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玺臻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100024）

明末清初的汉口与黄坡地区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具备一定的手工艺技能，但是并没有开设店铺而是以走街串巷吆喝的方式去服务乡民，上至金银首饰下至锅碗瓢盆、红白喜事都是他们的服务范围，于是人们便给了他们一个称呼曰——九佬十八匠。“佬”与“匠”在旧时中国都是对民间手工艺人的称呼，据调查“九佬”分别指的是阄猪、杀猪、骟牛、打墙、打榨、剃头、补锅、修脚、吹鼓手这九个行当；“十八匠”则是指金匠、银匠、铜匠、铁匠、锡匠、木匠、雕匠、画匠、弹匠、篾匠、瓦匠、垒匠、鼓匠、椅匠、伞匠、漆匠、皮匠等匠人。事实上，“九佬十八匠”所涵盖的行当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列举的这些，它是民间对手工艺人约定俗成的一种称呼。此外，它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包含的传统手工艺技能、民间商贸文化等都是古代中国匠人与普通百姓智慧的结晶，而此文正是以“九佬十八匠”中的金匠作为研究对象去研究匠人本身与器物之间的关系。

一、金匠与“低微的造物者”

金匠，就如其名称一样，是从事金器制作的匠人。笔者认为金匠在这“九佬十八匠”中属于比较特殊的一类匠人，其特殊之处在于“低微”的社会阶级与所制造出的“高贵”的器物之间的反差感。首先，“金子”在中国古代属于较难获取的手工艺原材料，“金器”也并非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应当归为奢侈品一类。古代中国崇尚“礼”，具有鲜明的社会阶级观念，不同阶级的人群在饮食、衣饰、房舍、舆马、婚丧嫁娶、祭祀、法律规范等各方面都有不同的规定。如《晋书·苻坚载记》中记载：“非命士以上，不得乘车马于都城百里之内。金银锦绣、工商、皂隶，妇女不得服之，犯者弃市”①；《汉书·霍光传》中也有记载因霍光的妻子显夫人为其改造坟茔，使用了三出阙而受到了皇帝的责罚，“太夫人显改光时所自造茔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阙，筑神道，北临昭灵，南出承恩，盛饰祠室，辇阁通属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②。三到四出阙在古代只有皇帝被允许使用，一般的王公大臣只允许使用一到两出阙。而金器作为古代中国上层阶级彰显身份地位之物，非寻常百姓家所常见。匠人阶级本就处于社会阶级的末端，但其所锻造出的“金器”却被划分到社会上层阶级中，这是反差之一。其次，反差之二在于金匠与其所使用工具的反差，在2017年中国传媒大学“九佬十八匠”民俗器物展中所展出的金匠挑子（图1），其朴素甚至可以说是简陋的工具与中国古代金匠所能制作出的金器的奢华精致之间具有十分强烈的反差感。

>图1 金匠挑子

>图2 金匠挑子及结构示意图

>图3 风箱及结构示意图

>图4 琥珀刀使用示意图

二、金匠挑子与金器工艺

通常，一般金器的制作流程为：熔金—倒模—执模—抛光—压光—车花—检测—成品。对于走街串巷的金匠而言，这些流程大部分都是通过“挑子”来完成的。金匠挑子（图2）之于金匠既是工具又是工具箱，它主要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风箱；另一部分是工具箱。风箱（图3）曾被称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机器，它的伟大之处在于简单的构造下却具备重要的使用功能，在生产技术落后的旧时冶炼中起到控制炉温、熔炼不同金属的重要作用。其基本结构是由三部分构成：长方形木箱，木质推拉把手以及活动木箱。民间有句谚语曾用来形容风箱的工作原理：“老鼠钻进风箱，两头受气”。在风箱的前后两面各有一个进风口，而在有推拉把手的一面内侧安有长方形木制活塞，活塞四周用鸡毛嵌箍加强密封性。在风箱的左侧有一个出风口连接炉膛，顶部可以活动的一面被称为“风舌”。风箱通过推拉前后进风，再通过活塞挤压将风输送到出风口进入炉膛。工具箱则是用以收纳其他制金工具，这些工具包括大锤、小锤、铁蹲、錾子、模具、镊子、玛瑙刀、锉刀、剪刀、钢丝刷、坩埚、秤等。其中大锤、小锤用以雕凿金石；錾子又称錾刀，斜形，头部尖锐锋利，用以塑造金器、雕琢细部；玛瑙刀（图4）又称“压子”，主要是用来磨压金器表层，使镀金层致密，这一步骤被称为“压光”。

中国传统的黄金工艺大致可以分为九大类，分别是：捶揲、錾刻、铸造、珠化、掐丝、累丝、错金、鎏金、点翠。捶揲是将金属捶打成薄片或者各式形状，这是黄金工艺中最基础的工艺；錾刻则是用上面所提到的錾子在金器表面进行刻画，凿刻出细小的装饰线条或者镂空效果；铸造是源自于青铜器制作的一种工艺，是将金属溶液倒入已经制作好的模具中冷却成型；珠化则是用极小的金珠或者铜珠焊接于金器表面，装饰金器。对于以走街串巷为经营方式的金匠来说，因为他们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他们在制作金器过程中更多使用到的应该是较为基础的工艺，复杂的工艺制作对于他们而言在短时间的服务中较难完成。

三、“低微”与“高贵”形成的原因

（一）传统社会等级观念的根本原因

中国古代儒家思想认为“农为本，商为末”，这种“本”“末”之分的思想意识与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几乎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经济基础，来维系统治阶级的利益。从商鞅变法、汉文帝的重农措施、宋朝的盐、酒等“专卖”政策到明清的“海禁”政策都是出于对农业经济的保护。而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将人划分为“士、农、工、商”这四民，相对应的在对于职业的划分上以“士、农”为本，手工业与商业为末。对于手工业与商业的态度，则认为这两种行业是在牟取农业利益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发展，有损于农业。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就曾说道：“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③在这种社会等级观念下，从事手工业的匠人徘徊于社会底层，不被上层阶级所重视，产生了尊卑之分低微之感。而金器，就如上文所说到的它是古代中国奢侈品的一种类型，用以彰显身份、地位、权利。《明史》中就有记载，社会各个阶级对于金银器物的使用规范：“器用之禁：洪武二十六年定，公侯一品、二品，酒注、酒盏金，余用银。三品至五品，酒注银，酒盏金。六品至九品，酒注、酒盏银，余皆瓷、漆。”④131由此使得金器具有与生俱来的高贵感，这是其象征性所赋予它的。

（二）匠户制度对匠人的剥削

元朝时期，为了更好地维护自然经济的经济基础与统治集团的统治与利益，开始对手工业者实行“匠户制”，将具有手工艺技能的匠人纳入“匠籍”，免费为国家征调服劳役。而这一制度沿袭至明朝，发展得更为严苛。明朝规定凡充当工匠的手工业者，一律划入匠籍，世代承袭不得脱籍。其中，匠人又被划分为轮班匠与住坐匠，轮班匠隶属于朝廷六部中的工部，他们必须按照规定的时间进京服役，“定以三年为班，更番赴京，轮作三月，如期交代”⑤。住坐匠则指的是户籍隶属于京城或周边地区的匠人，他们被划分为民匠与军匠（民匠为匠籍，军匠为军籍）为内管监监管，长期留守在京城服役。这种匠户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才得以瓦解，其实质就是为了满足统治集团的物欲与统治权力。匠人们在无偿的服务于统治阶级外，还需自筹盘费长年往返于京城服役，缺乏人身自由。并且匠籍因子孙世代承袭社会阶级流动缓慢，他们不得参与科举、不得与士、农阶级通婚，种种制约束缚于他们，使得匠人的社会地位越发低下，匠人越发的不被世人所看重。

（三）匠人地位变迁的“可能性”

明中晚期，匠人们因不堪匠户制的长期压迫，采取了消极怠工、逃役等反抗行为。统治阶级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对匠户制进行了改革。据《大明会典》所记载的成化二十年颁布的法令：“轮班工匠有愿出银价者，每名每月，南匠出银九钱，免赴京。……北匠出银六钱，到部随即批放。不愿者，仍旧当班”⑥。至此，匠人们以无偿轮班进京服役的方式改为以银代役法，轮班匠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这种以银代役法大大放宽了对工匠人身自由的束缚，使得工匠可以有自由劳作的机会。此外，随着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在江南富庶地区的士绅阶级开始逐渐关注到制作器物的匠人本身，工艺精湛的匠人名字已经开始流传于士绅阶级中，而由他们所作的器物的价格也会贵于一般市场价格。在明代中晚期文学家王世贞的笔记上就有记载道：“今吴中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银，赵良璧之治锡，马勋治扇，周柱治商嵌及歙嵌，吕爱山治金，王小溪治玛瑙，蒋抱云治铜，皆比常价再倍。而其人至有与缙绅坐者”④61。在某种层面上匠人的社会地位在这一时期有了一定的提升，但是这种提升并不是本质上的提升。没有名气的匠人仍然处于社会底层，在社会生活中仍然受到多方限制，社会等级观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而这种表面上匠人社会地位的提升，依然是依附于上层阶级对器物的享用，并不是匠人本身的价值得到了重视。可是，也正是由于这种“表面上”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匠人的积极性，推动了中国民间手工业的发展。所以，总体来说，这种变化是积极的。

时至今日，“高贵”的器物与“低微”的造物者这种反差感已经不复存在。工业技术的发展，机器化的大批量生产已经逐步取代了匠人的慢工细活。而这种批量化无感情的生产模式让我们重新开始认识到匠人的可贵，匠人精神的可贵。现今，传统文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匠人也再次面临着社会的压力。如何让匠人、匠人精神能够适应现代化的生活、生产模式，解决现代社会中匠人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是我们接下来需要思考和解决的。

注释：

①《晋书·苻坚载记》

②《汉书·霍光传》

③《韩非子·五蠹》

④ 柯律格，著.高昕丹，陈恒，译.洪在新，校.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现状（第六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⑤《明太祖实录》卷177

⑥ 赵用贤，编纂.申时行，等修.大明会典：卷一八九[M]//续修四库全书·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