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俄战争结束后，清廷为了自救，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开启了宪政改革的时代。随后，官制改革作为一项重要改革内容，也被清廷提上了改革日程。丙午年间（1906年）“厘定官制”的改革启动后，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瞿鸿禨穿梭于各项改革之中，对清廷“预备立宪”以及中央官制改革的决策及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中，笔者将以丙午官制改革之始末为脉络，以瞿鸿禨为视角，梳理其在这个时期的主要作为，总结其对于改革产生的种种影响，进而见微知著，窥探清王朝在这个时期无法挽救的大厦将倾之势。

【关键词】丙午官制改革；瞿鸿禨；袁世凯；责任内阁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瞿鸿禨是清末重臣，也是研究清末新政与“预备立宪”这段历史不可不谈的人物。然而，目前学界对于瞿鸿禨的研究往往偏重于1907年的“丁未政潮”，而对其在1906年丙午官制改革时期的所作所为研究不多，或不系统。其实，丙午官制改革作为“丁未政潮之张本”，[1]也是瞿鸿禨与袁世凯之间政斗白热化、公开化的肇始，故而，我们有必要对瞿鸿禨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动态、所言所行进行梳理与研究，进而以此为视角，探析清廷在官制改革乃至宪政改革之中的得失以及清王朝在1906年已经隐隐敲响的丧钟。

一、瞿鸿禨简介

瞿鸿禨（1850—1918），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字子玖，号止庵，晚号西岩老人，谥文慎。同治十年（1871年）进士，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升为内阁学士，出任福建、广西乡试考官以及河南、浙江、四川等省提督学政。1901年，瞿鸿禨入值军机处，在枢垣当了7年的军机大臣，历任工部尚书、政务处大臣、外务部尚书，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宠信。

瞿鸿禨之所以能“以儒臣骤登政地”并得到慈禧的青睐，在于他过人的本事。《清史稿》评价他“持躬清刻”“锐于任事”，[2]这八个字总结得相当精辟，高度浓缩了他一生为人处世的三个特点，即“清刻”“任事”和“锐”。

（一）清刻

为官数十年来，瞿鸿禨以刚正清廉著称，在乌烟瘴气的晚清官场中他出淤泥而不染，是众多浊流中的一股“清流”。正因其“持躬清刻”的本性，他的门生、朋僚众多，也在儒生、翰林界树立了很大的威望。

关于瞿鸿禨清廉的作风，《汪穰卿先生传记》中记载了一则袁世凯早年“求媚”于瞿鸿禨的轶事：“袁督（袁世凯）初求媚于文慎（瞿鸿禨），无所不至，尝自言当修门生之敬。文慎拒之。继又请为昆弟交，亦不纳。”[3]袁世凯攀附不遂，还碰了一鼻子灰，自此，他与瞿鸿禨结下了深深的梁子。

（二）任事

“任事”是指瞿鸿禨具有担任大事的才能。时人刘体智认为，瞿鸿禨之所以能在官场扶摇而上，是因为他“体类穆宗”[4]（长得像慈禧逝去的儿子同治帝），其实，瞿鸿禨得宠主要是他“任事”的本领，他在担任军机大臣期间“承旨拟谕，语中核要，颇当上意”，[5]而且又为清廷在1901—1905年的新政改革中做出不少贡献，所以，他在1906年官制改革的前夕已位极人臣（协办大学士、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又得到了清廷“赏大桃”“赏苹果”[6]的种种恩遇，在清廷统治集团内部的地位仅次于军机魁阁、庆亲王奕劻。

（三）锐

“锐”是指瞿鸿禨为人敏锐、机警，治事明敏，甚至可以说是城府极深。早在汪康年先生筹办《时务报》的1896年，时任江苏学政的瞿鸿禨就善意地提醒汪康年：“（报刊）直斥至尊……尚愿少加谨慎，留意选收，即保令名，亦全盛舉。”[7]由这件小事可知，瞿鸿禨为人谨慎，很有政治敏锐力，也非常擅于察言观色，颇具城府。

二、丙午官制改革的背景

1905年，清廷在日俄战争的刺激下，迫于时论的压力，又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统治，遂派载泽、端方、戴鸿慈等五名大臣出洋考察国外宪政。1906年7月，陆续归国后的载泽等考政大臣向清廷奏报考察情形，请求清廷仿照德、日等国实行宪政，确立君主立宪制度，其中，载泽的《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提到了立宪的“三大利”，即“皇位永固”“外患渐轻”与“内乱可弭”，[8]慈禧太后为之动容。

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布《仿行立宪上谕》，启动了“预备立宪”的宪政改革，这“标志着清政府业已承认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的破产，由此开始着手进行政治改革……逐步向君主立宪制度迈进。”[9]出于“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10]的考虑，清廷决定宪政改革先从“厘定官制”入手，由于1906年是农历丙午年，故清廷于1906年在中央掀起的这场官制改革又称“丙午官制改革”。

瞿鸿禨作为当时的权臣，自然被卷入了这场官制改革的漩涡之中。在当时清廷的高层官员中，赞成和反对宪政改革（尤其是设立责任内阁这一改革）的阵营比较明朗，主张改革的官员包括直隶总督袁世凯，出洋考政归来的大臣端方、载泽等，他们以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为主要靠山；反对改革的官员包括大学士孙家鼐、军机大臣铁良、荣庆等，这些官员的坚强后台，正是军机大臣瞿鸿禨。就这样，在清廷仿行立宪的改革背景下，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已经悄然形成，这些派系相互攀附、奥援，又相互倾轧、排挤，晚清政坛在改革来临之前就早已埋下了血雨腥风之患。

在所有官员之中，军机大臣瞿鸿禨较为特殊，特殊之处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瞿鸿禨城府极深，虽然他的内心深处非常反感清廷施行宪政改革、设立责任内阁，但他看似“旋于两党之间，无所反对”，[11]既不明显地攀附其他势力，也不贸然打压敌对官员，这与奕劻、袁世凯等人迫切希望改革之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次，瞿鸿禨“清刻”的为官风格与同为军机大臣、贪腐无能的奕劻格格不入，而且瞿鸿禨一直视奕劻、袁世凯为最大政敌，又对二人的相互结纳颇为不满，所以，在改革开始之前，虽然矛盾没有公开化，但双方早已势如水火，皆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三、瞿鸿禨对丙午官制改革的影响

这次丙午官制改革中处处都有瞿鸿禨的身影，可以说，瞿鸿禨作为慈禧的宠臣，其一言一行对整个改革的决策及进程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促成官制改革草案之定型

就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的第二天（1906年9月2日），清廷迫不及待地再颁一谕，派载泽、袁世凯等大臣“共同编纂”官制，又令端方、张之洞等大臣“选派司道大员来京随同参议”，最后，让奕劻、孙家鼐、瞿鸿禨三人承担改革方案的“总司核定”职责。[12]

不久后，官制编制馆起草出一份中央官制改革的草案，这份草案确立了“一阁、十一部、七院、一府”的中央官制新格局，将传统的中央官制改得面目全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裁撤军机处与旧内阁”一项，亦即效仿日本等国设立“行政机关之首”的“责任内阁”。

这个改革方案名义上是由奕劻、载泽等人主持修订，但其实是在袁世凯的一手操控下完成的，曹汝霖在回忆录中就明确写道，袁世凯对此事“亲自主持”，而且编制馆的官员的各种说帖、条例都要经过他的“阅定”。[13]袁世凯之所以为立宪之事积极奔走，或者说他操纵编制馆起草改革草案的最关键目的，一是“揽权”，二是“防止皇权反噬”。详细而言，“揽权”是指他可以将自己手中的傀儡奕劻推为责任内阁的总理，自己以副总理的高位操控中央大权；“防止皇权反噬”则是指袁世凯想要“保其后来”，[14]他害怕若干年后被光绪帝以戊戌年间告密一事“清算”，所以“冀以内阁代君主，己可总揽大权，自为帝制”。[15]

当然，袁世凯操纵出台的这个改革草案只是一个初纲，需“送往总司核定处删改”[16]后才算定型，因此，按流程规定，这份草案还需呈送庆亲王奕劻、大学士孙家鼐以及军机大臣瞿鸿禨三位“总司核定大臣”进行最终审核。

让时人感到惊讶的是，奕、孙、瞿三人对草案审核后并未进行较大的改动，只是做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调整，比如将“财政部”的名称改为“度支部”，将“交通部”的名称改为“邮传部”，最为关键的是，奕劻等三名大臣仍然保留了“增设责任内阁”的建议。[17]

按理来说，经过三人核定后的方案不应该只是做一些无关紧要的调整，这是因为三人之中只有奕劻是积极主张立宪并最想设立责任内阁之人，而且他是袁世凯的大靠山，与袁世凯沆瀣一气。相比之下，孙家鼐一直反对立宪，是一位典型的守旧官员，而瞿鸿禨当时虽然没有明确赞成或反对立宪，但他内心深处其实非常反感设立责任内阁，正如时人所说：“反对立宪及改革官制者，人皆知为荣（庆）、铁（良），荣、铁诚有之，然为之魁首者，实为瞿鸿禨。”[18]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前、后改革草案差别不大的“怪现象”，主要是因为“权在枢密上”[19]的奕劻是三位核定大臣中的“领袖”，具有最终的决定权，而且编制馆大量充斥着袁世凯的党羽，作为最高决策者的慈禧在当时对外做出的也是积极立宪的姿态，所以，顽固守旧、老迈昏庸的孙家鼐自知不敌，没有公开与庆、袁势力叫板，而圆滑老到、“为人向系阴险一路”[20]的瞿鸿禨更是韬光养晦，暂时没有公开表露自己反对立宪的态度。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瞿鸿禨没有从根本上推翻袁世凯制定的这个官制改革草案，但是，他在暗中对于草案的最终定型还是做了很大一番“扭转式”的努力，这是因为，在奕、孙、瞿三人最终核定的改革草案中，既有增设责任内阁的建议，又有不设内阁而改军机大臣为政务大臣的建议，这种看似矛盾的两种建议在同一草案中共存并上奏清廷的现象，充分说明此草案是奕劻与瞿鸿禨在核定阶段相互妥协的结果。

（二）暗中掣肘，说服慈禧驳回设立责任内阁之议

1906年11月2日，奕劻等人將核定后的改革方案上呈朝廷，数日后的11月6日，清廷以极快的速度颁布了《裁定奕劻等核拟中央各衙门官制谕》，敲定了最终的中央官制改革方案，然而，这个方案不仅让奕劻、袁世凯等人瞠目结舌，更让他们失望至极，因为慈禧太后根本没有按照奕劻等大臣的建议设立责任内阁，而是明确地保留了旧内阁和军机处。

对于保留军机处的理由，清廷对外宣称的官方说法是：“军机处为行政总汇……每日入值承旨，办事较为密速，相承至今，尚无流弊，自毋庸复改。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著照旧行。”[21]很显然，这只是清廷掩人耳目、自欺欺人的说法。

时人所撰的《立宪纪闻》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军机处之名，虽异于（责任）内阁，而……与外国内阁官制，其精神固无异也。所差者，彼设总理大臣一人，故得事权专一之功，而吾则有四军机，虑滋推诿之弊耳。”[22]在这段话的字里行间，作者以隐晦的语言谈及了清廷保留军机处的真正原因，换言之，清廷为了防止出现责任内阁肆意揽权而导致“一人坐大，皇权旁落”的局面，根本不愿意在中央增设责任内阁，应当说这才是清廷此举的根本原因。

当然，除了这个根本原因之外，清廷不设责任内阁而保留军机处还有两个重要的外因，而这两个外因常被学界所忽视。

1.孙家鼐的巧妙解围

大学士孙家鼐一直反对立宪，而且他也深知慈禧根本不想放权，所以他在奕劻上呈改革草案的当天（11月2日）就以自己的名义单独向清廷上了一奏，称：“臣愚以为设官分职，皆以治民，则亲民之官尤为紧要……欲改官制以治今日天下，当从州县起，而京朝百官犹其后焉者也。”[23]当时，慈禧正面对着反对派和改革派的重重舆论压力，可谓焦头烂额，孙家鼐运用这种转移矛盾、“回避内阁而大谈地方自治”的方式巧妙地帮慈禧解了一个围，也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大众视线，让清廷在谕旨中得以顺利地宣布保留军机处一事。

2.瞿鸿禨的暗中掣肘

与孙家鼐相比，瞿鸿禨才是影响慈禧作出抉择的关键人物，时人也敏锐觉察到本次改革的三位总司核定大臣表面上是以奕劻为首，但实际上“一切均九公（瞿鸿禨）专主”。[24]

据20世纪90年代发现的一份史料记载，瞿鸿禨在这个时期撰写过一份名为《复核官制说帖》的文章，在这份《说帖》中，瞿鸿禨明确提出军机处“立法精密，实为前古所无”，又称责任内阁“未尝不同军机处”，[25]所以他认为清廷根本没有必要设立责任内阁。

这份史料流出后，学界认为慈禧当年正是看了瞿鸿禨的这份《说帖》才大彻大悟，断然否决了设立责任内阁的改革方案，可是，近年来学者李振武又提出质疑，认为该帖未写进呈时间，不能确定瞿鸿禨是在清廷敲定改革方案之前还是之后上呈，而且从《说帖》中“臣等”称谓来看，该帖表述的不仅是瞿氏一人的意见，而是三位总司核定官的共同意见。[26]

尽管该帖在时间等方面存疑，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个时期的瞿鸿禨确实反对设立责任内阁，而且在广大御史“务请坚持定见，催邸（奕劻）定期集议，弗为谰言所动”[27]的企盼下，瞿鸿禨也确实做过奕劻的思想工作，甚至极有可能在清廷确定最终方案之前就已在慈禧耳边吹过风。如是，正因瞿鸿禨的意见历来被慈禧重视，而且其保留军机处的意见说到了慈禧的心坎上，所以，在瞿鸿禨的暗中掣肘之下，慈禧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没有设立责任内阁，而是保留了军机处和旧内阁。

尽管当时时局纷乱，但颇具慧眼之人早已看穿了瞿鸿禨暗中作梗之举，这方面的史料也是不胜枚举。比如，汪诒年认为：“鸿禨知其意，隐沮之，言路亦陈其不便，孝钦（慈禧）采鸿禨之议，仍用军机处制。”[28]一士指出：“文慎（瞿鸿禨）总司核定，隐操可否之权，袁亦知之，曾密请先示意旨，文慎（瞿鸿禨）阳为推让，袁不疑也。及奏上，竟用文慎言，不用内阁总理制。”[29]当时并不支持设立责任内阁的张之洞在致电鹿传霖时也曾提到：“此次内官改制，全赖止老（瞿鸿禨）默运挽回，功在社稷。”[30]

要说瞿鸿禨之所以会如此抵触“撤军机处而设责任内阁”，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一则他自己就是军机大臣，军机处被撤必然波及到他作为军机大臣的权力；二则他是奕劻、袁世凯的最大政敌，责任内阁成立后，他必然会被奕劻、袁世凯挤兑，很可能被边缘化，甚至沦为政治牺牲品。

（三）拉拢奕劻，倾轧袁世凯

奕劻虽是袁世凯的靠山，但同时作为中枢魁阁的他同样也是瞿鸿禨积极拉拢的对象。据鹿传霖的信函记载，由于设立责任内阁必然“尽去各枢”（军机处被撤而影响军机大臣的集体利益），所以“二目（瞿鸿禨）、双火（荣庆）、大金旁（铁良）”等人在官制改革期间曾经“相约密谒邸（奕劻）”，并“痛陈利害”，奕劻听闻后“始悟而急出端（端方）于外为南洋”[31]（将支持设立责任内阁的大臣端方外放为两江总督、南洋大臣）。自此，幡然醒悟的奕劻不再迷信责任内阁，甚至从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设立责任内阁的信念。

奕劻幡然醒悟之事对袁世凯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祸不单行，瞿鸿禨趁热打铁，在幕后带领其党羽对袁世凯采取了种种压制举动，可谓墙倒众人推。比如，新設的陆军部和度支部本就夺去了袁世凯的大量权力，邮传部的设立也让他不得不放弃对铁路、航运、电报、邮政的控制，然而，在这种“北洋利权灭矣”[32]的现状下，瞿鸿禨与铁良、良弼等人的暗箱操作，又迫使袁世凯将北洋六镇中的一、三、五、六镇的重要兵权交由陆军部统辖。

更让袁世凯备受打击的是，已对袁世凯起了疑心的慈禧为了遏制袁氏势力继续膨胀，及时对枢垣做了一些人事调整。在此之前，军机大臣共有奕劻、鹿传霖、瞿鸿禨、荣庆、铁良和徐世昌六人，官制改革后，慈禧将鹿传霖、荣庆、徐世昌、铁良四人“开去军机大臣职务”，“专管部务”，又将大学士世续补授为军机大臣，并让林绍年“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33]至此，庆、瞿双方的势力虽然看似趋于对等（世续与奕劻很亲近，林绍年是瞿鸿禨的党羽），但由于鹿传霖、荣庆、铁良三人（此三人皆属瞿鸿禨派系）均掌管着重要部务，所以在枢垣调整后，其实是瞿鸿禨的势力得到了明显的增强。

（四）“平满汉畛域”之贡献

清廷改革官制的谕旨中谈到了“破除满汉畛域”的改革，也就是通过对满、汉官员任职制度的调整，解决双方之间一百余年来积压已久的矛盾。有清一代，满、汉官僚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太平天囯起义之后，汉族官僚势力得以崛起，但好景不长，随着1898年戊戌政变的发生，以及20世纪初李鸿章、刘坤一等重臣的相继离世，满族亲贵再次活跃于政坛，他们排汉思想严重，竟说出“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洲肥”[34]的十二字谰言，至此，满、汉官僚之间的矛盾再次变得尖锐起来。

出洋考政大臣端方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在归国后特意向清廷上呈了《请平满汉畛域密折》，建议清廷通过“改定官制，除满汉缺分名目”[35]等改革方式尽快消除满、汉之间的界限，平息双方的矛盾，以此加强中央权威。

在端方的劝说下，清廷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在改革官制的谕旨中明确破除了满汉之间的畛域：“除外务部堂官员缺照旧外，各部堂官均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不分满汉”，“各部尚书均著充参预政务大臣，轮班值日，听候召对”。由谕旨可知，清廷此次“平满汉畛域”的改革其实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从官制的层面破除了满、汉界限，规定尚书和侍郎不分满汉；二是除了外务部之外，每部只设尚书一人、侍郎二人，这就让之前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共有三十六名长官的混乱局面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既改变了各部堂官冗杂的旧制，也减少了这些满、汉堂官之间相互权斗的可能性。

从目前的史料来看，清廷启动“平满汉畛域”这一改革，不仅有端方的功劳，也有瞿鸿禨的功劳，而瞿鸿禨的功劳主要在于“平满汉畛域”的第二个层面，即减少了尚书、侍郎的编制数。据瞿鸿禨撰写的《复核官制说帖》记载，其认为各部只应设“一尚书、两侍郎，以专责成”，[36]瞿鸿禨身为慈禧的宠臣，其建议在慈禧耳中历来较为悦耳，所以，慈禧最终同意了瞿鸿禨的建议，在官制改革方案中缩减了各部尚书、侍郎的数量。

（五）作为“清流”领袖，暗中引领御史造势

在清廷修订、审核、出台中央官制改革方案的两个月之间，反对派与改革派之间哓哓不休。据笔者统计，此间清廷一共收到御史、翰林、内阁学士上呈的反对改革奏折26件。在巨大的舆论压力面前，慈禧也曾无奈地说道：“我如此为难，真不如跳湖而死。”[37]可以说，清廷的这场官制改革是在“一边被骂、一边改”的艰难困苦中不断推进的。

御史、翰林作为政坛上的“清流”，他们在此间不断上奏反对清廷改革的原因，一部分是基于言官的“进谏之责”，而另一部分正是作为“清流”领袖人物的瞿鸿禨在暗中引导。在当时的清流人士眼中，瞿鸿禨是“必能主持其事，救国事之阽危”[38]的灵魂人物，而瞿鸿禨确实也尽到了“清流领袖”的责任，“救国事之阽危”，鼓舞了广大御史、翰林的士气，也为他们树立了标榜。在瞿鸿禨的引领下，御史、翰林大肆造势之事很大程度影响了慈禧作出的最终决策，从而导致了责任内阁制的流产。

揆诸事实，这个时期的瞿鸿禨虽然居于幕后，但他对整个改革的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某些节点上，他的影响可以说是对改革者的致命一击，也是对清廷做出决策的关键一促。

四、瞿鸿禨是清王朝大势将去的“缩影”

纵观丙午官制改革时期的瞿鸿禨，其一举一动正是清廷宪政改革注定要失败的先兆，同时也是清王朝大厦将倾的一个“缩影”。笔者认为，瞿鸿禨这个“缩影”起码可以折射出当时清王朝的两个无法挽救的衰势：

（一）折射出清末动荡不安、风雨飘摇的政局

瞿鸿禨虽然不同意设立责任内阁甚至不同意改革官制，称改革“必多扦格”，[39]但最终，清廷没有全然选择奕劻、袁世凯的改革之策，也没有全然听信瞿鸿禨之言，而是选择了一种折衷的改革方法，意在平衡各派系。举例而言，清廷虽然没有设立责任内阁，但在保留军机处的同时又规定“其各部尚书均著充参预政务大臣，轮班值日，听候召对。外务部、吏部均著仍旧”，这种不伦不类的改革方法显然是杂糅了改革派和守旧派的意见。

只不过清廷顾此失彼的权术平衡手段不但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加剧了政治动荡，也加速了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争夺战的到来，更加速了清王朝覆灭的步伐。比如，瞿鸿禨在改革后不仅没有失去军机大臣的职位，同时也保住了外务部堂官的大权（改革前担任外务部尚书，改革后担任外务部会办大臣，大权未失），这必然导致新一轮的政争；袁世凯在受挫后极不甘心，蓄势待发的他伺机东山再起，最终瞿鸿禨、岑春煊之流正是在次年的“丁未政潮”中被袁世凯反攻，终被清廷罢黜，而清王朝的“神器”也逐渐被袁世凯的北洋集团掏空，在那时，清廷的覆亡之运已然在劫难逃。

（二）折射出清廷无力推进宪政改革的窘状

不论是新政还是“预备立宪”，清廷推动改革的终极目的只有一个，即延续王朝统治。可惜事与愿违，丙午官制改革不但没有达到加强中央权威、延续王朝统治的目的，反而衰弱更显，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也接连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权力战，可谓内耗连连。

高层的内耗集中表现在袁世凯势力与瞿鸿禨势力的争斗上，从瞿鸿禨的角度而言，他在这个节骨眼上必须放手一搏，阻止慈禧太后设立责任内阁，而瞿鸿禨、袁世凯的分歧表面上是政见不同，或是设立责任内阁的问题，实际上却是“政坛斗法”，是一次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生死角逐。

由于时局的混乱以及清廷无力改革的现状，丙午官制改革不但引出了以上种种政坛风波，也成为了一小撮人（如瞿鸿禨、袁世凯）相互倾轧、攫取政治资本的垫脚石，这是晚清政治的一大悲哀。反过来，在引出种种政坛风波的同时，丙午官制改革又进一步诠释了清廷无力回天的窘状，正如《剑桥中国晚清史》所言：“清政府终于发现它的种种改革正在失去控制——它愈改革，权威愈少；但它改革愈少，它要求保持正统地位的可能也愈小。”[40]

五、结语

1907年，瞿鸿禨在“丁未政潮”的政争中败给了政敌袁世凯，遭到清廷的罢黜，从此退出了晚清政坛。他在离开京师之际，曾作一诗感叹其无奈的一生，诗曰：

臣罪丘山负至尊，扪心岂独畏人言。愚忠未效青蒲益，曲贷犹深羽扇恩……

消闲敢续归田录，志悔从深誓墓情。车马软红真自扰，闭门习静养残生。[41]

瞿鸿禨前一年还是显赫的枢臣，可后一年就遭到罢黜，被清廷弃如敝屣，从其在丙午官制改革乃至“丁未政潮”期间的一系列遭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清廷危如累卵的衰势。因此，丙午官制改革时期的瞿鸿禨，既是清王朝颓势之真实写照，也是清王朝即将覆亡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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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俊霖（1990-），男，云南开远人，云南大学法律硕士在读，开远铁路运输法院政治部副科级干部，研究方向：晚清法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