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恩

20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学界对中国哲学研究方法多有思考。①如陈寅恪所谓同情之理解的方法（参见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作《审查报告一》，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432 页）；冯友兰所谓“正底方法”“负底方法”（冯友兰：《新知言》，载《贞元六书》 （下），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版，第944 页）；牟宗三所谓“理性之了解”、生命之体悟的方法（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序”，第1 页）；劳思光所谓“基源问题研究法”（劳思光：《论中国哲学史之方法——中国哲学史序言》，《新编中国哲学史》 （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年版，第11 页），等等。不过，由于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哲学的讨论多出于文化或文明比较的动机，在中国哲学研究中产生了重哲学史梳理而轻哲学创作的现象。有鉴于此，陈少明先生新著《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②陈少明：《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年版。提出“做中国哲学”的应对方案。这一方案的提出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其长期致思的结果。关于本书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创作所具有的积极价值，学界已有所述③见陈壁生：《何谓“做中国哲学”？——陈少明〈做中国哲学〉评议》，载《哲学研究》2017 年第8 期；杨海文：《古典生活经验与中国哲学创作——陈少明〈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读后感》，载《开放时代》2015 年第6 期。，而对于其另一贡献，即对于“一般哲学”之新解，则未有注目，实际上所谓“做中国哲学”正奠基于此。本文详人所略，首先分析什么是“做中国哲学”，以揭示作为“做中国哲学”之逻辑前提的“一般哲学”思想结构。在此基础上，尝试作一些补充性的思 考。

一、什么是“做中国哲学”？

陈少明指出：“（‘做中国哲学’）的表达结构是维特根斯坦的‘做哲学’（do philosophy）的衍生形式。它强调的重点，一是区别于只述不作的哲学史论述，一是追求‘做’出它的中国特色。”①陈少明：《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自序”，第6 页。在他看来：“‘中国哲学’有经典哲学与当代哲学两层含义，前者就其包含经典文化与思想经验而言，后者则是时间概念，前者包含在后者当中。”②陈少明：《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自序”，第6 页。依此，“经典哲学”似为一种既成事实，其实不然。所谓“就其包含经典文化与思想经验而言”只是说传统经典中所包含的经典文化与思想经验具有成为哲学的潜质，而能不能成为哲学还需要当代哲学的诠 释：

经典中国哲学是否有力量，还取决于它与其他当代哲学（来自西方的，或意识形态）的竞争能力。至少它得令人信服地显示，经典思想对现代精神文化具有独特的解释与塑造功能。③陈少明：《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自序”，第6—7 页。

在此意义上，陈少明将当代哲学等同于诠释之学，而诠释之学也就是做哲学，所谓“新的诠释之学，应当致力于做哲学”④同上书，第5 页。。因而，“做中国哲学”的目的就是经由诠释以“揭示经典与现代生活的关联，让它的仁爱、智慧与优雅的品质，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发挥力量”⑤同上书，第7 页。。

在他看来，这一诠释的入手处在于“事”，因为“古典的生活经验，主要呈现在经典文本的叙事中”⑥同上书，第113 页。，“对经典提供的经验进行哲学性反思，事就得进入我们的视野”⑦同上书，第123 页。。但其所谓“事”并非指所有的历史事件，而是指“思想史事件”。首先，从构成而言，他认为“思想史事件从属于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它与任何事件一样有相同的组成部分”⑧同上书，第147 页。。其次，他将思想史事件区分为“构成思想史影响的事件”和“有思想价值的事件”，前者如李斯上书秦王与董仲舒答汉武帝问，后者如王阳明论岩中花树与孔子厄于陈蔡。他认为后者才是中国哲学的研究对 象。

在他看来，“有思想价值的事件，其价值蕴含在故事情节中”⑨同上书，第153 页。。由于“叙事的中心，可以是各种具体的人、事甚至物”⑩同上书，第123 页。，因此，对有思想价值的事件所蕴含的观念的解读就要“识人”“说事”“观物”，而这又需要借助于解读者自身的经 验：

有思想价值的事件，则是未经反思的范畴。这类事件大多不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没有令山河变色、朝代更替的后果。其人物情节可能睿智空灵，可能悲凉冷峻，更可能平和隽永，也有看起来琐碎平庸的，但都具有让人反复回味咀嚼的内涵。……其意义不是通过事件与事件之间的时空因果关系在经验上体现出来，而是心灵对经典的回应。这种回应是跨时代，有时可能是跨文化的；同时这也意味着，回应的方式与深度是多样的。所以有思想史影响的事件判断是客观的，而有思想价值的事件，则与解读者的思想境界及知识素养有关。①陈少明：《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第152—153 页。

但假如这种经验只是解读者自身的一种偶然经验，则难以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因此，陈少明强调这种“经验的理解必须从最普遍的类型开始”②同上书，第242 页。，包括“身体活动的经验”“关于道德（首先是伦理）生活的经验”“语言学习与运用的经验”。依此，需要解决的另一问题是：如何将解读者自身的生活经验与经典叙事中的生活经验关联起来？陈少明认为，这需要运用“想象的逻辑”，他以“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庄周梦蝶”“自相矛盾”为例，说明“想象的逻辑”就是“通过情景的构造，把观念呈现出来”③同上书，第227 页。，也即思想实 验。

所谓想象的逻辑，不是讨论想象的心理学，更非讽刺不合情理的言论，而是研究那种通过情境性（或图像式）的假设，所呈现的观念结构。④同上书，第204—205 页。

哲学同经验的关系可以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对经验予以类型化的处理，如人不是某人，物不是某物，而是抽象的人、物；另一种是典型化的呈现，它通过特定情景的描述，让观念形象化或者情景化。前者靠概念推演，后者系思想实验。⑤同上书，第227 页。

可见，其所谓想象并非任意驰骋思维，而是由反思而来的情景构造，并且这种反思以及对构造的情景的分析都必须遵循逻辑分析的规范，因此他说：“一个经典的思想实验，本身就是丰富的矿藏，反思就是开掘思想财富的方式。在这里，反思、想象力与逻辑分析，是三位一体的事情。”⑥同上书，第228 页。

由于对经典叙事所含蕴的观念的解读需要借助解读者自身的经验，因而在不同时代对经典观念的解读就有不同的可能性，因此，陈少明又强调，对“有思想价值的事件”所展开的思想实验不是唯一和固定的，而是需要不断被反 思。

首先，大多数经典论述都采取简约而非详尽铺陈的方式来表达，其中蕴含的意义，需要通过分析才能更清晰地呈现出来。其次，从思想实验的角度看，实验就是可以或需要检验的，读者尤其是跨时代的读者，由于文化或知识的累积，导致其有机会发现原创者不一定注意的问题，因此，它需要继续讨论，以便改进或者取代原来的思想设计。①陈少明：《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第227—228 页。

以上即是对陈少明所谓“做中国哲学”的简要分析。概言之，其所谓“做中国哲学”就是聚焦于“有思想价值的事件”，借助解读者当下的生活经验，运用“想象的逻辑”呈现蕴含于经典叙事情节中的观念。值得思考的是，他的这一理解与通常将哲学与形上学、认识论、存在、本体等内容相联系的做法②如有论者认为哲学就是形上学——参见王路：《走进分析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223 页。有较大差异，那么，在什么意义上其说可以被看作“哲学 的”？

二、“一般哲学”新解

实际上陈少明对“做中国哲学”的阐述奠基于其对“一般哲学”之新诠。“一般哲学”这一概念在其书中出现频率并不多，但并非不重要，反而是一个非常基础和核心的概念，如其 称：

说中国哲学创作贫乏而不说一般哲学创作贫乏，固然是保守一点的说法；但在中国，中国哲学创作贫乏，一般哲学有可能丰富吗？③陈少明：《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第69 页。

中国哲学同时也是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当中国哲学有足够创造性进展，其成果影响会吸引现代哲学的其他派别，它才谈得上对一般哲学的贡献。④同上书，第202 页。

在此，其所述虽就中国哲学创作与一般哲学发展的关系而言，但就“中国哲学”与“一般哲学”两个概念的关系来看，显然“一般哲学”比“中国哲学”在概念层次上高一级别。依此，“一般哲学”其实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普遍意义的哲学。陈少明指出，一般哲学与中国哲学存在共通之 处。

哲学对特殊文化或地方性经验反思的价值，在于它能否提炼出有普遍意义的论题，从而加深人类对自己生活的理解。这里，理性的方法是思想普遍化的条件。古典智慧可以靠灵感、直觉获取，借隐喻或诗的语言表达，但现代哲学要求充分的说理，论证的程序与分析的技巧，是做哲学的基本功。不论你是研究一般哲学，还是中国哲学，概不例外。①陈少明：《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第109 页。

可见，二者的共通之处在于研究方法。事实上，在陈少明看来，“思想方式是哲学之所以为哲学之依据”②同上书，第103 页。。

从现代哲学发展的现象看，我更愿意把哲学理解为挑战既定学说或知识的思想活动。在这类思想活动中，思想方式比内容或结论更重要。不同的哲学实际就是一组相互竞争的思想方式。……哲学可以把神秘的、非理性的事或物作为自己的对象，其观点也不排除来自某些直觉、灵感或下意识，但要表达一种可称为哲学的观点，则其表达方式必须有让别人理解的可能。这种理解或交流，就是理性的基本要求。其基本要素至少包括语言与逻辑的规范化。③同上书，第101 页。

导致一种论说或观点称为哲学的条件，不是它思考了什么，而是它如何思考。即思想方式才是哲学的存在基础。它包括：（1）相关语句的陈述在逻辑上的可理解性；（2）寻根问底或探索性的研究；（3）解释性或规范性的知识功能。这三条界定中，第一条使哲学区别于神话或艺术，第二条区别于常识或成见，第三条则区别于经验科学。④同上书，第145 页。

关于一般哲学的研究对象，陈少明一方面认为“哲学本身则无固定的对象”⑤同上书，第144—145 页。，另一方面又指出哲学的对象是经 验。

哲学的最终目标是解释经验，它应该是具体与抽象的双向通道。哲学面对经验，不只是直接的经验，也包括间接的经验。经验的含义很复杂，操作性的经验与思想性的经验，观察到的经验与阅读来（或传闻来）的经验，都是经验的组成要素。一般讲，当下直接或最个人化的经验往往是讨论经验的出发点，而间接的经验则有远近程度的不同。但对哲学而言，相对于高度抽象的观念理论来说，思想与行为都是经验。行为可以是肢体动作，也可以是语言或其他信号性指令；思想可以是概念构思，也可以是情绪、意念的体验或流露。这一切的经验混合物，都是哲学反思的对象。①陈少明：《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第168 页。

二者似扞格，不过，前者主要是为了凸显思考方式对于哲学的决定性意义，所谓“哲学本身则无固定的对象。导致一种论说或观点称为哲学的条件，不是它思考了什么，而是它如何思考”。就全书论述来看，后者才是作者的主要观点。在一般哲学之下，按照所研究经验之不同可区分不同的哲学，所谓中国哲学就是以中国文化和中国生活经验为研究对象的哲 学。

“中国哲学”中的“中国”是文化而非政治或地理概念，不是指国籍为中国的人所做或在中国出版的哲学论文，而是体现中国文化或中国生活方式的哲学论说，才是中国哲学。②同上书，第103 页。

依此，所谓西方哲学也就是以西方文化和西方生活经验为研究对象的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相通之处就是上述决定哲学之为哲学的思考方式，由于这种思考方式首先出现在西方，或者说主要表现在西方哲学中，因而其又认为哲学的正宗来自西方。③同上书，第110 页。

在陈少明看来，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经验可以区分为当下的生活经验和储存于文献中的古典生活经验，以中国哲学为 例：

如果我们把中国哲学界定为体现中国文化特点的哲学，那么，它至少有两大可以利用的创作资源。一是当代中国的生活经验，因为当代中国的生活形态不管如何变迁，它一定包含着历史上积淀下来的文化内容，尤其是它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所经历的一切。二是中国古代思想传统——我们同意或不同意称为哲学的内容。④同上书，第69—70 页。

从哲学创作的角度来说，陈少明认为古典生活经验是更加重要的思想资 源。

以当下的生活经验为反思的对象，当然是当代中国哲学最基本的任务。但就中国哲学创作而言，储存于文献中的古典生活经验，更是重要的思想资源。①陈少明：《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第103—104 页。

不过，他认为当下的生活经验与古典生活经验并非截然相 分：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经验面向，即当下的经验需要阐述。我们的“当下”包括两方面的规定，即既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经典观念的价值，如果只能体现在经典时代，那它在今天就只有博物馆的意义。同样，如果中国的经典观念，必须通过西方观念的诠释，才能得到认可，那就如带民族风情的旅游产品，是为外国游客制作的，自己的民众则没有需求。②同上书，第241—242 页。

他认为经典观念具有现代价值和对中国民众的价值，即其既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同时，又以当下的生活经验为既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依此，则经典观念价值与当下的生活经验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在陈少明看来，这种关联就体现在当下生活经验对经典观念价值的阐 明。

只有我们自身的经验，才是阐明经典哲学价值的直接依据。③同上书，第241 页。

以经验为基础或以当下的经验为基础，说到底，首先就是从研究者自身体验到的经验出发，这样我们才能踏上做中国哲学的坦途。④同上书，第247 页。

也就是说，就哲学创作而言，经典生活经验所提供的丰富资源具有更重要的价值，但就这一价值的阐明来说又必须借助于我们当下的生活经验，因而相对于经典生活经验来说，当下生活经验又具有逻辑上的优先 性。

总而言之，陈少明将思考方式界定为哲学之为哲学的内在规定性，而将哲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经验。依此，所谓“做中国哲学”就是以其所界定的思考方式研究中国生活经验。在他看来，作为创作资源的经典生活经验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因此，经典生活经验也就成为“做中国哲学”的首选对 象。

三、对“做中国哲学”的评论

陈少明提出“做中国哲学”方法的原因是有感于当代中国哲学创作乏力。在他看来，导致当代中国哲学创作乏力局面的缘由要从百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去寻找。他选择作为考察对象的是具有典型性的三个人物，即胡适、冯友兰和侯外庐。胡适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中 称：

我们若想贯通整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①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22 页。

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中 称：

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②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上册），第3 页。

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序言中 说：

这部《中国思想通史》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在一起编著的，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它论述的内容，由于着重了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说明，又比较复杂。……特别是对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应给以足够的注意，另一方面在不少的论题，必须对过去唯心主义的研究给以批判。③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序”。

可见，三者都是基于某种西方哲学观念来分析中国传统思想。陈少明认为，这种哲学史著述的“不同版本的更替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学界甚至是社会的价值选择”④陈少明：《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第39 页。。他将这种做法界定为“外在解释”，并指出造成当代中国哲学创作乏力的原因有四：一是立场优先，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服务于其全盘西化的反传统立场。二是范畴错置，如侯外庐以唯物、唯心范畴分析传统思想，无论对传统是褒还是贬都与传统本身无关。三是以考据代义理，陈少明认为考据属于文献学领域，而哲学史研究则应“提供对有哲学价值的思想内容的阐释”。⑤同上书，第88 页。四是空谈心性，以牟宗三为例，陈少明认为牟宗三所发明的如“坎陷”“执的存有论”等概念往往令读者不知所云。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总体趋势是越来越与哲学无关，而中国哲学创作更难有踪影可寻。”⑥同上书，第110 页。他所提供的应对方案就是“做中国哲 学”。

由以上对什么是“做中国哲学”的分析来看，陈少明将思考方式视为决定“一般哲学”的核心要素，将经验确立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因而不存在立场优先、范畴错置的问题。同时，因“做中国哲学”的目标在于发掘某种源于古典生活经验的观念价值，因而也不存在考据代义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其说强化哲学与经验的关联，避免哲学成为与经验毫不相干的概念游戏，提供了“格义”“反向格义”与单纯考据之外的另一种中国哲学研究进路，值得重视。其说强调对中西哲学经典的平等观照，对扩展中国哲学的研究论域，突破新文化运动以来以某种西方观念剪裁传统思想的做法，皆有助 益。

作为一种补充性的思考，笔者认为，诚如该书作者所指出的，“就哲学史而言，应该恪守自己的界线，即提供对有哲学价值的思想内容的阐释”①陈少明：《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第88 页。，但如果因此而得出“至于多大程度上说明思想的历史状况，则是边缘性的工作”的结论，则似欠妥。因为，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对古典生活经验观念价值的阐明，那么，我们就得首先搞清楚“思想的历史状况”——作为古典生活经验载体的经典文献的版本的形成、流转、变迁以及思想本身的注疏诠释史，否则，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说被阐释的内容是从属于古典生活经验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