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周总理干预下我被解放出来

1967年4月，我“靠边站”以后，周总理总想找个时机让我出来工作。

1967年下半年要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全国订货会议， 周总理提出让我主持，造反派反对，最后，只好由李人俊和邓存伦主持。在那次会议上，造反派借机又把我拉去批斗，李人俊和邓存伦都坐在台下。不想造反派批斗了我一阵子后，又把他们两个也拉上台来批斗。他们俩本来是订货会议的主持人。但是在那时候，谁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1968年5月间，周总理责令军管会对于我的问题尽快查清作出结论。于是，物资部军代表成立了军干群三结合专案组进行调查。这一查倒把物资部造反组织“革命造反兵团”造假的真相查了出来。原来这个造反组织不知从哪里弄来三个所谓“材料”，用移花接木法，掐头去尾、剪贴拼凑、照相复制的办法，编造我是由国民党派到延安去的。三结合专案组复查了这些材料，查出是捏造的假案。把几个造假陷害人的人揪了出来。这些人交代了作案过程后，还向看管的人讲，他们对不起袁宝华，希望能够得到原谅。由于有此一段，群众对我的敌视情绪大变，他们也希望能解放我出来抓工作。

接着，军管会组织军干群三结合给我办了两个月的学习班，就是打通思想，检查错误，上纲上线。首先在学习班里进行检查，让大家提意见，我修改后再检查，大家再提意见，然后才拿出最后的检查稿子。最后的检查稿子， 经过军管会的同意通过。军管会对解放我这件事态度很坚决， 造反派拿不出反对的理由，10月底我作了第三次检查后， 大联委出了个公告，宣布解放我。对于我的检查，许多群众都很重视，他们希望我的这次检查能够通过。有一个炊事员后来对我讲：你作检查时讲了一个多钟头，我本来想去厕所都憋着没有去。这说明大家很关心我。

由于周總理的关怀，我的解放应该说比较顺利。比起许多老同志，我“靠边站”的时间不算长，共一年六个月。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被解放出来就意味着要工作。要做经济方面的工作，难度有多大，干扰有多多，我有思想准备。我先到物资部各个局、处访问群众，基本上每一个处都走遍了，前后用了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大家都开诚布公地对我提意见，储备局的一个老工程师说他们的宿舍在东城，是一个大院，好多同志家都住在那里，但办公厅却想把那儿腾出来让我搬去。我没去看那个院，我夫人去看过。这位工程师对这事很有意见，认为我侵犯了群众利益。由冶金部调到物资部的一个姓李的同志，在冶金部时我认识这个人，后来我见到他的时候，由于忘了他的名字，就只是点点头。所以我到他那访问的时候，他说：你太官僚主义，咱们在冶金部是熟人，我调到物资部来，你见面不跟我打招呼。我把人家讲的话、提的意见都记了下来。回想起这一段到群众中走访的经历，感到大家确实说了心里话，但可能还是留有余地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物资工作受到很大破坏。我是在1967年4月底靠边的，1968年10月底被解放出来。从1967年到1968年这两年，物资部的工作还能维持，军管会主任刘忍还是做了大量工作的，他是空军后勤部副部长，“三八式”干部，头脑冷静，原则性强，不随波逐流。造反派不论怎么叫嚣打倒谁、炮轰谁，他从不表态，不举手，他知道物资供应的重要，所以这一段他抓得还不错。1972 年8 月，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参加“三支两军”的人员撤回部队的决定，刘忍返回了原工作单位。

我被解放以后，就参加了物资部生产指挥部的工作。老红军黄胜真是军管会副主任，生产指挥部由他负责，我也算是个负责人，同时参加了国务院业务组的起草物资计划工作。

1968年12月13日，根据周总理要编制1969年经济计划的指示，李先念、粟裕、余秋里、李良汉（国家建委军代表）、谢北一等具体研究贯彻。余秋里提出了计划编制小组分工的初步建议，并决定从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家经委、财政部、物资部、国防工办等单位抽调30余名干部组成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分成生产组、基建组、综合组和军工组四个小组分头工作。新成立的计划起草小组组长是苏静，副组长是李良汉。谢北一是成员，可主要依靠他工作。他找到我说希望物资方面的计划由我来负责。

说起谢北一，还有一段故事。1965年中央决定恢复国家建委，调谷牧做建委主任。谷牧在筹建建委时人手不够， 给我打电话，希望支持他。我说可以，你要哪个我给你哪个，他说要谢北一，我说可以。所以，谢北一在“文化大革命”前由物资部副部长调到国家建委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他出来工作较早。国务院业务组成立计划起草小组， 他同李良汉一起被指定参加小组工作。因为小组组长、副组长都是计委、建委军代表，所以具体业务工作要靠谢北一来做。他一听到我解放了，立即找到我，说计划起草小组商量1969年的物资计划，要我来负责组织编写。这样我恢复工作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参加1969年物资计划起草工作。于是我把物资部生产指挥部原来搞计划的几个人组织起来，编制物资计划草案。

那时到处打派仗，计划会议、订货会议都开不了，为了维持生产，1968年12月先作了一个1969年第一季度生产计划、分配计划，送苏静、余秋里，又送周总理，经周总理审查后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这个计划，遵照执行。一个季度的专业计划，需要毛主席批准，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这说明那时乱成了什么样子。没有毛主席圈阅批示，已是政令难行啊！周总理也借此“尚方宝剑”多次警示造反派说，生产计划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那时，非以此难以制约那些天天要停产闹“革命”的造反派。

1969年2月16日，中断了两年的全国计划会议以全国计划座谈会形式召开，3月24日结束，整整开了一个月零八天。这是我出来工作后参加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会议讨论起草小组编写的《1969年经济计划纲要（草案）》，意见很难统一。会议决定草案交各地同志带回去， 边执行、边讨论、边补充。会议还讨论了《企业管理体制下放的初步设想》。因为一些人要参加即将召开的党的九大，所以会议在乱哄哄中结束了。造反派在计划座谈会期间天天去闹事捣乱，要造余秋里的反，余秋里不能在一线主持，只能躲到幕后。计划起草小组组长由军代表苏静担任，座谈会用国务院业务组的名义召开，苏静出面主持。同时，由李先念、余秋里几个人组织了一个计划审查小组在幕后工作。即便是这样，乱哄哄的座谈会也难维持，多亏周总理沉着应对，控制了局面，总算是把计划会开下来了。

记得青海省的一个造反派在会上造反，说计划不符合实际，我需要得多，你分配得少，这是短线平衡，他纠集了一帮人，纠缠不休。谢北一很紧张，对我说：他们提出物资问题，你去解答一下。那些人认识谢北一，对他很不客气，对我这个生面孔还客气点。我说：你们批判刘少奇是短线平衡，我们不能再采取短线平衡的办法了，所以才给你分配上留下缺口，给你留下发动职工积极性的余地，看起来是缺口，只要发挥积极性，最后就是满口。我给他们瞎说一顿，说了以后他们认为还有道理，表示回去说服别人。唉！当时就是这么个情况。

“文化大革命”期间， 在林彪、江青等人鼓动下，掀起“红海洋”高潮，其中制作毛泽东像章一时风行全国。全国上上下下，工厂、学校、机关、部队都在制作，除少数瓷质、塑料的外，多数像章用的都是高级合金铝。迫于形势，物资部于1969年初专项拨出合金铝5000吨供各地制作像章用。毛主席知道这是制造飞机的贵重金属，对这种做法很不赞成。周总理对这种做法也有保留，但迫于形势，他也无奈。后来，毛主席再次对此事表示不满，提出：“还我飞机”。周总理借毛主席的话立即批示，责令物资部负责收回这批铝。这个时候，我出来工作不久，周总理知道我的困难，他在一次国务院的会议上当着众多人宣布， 要物资部把已批出去的铝限期收回。虽然有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尚方宝剑”，但我知道这件事在当时处理是极为棘手的。回来后，我同军管会主任刘忍商量，我们都觉着不好办。用物资部名义发通知收回，即使有毛主席那句话，那还不砸烂我们的“狗头”！就暂时按下来没有办。

1969年3月24日，计划座谈会议即将结束的那天晚上，我们在北京饭店7楼开会，周总理在夜里11点赶到， 他在讲话中突然问：袁宝华在不在？我说：在。周总理问：我让你收回的那5000吨铝怎么不办？我没敢吭声。接着周总理便大声说：你已经拖了多日，回去后马上通知收回，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说，传播毛泽东思想要讲实效。现在像章越做越大，主席就不赞成。你们物资部批出去的5000吨铝，你们要立即全部收回来。周总理的这番话，明里是批评我，实际上他是体谅我们的处境，故意讲给到会的人们听的，对我处理这件事既是支持又是保护，我非常感激总理的这一番苦心。于是，当天早上5时回到部里，我就借此“东风”向各地发出电报，同时抄送参加会议的每个人。果然很灵，只用两天时间就把5000吨铝全部收回入库。这是周总理的领导艺术，当着大家的面批评你，实际是保护你，为你解脱，为你办事铺路。

周总理爱护干部还有一件事使我很感动。在中央准备召开九大时，物资部建议我做九大代表，好几个部门都同意。最后报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讲：宝华刚解放出来，最好不要搞出头露面的事情，换个女同志比较好。这样钱正英就作为九大代表参加了会议。后来，军管会的同志专门找我谈话。他们对我讲：周总理是从爱护你出发的，因为你解放出来，是他建议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中， 风云变幻，还很難说，少干点出头露面的事有好处。我本来可以在“十一”以前被解放，但也安排到“十一”以后。因为“十一”以前解放，你上不上天安门？搞不好有人又要反对你。九大结束以后，1969 年的“五一”我才上的天安门。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九大前协助周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经济工作的是李富春，九大以后则是李先念。在周总理的努力争取下，九大后陆续解放了一批被打倒的干部，这批干部对那时稳定全国政治、经济局势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9年6月，在我奉调到生产组工作之前，带着精简国家机关机构的方案，按照军管会的布置，花半个月时间到“五七”干校去体验生活。河南信阳地区“大跃进”饿死不少人，是个出了名的地方。物资部罗山“五七”干校及息县分校，由物资部副部长宋致和、李超白和局长卢禹道担任正副校长，他们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大家久别重逢，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我们连日连夜促膝相谈，不知困乏。他们都十分关心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关心我的境况，使我十分感动。

我先是到了息县的“五七”干校分校，慰问干部、群众， 我向在那里参加劳动的干部传达了周总理关于精简国家机关机构的指示，看望了干部、职工和家属以及他们生产、生活的地方。息县是淮河泛滥的地方，老百姓不置家产，屋子里一张床、一个桌子，别的什么都没有。又到罗山县住了十多天。在这里可以感到大家都拥护毛主席的。

“五七”指示，认为改造思想是应该的。可长期待在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对前途感到茫然。我去做动员工作，也感到理不直气不壮，说话也不硬气。罗山这个地方，南山就是老苏区周党镇，十分贫困。我们干校的同志分批到南山去与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去的同志回来讲， 没有想到穷到这个程度。解放已经20多年了，老苏区连煤油灯也没有，家庭照明点松明。小孩子基本上不念书，稍微大一点就跟着大人去劳动。干一年只能挣很少的工分， 一个工分也就是几分钱或一毛钱， 非常贫困。干校的同志带点糖果给农民的孩子，孩子往往先吃一点，剩余的用纸包着，过一阵再吃一点，一块糖分三次吃。真是穷啊！

物资部的干校位于淮河上游两岸，雨量充沛，土地肥沃，适合种水稻。进出校部要过桥，那个地方蛇很多，下地劳动需手持棍棒或农具，要“打草惊蛇”，防止被蛇咬伤。在干校劳动的干部、职工和家属，他们远离京城，生活也非常艰苦。

《人民日报》1968年10月5日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机关，纷纷在各地办起“五七”干校，并组织干部到干校参加劳动，实行“三同”。但“五七”干校也成为造反派集中批斗、审查干部的地方，成为打击、排斥有经验、有水平领导干部的 地方。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干部下放劳动是为消灭脑体劳动差别创造条件。这是一种极左观点！消灭脑体差别主要在于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而不是把脑力劳动者变成体力劳动者。我从罗山“五七”干校返京后，随即到生产组报到。

1970年1月，周总理让我速到南昌去立即结束正在那里召开的订货会议。这本是物资系统召开的一次年度机械设备订货会，由物资部一位局长王国先在那主持，各地以为是钢材会议，都想到那里去解决自己所需的钢材。一下子去了两万多人，召集者无力控制。新华社记者写了篇“内参”反映这件事：这么多人齐聚南昌，搞得地方副食紧张，连猪肉都得从湖南调。周总理看了报道后很生气，要我马上去把订货会解散，并向程世清道歉，给江西找了麻烦。我和程世清是熟人，我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在他们的帮助下，三天时间，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