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恩

20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学界对中国哲学研究方法多有思考。①如陈寅恪所谓同情之理解的方法（参见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作《审查报告一》，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432 页）；冯友兰所谓“正底方法”“负底方法”（冯友兰：《新知言》，载《贞元六书》 （下），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版，第944 页）；牟宗三所谓“理性之了解”、生命之体悟的方法（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序”，第1 页）；劳思光所谓“基源问题研究法”（劳思光：《论中国哲学史之方法——中国哲学史序言》，《新编中国哲学史》 （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年版，第11 页），等等。不过，由于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哲学的讨论多出于文化或文明比较的动机，在中国哲学研究中产生了重哲学史梳理而轻哲学创作的现象。有鉴于此，陈少明先生新著《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②陈少明：《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年版。提出“做中国哲学”的应对方案。这一方案的提出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其长期致思的结果。关于本书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创作所具有的积极价值，学界已有所述③见陈壁生：《何谓“做中国哲学”？——陈少明〈做中国哲学〉评议》，载《哲学研究》2017 年第8 期；杨海文：《古典生活经验与中国哲学创作——陈少明〈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读后感》，载《开放时代》2015 年第6 期。，而对于其另一贡献，即对于“一般哲学”之新解，则未有注目，实际上所谓“做中国哲学”正奠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