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纳古代国家经济与国人幸福感的关系，可粗略得出几点结论，但大致与GDP或经济地位无关：

其一，幸福感有滞后性，往往在事后更易体会到，国强物阜时反而浑然不觉。杜甫有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诗中回忆了开元时国强民富的情景，连小县城也人丁兴旺、仓满囤丰。直到整个国家陷入战乱，才回味起当年的幸福，顿足叹息。

其二，易忘本，不善做忆苦思甜式的纵向比较，独喜横向攀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的慨叹至今犹能引发人们共鸣。

其三，幸福与否往往取决于切身的生活感受。国家GDP的增长如果没能落实到百姓的生活中，也照样不能为他们的幸福感加分。西方学者考证，清代康、雍、乾、嘉四朝，GDP稳居世界第一，所占世界制造业份额仍超过整个欧洲5个百分点，约等于英国的8倍、俄国的6倍、日本的9倍。但由于人口激增、通货膨胀、米价不断上涨，百姓叫苦连天。乾隆年间，诗人黄仲则靠半世苦读，好不容易做个小官，把家眷接来京城。可秋日将尽，还没钱做冬衣，于是感叹：“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连下层官员都无幸福感，又遑论百姓。

其四，幸福感的强弱，不仅取决于肚子，还涉及精神层面。元代统治者将国民分为四等，汉人、南人屈沉底层，政治上备受歧视，连拥有刀具、养马、饲鸟也横遭干涉……文士的科举之路被堵死，地位如坐过山车，直降为“老九”（八娼九儒十丐）。他们借舞台人物发出的控诉：“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糊涂越有了糊涂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