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欢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81

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是社会科学的话题之一，一百多年前，马克斯·韦伯在其“以学术为业”与“以政治为业”两篇演讲中，论述了其对学者(尤其是教师)与政治家身份的定位。他认为学术不涉及终极关怀，教师在课堂上应该传授客观知识，不能带有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偏向；而以政治为业者应该有终极关怀，但需要道德伦理与责任感指导行为。[1]因此，在韦伯看来，学术不应该卷入政治因素。然而，学术发展与知识生产，不论有心无心，都无法摆脱政治因素的影响。福柯在《知识考古学》及其之后的研究写作中，构建出“权力-知识”体系，认为权力制造知识，而知识又为权力所用，维护现有知识或创造新的知识。[2]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类似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但政治超出“权力”范畴。

本文以印尼本土民族学人类学萌芽、建立、发展的历史过程为主线，通过对不同时期印尼民族学人类学知识生产与政治环境的关系的论述，探讨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即印尼民族学人类学的知识生产与国际关系形势、国家统治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尤其是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探讨印尼民族学人类学的命运。

一、殖民统治：印尼民族学人类学的肇始(1945年之前)

印尼位于亚洲、大洋洲以及太平洋、印度洋的交界之处，自古是欧亚大陆海上贸易的咽喉要地。其丰富的自然资源(香料、黄金、石油、煤、天然气)及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其汇聚世界各地的旅行家和贸易商，先后受印度、阿拉伯、欧洲和中国文化影响，与其原始文化融合，形成其文化多样性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