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飞

摘 要：黄老学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对战争问题作出了深刻的探讨。这些战争思想里面包含着一系列辩证法的思想因素。主要包括兴兵时机问题中的辩证法思想，战争性质与军事实力的辩证关系，军人素质中所包含的矛盾因素，将领与士兵之间的辩证关系，军队素质与军人数量的辩证关系，战术中的诸多矛盾因素，战术中的内因与外因关系等问题。

关键词：黄老学派;战争;辩证法

一、引言

黄老学派是形成于战国时期，鼎盛于汉初的道家学派的一个分支，《黄帝四经》《鹖冠子》是它的代表作。另外《吕氏春秋》就其主体而言，也是黄老学派的著作，它的思想体系和基本观点与《黄帝四经》《鹖冠子》是一致的，汉初的道家集大成之作《淮南子》也包含了许多黄老学派的思想资料。

二、黄老之学与战争思想

黄老之学讲求治道，即所谓“君人南面之术”，主要是一种政治哲学。它的政治理想是对内实现国家强盛，对外实现王霸政治。所谓王霸政治就是维护旧的分封制的政治，国家之间的攻伐不是为了兼并他国，而是为了恢复理想的政治社会秩序，而这个秩序是以西周的分封制为蓝本的。实现王霸政治，离不开战争手段。黄老学派对战争的讨论，没有仅仅停留在把它作为国家对外活动的一种手段，而是进一步把战争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进行自觉的研究。黄老学派可以说具有自己独立的成体系的战争思想，这些战争思想里包含着一些辩证法的思想因素。

战争的直接目的是取得胜利。黄老学派认为要取得胜利，必须注意兴兵的时机。《黄帝四经》说：“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因时秉宜，兵必有成功。”又说：“天固有夺有予，有祥福至者也而弗受，反随以殃。”抓住了时机，战争就会成功，贻误了时机，反而要遭受祸乱。可见，时机是决定战争胜败转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把握兴兵的时机要做到两方面，一个是时机没有到来时，要安心等待。《黄帝四经》云：“不旷其众，不为兵邾，不为乱首，不为怨媒，不阴谋，不擅断疑，不谋削人之野，不谋劫人之宇。慎案其众，以随天地之从，不擅作事，以待逆节所穷。”这是说在面对敌国因为不行正义发生混乱时，不要急于做战争的发动者，不要做祸乱的肇始人，不要主动算计敌国的领土宫室，而要稳定自己的臣民，遵從客观规律，等待敌国因为不义而走向穷途末路。另一个方面是时机到来时，要果断地抓住它，不能犹豫不决，所谓“因天时，与之皆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两个相反的方面要互相配合，才能把握时机，从而获得战争的胜利。这种主张是辩证的。

战争要取得胜利，除了时机问题，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战争的性质问题，一个是军事实力问题，这两个问题也是一对辩证的矛盾。黄老学派的战争主张是为王霸政治的理想服务的，王霸政治的实质就是维护传统的社会与人伦秩序，合乎这个秩序，黄老学派称之为“义”，所以黄老学派所主张的战争就叫“义兵”，而那些只为争夺名声与利益的战争是黄老学派所反对的。黄老学派认为义兵是必然会胜利的，战争是否合乎义是它胜利与否的根本，也就是说战争的性质对战争的胜败具有决定作用。

虽然如此，却不能因此否定军事实力的作用。《吕氏春秋·简选》篇说：“世有言曰：‘驱市人而战之，可以胜人之厚禄教卒;老弱罢民，可以胜人之精士练材;离散係系，可以胜人之行陈整齐;锄櫌白梃，可以胜人之长铫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论。今有利剑於此，以刺则不中，以击则不及，与恶剑无择，为是斗因用恶剑则不可。”片面的战争理论认为只要符合义的要求，哪怕是没有经过训练的老弱罢民，拿着十分落后的武器，也可以战胜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的敌人，《吕氏春秋》认为这是不懂兵法的人的论调，这些人大约是看到许多国家军事实力虽强，但却最终失败，才形成这种观点。但是这些国家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军事实力不重要，而是因为没有把军力用在正义的地方。因此，否定军人素质与武器装备的重要性是不对的。这就好比用锋利的剑去击刺，如果没有用好这把剑，那么是刺不中的。这把剑从效果上来说与质量低劣的剑没什么区别，但因此在战斗时特意选择恶剑则是不可取的。

军事实力与义兵的关系是帮助的关系，《简选》说：“故凡兵势险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选练角材，欲其精也;统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义兵之助也，时变之应也，不可（不）为而不足专恃。此胜之一策也。”军事实力对义兵具有辅助的作用，不能完全倚靠军事实力，但也不可以忽略军事实力。

三、黄老之学与军事实力

黄老学派对战争性质与军事实力关系的理解是辩证的，但是它对战争性质的区分仍然受到王霸政治的局限，决定战争胜利与否的战争性质应该根据它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来作区分，而按照王霸政治理想所作的义与不义的区分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

由于黄老学派对军事实力的作用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肯定，所以进而对军事实力的构成要素作了一些讨论。军事实力有许多构成要素，其中军人素质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军人包括两类，一类是将领，一类是士兵，对这两类人的军事素质，黄老学派有不同的要求。

对于将领，《淮南子》说：“故鼓不与于五音，而为五音主;水不与于五味，而为五味调;将军不与于五官之事，而为五官督。故能调五音者，不与五音者也;能调五味者，不与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将军之心，滔滔如春，旷旷如夏，湫漻如秋，典凝如冬，因形而与之化，随时而与之移。”这有点类似于黄老学派所主张的“君道无为，臣道有为”，认为将军的地位与下属军官不同，只有不同才能成为他们的统率，而只有成为他们的统率，才能把不同的能力、不同的作用综合起来，满足“因形而与之化，随时而与之移”的要求。这些不同的能力与不同的作用有时候是完全相反的，就像春天与秋天，夏天与冬天一样，但是军队的统率要把它们都统一起来，才能应付复杂多变的战争情况。也就是说，在将军的军事素质里面包含着诸多对立统一的矛盾，这是辩证法的思想。

《淮南子》所说的“五行”也是这样的矛盾：“所谓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刚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之所以柔而不可卷，是因为不是一味的柔，需要的时候也会刚，之所以刚而不可折也，也是因为有柔配合。仁与柔比较接近，仁也与它的反面相配合，这样才能做到仁而不可犯。这些思想都是富有辩证意味的。

士卒的军事素质有赖于将领对士卒的管理。在管理士卒方面，黄老学派主张威义并行，赏信罚明。《淮南子·兵略》：“兵之所以强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义也;义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威仪（当作“义”）并行，是谓至强。夫人之所乐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广泽，白刃交接，而卒争先合者，彼非轻死而乐伤也，为其赏信而罚明也。”这段话所说的威义、文武、赏罚都是矛盾的两方面。士卒是从民众中产生的，也是由民众供养的。军力的强大与否取决于民心与军心所向。所以说“兵之所以强者，民也”，而要凝聚军心民心，就要让军民受到“义”的感召。“义”是一种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各个阶级可以按照不同标准保证其利益。与此相反，在不义的社会情况下，各个阶级的利益都会受到侵犯，处在底层的民众尤其得不到生命财产的保障。因此，民众愿意为“义”去反对“不义”，甚至不惜身死。所以说“民之所以必死者，义也”。但“义”是一种没有强制力的东西，在遇到困难危险的时候不能保证每个军民都能不屈不挠。因此，还需要在“义”之外，加上“威”，“威”就是统治者加在被统治者身上的一种强制力，有了这种强制力才能保证军民去实现“义”，所以说“义之所以能行者，威也”。可见，“威”和“义”是一种辩证的矛盾。“义”是一种政治、伦理的感召力，这在古代叫作“文”，“威”是一种暴力的强制手段，这在古代叫作“武”，文武是不同的，但是两方面要配合起来，才能使军力强大，进而战胜敌人。所以说“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并取”“威义并行，是谓至强”。这种把对立的两方面配合起来使用的作法，是符合辩证法的。

将领与士卒的关系也是一种辩证的矛盾关系。对此，黄老学派也颇为注意。《淮南子·兵略》篇说：“故将以民为体，而民以将为心。心诚则支体亲刃，心疑则支体挠北。心不专一，则体不节动;将不诚心，则卒不勇敢。故良将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鸟之羽，若蚈之足，可以行，可以举，可以噬，可以触。强而不相败，众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诚从其令，虽少无畏;民不从令，虽众为寡。故下不亲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将，其形不战。”这段话把将与卒比作是心与体的关系，可见两者是既区别又互相联系的一个整体。他们的区别在于二者的作用是不同的。将起的是心的作用，负责全局，出谋划策，统率士兵;卒起的是体的作用，负责具体的、实际的作战任务，听从命令，实现将领的意图。两者也是有联系的，体现在两者是互相依赖的。将要依赖于卒，否则其意图将无从实现，所以说“下不亲上，其心不用”;卒也要依赖于将，否则将无法与敌人作战，所以说“卒不畏将，其形不战”。在这个矛盾体之中，将似乎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从“故民诚从其令，虽少无畏;民不从令，虽众为寡”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来。《淮南子》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到将与卒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又能看到二者地位的不同，这些都是具有辩证眼光的。但是它对将领的作用有所夸大，带有一定的唯心主义色彩。

除了军队素质外，军人数量也是构成軍事实力的重要因素，军队素质与军人数量构成一对辩证矛盾，黄老学派对此有较全面的认识。黄老学派反对单纯强调军人数量的做法，认为只重视数量，而不重视素质，不但不能保证作战胜利，还会产生祸患。《吕氏春秋·决胜》云：“军虽大，卒虽多，无益于胜。军大卒多而不能斗，众不若其寡也。夫众之为福也大，其为祸也亦大。譬之若渔深渊，其得鱼也大，其为害也亦大。”它所说的“不能斗”，就是军人素质问题。

黄老学派虽然反对单纯强调数量，但也反对完全否定军人数量的作用，如果军人能齐心谐力，那么数量众多的一方必然战胜人数较少的一方。《淮南子·兵略》：“今人之与人，非有水火之胜也，而欲以少耦众，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耦众。此言所将，非言所战也。或将众而用寡者，势不齐也;将寡而用众者，用力谐也。若乃人尽其才，悉用其力，以少胜众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单个的人与人之间的战斗力是十分接近的，并不能像水浇在火上一样，轻而易举地将对方消灭。因此，想要用人数少的军队去对抗人数多的军队，显然是不能成功的。兵家所说的人数少的军队可以对抗人数多的军队，是就将领方面而言的，不是就兵卒方面而言的。有的将领带的兵多但是收到效果却和带的兵少一样，这是因为人员作用发挥得不齐;有的将领带的兵少而收到的效果却和带的兵多一样，这是因为人员能够较好地协作。如果每个人都能发挥他的全部作用，那么以少胜众是不可能的。

在军人数量与军队素质的关系中，黄老学派显然认为军队素质是更为根本的。《吕氏春秋》所说的“军大卒多而不能斗，众不若其寡也”就是强调军队素质比单纯的数量更为重要。

黄老学派的这些思想看到了军队素质与军人数量这对矛盾的对立统一，也看到矛盾两方面的主次分别，并且对它们主次地位的认识也是准确的，是比较深刻的辩证法的思想。

在具体的战术上，黄老学派强调要注意处理一系列的矛盾，注意矛盾的转化。《黄帝四经》云：“毋藉贼兵，毋裹盗粮。藉贼兵，裹盗粮，短者长，弱者强;赢绌变化，后将反施。”《鹖冠子·世兵》篇说：“昔善战者举兵相从，陈以五行，战以五音，指天之极，与神同方。类类生成，用一不穷。明者为法，微道是行。齐过进退，参之天地。出实触虚，禽将破军，发如镞矢，动如雷霆。暴疾捣虚，殷若坏墙。执急节短，用不缦缦。避我所死，就吾所生。趋吾所时，援吾所胜。故士不折北，兵不困穷。得此道者，驱用市人，乘流以逝。与道翱翔，翱翔授取。锢据坚守，呼吸镇移，与时更为。一先一后，音律相奏。一右一左，道无不可。受数于天，定位于地，成名于人。彼时之至，安可复还？安可控抟？天地不倚，错以待能。度数相使，阴阳相攻，死生相摄，气威相灭，虚实相因，得失浮县。兵以势胜，时不常使。蚤晚绌嬴，反相殖生。变化无穷，何可胜言？水激则旱，矢激则远;精神回薄，振荡相转。迟速有命，必中三五。合散消息，孰识其时？”

这些论述中所说的短长、强弱、嬴绌、明微、天地、进退、虚实、死生、镇移、先后、左右、阴阳、得失、蚤晚、迟速、合散、消息等都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体，黄老学派强调要注意矛盾双方的不同作用，根据不同的时机、场合综合利用，注意它们之间的转化，促进有利于自己的转化，而避免不利于自己的转化。虽然黄老学派没有逐一解释如何利用这些矛盾以及如何对待它们的转化，但这些主张无疑都是深具辩证眼光的。当然，这里面也混入了一些形而上学的、神秘主义的因素。

《黄帝四经》所说的“一朵一禾”也属于这样的矛盾。《黄帝四经》说：“我将观其往事之卒而朵焉，待其来事之遂而私焉。一朵一禾，此天地之奇也。”“朵”就是“动”，“禾”就是“和”，从总体来说，动与和都是在敌人采取行动以后我方再采取行动的意思，以后制先，这是黄老学派一贯的一个战术主张。《淮南子·兵略》说：“敌人执数，动则就阴，以虚应实，必为之禽。虎豹不动，不入陷阱;麋鹿不动，不离罝罘;飞鸟不动，不絓网罗;鱼鳖不动，不擐蜃喙。物未有不以动而制者也。是故圣人贵静，静则能应躁，后则能应先，数则能胜疏，博则能禽缺。”也是以后制先，以静制动的意思。这个战术主张虽然有忽略先机的一面，但它强调从表面的被动中发掘出有利因素，也具有辩证意味。

虽然总体来说，动与和都是后以制先的意思，但动与和还有些不同，动是根据敌方已经做出的行动而采取对策，和是等待敌方做出行动再采取对策，二者在时间上有已发生与未发生的区别。在主动性方面，动的方面比和的方面相对主动一些，因为动的根据已经发生，动即将付诸实践，而和的根据尚未发生，还无从付诸实践。所以动与和是相反的两方面，把这两个相反的方面结合起来，运用到实战中，是具有辩证意义的。

黄老学派在战术方面，注意到了内因与外因的矛盾。《吕氏春秋·决胜》篇说：“夫兵，贵不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彼。圣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故执不可胜之术以遇不胜之敌，若此，则兵无失矣。凡兵之胜，敌之失也。”己与彼的区别就是内因与外因的区别，“不可胜在己，可胜在彼”就是注意到内因与外因都是影响胜败的因素。然而在两者中，“圣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就是说内因比外因更为根本。最后，把两者结合起来，“执不可胜之术以遇不胜之敌”就能避免失利而取得胜利了。这也是值得肯定的辩证法思想。

参考文献：

[1]黄朴民.战国黄老学派及其军事思想[J].管子学刊，1994（4）：55-60.

[2]严武.黄老学派的兴起及其法律思想[J].法商研究，1989（1）：1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