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澍生（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730020）

魏晋时期是书体①本文所论“书体”，如不作特别说明，一般指汉字形体大类，即篆隶楷行草。“书体”又有不同风格、不同样式的形体之意，如颜体、铭石体等。隶楷都属于今文字，由隶变楷主要是写法上的变化。上由隶书向楷书②大体上，典型的隶书，具有“波挑和掠笔在笔法上的‘正体化'，加上篆书形构的消失”且结体相对横扁的特征，参黄惇：《秦汉魏晋南北朝书法史》，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41-46页；典型的楷书，具有“提按”写法、结体更为纵长的特征。这应是隶书与楷书的主要区别。启功先生指出，字体的不同，“又要看构造和风格两个方面”，而“手写常是开端”。见启功：《古代字体论稿》，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年，第3-5页。王宁先生指出，“汉字的书写首先要显示结构”，王宁：《书写规则与书法艺术——纪念启功先生100周年诞辰》，载《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6期。过渡的主要阶段。学人论述此期间的书体，多以隶楷之间相称。但是具体到书体的分辨或是楷体的成熟程度，因为很容易发生分歧，故多用言谨慎。特别是写经、碑刻书风相对保守，往往含有一些带有夸张装饰意味的类隶书的旧体写法，更为书体的界定增添了困难。另一方面，十六国时期的手写书迹遗存以吐鲁番出土文献为大宗。以往学者对吐鲁番所出十六国时期的楷书墨迹关注不多，仅刘绍刚、王素《十六国时期高昌郡书法简论》[1]，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的部分章节[2]365-389有所论述。隶楷之变是文字演变史上的关键问题，而吐鲁番出土书迹恰可补东晋十六国墨迹遗存之断缺。本文所涉问题范围较广，笔者才疏学浅，尚祈方家指教。

一、十六国时期前后吐鲁番出土书迹所见书体

吐鲁番出土书迹散藏各地，这为我们搜集能用于书法研究的图版带来了困难。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几处重要收藏地的图版著录陆续出版，几可一睹其时吐鲁番当地书法之貌。这些书迹主要为楷书、行书，无有草书③需要强调的是，草书在书体演变中并不是不重要，前修时贤也多有论及。但本文所讨论的主要材料吐鲁番当地未出有草书，故本文从略。。现将纪年明确的公元5世纪前的吐鲁番出土书迹列表如下④此目录主要依王素：《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版。在此基础上更新了图版著录，并有所补充。无纪年的残片除《前凉王宗上太守启》、《仓曹属为买八绫布事》较为重要外其余不录。为使简洁，表中所引图录多不著文献出版信息。文中以下图录出处，除单独强调外，均引自《吐鲁番出土文书（一）》（图文对照版全四册，简称《图文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其后不再一一说明。：

吐鲁番出土公元5世纪前主要书迹一览表

图1 高昌郡高宁县高都乡安邑里籍（局部）

图2 韩瓫辞为自期召弟应见事

西晋时期的《翟姜女买棺契》（273），木简，用笔无波磔，体势已显纵长，但结字具拙态。《诸佛要集经》（296）虽主笔收笔厚重，但提按钩挑笔法齐备，楷法已较为成熟。①陈国灿先生推测此卷是从洛阳译出后不久在酒泉写成，后流传至吐鲁番。参陈国灿：《吐鲁番出土的〈诸佛要集经〉残卷与敦煌高僧竺法护的译经考略》，载《敦煌学辑刊》，1983年第6期。唐兰先生认为，其“可以看见正书初起时样式”[3]144。

公元4世纪的书迹，隶意相对明显的有：《前凉王宗上太守启》（3 48前），隶楷兼有，从“节”“梁”“承”“水”等字可见一斑。《前凉柩铭》（348），娟质，是体近隶书的装饰性书体。《赵仙妻买田券》（378）收笔肥厚，其拙态与《高昌郡高宁县高都乡安邑里籍》（384）（图1）近。《贤劫千佛品经第九第十》（399）、《正法华经光世音品》（399）收笔略有波势。

其余隶意已式微，表明楷体进一步成熟。且都为用于官私日常记事往来的文书，可简称“日常书写体”。

《王念卖驼券》（367）、《赵伯龙买婢券》（377）、《白雀元年随葬衣物疏》（384）为行书，除却技法因素，已近王羲之行书尺牍的体势，这其中较早的《王念卖驼券》更具古意，如“以”“者”等字。《前凉升平十四年残券》（370）残沥严重，似略有隶意，如“永”“小”等字。《白雀元年随葬衣物疏》（384）、《韩瓫辞为自期召弟应见事》（384）、《仓曹属为买八绫布事》（384）、《仓曹贷粮文书》（399）为行楷，笔法上已接近成熟的楷书。其中仅《韩瓫辞为自期召弟应见事》（图 2）“三”“二”“马”“鞭”最后一笔的收笔处，《仓曹属为买八绫布事》“仓”“斌”“属”“吏”“尽”“急”等字捺笔（主笔）或最后一笔及上级长官签署，《仓曹贷粮文书》上级长官签署“况”“朗”似略有隶意。

5世纪后出土文书更多，出现了更多较为纯粹的楷体文书。如《箱直杨本生辞》（425）（ 图 3）虽书写平平，但基本是楷书特征，不见隶意，《宋泮妻隗仪容随葬衣物疏》（425）、《兵曹李禄白草》（433）等亦然。略有隶意者，有《韩渠妻随葬衣物疏》（418）的“手”“匹”“孝”，《出麦账》（424）的“取”“合”“斗”，《兵曹牒为补代差佃守代事》（423）的“身”“民”“阚”“掾”等，细审其整体结字用笔均为楷体，只是个别字隶意写法的羼入而已，似不能与之前用笔时见隶法的程度同等而论。隶意较多的有《秀才对策文》（408）、《严福愿赁蚕桑券》（418）、《道人德受辞》（424或425）等，也证隶体未消。

此期以《马受条呈为出酒事》（422）（图4）、《北凉义和二年残文书》（432）（图5）为重要，具王羲之新体楷书写法。《马受条呈为出酒事》与《仓曹贷粮文书》似书风相近，但对比则前者提按更为分明，结体略取斜势，特别是起首“十一月四日”“次”“五”等字写法与王羲之尺牍如《孔侍中帖》等已接近。《北凉义和二年残文书》点画斩劲爽利，欹侧取势，已是类二王书风的完全新体（行）楷书写法。

5世纪中叶的书体情况大体为：一、日常书写体基本不见隶意，这在《祠□马受属》（441）、《张世荣随葬衣物疏》（442）、《兵曹下高昌、横截、田地三县符为发骑守海事》（以下简称“《发骑守海事》”）（441-442）、《彭氏随葬衣物疏》（458）等中反映的很清楚，且《发骑守海事》《彭氏随葬衣物疏》用笔轻巧、结体欹纵，与二王书风亦通。二、官员押署不见隶意，如《发骑守海事》。三、纪年大致确定的佛教写经有完全是成熟楷体者，如《十佳论第七题记》（444-455）、《佛华严经第廿八》（444-455）及南朝人写经《持世第一题记》（449）（图6）、萧道成供养《妙法莲华经普门品》和某经题记（477）等。又有具“北凉体”①北凉体特征：“字形方扁，在隶楷之间。上窄下宽，每每有一横或者竖、撇、捺一笔甚长，竖笔往往向外拓展，加强了开张的体势，富于跳跃感。特别是横画，起笔出锋又下顿，收笔有燕尾，中间是下曲或上曲的波势，成两头上翘形式。”见施安昌：《“北凉体”析——探讨书法的地方体》，载氏著《善本碑帖论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第240-245页。特征者，如《佛说首楞严三昧经题记》（439）、《佛说菩萨藏经第一》（457）等。四、此期出有碑形刻石，如《沮渠安周造佛寺碑》（445）、《沮渠封戴墓表》（455）（图7），虽用途不同，但长横呈两头上翘状，是典型的“北凉体”。五、有谨严的正书体《沮渠安周追赠令》（455），木质墨书，虽长横两端不双飞，但整体面貌近“北凉体”。②本段所引图版，除见于《图文一》外，从《彭氏随葬衣物疏》始，分别见于吐鲁番博物馆编：《吐鲁番博物馆》，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年，图101；[日]矶部彰编：《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全三册，以下简称《书博藏》），东京：二玄社，2005年，编号SH.152-16、SH.013、SH.161-6；国际敦煌项目（IDP）[EB/OL].[2019-06-30].http：//idp.bl.uk/，编号CH.422、CH2521&CH2836；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北京：中国科学院，1954年，图版九；《书博藏》，SH.009；史树青主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碑刻拓本一》（第5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页；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以下简称《砖志集注》），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3页；新疆考古研究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图112。

图4 马受条呈为出酒事

图5 北凉义和二年残文书

图6 持世第一题记

图7 沮渠封戴墓表

为了表达清晰直观，现以字例的形式将十六国时期吐鲁番所出日常书写体用笔的变化列表如下：

吐鲁番文书隶楷过渡期典型字例表

由上表视之，当地十六国时期的日常书写体虽整体已为楷书（行楷），但细审仍能看出楷书笔法略有发展。主要是笔画如捺、钩、折、点等提按写法进一步分明，结体由“方平势”趋于“纵斜势”。

总之，大体情况是，4世纪中期书体仍存少许隶意，其后隶意逾少，较新者已近成熟的楷书。至5世纪30年代更是出现了近二王新体的新妍欹侧的楷书。5世纪中段以后除一些用于庄重场合的追赠令表、写经、铭刻等外，大体已是新体楷书面貌③5世纪中后段当地出土文书中有个别几件书法相当拙劣的文书仍残留隶意，表明民间使用旧体的少许存在，如《阚氏高昌永康十二年（477）张祖买奴券》，见《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125页。。此外可以看到，行书比同期楷书隶意更少；柩铭、户籍、儒家写本、佛教写本等较日常书写体隶意更多，书风相对保守。

二、十六国时期前后其他地区的楷书墨迹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我们参考同期其他地区与吐鲁番所出书迹进行比较。

4世纪早期出土书迹以郴州苏仙桥西晋简、楼兰简纸为大宗。

郴州苏仙桥晋简出土有900余枚，时间在公元300年前后。[4]整体作书写规范的正体，书法水准较其他西晋墨迹为高。一部分楷书较为成熟（居主流），可见“其时楷书已近乎成熟，笔力深沉，舒展端庄，可称妍美，其下距《兰亭集序》的产生五十多年。汉字的变化改进不太可能是由僻远的桂阳郡的少数吏员敢为人先的结果，而应当是时代的变化且影响到了偏远卑湿的桂阳郡。”[4]、[5]106-118楼兰简纸出有简纸500余件[6]，时间主要集中在三国、西晋和东晋初期，最晚纪年者为《前凉建兴十八年简》（330，编号沙木886），书写多草率。有“泰始”纪年（265-275）的几件木简，楷法没有时间上稍后的苏仙桥晋简成熟。定为4世纪后的纸文书，多为行（楷）书，如《永嘉四年残纸》（310，孔纸20.1）、与李柏其人有关的一组文书、与张济逞有关的一组文书，《小人董奔残纸》（孔纸19.6）等，楷化程度近苏仙桥晋简，可谓王羲之新体“大变的前兆”[2]389。特别是一些练字纸（如孔纸30.2），与王羲之新体楷书相近，刘涛先生认为，此当是书吏练习新体楷书的笔迹，且新体必由内地传入[2]134-140。而吐鲁番地区4世纪后期的日常书写体，从时间上延续楼兰简纸，书体也无较大进展，但将《韩瓫辞为自期召弟应见事》与苏仙桥晋简、《王念卖驼券》与楼兰《李柏文书》等进行对比，似看到隶意是略有减少（图8图9）。此外，此期吐鲁番出土书迹技法层面整体较上述二者为粗糙。

图8 王念卖驼券

图9 李柏文书之一（局部）

东晋十六国时期其他地区出土墨迹亦有零星发现，如甘肃敦煌祁家湾出有若干陶制墨书（或朱书）镇墓文，玉门金鸡梁出有前凉晚期木牍3件、墨迹墓砖1方，玉门毕家滩出有4世纪晚期木质随葬衣物疏9件、木质《晋律注》残板1件，高台骆驼城出有前凉木质衣物疏2件及前秦木质买地券3件。江西南昌火车站出有东晋木质衣物疏1件及名刺2件，南昌雷鋽墓出有晋木质衣物疏一件。这些书迹多少留有隶意，与同期吐鲁番所出文书书体使用情况大体不差。①本段所引书迹，图版根据出土地分别见戴春阳、张珑：《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00-122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玉门金鸡梁十六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2期；张俊民：《甘肃玉门毕家滩出土的衣物疏初探》（仅公布一件衣物疏）和张俊民、曹旅宁：《毕家滩〈晋律注〉相关问题研究》，分别载《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10年第7辑）第400-407页和《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6期；寇克红的《高台骆驼城前凉墓葬出土衣物疏考释》和《高台骆驼城前秦墓出土墓券考释》，分别载《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2期和《敦煌研究》2009年第4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南昌火车站东晋墓葬群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2期，但字迹不清，约略可看出结体横方有古意；《江西南昌火车站站前广场东晋雷鋽墓》，载国家文物局主编：《200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39页。

5世纪前中段，引人注目者有敦煌文书②下引敦煌文献一律用学界通用之简称。，《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户籍》（416，S.113）为楷书，书写认真，偶有肥笔。写经中，《十诵比丘戒本》（405，S.797）、《律藏初分第三》（416，国图 BD14668）类波磔的肥笔更多。稍后的《大慈如来告疏》（454，敦研0007）、《佛说辩意长者子所问经》（455，S.2925V）、《戒缘卷下》（458，国图BD00076）书法虽稚拙，然波挑已少。与同期吐鲁番所出写经比较，略与《佛说菩萨藏经第一》（457）体势相近，但与南朝写经已拉开较大距离。

三、吐鲁番当地与南北方的关系

吐鲁番地区古称“高昌”。高昌与中原南北在十六国时期前后多有往来，而不同时期受政治形势影响而与南方、北方有亲疏之分。十六国时期吐鲁番地区先后为前凉、前秦、西凉、北凉等的属郡。吐鲁番与河西走廊地缘相近，其时在北部柔然侵扰、南部楼兰逐渐衰落的情况下，从敦煌、玉门关出至吐鲁番，是丝绸之路往来要道。十六国时期，吐鲁番当地人口成分主要是来自河西以及中原的汉人移民，彼时河西先后出现四五个地方割据政权，时有战争，反而僻地边陲的高昌相对安定。沮渠无讳就率北凉残部“一万余户”占据高昌③《资治通鉴》卷一二四：“（公元442年）夏，四月，沮渠无讳将万余家，弃敦煌西就沮渠安周。”。吐鲁番出土墓志多有提及先祖避难高昌的事例。如《唐智宗墓志》说他的祖先本居酒泉，“因五凉延祸，避难二庭，因此不归”。《张礼臣墓志》说其祖籍原是南阳，后迁敦煌，“属苻坚肆虐，梃扰五凉，避难西奔，奄居右垒”④分别见《砖志集注》，第618、611页。。故《魏书·高昌传》言：“彼之甿庶，是汉魏遗黎，自晋氏不纲，困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唐太宗诏：“高昌之地，虽居塞表，编户之甿，咸出中国”⑤（唐）许敬宗：《文馆词林校证》卷664“贞观年中巡抚高昌诏一首”，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49页。。

可见，魏晋时期吐鲁番地区与河西一带关系极为密切，文化上自然也是“凉州文化”的延续。河西一带又是魏晋文化之延续，陈寅恪先生言：“当中原扰乱京洛丘墟之时，苟边隅之地尚能维持和平秩序，则家族之学术亦得藉以遗传不坠。刘石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精英亦得就以传授，历时既久，其学术文化遂具地域性质”。[7]史载前凉、西凉、沮渠氏北凉等都重视儒家传统，如西凉君主李暠“通涉经史”（《晋书·李玄盛传》），曾进行策试（吐鲁番出土《秀才对策文》可证）。此期吐鲁番当地亦出有《毛诗关雎序》《论语》《诗经》《晋阳秋》①分别见《图文一》第25页，《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180、186页，《图文二》第112页。等儒家典籍。由文化重视汉魏儒学推及书法，当是尊重传统、沿用魏晋旧法的，所以其时书风略古也就不足为奇。

另一方面，吐鲁番地区与东晋南朝也有联系。前凉一直奉西晋、东晋年号，也与东晋有所往来。北魏灭北凉（439）后，沮渠氏残部占据高昌，与北魏关系紧张，多与南朝所交往。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北魏灭北凉控制河西走廊后，西域与南朝往来仍可从鄯善（楼兰）过吐谷浑境，经青海柴达木盆地，东行入益州。而高昌至鄯善从来就是行旅频烦的通道。十六国时期西域与东晋的此条“河南道”就已顺畅，前凉张俊为了联络东晋借路益州，曾假意向成汉称臣。且南北朝时期，这条道路对南朝来说是通往西域的主要道路。高昌沮渠氏北凉时期，向南朝称臣，多有使节往来。[8]这就侧面解释了为何在吐鲁番当地能出土南朝吴人写卷《持世第一》（449），题记曰：“岁在乙丑凉州王大且渠安周所供养经。吴客丹阳郡（今江苏南京）张烋（休）祖写。”让客寓高昌的张氏为当地君王抄经，书法或为考虑的因素之一。吐鲁番其时还出有南朝宋萧道成供养二件写经题记（477）和南朝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题记（512）等，亦证其时与南朝关系密切。

四、从吐鲁番出土书迹试论隶楷之变兼及分期问题

有学者将楷意较多的东汉末年简牍称为早期楷书形态②如王晓光先生在论述长沙东牌楼东汉简时用此等表述，参王晓光：《从新出简牍墨书看魏晋楷书的形成——兼论六朝楷书在唐铭石书上的确立》，载中国书法研究院编：《晋唐楷书研究》，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11年，第45-60页。，也有将十六国时期的楷书也称作早期楷书[2]383，不免让人困惑。这其实是楷书书体的标准不明确所造成的。事实上，若是我们依据史籍记载、同时结合出土书迹，细梳其间书写所用书体，当能对隶楷过渡期的书体演变过程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史籍记载情况，有唐长孺先生的《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9]58-85及《跋吐鲁番所出〈千字文〉》[9]233-242，刘涛先生的《魏晋新书风在江南的发展与南朝书法的北传》[10]等文引论已详，兹不赘述。我想仅结合出土书迹谈一点愚见。

这里重点探讨东晋十六国时期至南北朝早期书体使用情况。其时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的东晋书家精英群体将楷书进一步革新当无疑议，但是民间对二王新体的接纳仍有一个时间的问题。那种妍美欹侧的楷书究竟在什么时候得到人们广泛的认可和使用呢？江西南昌火车站出土的东晋雷陔名刺古意仍具，王晓光先生指出，其与东晋名家书迹相差颇大的原因“可能是名刺、谒牍之特殊用体或习惯使然：谒刺一直采用偏传统的‘正体’，……有明显的‘滞后性’”[5]122-123，当如所论。同出随葬衣物疏（352）参同时期西北出土此类书迹可归为日常书写体，惜出土简报只公布一面，且所刊图片甚为模糊，仅隐约看出结体不以纵长为主，然亦指出其书体“以隶书为主，有行书风格”，而此件墨迹距王羲之写《兰亭序》仅早一年。雷陔其人史籍不载，衣物疏记其官职为“鄱阳郡鄱阳县都□□□□□□南昌令”，当为县级以下官吏，可知此件衣物疏可以揭示东晋下层官吏的书写情况。南昌雷鋽墓衣物疏（无纪年③整理者从该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的特征分析，将此墓葬系年定在西晋晚期至东晋早期，年代稍早于1997 年南昌火车站东晋墓葬群（见上述“雷陔墓衣物疏”）。），书体情况与上件大体一致，在此不赘。另，长沙出土有《潘氏衣物疏》一方（357）④此为石刻，仅作参考。李正光：《长沙北门桂花园发现晋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1期。，石质，刻写潦草近于俗体，可窥结字较古。这几件衣物疏表明，东晋至少在王羲之同时代，民间日常书写似与新体的面貌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这也与东晋早期名家书法略古相对应。惜今遗存东晋墨迹过少，只能管中窥豹。

北方十六国出土墨迹如前所揭，前凉、北凉等都与南方有所往来，若是将楼兰练字纸、吐鲁番出《王念卖驼券》等视为具有新体因素，那么影响也是有限的。其书法整体仍发展缓慢，书体较古，所谓“崔卢旧法”大概与此相通。

我们姑且把吐鲁番地区视为其时一个南北书风交融的特例⑤当然从地缘文化传统等因素综合考虑此地北方书风当占上风，但其时南北书风差距多大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唐长孺先生《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中认为类崔悦、崔玄伯的书法也取法钟繇，且“我们现在已不能见到北朝的尺牍笺奏之类的遗迹，假使有之，应与南朝不甚相远，其差别只是南方有二王对于新书体的发展，东晋之后便师法二王，与钟胡隔了一层而已”，可供参考。。仅就书体而言，吐鲁番所出4世纪末5世纪初的日常书写体，已较楼兰所出4世纪前期残纸隶意进一步式微，表明楷体更加接近成熟。其后以5世纪30年代的《马受条呈为出酒事》《北凉义和二年残文书》出现新体楷书特征为滥觞，至5世纪中叶的《发骑守海事》《彭氏随葬衣物疏》及同时的南朝写经又表明，当地已相当程度受到二王新体的影响。按中原纪年，时间大约在十六国尾段至南北朝早期。

南北朝早期的中原南北，现阶段此方面研究依然存在民间日常书写墨迹遗存匮乏的问题。而从吐鲁番所出南朝写经来看，不乏流美的南朝书风，亦能窥测其时南朝日常使用的新体楷书先前就已成熟。北魏接纳新体楷书的时间或迟于南朝和高昌，但依《破多罗太夫人墓漆画题记》（435）、《司马金龙墓漆画题记》（484）及平城后期楷法已具成熟的写经（如《金光明经第二》（471，P.4506）、《杂阿毗昙心经》（479，S.0996））、铭刻（如《晖福寺碑》（488））等推测①上述北魏平城石刻和墨迹均见于殷宪：《北魏平城书迹综览》，《中国书法》，2014年第4期。另可参氏著《北魏平城书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其逐新替代过程相距不会太久。这也与刘涛先生的观点不兀。

由是表明，无论北方、南方、西域，除却地域书风差异，在隶楷演变的历史进程中有一定的相通性。在王羲之时代稍后的约百年间，新体书风依出土书迹来看，恐怕已渗入至大江南北的各个角落。

这里强调的日常使用，是因为日常书写体与写经、铭石等用于严肃场合的书体在书体演变期有显著差异，日常书写体可作为演变的中心载体②启功先生谓：“每一个时代中，字体至少有三大部分：即当时通行的正体字；以前各时代的各种古体字；新兴的新体字或说俗体字。”则“日常书写体”可与上述第三部分相对应。《古代字体论稿》，第37页。。南朝宋羊欣在《采古来能书者名》中即谓“钟有三体”，可见时人已分书体之用途的不同，这里约略可将日常书写体与“相闻者也”的“行狎书”对应。在南北朝中期以后，我们发现，日常书写体、写经体、铭石体等“新”与“古”的界限进一步消失，代以书风趋于统一。而在隶楷演变期，日常书写体在书体上领先于写经体、铭石体，是正体书的草率简便写法，以实用居先，有俗写、简写、速写等因素。又写经体、铭石体多用于庄重场合，在隶楷演变期书体使用相对保守。以吐鲁番出土书迹为例，写经《贤劫千佛品经第九第十》（399）与《仓曹贷粮文书》（399）、《大方等无想大云经卷六》（434）③此件为典型的“北凉体”写经，见《俄藏敦煌文献》第五册，第168页，Ф320。与《兵曹李禄白草》（433）、《佛说菩萨藏经第一》（457）与《彭氏随葬衣物疏》（458）等如是，碑刻墓志中《沮渠安周造佛寺碑》（455）、《沮渠安周墓表》（455）与日常书写体更是大相径庭。大体是，隶楷演变过程中，旌表、籍册、写经、铭刻等用于庄重场合的楷体其成熟要迟于日常书写体（即所谓“滞后性”），这是由其书体使用保守的特殊性所决定。侯开嘉先生将书体演变过程分“俗书”与“官书”两大体系，亦是强调日常书写与官方等庄重场合所用书体的区别。[11]

还需强调的是，日常书写体多为行（楷）书，从书写的角度考虑，行书较楷书流便，将行书书写庄重又接近楷书的面貌。裘锡圭先生推测，早期楷书形成可能受到行书的影响[12]92。东晋十六国时期前后，若吐鲁番出土的日常书写体中体近行书的，明显比体近楷书的无论从用笔或结字来讲都更为新妍。唐长孺先生也认为，行书是魏晋新书体的突出代表[9]58-85。二王新体，以行书为绝。行书走在了书体更新的前列，我们认为，行书的正体化必然会作用于楷书的成熟。

这里还有一个“新隶体”的问题。新隶体指“大约在东汉中期，从日常使用的隶书里演变出了一种跟八分有明显区别的比较简便的俗体。……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收笔时上挑的笔法，……较多地使用尖撇等，呈现出八分向楷书过渡的面貌。”“新隶体在魏晋时代仍然流行。”且“早期行书跟草率的新隶体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相似的特色。”[12]89-96[13]30-34我想新隶体相当于带有隶意的楷书。

进而展开一说。史载：王羲之“俱变古形”（王僧虔《论书》），不妨将时间上早于王羲之、用笔结字带有隶意较为古拙的楷书视为旧体楷书。以隶意程度为标准，可将自东汉中后期至南北朝漫长的隶书向楷书过渡期总体分作如下几个阶段（为了便于说明，仅以隶、楷二体为限）：一、东汉中后期为旧体楷书早期阶段。此期日常书写体已向楷书过渡，在长沙东牌楼等东汉简中可见一斑；而铭石书才达到隶书的巅峰。④至于更早如西汉后期，依出土简牍所见，似视以出现楷书因素的滥觞为妥，不能断然归为楷书。二、东汉晚期至西晋大约可视为旧体楷书的中期阶段。此期出现了最早的楷书家钟繇；日常书写体总体已是带有隶意的楷书（如长沙走马楼吴简），其楷化程度要较写经体、铭石体为先；写经体初兴；铭石体多方笔隶书。三、西晋至南北朝早期为旧体楷书的后期阶段，其中又交织东晋自王羲之始的新体楷书阶段。此期以二王为代表的南方书家群体将楷书进一步革新；日常书写体中西晋、十六国早期仍具少许隶意，十六国后期隶意逾发势微，至南北朝中期以前南北先后已渐用新体，以郴州苏仙桥西晋简、楼兰残纸、吐鲁番出土书迹等先后为代表；写经体北方较古，南方已新；铭石体至东晋十六国较为普遍呈现出“北凉体”特征，亦是西晋碑刻方笔隶书的变体，但已至隶体铭石书之极端，其后必向楷体靠拢。随后，新体楷书已成不可阻挡之潮流渗入到书写的各个角落。6世纪后，后无论是敦煌写经体、洛阳铭石体、南朝铭石体，书体已焕然为新。这里，我们将隶楷演变的基本完成置于公元5世纪中后段。⑤亦有时代滞后之书迹，然大体不悖。而依出土书迹和史料所见我们认为，日常书写体在此时已基本褪去隶意，写经、铭刻仍有古意，甚至随后出现书体复古现象。所以隶楷演变完全完成可能要到唐代。另一方面，古人在隶楷演变期没有明确的楷书观念，沿写旧体也是自然的现象。

隶楷之变大体情况当是如此。而这里仅主要考虑了书家精英与下层吏民的区别和用于不同场合的书体使用情况。其实基本上只要与书写有关的因素，如执笔姿势、书写材质（如简到纸）、书手身份、书法教育、书写情境、个人风格等都会在其中产生作用。囿于篇幅，不再具体讨论。

但是可归纳两点主要原因，来简单解释为什么隶书向楷书演变过程中出现了如此复杂、错纵交织的情况。一、约定俗成。以实用为目的、“以趣约易”（《说文叙》）的日常书写在书体演变当中占据主导地位。楷书在隶书日常俗写当中酝酿发展，其间当经书家艺术化的加工（如“钟王”）而趋于成熟，反之又影响了日常书写。隶书在缺乏民间土壤的浸润下，自然走向末路。二、其时隶书是官方书体，楷书长期没有得到官方的明确认可。丧乱时期，文字不正，讹替滋生。若立于汉魏之际的《熹平石经》《三体石经》具有官方校正字体的权威性，而迟至北齐官方仍在强调石经的指导地位。[2]475-477北周赵文渊等人仍在依《说文》及《字林》刊定六体。①《周书》卷47《赵文渊传》：“太祖以隶书纰缪，命文渊与黎季明、沈遐等依《说文》及《字林》刊定六体，成一万余言，行于世。”时人又没有明确的楷书概念，隶楷不分，也会对书体使用造成混乱。[13]32-34这就导致隶书迟迟不退出日常使用的舞台。

余 论

相对于隶楷演变内容甚广，魏晋南北朝吐鲁番出土文献的发展轨迹是较为明晰的，我想吐鲁番出土文献应是十六国及随后书法资料的重要补充。由于同时其他地区出土墨迹过少，若将吐鲁番出土书迹置于魏晋南北朝所谓“文人书家自觉”和书体古今交替的承前启后的关键期中综合考虑，并与此期文字演变史、书法史的关键问题相互引证——诸如民间楷书的成熟、二王改古开新的意义、魏碑体的形成、南北书风融合等公案，甚至往前推想“隶变”时的种种情形，再者，参考当前书法创作上的诸多热点问题，或有所裨益。故本文不避疏漏，将隶楷演变时期的主要出土资料以书学界相对关注较少的吐鲁番出土资料为中心作一梳理，亦是抛砖引玉，以期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