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思源/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移动互联时代，海量信息在社交媒体平台生成，其中相当一部分具有独特的业务价值、证据属性和记忆功能，有必要将其视为数字文件的一种特殊类型进行档案化管理。社交媒体信息档案化管理，是指为尽可能保障社交媒体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长期可用性以及维护其凭证效力和信息价值，而采取的系列保存措施与管理过程[1]。目前相关研究可归结为三种视角：一是主体视角，包括“核心参与主体主导模式”和“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模式”，前者强调在协同配合的基础上由政府机构、档案部门和社交媒体服务提供商其中任意一方承担管理职责，持此类观点的有周文泓[2]、宋香蕾[3]等；后者侧重各类主体跨领域、跨层级、跨部门、跨机构进行深度合作，如张晓娟等[4]提出的“合作参与式管理模式”。二是资源组织形式视角，高晨翔等[5]细化为按照时间顺序的归档、按照主题内容的捕获和基于项目需求的捕获。三是客体视角，谭彩敏[6]根据社交媒体文件管理对象的差异，分别针对证据型和记忆型社交媒体文件提出归档管理策略。上述成果基于三种视角对模式进行全面细致的划分，但均属“基于表象的认识”，未基于模式的本质进行分析。因此笔者拟从档案学视角出发，探索社交媒体信息档案化管理的概念模型，并基于实践案例从更深层次分析其管理模式。

1 社交媒体信息档案化管理的概念模型

社交媒体信息档案化管理模式是指档案馆、图书馆、政府机构、社交媒体服务提供商等相关主体在对社交媒体信息进行档案化管理过程中，针对遇到的反复出现的问题使用固定的解决方案。可以看出，这一模式所解决的问题是反复出现的相同问题，由多个相互作用、关联的要素组成[7]。胡鸿杰从管理的维度出发，提出管理内容、管理资源和管理方式共同构成管理活动的三维空间，即“任何一项‘管理’必须存在于这个三维空间之中，即有内容、耗资源和用方式”[8]。以该理论为基础，可建立社交媒体信息档案化管理的概念模型。由于管理内容的实质为管理实施的内容要素，由计划、组织、协调、沟通、控制等管理职能组成，故将其对应为概念模型中的“职能活动”；此外考虑到管理是主体之于客体的活动，故补充“主体（组织）”和“客体（对象）”两个要素。因此可将该模型概括为各类主体通过合理的管理方式、运用恰当的管理资源以充分履行其实现社交媒体信息档案化管理的职能，涉及主体（组织）、管理方式、管理资源、职能活动、客体（对象）五个要素，笔者将在下文对这些要素进行逐一分析。

1.1 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社交媒体信息档案化管理涉及的管理主体相对复杂，但若从职能角度进行划分，可归纳为以下三种角色类型：一是文件管理者，承担社交媒体信息档案化管理的职能活动，主要涉及形成者、档案馆和图书馆等文化机构、社交媒体服务提供商等。二是活动支持者，涉及技术、智力与政策层面，其中技术支持者包括社交媒体服务提供商、技术服务商和专业社会组织，负责设计开发对社交媒体信息进行捕获采集与开发利用的工具、管理平台等；智力支持者包括学术科研机构与社会公众，提供有关方法、策略、制度等；政策支持者，即相关政府机构（非形成者），负责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三是执行监督者，可由相关主管部门或第三方承担，对各类主体开展的社交媒体信息档案化管理行为进行监督、检查、考核、评价、反馈。

1.2 基于模拟与数字信号的方式手段

总体来说可归结为传统方式和数字方式两种，传统方式即非数字手段，是指将社交媒体信息通过硬拷贝转化为纸质文件进行管理，其实质是基于模拟信号的管理方式；数字方式采用数字技术对社交媒体信息进行档案化管理，能够确保其从生成到销毁或永久保存“连续不断”，其实质是基于数字信号的管理手段，与国际档案领域提倡的“数字连续性”不谋而合。

1.3 管理资源的多维保障

管理资源是管理功能（即职能活动）得以实现的物质保障，涉及人、财、物、规范体系等。就人、财、物而言，应组建涵盖社交媒体内容提供者和运营者、文件管理者、档案工作者、技术人员、法律顾问的“社交媒体工作组”，并为社交媒体信息档案化管理提供充足的资金和适当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就规范体系而言，既涉及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标准体系等，也涉及组织机构层面的文件分类方案、文件保管和处置期限表、元数据方案等。

1.4 介于电子文件管理与网络资源存档之间的职能划分

社交媒体信息档案化管理流程与传统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保管、统计、利用有所差异，但依然遵循“收、管、存、用”的基本路线，涉及归档（含捕获/采集、鉴定、组织）、存储、长期保存和开发利用等。社交媒体信息生成于第三方平台，存储在社交媒体服务提供商的服务器中，实际控制权的缺失致使形成者无法直接对其进行管理。因此，就职能活动而言，社交媒体信息档案化管理与一般意义的电子文件（档案）管理存在显著差异；同时，社交媒体信息具有动态即时性、强关联性，并且涉及复杂的著作权和隐私权问题，因而具有不同于传统网络资源保存的特点。因此，社交媒体信息是介于电子文件管理和网络资源存档之间的活动形态。

1.5 差异化视角下的客体对象

社交媒体信息具有海量、碎片化、动态即时性、交互性、关联性、来源广泛性等特点，其类型更是复杂多样。按照形成主体，可分为个人生成和组织机构生成的社交媒体信息；按照公开程度，可分为公开信息和隐私信息；也可按照生成平台（如Facebook、Twitter、新浪微博、微信等）和存储格式（如CSV、JSON、XML、PDF、HTML、WORM、WARC）等进行分类。对模式构成影响最深的是基于价值属性认知的划分，将其分为证据型和记忆型社交媒体信息，前者与传统意义的档案相同；后者与游离于体制之外的私人档案类似。

2 社交媒体信息档案化管理的主要模式

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Terry Cook）认为，“档案范式经历了四个阶段：从法律遗产到文化记忆，再从社会参与到社群档案”[9]，即证据、记忆、认同和社群。基于四个范式理论，结合业务需求和存档动机，最终识别出基于文件生命周期的证据维护模式、基于网络资源存档的记忆构建模式和基于身份认同的社群主导模式。同时，考虑到社交媒体服务提供商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故增加面向用户的定制化服务模式。接下来笔者将结合概念模型的基本要素对这些模式进行系统分析。

2.1 基于文件生命周期的证据维护模式

该模式基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涵盖社交媒体信息的全生命周期，每一阶段的管理职责由不同主体承担，生成阶段的管理职责由形成者和社交媒体服务提供商共同承担，管理阶段的主要工作（含采集、鉴定、组织等）由形成者负责，最后由档案机构负责长期保存和开放利用。它以形成者与档案机构之间的移交接收关系为“核心纽带”，聚焦证据型社交媒体信息，强调其满足业务需求的功能及其凭证与证据属性。

理想状态下，首先，应由形成者与社交媒体服务提供商、技术服务商建立合作关系，签署协议；组建“专家咨询委员会”，协助完成社交媒体信息档案化管理前期规划。其次，形成者在对自身技术条件进行综合考量的前提下，可采用委托代理或独立自主的方式开展采集、鉴定、组织等工作。最后，应按相关规定将需要永久保存的部分移交至同级档案机构。以美国为例，国家档案与文件管理署（NARA）制定社交媒体文件管理政策，各联邦机构按照NARA的规定开展社交媒体信息档案化管理工作，再依据有关程序和要求定期将需要永久保存的部分移交至NARA管理，其中NARA主要承担业务指导、监督与接收、长期保存和开放利用工作，并不直接参与捕获采集，“总统奥巴马社交媒体归档”[10]项目就是典型案例。

这种模式与传统的文件档案管理模式颇为相似，因此在既有框架内较为容易实现。而且基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注重维持社交媒体信息的真实、完整、可靠、安全，使其“可信”且能够成为业务凭证和法律证据。但也因此管理活动显得有些“支离破碎”，即多元主体共同承担不同阶段的管理职责，若没有完善的协议和制度规范交接流程，极易出现推诿、扯皮等现象。此外，每个机构能够用于社交媒体信息档案化管理的资源有限，导致管理方式以传统方式或“朴素”的数字方式（如截图或留存Word文档）为主[11]。

2.2 基于网络资源存档的记忆构建模式

该模式是指档案馆、图书馆等文化机构从文化职能出发，将社交媒体信息视为国家和民族的珍贵记忆，纳入网络资源范畴，借助API工具、网络爬虫或备份工具等数字方式进行资源建设，经过组织加工，在长期保存的基础上向公众提供开放利用。它不再依赖传统文件档案管理的“移交接收”流程，而是自主捕获采集；不再以保存“完整的证据链”为目标，而是以构筑数字时代的社会记忆为宗旨；不再是分散进行的常规性管理活动，而是以项目的方式开展业务。

在该模式中，文化机构首先需要与社交媒体服务提供商建立合作，旨在获得社交媒体信息实体或取得授权。其次在多方支持下对社交媒体信息进行档案化管理，就技术支持而言可考虑委托代理的方式，将部分工作委托给第三方技术服务商。在美国国会图书馆（LOC）组织的Twitter存档项目中，Gnip负责tweets的收集组织并向国会图书馆移交[12]。就智力支持而言应尽可能使学术科研机构贡献其独特的理论力量，如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就与InterPARES Trust项目进行合作，旨在完善社交媒体文件捕获归档的政策、法律、规范[13]。同时也可采用“众包”的方式，充分发挥公众的“公民档案员”职能。就政策支持而言文化机构的主管单位既要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也要通过多种渠道做好项目宣传，以便获得更多主体的理解与支持。除Twitter存档项目外，英国国家档案馆政府网页档案项目建立的在线社交媒体档案库[14]以及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网页存档项目[15]都是记忆构建模式的典型案例。

其优势在于统一资源组织形式，避免分散移交带来的格式不统一、系统不兼容等问题，还可实现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和高度认可，据Go.USA.gov报道，国会图书馆博客网页点击量超过41000，是其他政府URL点击量的五倍多[16]。但该模式也存在一些弊端，如某机构主办一次重要会议，同时形成了纸质文件、电子表格以及嵌入音视频的社交媒体信息，但文化机构只对社交媒体信息进行采集，割断了它们与其他文件之间、与业务活动之间的有机联系。国会图书馆的Twitter存档项目始于2010年，直至今日仍无法提供利用，其面临的主要挑战就包括如何对这些推文进行科学组织等[17]。因此在进行资源组织时，不仅要按主题整理，还要考虑其来源背景。

2.3 基于身份认同的社群主导模式

该模式由某一社群牵头，广泛联结各利益相关者，聚焦与某一特定领域或议题有关的记忆型社交媒体信息。“证据维护模式”和“记忆构建模式”往往从“国家”或“社会”的角度出发，代表的是“官方意志”；而这些社群则基于“个体”视角，追求公平、公正、权益以及身份认同，记录“不同的声音”。就管理资源和方式而言，采用数字手段进行采集、组织、保存、利用，能够实现管理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地进行开发利用，包括开发在线数据库提供访问利用、借助移动终端进行资源展示、依托数据挖掘技术实现增值利用等。但由于社群缺乏相关经验，容易导致资源的真实性、可靠性、完整性及其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受损。遗憾的是，社群主导模式仅仅是基于“四个范式”提出的“理论构想”，即可能存在这样的一种管理形态。不过“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许多社群档案馆或者历史项目利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和广泛的群体分享他们的材料和记忆”[18]，如Eastside Community Heritage（ECH）[19]就在Facebook上分享一些材料。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社群正在生成丰富的社交媒体信息，因此作出他们将对这些信息进行档案化保存和开发利用的推论也合情合理。

2.4 面向用户的定制化服务模式

社交媒体平台本身即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档案馆”。该模式基于以社交媒体平台为中心，以社交媒体服务提供商为实施主体，以平台社交媒体信息资源为基础，侧重面向用户提供开发利用和增值服务。

它具有鲜明的“双重价值导向”，即文件（档案）管理需求导向和文件（档案）资源增值服务导向。就前者而言，其基本运作方式是：形成者向社交媒体服务提供商购买服务和提出规范要求，由社交媒体服务提供商开发设计社交媒体信息的归档接口；同时考虑到社交媒体信息的技术特性和平台依赖性，档案机构也可采用“逻辑归档”的方式，其实质是文件管理权限的转移。就后者而言，社交媒体服务提供商向政府部门、学术科研人员和社会公众提供有偿或无偿服务，它可以通过应用程序对社交媒体信息进行分析，改善政府公共服务并为社会舆情监测提供有效数据支撑，如当社交媒体中的文件或评论违反政府机构的社交媒体政策时，ArchiveSocial就会发送警报给政府[20]。就学术科研人员而言，获取可信的社交媒体信息资源逐渐成为“刚需”，“社交媒体数据为解读人类行为规律或行为倾向提供了很好的机遇……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21]。在服务社会公众方面，社交媒体服务提供商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如“2012年底Twitter网站推出了一项新功能——为用户提供完整的推特档案”[22]。

其优势在于能够充分利用社交媒体服务提供商的管理资源基础和技术条件。但其管理动机决定着该模式“先天不足”，因为这种管理行为是自发的并且以牟利为价值取向，无法真正满足长期保存需求。因此需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签订合作协议等方式约束其行为，确保社交媒体信息资源得到妥善保存和实现可持续利用。

3 结语

上述四种模式均有着不同的应用场景，都是针对“反复出现的问题”提出的系统解决方案。其中证据维护模式适用于传统文件档案管理框架，致力于满足“真实”属性与“证据”需求；记忆构建模式适用于文化机构从资源记忆属性出发主导的“项目式管理”；社群主导模式适用于实现“社会边缘群体”的身份认同的管理活动；定制化服务模式则更适用于商业化盈利场景。虽然这些模式具有“场景化”特征，但它们也呈现出融合发展的趋势，如采用委托代理的证据维护模式与面向政府机构的定制化服务模式就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时，随着管理理念的更新、技术工具的完善以及实践案例的丰富，对社群主导模式的分析可能会更为深入，也可能会有新的模式形成，需要及时加以识别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