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瑞懿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37）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在关于创作论的论述中将乐府定义为：“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1]可见乐府作为一种诗体与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汉乐府民歌是乐府诗的代表，它以杂言为主加以整齐的句式并配乐歌唱，呈现出一种音韵谐婉，诗乐结合的独特美感。汉乐府民歌有着明显的音乐性特征，其曲调变化对歌辞的创作影响很大，历来研究少有涉及音乐性与乐府文学的联系，本文试从汉乐府民歌的音乐性入手并在此基础上分三个方面具体阐述乐府文学的特性。

一、追根溯源：汉乐府民歌的产生

汉乐府民歌是我国两汉时期最重要的文学体式，它与两汉音乐文化的建设息息相关。汉武帝统治时期，西汉王朝富强繁荣，武帝遂效仿周朝采诗之例，大规模建设了乐府这一宫廷音乐机构。《汉书·礼乐志》载：“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2]可见西汉时期统治阶级注重诗乐的教化发展宫廷音乐并专门设立了从事音乐收集工作的官员。这使得民间俗乐得以被收集而进入宫廷，从而进一步影响了大众化音乐的发展与勃兴。《汉书·佞幸传》载：“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谓之新声曲。”[3]这所谓的“新声曲”其实就是乐官从民间采集的俗乐，再加以改编协律而进入宫廷乐府演奏。统治者既然以“新声曲”为“郊祀之礼乐”，就说明皇帝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承认了民间俗乐的合法性，这也为雅正严肃的宫廷之乐提供了新元素并使之焕发活泼的生机。乐府机构收集民间俗乐客观上起到了收录、保存民歌的作用，有利于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风貌。

民间乐曲在宫廷的流行促进了汉乐府民歌的蓬勃发展，民间文士通过乐府民歌的方式表达出人民的心声，寄希望于民歌使统治阶级了解民生疾苦。正如《汉书·艺文志》所云，汉乐府民歌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气，知薄厚云。”[4]由此可见，汉乐府民歌是出自下层劳动人民之手，所以它有着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有为统治者了解、借鉴的政治意图。汉乐府民歌表现的是人民的社会生活，它的内容丰富多样，从人民对安定生活的追求与对纯洁爱情的颂扬到对战争频仍、处境困厄的控诉，可谓是全方面，多层次地真实展现社会生活实况。这些民歌通过口头传唱与文人润色的方式达到一种空前的繁荣状态，其缘事而发的特点与深刻的思想性也成为后世诗歌学习的典范。

二、钩沉抉隐：题材与曲调的关系

汉乐府民歌的题材内容与音乐曲调有着密切的关系，乐府诗是先有曲调后再创作曲辞的，曲调决定着诗歌的内容与感情基调，诗歌题材与曲调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互补互存，缺一不可。

宋代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将汉乐府民歌划分为“相和歌”、“鼓吹曲”、“杂曲歌谣”三类。[5]这三种曲调风格各异，即如“鼓吹曲”又可细分为黄门鼓吹、横吹曲与短箫铙歌。鼓吹曲是“军中之乐”，要在部队出征之时演奏，曲调雄浑悲壮。汉乐府民歌《战城南》就系《铙歌十八曲》之一，《战城南》歌唱出战争的残酷与百姓生活的水深火热，语言激愤，曲调悲壮沉郁，是鼓吹曲的代表，南朝诗人及唐代的卢照邻等人均有以乐府旧题《战城南》为名的拟作传世。再如“相和曲辞”，据《晋书·乐志下》云：“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6]相和歌原是一种“阡陌之谣”，分瑟调、平调、清调三种并配以七种不同的乐器演奏。《燕歌行》多写征人羁旅之思与思妇怀人之情，曲调哀婉清怨。燕歌，是指北地边郵之乐，这就是相和歌平调的典型曲名。魏晋建安年间曹丕的代表作，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七言诗《燕歌行》用的就是乐府旧题，其中有“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之句，缠绵悱恻，曲调哀怨，正是相和曲辞的特点。此外，汉乐府民歌还有“杂曲歌谣”一类，主要是收入曲调失传的杂曲，这些民歌大多出自民间，《行路难》、《杨柳枝》是其中的代表曲名。

乐府诗的内容与曲名在当时大多联系紧密。如《蒿里行》与《薤露行》是为挽歌，主要表达人生如朝露易晞，亦谓人命危浅，人死魂魄归于蒿里。以这两个曲名为题的乐府民歌多表现人世短暂、飘忽无定的悲伤之情。另有相和歌中《从军行》写从军征战、《燕歌行》写征人思妇、《王昭君》写明妃出塞，皆以其曲名而直书其事。然而随着时代变迁，乐府旧题到了魏晋建安时期也出现了嬗变，以秋胡戏妻为内容的《秋胡行》被用为游仙诗、曹操以《蒿里》、《薤露》为题而咏战争史事等现象屡见不鲜。这种离开原题，因声作歌的形式，在魏晋六朝时期是一种诗歌创作的特色。正是由于汉乐府民歌的音乐性特征，才使得这些乐府诗歌虽然脱离了原来的内容但依然可以因调填词，音乐曲调也成了维系乐府旧题发展的关键。可以说，魏晋文士以乐府旧题为名而作诗已形成一种传统，这也赋予了乐府曲名新的内涵。

三、剖情析采：诗歌与音韵的融合

汉乐府民歌是诗意与韵律结合的典范。诗歌是高级的语言艺术，欣赏诗歌，尤其是汉乐府民歌这种诗乐结合的文学体式时，一定要用心体会它的音韵与节律，从而才能更好的理解汉乐府民歌的音乐性。

《上邪》是汉乐府民歌中最经典的作品之一，这篇作品句式参差错落，整散结合；抒情坦率直接，感情热烈；音韵流畅，高亢热情，富有节奏感。正因如此，清代诗歌评论家陈本礼在《汉诗统笺》中给予了这首乐府诗极高的评价：“造语之精，用意之奇。”[7]《上邪》这首乐府诗开头就以语气词领起，大有咏叹之意，表达情感直白热烈。“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一组诗句感情充沛，直抒胸臆，节奏感极强，用排比的句式接连罗列了五种自然界绝不可能发生的异象。同时这首乐府诗又用杂言体的形式，更有利于抒情，全诗用词朴实，从二言至六言，错落间出，富有韵律感，把主人公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坚定信念表达得淋漓尽致。

汉乐府民歌善于使用叠词，使诗歌声韵和谐，富有韵律美，摹景写物也更加生动传神。叠词作用颇丰，有摹声、绘色、衬托、描状、写情等功能，还有连续性与音乐美。运用叠词可以达到一种“复而不厌，颐而不乱”的艺术效果，这一点在乐府民歌中多有体现。《孔雀东南飞》运用了“纤纤、郁郁、区区、劳劳、寂寂、叶叶”等二十四个叠词，这在乐府民歌中是最为典型的。又如《陌上桑》中秦罗敷为了智退调戏自己的使君，极力渲染自己夫君高大俊美的外貌时连用了三个叠词：“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这就使得丈夫高洁伟美的形象跃然纸上，而且叠词本身就是双声叠韵的词语，朗朗上口，有助于诗歌节奏的顿挫铿锵。汉乐府民歌中运用叠字的艺术被很好地继承了下去。魏晋以来，模拟之风大开，文人对于乐府诗艺术风格的模仿十分热衷。即如三曹的乐府诗就偏爱使用叠词，他们不但运用叠词，而且赋予了这些词语强烈的个人色彩，带有鲜明的时代特性，这无疑是对汉乐府民歌艺术特色的继承与发展。

四、结语

汉乐府民歌是一种独特的音乐文学，其音乐性与诗歌内容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呈现出双重的美感与诗韵。这种文学形式的繁荣与其音乐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汉乐府民歌作为一种音乐性文学表现出别样的艺术魅力，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