乐府》两见其词；‘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艳词叠沿其句，此由矢口而成，取习见之词入己作。”刘文也列举了一些例证，指出古人“述而不作”“取习见之词入己作”，造成作品中“语多相似”或相同的现象。

刘师培还阐述了古代碑文、铭文中的互文性现象：“若夫汉碑之文，立词多同；又以文有定制，相沿已久，与钟鼎铭文同例。后世之文亦恒类此……盖创始作铭之人，学者奉为研手，句法音韵，俱出自然。传播既多，摹拟斯众，或略事损益，或传写致讹，此非古人不以雷同为耻也。古代文有定制，词有定施，虽沿袭前作，苟词得其宜，固不啻若自己出也……是古代碑志之文，亦多沿袭。”碑文、铭文中的互文性现象，是西方互文性理论家未曾关注的。

中国哲学思想与互文性思想亦有相合之处。克里斯蒂娃在复旦大学的讲座“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继承与突破”中谈到，她在20世纪60年代把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引入法国时，发现中国哲学家张东荪30年代发表的一篇论文阐述的思想与其互文性视角相合。克里斯蒂娃提到的张东荪论文《思想、言语与文化》，中文原文1938年发表于《社会学界》，比克里斯蒂娃1966年提出的互文性理论约早三十年。克里斯蒂娃说，读了张东荪的这篇文章，“你们就会看到从巴赫金到克里斯蒂娃一路的思想与中国思想中的某些因素的联系”。可见，这篇论文直接影响到克里斯蒂娃互文性思想的形成。后来，张东荪文章受到互文性理论家的高度重视，被翻译成法文，以“La Logique chinoise”（中国式逻辑）为题发表于法国著名刊物《原样》1969年第38期。

从以上概略的梳理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论中不仅蕴含着许多与互文性相关的言说，而且其发展轨迹呈现出从简单到复杂、由抽象概括到具体分析、由印象式批评发展为系统理论的趋势。“避”“犯中求避”“隐性的互文”、互文性写作方式、互文性产生的原因等概念和论述，对西方互文性理论未曾涉及者足以进行丰富和补充，同时也可为当代文学理论建构提供一些借鉴。不过，古代文论中的互文性思想零散地存在于诗话、词话、书话、哲学及史学著作中，需要深入挖掘和全面整理，这有待于同仁共同努力。

①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词语、对话和小说》，祝克懿、黄姝锦译，载《当代修辞学》2012年第4期。

②⑬㉓㉚㉛㉜ 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第134页，第31页，第58页，第30页，第41—42页。

③ 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引言”，第1页。

④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85页。

⑤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676页。

⑥参见刘斐《中西传统互文研究——兼论中西互文的对话》，复旦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第230页。

⑦ 钱钟书：《谈艺录》“序”，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页。

⑧徐学：《“秘响旁通”与西方的互文性理论——兼谈对比较文学认识论的意义》，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⑨⑩㉞㉟㊱ 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483—1490页，第1488页，第1463页，第1467页，第1933页。关于《隐秀》篇补文的真伪，学界有不同看法。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85—187页）、杨明《黄侃先生补〈隐秀〉篇蠡测》（载《文学遗产》2012年第3期）认为其为伪作，詹锳《〈文心雕龙〉的“隐秀”论》（载《河北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认为其为刘勰原作。笔者赞同詹锳的看法。

⑪ 谭献等：《介存斋论词杂著·复堂词话·蒿庵论词》，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9页。

⑫叶维廉：《秘响旁通——文意的派生与交相引发》，载《中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4期。

⑭⑮⑯钟嵘著、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2页，第66页，第48页。

⑲⑳ 参见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4—105页，第155页。

㉑ 范子烨：《“互文性”解构的文学与非文学因素：对钟嵘品陶的还原阐释》，载《汉语言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

㉒㊲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35页，第41页。

㉔㉝㊶㊷ 蒋寅：《拟与避：古典诗歌文本的互文性问题》，载《文史哲》2012年第1期。

㉕ 学界关于“夺胎换骨”的来源意见不一，大部分学者认为“夺胎换骨”借用的是道教术语；周裕锴《“夺胎换骨”新释》（载《文史知识》2000年第9期）认为“夺胎换骨”应是以禅喻诗的产物；许清云《再论皎然三偷说对黄庭坚诗法的启示》（载《中国韵文学刊》2013年第1期）认为“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受到皎然“三偷”说的启示。笔者赞同许说。

㉖ 刘琳等校点《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5页。

㉗ 惠洪：《冷斋夜话》卷一，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5—16页。宋人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质疑“夺胎换骨”之说起于黄庭坚；周裕锴《惠洪与换骨夺胎法——一桩文学批评史公案的重判》（载《文学遗产》2003年第6期），认为“夺胎换骨”应是惠洪的诗论；莫砺锋《黄庭坚夺胎换骨辨》（载《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再论“夺胎换骨”说的首创者——与周裕锴兄商榷》（载《文学遗产》2003年第6期）认为“夺胎换骨”说为黄庭坚首创。虽然学者们对“夺胎换骨”说的提出者有争议，但一致认同其含义。

㉘㉙㊳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97页，第1197页，第523页。

㊴ 陈曦钟等辑校《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2页。

㊵ 毛宗岗：《读三国志法》，朱一玄等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0页。

㊸ 李伯齐校点《李攀龙集》卷一，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1页。

㊹ 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八三，《明代论著丛刊》本，（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3915页。

㊺ 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㊻ 高文霞：《王夫之“拟议变化”的〈诗〉论观》，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㊼㊽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5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31页，第131页。

㊾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页。

㊿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3册，第3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