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凌宇

桐城，自古有铁打的桐城之称。在现存道光七年绘制的桐城县城图中，仍可看出当年古城墙的巍峨之貌。同济陈秉钊教授据史料断言，桐城城墙之高大，城池之坚固，堪称江淮之首。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城墙，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为了防止日寇再次入侵而拆毁了。城池虽毁于战乱，然而，这里纯朴的民风，悠扬的民间歌谣，却是氤氲熏陶着一代又一代桐城人的成长。自明代始称“桐城时兴歌”的桐城歌，现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桐城，“抵天柱而枕龙眠，牵大江而引枞川”。明代理学家陈献章诗说桐城：“十里溪流十里花，居民多在水之涯”，“僻静园林开栋宇，宽间田地种桑麻”，“天下原无此地佳”。这是片神奇的土地，淳朴自然、积淀深邃、清新儒雅的人文环境，孕育了雄霸清代文坛二百余年的桐城文派，有“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之赞。七省通衢，上联中原、下接南国的得天独厚地理位置，使“桐城时兴歌”催生了“一条特色鲜明的歌谣文化带”。

“桐城歌”究竟源于何时，因没有准确的文字记载和确切的结论，一直困扰着专家、学者。他们在烟波浩淼的历史长河里寻找着源，在纷杂浩繁的岁月墨痕中搜觅着根。

据有关文献和上海师范大学章欢先生的《桐城歌研究》论文考据：第一首桐城歌应出于汉代汉武帝的《盛唐枞阳之歌》。《汉书.武帝纪第六》、《史记》、《资治通鉴》都有相同的文字记载，《明一统志》表述更为具体，（明）《安庆府志》、《桐城志》也记载了此事，“汉帝南巡时邑或得勤事枞阳以观登封这盛耶……又令桐乡者之所当则傚而自勉也”。（古代枞阳隶属桐城）。

桐城邑人方孔炤《射蛟台》有“…射蛟惟有空台在…”，姚鼐《夜抵枞阳》有“…夜深同到射蛟台”，方文《初度书怀》有“…卜居预指射蛟台…”，众先贤有诗记之，枞阳县有古遗址“射蛟台”。尽管有序无歌，从志记“邑或得勤事枞阳”等字面看，正如学者论文推导的“有可能是桐城歌中现被记载还保留歌词的第一首祭祀歌曲，也很有可能汉乐府集里还有其他被武帝采录的桐城民风之歌。”

当时，汉武帝集中了最优秀的作家和最杰出的音乐家创作了用于郊庙祭祀的《郊祀歌十九章》，以表现祀神迎仙，天人感应的境界以及歌咏拜瑞灵物，游仙长生的旨趣，为什么其中的十八章都没有在桐城流传，唯独第十九章送神曲《盛唐枞阳之歌》的《赤蛟》，被当地人民所接受并广为流传，甚至成为家喻户晓的祭祀歌曲？这说明古桐城人所作的可能性大，远地人在远地所作没有这么大的轰动效应。同时也从一侧面窥见古桐城当时的文化氛围，说明早在西汉时期桐城歌谣就有可能风靡一时。

考据又称：明嘉靖间李逊所编《安庆府志之二十六》的《武冑转》记载，言三国时吴国周瑜精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缺误，瑜必知之，必顾”。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有“顾曲周郎”之传。周瑜是庐江舒州人，这个时人是谁？很有可能就是古桐城人。从汉武帝的《盛唐枞阳之歌》和周瑜时人的三言可以看出古桐城地域当时歌谣歌体的形式及风格的梗概，和《诗经》三言、四言……似乎同源同宗。

在《桐城续修县志.二十四卷》序录中程芳朝序云：“桐虽小比於春秋时郑卫幅员犹似过之季札适鲁闻歌郑曰其细已甚歌……”。“桐”即当时的“桐国”，现在的桐城，说明早在春秋时期桐城就歌舞盛行。字里行间我们也似乎闻到信息，“桐城歌”仿佛与《诗经》一样久远。

明清之际是中国民歌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以冯梦龙（1574-1646）为代表的部分文人，开始关注“歌者之权轻，歌者之心浅”的民歌，并对其进行了搜集整理。这些“反映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的民歌，经市井文人的搜集整理，风靡一时，“成为晚明一道风景”。明末塘栖著名文人卓珂月说：“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为我明一绝耳”。后人更高度评价冯梦龙，如果没有他辛勤劳作和超出同时代人眼光百倍的见识，那些到明代已散佚殆尽的宋元话本以及在民间流传的歌谣、笑话、戏曲，都将自生自灭，使文学史留下大段大段的空白。冯梦龙的这些成就，实可和孔子删定《诗经》的意义并肩媲美。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冯梦龙和当时一些文人寻索的记述最真实、最具体，最具权威性，最有说服力。从冯梦龙《山歌》中我们可以看出，“桐城歌”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楚辞》的浪漫主义传统，雅而不晦、艳而不淫、土而不俗，质朴自然、含蓄凝练、意高境远，介于主流文学和民间文学之间，相比吴中山歌，无论从题材、体裁、风格、水准、文采都要略胜一筹。

“桐城歌”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从康熙23年（1684）撤除海禁条例，大约十九世纪左右，“桐城歌”等一些歌谣就传入日本，并被纳入日本音乐“清乐”（清朝传入日本的中国音乐）。江户时代后期的文化、文正时期（1804-1830），“清乐”就基本在日本普及、传唱。而今，在日本各大图书馆仍能找到桐城歌的文词和工尺谱。

“桐城歌”和其他山歌一样，这些生长在田间地头、山林水泊，靠口传心授、代代相承、文字记载却寥寥无几甚至断档断代的民歌，总算有了出头之日，真要感谢冯梦龙的慧眼，使桐城歌没有再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桐城邑人姚兴泉（清）赞桐城歌“调最高而音极响，扬抑疾除，自然合节”，“实非寻常吟咏”的肺腑之言，当是由衷的感叹。“何意高文归一县，遂令天下号宗师”。这是近代国学大家马厚文对桐城的礼赞。千百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勤劳、善良、聪颖的桐城人创造了名闻天下的文化神话，一个风云中国文坛两百多年的文学流派“桐城派”，横空出世。以至时有“家家桐城，人人方姚”之传。

民歌具有特定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具有特定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是一个时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存方式的产物。特有的自然环境、地理环境、人文环境是孕育、塑造、生产民歌的土壤和工厂。特有的语言语境、乡风乡俗、表达习惯是民歌风格和特色形成的主要原因。审美观念、审美取向，价值观念、价值取向是决定民歌品味和内涵的主要因素。

正如当代桐城文人陈所巨先生说：“桐城歌包容历史、时政、风俗等诸多方面，说她是一部歌谣体桐城史志绝非夸张，而她的艺术价值又绝非史志可比。”应该是很客观、中肯的。从“桐城歌”的具体类别看：风土、时政、劳动、生活、俗仪、明理、情爱、趣味、亲情、茶歌、灯歌、儿歌、传说等，不可谓不题材广泛，包罗万象，无不沐浴着天地的氤氲。从“桐城歌”的形态风貌看：三字句、五字句、七字句、杂句和极富地域特色的语言、语构和语境，独特的七言五句式体式，不可谓不丰富多彩、绚丽多姿，始终伴随着历史的脚步。作为表达生活和情感、承载历史和现实、负荷精神和物质的“桐城歌”，已突破了“桐城歌”狭义范畴，它以一种地方性歌谣的民间文学形式，被赋予地方文化的标志性符号而载入中国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