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琵琶记》中，蔡伯喈的孝着手，探讨作者高明作为一名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怎样追求元典儒家文化和孝道的。元典儒家孝道发源于孔子，后经过两汉、宋代的继承和发展，到了元代已经完全偏离了元典儒家孝道，甚至发展到反人性的地步。面对着这种儒家元典被严重扭曲的情况，作者高明通过塑造《琵琶记》中蔡伯喈“全忠全孝”的形象，呼吁回归元典儒家孝道，反对礼教纲常思想。

关键词：《琵琶记》;高明;元典儒家孝道;礼教纲常

《琵琶记》作为南戏的巅峰之作，是作者高明精心设计的一部教化剧。作者在宋代戏文《赵贞女和蔡二郎》的基础上，通过把蔡伯喈这个形象从“发迹负心弃妻”变成为“全忠全孝”的书生。“全忠全孝”的蔡伯喈为了奉养年迈的父母，本想暂时放弃功名，全心全意事亲，怎奈父亲硬是逼蔡伯喈上京赶考，在“劝亲”不成功的情况下，蔡伯喈撇下双亲和新婚妻子，上京谋取功名。蔡伯喈在考试中一举夺冠，本想辞官，回家终养父母，果遭皇上驳回，不得已留在京城，并被当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牛丞相“看中”，被迫入赘相府，成了丞相女婿。而与此同时，蔡伯喈新婚妻子赵五娘，在家里，自己吃糟糠，侍奉公婆，不料家乡遇天灾，粮食颗粒无收，最后蔡伯喈父母被饿死，赵五娘裙带包土埋葬二老，最后身背琵琶上京寻夫。

很显然这是两条并列的线索，最终这两条线索在丞相府相交，结果蔡伯喈以“大孝的名义”携两位妻子回家守孝，这又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然而我们也不难看出这两条并列的线索正好分别演绎了蔡伯喈和赵五娘的悲剧，这正是这部作品的悲剧性所在。

从上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品中蔡伯喈在“事亲”方面体现的元典儒家孝道，这也正是作者高明在孝道方面孜孜不倦的追求。高明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青年时从师于理学大家黄溍，对儒家元典思想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儒家的孝道在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发生的畸形的变化，更坚定了作者对元典儒家孝道的追求，回归儒家孝道也是作者在《琵琶记》里高声呼吁的。那么什么是“元典儒家孝道”呢？它在流变的过程中又是怎样的呢？需要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在孝道上他认为作为子女，要高度关怀、细心呵护父母，要“事父母，能竭其力”做到“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王馔”“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也就是说，子女侍奉父母，一定要竭尽所能。有事，为父母去做，有酒食，让父母先吃，父母在的时候，不要出远门，就算是必须出远门，要告诉父母自己的去向，不要让父母担心，尽最大的努力让父母享受天伦之乐，不愁吃，不愁穿。细心备至的“事亲”在孔子看来，要做到养亲、敬亲、劝亲等。关于“劝亲”孔子认为“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与君，故当不义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即一味地顺从父母，并不是孝，面对父母违背道义的行为，做子女的进行谏诤，臣之与君也一样。孔子从反面说明了“劝亲”才是“孝”的表现。上述即为元典的儒家孝道。

到了两汉，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文化的地位，然而在孝道方面，董仲舒提出了“三纲五常”，这种思想禁锢了人性，单方面地强调幼者或卑者绝对服从低位。同时，汉代在人才选拔方面实行“察举制”以孝廉作为衡量标准，从而把孝和忠联系在了一起。所以汉代的孝已经偏离了元典儒家孝道。

宋代，元典儒家孝道的偏离更进一步，将孝从伦理概念发展到了形而上学的概念，其代表人物人物主要是理学大家张载，更加强调父母对子女的绝对权力，即使是父母错了，子女也要无条件服从。

宋代的这种情况一直发展到元代，这一时期，人们对孝的认识发生了扭曲，元代郭居敬辑录《二十四孝图》，其中大部分是一些不理智、反人性的孝，比如《埋儿奉母》，传说晋代内温县郭巨，为了节省口粮奉养母亲，把自己的小儿子活埋了。

身处元代，面对儒家孝道如此被扭曲的现状，作者作为一个受儒家文化影响甚深的知识分子能无动于衷吗？所以在《琵琶记》里，作者高声呼吁元典儒家孝道，严厉批判了礼教纲常。在作品里，作者高明对元典儒家孝道的追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父母在，不远游”

孔子有言“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在作品里，蔡伯喈并不是不想考取功名，只是他暂时放弃了功名，希望留在父母身边，细心呵护父母，“怎离却双亲膝下？且尽心甘旨，功名富贵，付之天也。”面对父母年已八旬，家中只有一子，蔡伯喈情愿留在家中侍奉双亲，放弃功名。就在父亲逼试的情况下，蔡伯喈依然坚持自己的孝道“亲年老光阴有几？行孝正当今日。”“终不然为着一领蓝袍，却落后五彩斑衣。”

2 “劝亲”

“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意思是说，侍奉父母，如果他们有过错，要婉言相劝，话说清楚了，却没有被采纳，仍然尊重他们，不要违逆对抗，继续操劳而不怨恨。

在父亲逼试时，蔡伯喈并没有立刻顺从父亲，在他看来，目前行孝比考取功名重要。于是，他力劝父亲“告爹爹得知，孩儿非不要去。争奈爹妈年老，家中无人侍奉。”“爹爹，孩儿岂敢推阻，争奈爹妈年老，无人侍奉。万一有些差池，一来人道孩儿不孝，撇了爹娘，去取功名;二来人道爹爹所见不达，止有一子，教他远离，孩儿以此不敢从命。”当父亲说蔡伯喈为贪恋新婚妻子不愿上京考试时，蔡伯喈为自己辩护“孩儿岂有此心。”在孝与功名选择上，蔡母和蔡伯喈持一样的观点，蔡伯喈还借母亲之言劝父亲“娘言是，望爹行听取”。虽然，最终蔡伯喈还是不得不顺从父亲，但是他也没有什么怨恨，他依然尊重父亲，在京为官无时不挂念父亲。蔡伯喈的这些行为体现了元典儒家孝道。

3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

孔子說：“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父母的生日，做子女的不可以不牢记在心。一则为他们的长寿感到高兴，二来也为他们年事已高感到忧心忡忡。

在第二出“高堂称寿”，在父母忘记自己生日的情况下，蔡伯喈早早做好准备为父母庆寿。还跪言道“幸喜爹妈年满八旬，孩儿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当此青春光景，闲居无事，聊具一杯蔬酒，与爹妈称庆则个。”在蔡伯喈的心里时刻记着父母的生日。

4 “扬名于世，以显父母”

子曰：“立身行道，扬名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在第二出，蔡伯喈一上场，就诉说：“十载亲灯火，论高才绝学，休夸斑马。”接下来又对自己的才学大大夸赞，并表明自己的经世之才“蔡伯喈沉酣六籍，贯串百家。自礼乐名物，以及诗赋词章，皆能穷其妙;由阴阳星历，以至声音书数，靡不得其精。抱经济之奇才，当文明之盛世。幼而学，壮而行，虽望青云之万里;入则孝，出则弟，怎离白发之双亲？”这充分说明了，蔡伯喈并不是无意于功名，在事親与功名上，他曾做过激烈思想斗争，最后他选择了暂时放弃功名的做法。后来，蔡伯喈考中状元，并被皇上封为忠孝两全之人，还辞官为父母守孝三年。这样“忠孝”名声一经远扬，蔡伯喈便有了立身的资本——忠孝两全，既做到了事君，又立了身，也做到了“扬名于世，以显父母”。

5 反对封建纲常礼教

在作品里，作者肯定了元典儒家孝道的同时，对封建纲常礼教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琵琶记》虽然最终以“大团圆”结局，但是它却被列为中国十大古典悲剧的代表之一，其悲剧性何在？其悲剧性的根源何在？这些在作品中作者就给了我们答案。

蔡伯喈及其一家人的悲剧性遭遇来源于“三不从”，而“三不从”又是封建纲常思想的产物，这种封建纲常思想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三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此思想形成于汉代，由汉武帝时的大思想家董仲舒提出，一经提出就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得元典儒家孝道严重扭曲，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还出现了像郭巨为了孝敬母亲活埋儿子之类的愚孝。

蔡伯喈被父亲逼迫，不得不离开年已八旬的双亲和新婚的妻子上京参加科举考试，体现了“父为子纲”;当考中状元，被皇上授官议郎时，蔡伯喈想辞官回家侍奉父母，又被皇上拒绝，于是不得不违背意愿地留在京城，体现了“君为臣纲”;在牛丞相的强势逼迫下，蔡伯喈不得不入赘相府，体现了上下等级的特权问题，官场上的上下等级观念实际上也是“君为臣纲”的一种反映。正是这三件事造成了蔡伯喈一家的悲剧，如果没有父亲的逼试，蔡伯喈也不会离开八旬父母和妻子，在饥荒之年也会多一份照应，也许父母就不会饿死;即使父亲逼试，如果蔡伯喈说服了父亲，悲剧也许也不会发生。如果没有皇上逼做官，蔡伯喈就可以回家细心照料父母，父母也许就不会饿死，自己也就不会有接下来入赘相府的悲剧了。如果没有牛丞相的逼婚，蔡伯喈也许就可以大大方方、光明正大地把父母妻子接到自己身边，或者经常可以自由地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带回一些食物，这样父母也不至于饿死，妻子也不至于咽糠。果真没有这“三不从”之事，蔡伯喈一家的悲剧程度很可能会大大降低。

而赵五娘作为蔡伯喈的结发妻子，刚结婚两个月，丈夫就不得不离自己而去，自己呢？大好的青春年华就花费在侍奉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上了，所以赵五娘同样是受礼教纲常思想毒害的可怜人。“《琵琶记》的难得之处，还在于它揭示了赵五娘的不幸，其实也是礼教纲常所造成的。”作为封建时代纲常束缚下的媳妇，她无权参与丈夫科举考试的大事。在丈夫不在的情况下，不得不甘受寂寞地细心地供养公婆，替丈夫尽孝守孝，就算是最后因过度操劳过早地失去美丽的容颜，她也没有选择离去，而是一直默默地守望着自己的丈夫，这就是“夫为妻纲”思想禁锢下的典型形象;最不堪忍受的是，她尽心尽力自食糟糠的行为，却遭到婆婆的猜忌。

作者批判封建纲常礼教，批判三纲思想影响下出现的“愚孝”，实际上就是宣扬贤孝，宣扬先秦的元典儒家孝道。

6 结语

高明通过《琵琶记》塑造了蔡伯喈这个知识分子形象，寄予了自己对元典儒家孝道的追求。蔡伯喈并不是元代孝文化里的“全忠全孝”，而是元典儒家文化下的“全忠全孝”，忠要建立在孝的基础上，这样的忠孝才是真正的“全忠全孝”。礼教纲常束缚人性，给人生带来的是深深的悲剧，并不是真正的孝，理性的孝，而是一种愚孝，是不可取的。高明作为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看到经典的儒家文化一点点被扭曲、一步步走向毁灭，他有权利也有责任为元典儒家文化抱不平，呼吁人们回归元典，维护元典。《琵琶记》旨在宣扬贤孝，宣扬儒家元典孝道，宣扬孝道中好得一面，宣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这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设和谐社会都有很大的现实意义。那些为了维护父母绝对利益，要儿女做出无谓的牺牲，作奴隶式的服从，诸如“父要子亡，子若不亡，则为不孝”或“割股救母”之类的愚孝，是违背人性的，违背和谐社会宗旨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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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臧知非《人伦本原——<孝经>与中国文化》[M].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版.

作者简介

王会丹（1985-），女，河南平顶山人，广东培正学院，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