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洪燕峰

作者父亲

“七七事变”以后，母亲就读的学校已经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他们在宣传民主、自由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抗日、保家卫国的口号，鼓励进步青年到抗战一线，为抗战贡献力量。在地下党的推荐下，母亲和其他一些进步青年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

在那里，母亲和其他全国各地许多爱国志士、进步青年一样，学习到了革命的理论、抗日战争的战略和战术。母亲曾经对我讲过，陕北公学的物质条件十分困难，没有讲堂，没有饭堂，没有自习室。学生除了睡觉在窑洞里，整天都在露天活动。即使是在寒冬，大家还在露天上课、读书、吃饭。但是同学们却心情愉快，精神饱满。

学习结束以后，母亲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到根据地做妇女宣传工作，二是带领一批进步青年到抗大医院做护理工作，不过做护理工作还要学习新的知识。

母亲听说到了抗大医院还可以学习医疗知识，就决定到抗大医院工作。很快她就带领了十几个年轻同志来到了抗大医院。她被任命为护士长。在这里她认识了当时奉命组建抗大医院并被任命为院长的我的父亲。

新组建的抗大医院缺医少药，十分困难。解决医药问题需要时间，同时加强医院技术力量刻不容缓。等来等去，父亲等来的却是母亲带来的一批没有任何医学知识的青年女学生，父亲很失望。医院已经“被迫开张”——伤病员陆续送到了，工作千头万绪，父亲只能硬着头皮迎面这一切。

人们常用“无常”谈论生死，在战争年代更是这样，刚刚还是欢蹦乱跳的战友、同事，转眼间就阴阳两界。我听父亲说过，抗大医院由于缺医少药，手术感染率有70%—80%，术后死亡率也有50%，父亲为此非常头疼。

作者母亲

由于一时难以解决缺医少药的问题，父亲只能要求加强护理，以降低死亡率。这加大了护理的工作量，日夜不停地护理伤病员使母亲和她的护士们疲惫不堪。为了医院的安全，她们时常要转移。母亲每讲于此总是老泪纵横：“那时候真累呀，走着走着，摔一个跟头有时就睡着了，枪响了都惊不醒，醒了就沿路追赶队伍。”父亲也曾讲过，那时候医院只配备了一个排的保卫力量，一到医院转移，队伍哩哩啦啦有二三里路长，这些女兵们总是落在最后，让人十分担心。不过她们也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能够从犀利的枪声中辨别哪些是中正步枪（国民党部队的装备），哪些是三八大盖（日本鬼子的装备）。遇到国民党部队她们就地躲藏，即使被抓到了，都是抗日的队伍也好脱身，如果听到三八大盖的枪声则需要拼命地跑。父亲说，行军时队伍稀稀拉拉，掉队的全是女同志，怎么下命令也不行。只要三八大盖枪声一响，女兵一个掉队的也没有，全都跑到警卫部队前面了。

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不少国际友人都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抗大医院在改善医疗设施的同时也来了不少日本医生，他们有的是日本反战同盟派来的，有的是在战斗中被俘后经教育自愿为八路军服务的。这些日本的医疗技术人员加强了抗大医院的技术力量，但是也带来了不安定因素。

大多数医院的八路军伤员不愿意接受日本医生来治疗，他们认为自己是打日本鬼子才负的伤，“日本鬼子”是不会给他们好好治伤的。而许多日本医生也是日本为了战争从各个医学院征集来的青年学生，医学理论还行，但是缺乏战场实际救护经验，一旦有所闪失往往被认为是残害八路军，所以在工作中也是缩手缩脚并不尽心尽力。为此，母亲带领医护人员做了大量的沟通工作。她们一方面向日本医生讲述八路军政策，消除他们的顾虑，一方面精心照料日本医生手术的伤员。

当然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天，八路军的一个干部被抬到了医院，他叫秦燃（解放后任广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在一次战斗中右腿被炸伤，只做了简单的包扎，依然坚持战斗，一直到完成任务才被送到医院，此时伤口已经开始感染并化脓。手术取出了弹片，但术后愈合并不理想，感染面积加大，秦燃高烧不退。对此，日本医生束手无策，决定采取截肢。

秦燃在昏迷中听到要截肢，怒不可遏，和日本医生吵了起来，一时激动竟用拐杖打了日本医生。矛盾越闹越大，日本医生开始“罢工”，拒绝为八路军伤员提供医疗服务，母亲把此事汇报给了父亲。父亲感到此事非常棘手。一方面，日本医生的提议不无道理，秦燃伤口感染已较严重，现在截肢仅仅是截掉小腿，如果感染加剧后，再截肢的将是大腿甚至危及生命。可是日本医生的态度以及八路军伤病员的不满情绪，迫使父亲不得不从政治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为了保住秦燃的腿，他决定亲自操刀做这台手术。

这台手术的成功率只有四成把握，术后若精心护理有三成把握。为此，父亲特意交代母亲，让她放下一切工作，照顾秦燃同志，并再三叮嘱其政治含义。术后，正如日本医生所料，秦燃的腿还是发生了感染。母亲夜以继日地投入到护理秦燃的工作中去。战地护理工作是十分辛苦的，由于手术没有麻药，伤病员都是咬毛巾挺着。他们时而昏睡，时而又疼醒。为了照顾秦燃同志，母亲索性搬个凳子坐在他身边。秦燃同志睡了，她赶紧休息一会，等他醒了再进行护理。由于伤口感染，秦燃腿部经常流出带有恶臭的血脓。

一个多月以后，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秦燃同志痊愈，没有任何残疾，返回了作战部队。这件事情在当时的抗大医院赢得了八路军伤病员的好评，也赢得了日本技术人员的赞誉。父亲被授予“党的教育战线上的优秀战士”奖。在谈到此事时，他总是说：“我只不过做了一台平常的手术，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值得表扬的倒是晏质同志的精心护理。此事也表明了，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术后的精心护理是非常重要的。”

父亲在抗大救治伤员得到的奖励

全面内战爆发后，根据党中央指示，延安大部分单位奔赴东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经过长途跋涉，抗大医院来到了东北。父亲奉东北军区后勤部命令接收日伪遗留的通化医学院（白求恩医科大学前身）并任教育长，抗大医院政委李玉堂则带领抗大医院改建为东北军区后方第三医院，母亲升任医院检验科长。

据母亲回忆，到了东北以后，医院接收了不少日伪留下来的医疗器械、药品，医院的医疗条件有了改善。只是刚到东北，他们就遇到了国民党部队的疯狂进攻，医院被迫从城市撤向农村，迫不得已又从农村撤到边远山区，甚至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没过多长时间，东北战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辽沈战役之后，东北全境解放，医院从朝鲜境内返回了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