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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专本同读”创新英语人才培养模式初探

2019-12-20江苗

校园英语·上旬 2019年13期
关键词:可行性人才培养模式必要性

【摘要】 “专本同读”模式是在高职院校最近兴起的创新性的人才培养模式,本文通过明确了“专本同读”的定义,结合国家政策和区域发展大背景,分析了有关该模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阐述了该创新英语人才培养模式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关键词】专本同读;人才培养模式;必要性;可行性

【作者简介】江苗(1987.09-),女,汉族,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教育。

【基金项目】广东省高职教育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2018年度课题“高职院校英语‘专本同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课题编号201867);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2018年度“创新强校工程”项目“商务英语教学团队”(课题编号NY-2018CQ2TD-02)。

一、“專本同读”的定义和相关研究

“专本同读”(又称“专本套读”)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高等职业院校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全日制专科学生在不占用周末或其他课余时间的情况下,同时修读专科课程和本科课程。通过专科和本科各课程考试后,毕业时可同时获得本校专科和本科毕业文凭。

关于“专本同读”的研究极少。截至2018年12月12日,知网搜索“专本同读”仅发现1个结果--何湘虹,黄琴,郑海从(2017)的《湖南地区高职高专学生专本同读模式研究》。他们首次使用了“专本同读”的概念,对该模式地开始了初步的探索,并肯定了该模式在加强各类高等教育的合作,构建高等教育立交桥,促进高等职业教育与自学考试可持续发展的作用,也指出 “存在课程衔接到位、师资缺乏、培养目标单一等问题”(p.402)。但是,文章没有涉及高职任何具体专业如何实施“专本同读”的问题。

公开发表的关于“专本套读”的文章也只有区区12篇,都集中发表在2017年,而且主要文章作者都以余景波为主。余景波和闫明在2017年5月开启了的“专本套读”模式的理论研究;余景波和范晓艳在2017年6月详细探讨了“专本套读”模式在高职院校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余景波、刘红岩和李开峰在2017年7月才首次明确描述了新时代意义的“专本套读”即“专本同读”的具体内涵、现实意义和存在的问题。余景波和刘美云2017年7月指出了影响“专本套读”实施的主要因素及其对策。余景波,高娜娜,闫明在2017年9月探讨了“专本套读”的实施方法。余景波在2017年12月设计了 “专本套读”人才培养模式的模拟应用过程,验证其应用效果。可见,有关“专本同读”的研究相当薄弱,发表的论文数量少,研究的人员也只有少数的几人。而且,针对在高职英语专业中实施“专本同读”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几乎为零。

二、“专本同读”人才培养模式实施的必要性

“专本同读”是发展改革高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较为创新的一种育人模式。与滞后的研究相比,“专本同读”在广东省各高职院校的教学实践则更加广泛而坚实。据了解,广州华夏学院自2013年开始,与广东省各大高校联合开办了工商企业管理等经济管理类专业;广州城建学院从2017年开始,开设了建筑工程、商务英语等18个主要专业对接的专本同读班。2017年,广州南洋理工学院在会计专业率先试点。2018年,广州南洋理工学院在多个专业,包括商务英语和应用英语,大面积铺开“专本同读”模式实验试点。

“专本同读”的模式发展不够完善和成熟,高职院校“专本同读”模式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课程衔接不到位,师资力量不足,培养目标单一”(何湘虹,黄琴,郑海从,2017,p.402);课程结构不合理,专本衔接难度较大,人才培养定位不清,师资力量薄弱,管理制度不完善,企业参与度不高(余景波,刘美云,2017),也出现了“德育工作弱化、师生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不明显、功利性趋向明显”的偏差(余景波,刘红岩和李开峰,2017,p.5)。因此,有必要对“专本同读”模式进行更深入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更好地指导高职院校的教学实践。

随着我国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在不断增大,以及我国高职英语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要对接“一带一路”倡议, 培养外语语言基本功扎实、知识结构完备、实操应用能力强,国际视野开阔、跨文化沟通能力出众的创新型英语人才。目前,高职院校为本地区的产业发展精准提供高层次、高素质的英语人才面临着很大的挑战。那么,高职院校为英语专科生提供科学的教育平台、打开学生的成长空间—在培养他们语言应用能力的同时,也帮助他们提升学历和理论素养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当前,大多数高职院校为在校专科学生提供的学历提升通道主要是“专升本”和“专插本”。虽然这些模式在一定时期内起着重要且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些途径的弊端是明显的。“专升本”教考分离,德育功能弱化,授课方式陈旧,给学生的指导和帮助不足,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实践能力得不到培养和锻炼(刘任熊,2012)。而“专插本”考试难度较大,耗时长,生源差异大,专本课程衔接严重不合理(王祖伟,2013)。上述两种途径的诸多不足造成高职学生的学历提升的积极性差、考试通过率低,从而导致他们学历层次低、就业口径窄,这显然没有发挥出高等职业教育在新时代的重要角色,未能实现培养多样化人才的要求。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专本同读”模式是解决上述问题是最佳方案。“专本同读”模式将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课程内容和教学管理进行了革新:

1.明确人才培养目标:“专本同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融合高职和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在定位“技能、实践、应用”的高等职业教育中引入“思辨、创新、复合型”的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和理念。由定位培养具有大专学历层次的英语专业学生过渡到培养具有本科学历层次的,兼具高职专科的实践技能和本科的理论素养的高素质英语人才。在较短时间内把专科生培养成为本科生,为社会发展和进步提供高素质的人力资源。

2.重构课程内容:据对接行业或对口岗位群需求的专业培养目标对专本课程内容进行取舍、优化和整合,使用合适学生认知和课程特点的教学方法,确保高职和本科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有连续性、逻辑性和整合性的衔接,由此实现专本优势互补,提高毕业生就业竞争力。在高职院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中,把自学考试课程学习循序渐进地融入全日制高职教育中,减少重复的学习内容,提高学习效率,改革陈旧的授课方式,使用适合学生认知和课程特点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大力促进认知科学的研究,提高教学质量。也有利于高职院校师资队伍的建设,促进高职院校办学能力和水平提升。

3.促进学生全面可持续发展:把自学考试全面纳入高职院校的日常教学和学生管理中,增加师生交流的机会,提供足够的学业指导,使学生共享高职院校的校内外英语实训基地、各类社团活动,英语“第二课堂”素质拓展活动,加强学生社会实践能力、思想道德和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可持续发展。

4.改革教学管理:依托合作本科院校英语专业,根据本科学习科目国家统一考试的时间,融合专科、本科的英语课程计划与目标,实现专科课程与本科课相结合、常规教学与国家统一考试相结合、教学科研部与继续教育教学管理相结合、专科与本科教学师资力量、综合考评和教学工作薪酬体系相结合,实现专本不同阶段的课程、教学、管理、评价等方面的“单轨制”,保证专本同读的科学、高效运行。

三、“专本同读”人才培养模式实施的可行性

在高职院校商务英语专业中实行“专本同读”是可行的。以国家政策为基础,满足国家、社会、企业对高素质技术技能英语人才的大量需求,以及高职院校可持续发展、学生提升学历层次的需求。

国家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和改革营造了良好的大环境。国家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指出“要扩大职业院校毕业生升学机会,满足高职院校学生对更高层次的教育需求”, 并且“打开职业院校学生的成长空间,可以实行中职、专科、本科贯通要培养。” “专本同读”模式弥补了职业教育本科层级的缺失,专本贯通培养,不仅可以满足学生提升学历层次和全面发展的需求,而且能拓宽学生就业渠道,提高专业吸引力,有利于民办高职院校的发展。

2014年《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说明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创新是构建现代职教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在 “中国制造2025”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大背景下,“专本同读”模式对高职院校的教师和学生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要求。学校的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和标准教学方法,都会根据目标要求作出增益和调整;既能使课程设置更加紧凑,又能使学生具备以后从事岗位的必备核心知识、技能和素质,提高就业对口率,为当地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提供高质量复合型英语人才。

于高职类院校而言,学校可通过优化整合现有的资源和条件,包括校内的实训设施、校内外的實践基地以及教师队伍等,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节省经济成本。同时,“专本同读”是高职院校积极参与本科层次的人才培养的模式,可学校完善配套政策和后勤服务,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办学实力和水平;于学生而言,该模式开辟了学生提升学历层次的新的通道、新平台,激励学生勤奋读书,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帮助学生更快获得高一级学历证书。

四、结语

“专本同读”模式是符合高职院校发展的趋势,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可发挥高职院校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天然优势和资源,有效融合专科和本科课程,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和综合能力。既可提升学生学历层次,促进学生能力的全面发展,又拓宽学生就业渠道。不仅优化学校现有资源,也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学生提升学历的效率。同时,开辟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新思路,提供改革的具体方法与建议,探索出有效的、适应新时代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英语人才培养模式,推动民办高职院校英语专业的建设与发展。但是该模式还没有发展成熟和完善,仍然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1]余景波,范晓艳.“高职院校‘专本套读探讨”[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7(6):168-169.

[2]余景波,刘红岩,李开峰.高职院校“专本套读”的主要形式及相关性分析[J].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综合版),2017(2):5-9.

[3]赵俊梅.对职业教育分级制度改革的思考与建议[J].职教论坛, 2012,14-17.

[4]何湘虹.湖南地区高职高专学生专本同读模式研究[A].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研究科研成果集(第十卷)[C].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研究总课题组,2017:3.

[5]余景波.“专本套读”在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中的模拟应用[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7(12):177-178.

[6]余景波,高娜娜,闫明.高职院校实施“专本套读”的方法研究[J].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17,31(05):88-92.

[7]余景波,刘美云.高职院校实施“专本套读”主要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J].职业教育研究,2017(07):76-81.

[8]余景波,刘红岩,李开锋.高职院校“专本套读”的主要形式及相关性分析[J].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17(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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