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扬

一、东北宗教文化与民间信仰

实际上，佛教、道教能够形成人为宗教，借助了传统中国民间信仰的某些外壳和内容。而在东北地区，早期民间信仰的发展客观上借助了宗教的力量，早期东北民间信仰传播环境以及内容得到不断地丰富是受到了宗教的“反哺”作用，同时宗教也在东北民间信仰的影响下融入了更多地域特色。

首先，宗教的传播为民间信仰提供了信仰环境。

东北地区汉族民众主要集中在辽东地区，而大部分的东北地区分散着各个少数民族。在宗教未传入东北之前，主要信仰万物有灵的萨满，这几乎是东北民间信仰的全部内容。然而，佛道自东汉始渐渐传入东北地区。虽然东北历史上民族的战乱、迁徙，客观上阻碍过宗教的传承和延续，但几乎历代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对佛教均采取了推崇的态度。特别是明清以来，官方重视佛教的教化作用，推动了东北地区佛教的传播。严格意义上，道教传入东北的时间比佛教晚，但在北宋时期，道教龙门派在辽西传教，极大地推动了道教的传播。至元代，全真派成为东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道教教派。明清时期，道教徒修行传道，建立道教宫观，东北地区的道教流派还有正一派、符箓派等，其中全真教龙门派在东北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达到了全盛。在清代移民进入东北以前，东北的宗教传播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东北少数民族最初“不知有佛，诵经则群伺而听，始而笑之。”但随着佛教、道教的传播，东北的宗教信仰环境也在发生着改变。到康熙初年转变为“近则渐习而合掌以拱立矣”。①（清）方拱乾撰：《绝域纪略》，《长白丛书》五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104页。佛寺道观遍布名山，宗教仪式和庙会渐渐流行，少数民族对正统宗教接纳程度的变化，正反映了东北地区宗教传播的巨大影响。这也为后期移民到来后，东北民间信仰迅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信仰环境。

其次，宗教神佛也丰富了民间信仰内容。

众所周知，佛教、道教自传播之处，无不吸收了中国本土的民间信仰内容，因而单从信仰内容来看，完全区别于民间信仰抑或是宗教，难度很大。宗教在东北地区长期传播，使得被佛教、道教吸纳的中国民间俗神，以宗教神佛的姿态又被传播到了关外，即关内民间信仰的因子乘宗教这个载体被输送到关外地区。观音、弥勒、关帝、药王、龙王、玉皇、三霄娘娘等神灵纷纷被民间家庭所供奉，实际上是在功利主义特点驱使下东北民间信仰神灵谱系中的某位神灵，广为祭祀。以关帝信仰为例，关帝庙几乎遍布东北的城镇和乡村，甚至是满洲八旗的祭祖，也同样要供奉关帝、观音、土地。②郭熙楞：《吉林汇征·风俗》《长白丛书》本，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215页。汉军八旗中的陈汉军“供五堂，左为财神，次关帝，次七神，次观音，次祖先”“新汉军四案，无财神”。③万福麟等：《黑龙江志稿》卷6《地理·风俗·祭祀》，黑龙江通志局铅印本，1933年，第9页。

再者，民间信仰对宗教信仰的影响也是鲜明的。

当然，无论是外来的佛教，抑或是本土的道教，无不是从中国的民间信仰中汲取养料，不断丰富自身得以发展。东北的佛教、道教也不例外，台安县万福寺，实则为关帝庙，“清乾隆丙午年（五十一年）巴家台会首杨自安、马廷玉等舍地修建”，④孙维善、傅玉璞修；王绍武、孟广田纂：《台安县志》卷1《疆域·古迹·古庙宇》，民国十九年（1930）铅印本。寺内不仅有关帝、药王、财神、城隍、三霄娘娘、文殊普贤等神佛，广受东北民众信奉的胡仙，也在佛寺中得到祭祀，这在东北不是特例。事实上，据笔者调研发现，至今仍有许多佛寺在配殿中供奉胡三太爷、胡三奶奶。佛教僧人解释为动物有向佛之心，也可通过修行飞升成佛，另外百姓信仰胡仙也是佛寺中为其设香堂的原因。总之，民间信仰对宗教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东北民俗文化与民间信仰

民间风俗对东北民间信仰产生了推动作用。民间信仰没有教主或领袖，如佛教释迦牟尼、伊斯兰教安拉那样的创教祖师，也没有完整的教义、教规等体系，更没有固定的组织机构和神职人员等等。东北民间习俗以一种强大的惯习形式使民间信仰内容得以不断复写，使民间信仰得到了巩固和加强。民间信仰的传播依靠着民众的历史记忆和生活体验，某些既是习俗又有信仰的成分，很难分清孰轻孰重，更显示了俗信影响之深，习俗的形式被冠以信仰的实质。

从人生礼俗来看，中国号称礼仪之邦，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有一套完整的礼仪制度。从出生到死亡，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无不有约定俗成的礼俗。婚姻是人生头等大事，拥有一段好姻缘是青年男女的夙愿，向月老祈求良缘更是一种风俗习惯。“月下老人殿前，青年如学子者多往祈祷。”⑤《游览天齐庙庙会纪》，《盛京时报》1917年5月19日。对月老的祷告是青年男女祈求美好姻缘的一种习俗。又如婚后妇女求子是常情，到娘娘庙“拴孩”“挂娃娃”“偷鞋子”是历来未孕或不孕妇女的习俗，在东北十分常见，甚至延续至今。若是孩童患病，民间有“换童”一说，扎个“纸人”，到娘娘庙会这天烧掉。①《北镇文史资料》1-4辑，第187页。“挂齁巴”也是近代东北较为常见的民俗。民间传说中，这位为人承受百病的神像“系清施不全，按施之为官，小说极称道之，并云极清正，何至殁后为神”“独嗜”“咸芥疙瘩”，因而“有以线穿咸芥疙瘩片为串，挂于清制神像头上”，②周铁铮修，沈鸣诗等纂：《朝阳县志》卷25《风土》，民国十九年（1930）铅印本。哮喘疾病就转移到了十不全身上。腿有病就送十不全一枝拐杖。此外还有在十不全身上贴膏药的习俗，将风湿等一些疾病转移。“大西关之子孙堂与南关之娘娘庙昨日均系会期……一少妇在俗称十不全处之下体遍贴膏药，其意系要求将伊之患处移诸于彼……”③《庙会概况》，《盛京时报》，1922年5月16日。民间信仰已然成为一种习俗，正如新闻报道所言：“庙多神众，愿心亦随俗百变，笔难罄述云。”④王介公修，于云峰纂：《安东县志》卷7《礼俗·愿心》，民国二十年（193）铅印本。

传统的丧葬习俗与中国人的灵魂不死、灵魂信仰和祖先崇拜有很大关系，近代东北民众不分民族，对丧葬习俗均十分重视。汉族丧葬习俗的细节大同小异，甚至是满族等少数民族也有趋同之势。“报庙”（焚香、送纸），家人依照丧葬习俗在亲人去世后第一时间到土地庙向土地爷通报消息。在民间信仰中，土地神又是社神，掌管某一聚落人口，特别是阴间事务。在东北，这一职责也由五道庙来承担，五道又称五道将军，冥府中负责五道轮回，家人要来此为逝者招魂将灵魂领到庙里。五道庙同样也是乡村最常见之小祠。

在众多的岁时节俗中，庙会可以算作是影响最为深远的民俗文化，而庙会最初的目的却是迎神赛会，举行祭祀酬神活动。特别是传统的工商业有祖师庙会，神祭日对某一行业至关重要，要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但庙会的经济功能和娱乐功能渐渐为人们所发挥，进而演变成一种习俗。“四月十八日为娘娘庙会期……农、工、商一律放假。”⑤戚星岩：《海城县志》卷4《人事志·礼俗·岁事》，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铅印本。“二十八日为药王庙会，药行焚香行礼，休息一日。”⑥裴焕星等修，白永贞等纂：《辽阳县志》卷25《岁事》，民国十七年（1928）铅印本。在海城县“农、工、商人亦有放工者。”⑦戚星岩：《海城县志》卷4《人事志·礼俗·岁事》，民国二十六年（1937）铅印本。以辽南地区为例，夹河庙庙会就曾是解放前辽南地区最宏大的庙会，55处寺庙中，一年中共举行64次庙会。⑧新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新金县志》，大连：大连出版社，1993年，第579页。种种数据都可以证明庙会活动在东北地区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即便到了民国时期，官方一再对民间庙会活动加以限制，甚至企图革除，⑨裴焕星等修，白永贞等纂：《辽阳县志》卷25《岁事》，民国十七年（1928）铅印本。也没能阻止民俗的惯性，各地依旧如期举行庙会，调剂枯燥繁忙的日常生活，庙会已经融入了民间日常生活生产之中。

东北民间种种习俗不胜枚举，其与民间信仰互为作用，孰重孰轻并不重要，关键是在民间习俗的渊源流传下，民间信仰随之被传递和推动。正如某些习俗一旦带来良性结果，又加强了民众对民间信仰的认同。根据统计，一年当中，与民间信仰息息相关的民间节令，几乎霸占了整个岁时节俗，⑩刘扬：《世俗与神圣：近代辽宁地域社会与寺庙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年，第105页。习俗反复地加深着人们对民间俗神的信仰。

三、东北民间文学与民间信仰

以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及说唱文学为代表的东北民间文学形式推动了民间信仰的传播，使其不断强化。东北民间信仰的发生及流传给民间文学提供了素材，催生了各种神话传说内容。因而二者之间更像是一种相互哺育的关系。

（一）东北民间文学推动了东北民间信仰的发展

民间传说是推动民间信仰在某一地域生根发芽的重要介质，民间信仰的生根发芽离不开民众的口口相传。庄河小寺庙并非龙王庙，却因一段传说形成了三月三日祭祀龙王的习俗，那里流传着龙王“李老爷”为汉代击败匈奴的大将军霍去病麾下骁勇善战的猛将李作军的化身。传说有一年农历三月初三那天，还是婴儿的李作军在母亲怀里吃奶时显了原形，把母亲吓昏过去。他父亲出海归来，就见一条巨蟒的尾巴搭在窗上，惊恐之下，砍掉了巨蟒的尾巴，“李老爷”疼痛难忍，一爪抓起他的父亲掷向东海，亲自三人各在一方。民间认为，父亲误伤其子，本属无罪，母亲育儿有功，李老爷为人民杀敌报国，为神庇佑黎民，逢旱降雨，有口皆碑，决定三月三日小寺庙祭祀，让李老爷父子相会。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庄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庄河文史资料》第6辑，“三月三小寺庙会”，1990年，第91页。关于秃尾巴老李的传说，民间流传很广，仅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就有很多版本，传说内容大同小异，都具备母亲产下龙子、父亲误解下砍断龙尾、龙儿孝行感人，后民人建祠纪念、祈雨几个共同的要素。不过各种演义中又加进了一些地域特色。例如上面所举，庄河地区认为“李老爷”是一位骁勇善战的猛将李作军的化身。可见，人们愿意把这种体现孝义的传说同修庙建祠结合起来，彰显了本地庙宇的神异和灵应，另一则民间传说则更能凸显民间传说对地域造神的影响。之前提到的大石桥地区三仙女降临的传说成为该地区娘娘神信仰流传的依据，传说使民间信仰的灵应和奇幻色彩得到彰显。

看似富于浪漫和传奇色彩的民间传说，融合了民间的生活方式、心理特点，从而缔造了民间信仰的新内容。民间文学叙事结构很大程度上利用了民众忠奸善恶伦理道德思维来叙事，符合民众的思维，更易使民间传说、遗闻推动民间信仰的传播。

（二）东北民间信仰为东北民间文学提供了素材

东北民间信仰一直是东北民间文学的题材之一，东北民间文学在民间信仰中攫取着养料，哺育着自身。山神信仰在东北东部地区尤其盛行，以虎为山神爷的信仰内容尤为受民众的推崇，祭祀虎神是以山为业的民众进山劳作前的例行事宜，在这种民间信仰之下，衍生了一系列的民间传说。

“郎九庙在县西南五十里六区万宝山岭上，清同治中有三道浪头卡伦官郎某行九者，由凤城回卡，从者二十人，路经此岭遇虎横路而卧，时际日暮皆惊惶无措，进退维谷，郎某下马祝曰：尔为兽王，灵应昭著，如能让路，他日必于此修山神庙一座，以昭威灵而奉礼。祀毕，虎即垂头摇尾趋入林中。阅月郎即鸠工庀材，履修庙宇，将落成之日，附近农民肯为助费，改庙为九圣祠，郎某允之。论品位山神列于九圣之末，共议塑像，郎某游行庙东百步之外，虎骤至朴郎于地，由足至股大嚼而去，从者枪击驽射虎未着伤，亦未伤他人，郎某旋毙，庙逐废弃，设治后居民重修石庙以祀山神，人咸呼郎九庙云。”①王介公修，于云峰纂：《安东县志》卷8《轶闻·郎九庙》，民国二十年（1931）铅印本。

安东地处东北东部，多山，民人视虎为山神爷，相当多的民间传说是以山神爷为对象，来表达民间的伦理观念。在民间轶闻中，郎九途中遇虎，许诺若保周全，则为山神修建山神庙一座，但一念之差，失信于山神，修九圣祠，山神位列诸神之末，最终被山神惩戒。轶闻传递了民间传说中山神信仰的地位，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山神爷信仰的源远流长，给民间传说、轶闻等留下了创作空间。

万物有灵是民间信仰的特点之一，东北生产人参，更因为人参状如人形，本身就带有一种神奇色彩，所以关于人参精的信仰在民间十分普遍。采参劳作时神异传说更是有多种版本，人参娃娃成为了民间传说中最为讨喜的文学形象之一，东北地方文学作品中收录了大量有关民间信仰的传说。据笔者统计，以《吉林乡土志》所搜集的吉林地区乡土神话传说为例，有近五十则传说故事内容与求财、祈雨、免灾等方面的民间信仰有关，其中涉及主要神灵有财神、关帝、树神、胡仙、娘娘、城隍、龙王等。②伪满吉林省公署民生厅编：《吉林乡土志》，《长白丛书》初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156-191页。《黑龙江民间文学》收录了大量黑龙江地区的民间风俗传说内容涉及了灶神、财神、胡仙、虫王等等。③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黑龙江分会：《黑龙江民间文学》第九集，内部资料，1983年。东北少数民族口头传说中有关民间信仰的内容更是不计其数；例如，作为非物质文物遗产的满族传统说部不仅是民间口头文学的杰作，也是东北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状况的反映。

四、东北民间乐舞文化与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在祭祀、祈愿、酬神等活动中，需要通过演唱、歌舞、弹奏等音乐形式与神灵进行沟通，此时的民间歌舞曲艺更像是民众与神灵沟通的一种介质。在东北民间曲艺歌舞的发展过程中，东北民间信仰为东北民间舞蹈、乐曲发展，甚至是生成，提供了展示灵感和空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部分东北民间乐舞形式源自民间信仰

民间舞蹈活动从源头来看也是宗教信仰的一种表达方式。东北秧歌是古老傩舞的一种衍生，“古乡傩之义。”④肖德润等修，张恩书等纂：《西丰县志》四编人事，卷20《礼俗·岁事》，1938年铅印本。傩本身为驱除瘟疫鬼魅的祭祀礼仪。“大连瓦房店横山乡的‘老母会’，除天旱求雨时要表演外，遇到瘟疫流行时，村民们也要抬着老母(观音菩萨)神龛，扮上秧歌上街表演，经过患者门前时，扮演四大金刚的演员从大门进去，再从窗户跳出，据说可以驱除疫魔。”⑤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编：《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辽宁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8年,第18页。

东北地区极具地域特色的“太平鼓”，其起源发展与萨满教的“跳神”有一定关系。萨满无论是驱邪治病还是祈祷祭祀，都要击鼓，边唱边跳，而太平鼓这种艺术形式就由此演变而来。特别是汉族移民受此影响，出现了与烧“民香”。秋后农闲时，大户人家为祈求上天及祖宗保佑，请“打单鼓”的艺人“烧太平香”。①新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新金县志》，大连：大连出版社，1993年，650页。太平鼓有严格的仪式程序，但其中边唱边舞也是十分重要的环节。其唱词与祈愿的内容相关，名义上是为了娱神，而实际上远近的乡民为了找点乐子都来观看，渐渐这种演艺形式得到了传播和普及。

东北民间信仰实践过程中产生出大量的民间曲艺和歌舞，这对民间文艺的内容及形式的发展发挥过重要的影响。并且民间信仰的仪式活动也需要民间文艺的参与，又给民间文艺的发展提供了舞台。

（二）东北民间信仰的表达离不开民间乐舞的参与

东北民间信仰的祭祀、祈愿、还愿等活动同样也离不开民间乐舞的表演。特别是当需要人与神沟通时，更离不开乐曲同舞蹈的配合。据李来璋先生调查，船工举办祭江活动以图摆渡顺利和兴旺，届时请鼓乐参加演奏，《一条龙》《八条龙》《小龙尾》及笙管曲《江儿水》《一江风》《祭枪》等是祭祀上必用的曲目。②李来璋著：《东北鼓吹乐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38页。从名字上看，“水”“龙”等字，演奏曲目与祭祀的内容保持了一致。

民间信仰庙会在东北民间十分常见，为了酬神而举办的赛会活动，东北民间歌舞表演必不可少。大石桥娘娘庙会在近代十分闻名，附近的村落以祭祀娱神为目的组建了多个民间组织，因赛会的需要，各个都练就了精湛的技艺。“天吉圣会的高跷秧歌，最负盛名；大德圣会的抬杆，气魄壮观；天泰圣会的大刀会，技艺娴熟；天成圣会舞狮子、竹马、太平车、地秧歌等，妙趣横生；天仙圣会的娘娘架子，工精艺绝。”③政协营口文史资料编委会：《营口文史资料》（内部资料），第7辑，1990年，第94页。附近的村屯结队办秧歌会名噪一时。从当年李沐霖作《凌源关帝庙五月十三日演会竹枝词》，也可见迎神赛会上民间歌舞等艺术形式的盛况。民间乐舞是迎神队伍中最为出彩的部分，“迎神的队列最前面是中幡，接着是高脚、纺车秋千、花脖（钹）、挎鼓、拾格（阁）、背格（歌）、逍遥棚、对子马、提炉。”④李浴等著：《东北艺术史》，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510页。许多民间艺术形式如龙灯、高跷、狮子、旱船等得到了发展，至今仍是当地乃至东北地区最受欢迎的娱乐形式之一。

东北文艺娱乐形式发展漫长，在这一过程中东北的民间信仰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东北民间乐舞展现出地域民俗娱乐文化鲜明的宗教性、民族性、民俗性，而东北民间信仰的祭祀文化同样不可缺少舞蹈与曲艺，实际上也推动了东北民间艺术的发展。

民间信仰作为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与其他组成部分有着密切关联。清代以来东北民间信仰与地域文化保持了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甚至相互孕育的关系。民间信仰的发生和传播已经融入了东北的宗教、文学、民俗、曲艺、景观等地域文化之中，而东北地域文化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民间信仰的气息，形成了鲜明的东北地域文化特色之一，即草根性。这种特色使得东北地域更加趋向于民间文化的鲜明特点，更加接地气，从而使民间信仰在民众信仰中的根基也更加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