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静

摘 要：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比较文学研究展示出它的活力和包容性，在今天的文学研究领域已成为一门相当活跃的学科。比较文学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阐释学在中国的传播。阐释学给比较文学带来了新的理论基础，拓宽了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增添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加强了异质文化之间的对话。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以训诂学为代表的阐释传统，如何给这些传统注入新的活力，如何理解和处理西方阐释学与中国传统的关系，以及阐释学理论对于比较文学发展的意义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总的来说，西方阐释学为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理论，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同时，西方阐释学在中国当代诗学建设中，特别是古代文论话语的现代转换上展示了其“有效性”，促进了中西文化的平等对话。

关键词：阐释学;比较文学;对话;阐发法;诗学建设

西方阐释学有较长的发展历史，经过哲学阐释学的根本改造后，它已经成为当代最具活力的哲学学派之一。中国有着两千年多年注释经典的传统，有关“阐释”的话题和资源十分丰厚，客观上为西方阐释学的吸纳和消化营造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空间。西方阐释学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和影响越来越大，其基本理论已渗透到所有的人文学科，甚至自然科学。而比较文学也以其包容性、跨文化、跨学科性著称，两者在全球化语境下共同面临着发展的契机，也存在理论上的交集和互补。本文尝试探讨西方阐释学理论在中国比较文学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一、阐释学之于异质文化对话的意义

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从未停息。如果说同质化强调的是全球化和普遍化，那么“异质”则追求民族性、本土性和维护传统文化特征，而往往同质化是以牺牲异质文化为代价的。例如，在中国学术研究中，随着全球化的浪潮，西方的话语占了统治地位，中国传统的东西往往被人忽视。因此，在异质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中，如何不丧失自己的传统，保持一个平等对话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

这种对话的基础是相互“理解”。不可否认，不同国家因为国力的差异，在文化交往中不可能处于平等地位，其中必然存在权力的问题。现在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西方文化明显拥有这种权力。但是，“理解”不是“认同”，也就是说双方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特点，不必完全同一。阐释学归根到底就是一门研究理解和理解如何成为可能的学问。而在全球化语境下，在异质文化的沟通上，“理解”也是至关重要的，只有理解，对话才会成为可能。而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能否真正实现呢？是否像有些学者所坚持的“文明冲突论”那样，有无法逾越的文化之墙呢？阐释学在这个方面给了人们肯定的答案：异质文化之间的理解，平等对话是完全有可能的。

要获得理解必须靠阐释，阐释是意义的实现方式。在此基础上，伽达默尔将人文学的方法论特征归结为阐释，并重视对话的作用。阐释学所要探究的，一方面是文本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阐释者与阐释对象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具体到文学研究而言，则是读者与文本（包括书面文本与口头文本）的关系。因此，在比较文学方面，阐释学具有极大的学术空间。

迦达默尔进一步指出理解总是以对话的形式出现，传递着其中发生的语言事件。对话会因为参与者有前理解为前提而成为可能。这一前理解不仅延伸到参与者对双方立场的期待中，而且也扩展到对谈话主题的理解与关注中。这也正说明异质文化对话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可能性。

在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文化的交往应该是一个双向的对话过程。认识差异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平等对话，而不是为了制造新的对抗;是要寻求扩大价值共识，而不是加重价值危机。正如曹顺庆教授所言：“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浸透，对话与沟通，乃至重建文学观念，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1]

二、阐释学对比较文学阐发法的启发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阐释学作为“活水”，给比较文学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西方阐释学理论引入比较文学研究，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扩大了研究范围，增加了新的视角。同时，作为现代阐释学直接影响的产物，接受美学给比较文学在影响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现代阐释学对比较文学的影响包括多个方面，本文将重点放在了对阐发研究的推动上面。

一般说来，比较文学中的“阐发法”是1976年由台湾学者古添洪和陈慧桦提出来的。如要追本溯源，“阐发法”的学术实践最早可以在王国维等人的研究中发现。早在五四之前，王国维先生就已“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2]，即运用西方哲学理论对中国文学进行阐发，尤以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对《红楼梦》的解读为著名。

中国台湾学者提出的“阐发法”是单向阐发，是“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之研究”[3]。这一点引起了大陆学者的批评、否定，陈惇、刘象愚在所著《比较文学概论》中，就进一步提出了“双向阐发”的研究方法，即我们不仅仅要用外国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文学，也应该用自己的理论去阐释外国的文学作品。阐发研究绝不是仅用西方的理论来阐发中国的文学，或者用中国的模式去套西方的文学，而应该是两种或多种民族文学的相互阐发。

全球化语境下，就如何解决东西文化之间的关系，阐发研究提供了一个思路。阐发研究的核心就是跨文化的文学理解，民族文学通过阐发，使原有的文学传统由封闭转向开放，具有了世界性，成为全人类的财富。

传统阐释学重视文本，强调在阐释过程中保留作者的原意。而现代阐释学和传统阐释学的一个重大区别就在于前者对作为理解和阐释主体的人的充分重视。现代阐释学对作为创作和批评主体的人格外关注。文学理解和闡释不仅仅是主体的认识和行为方式，更是作为“此在”的人的存在形式，由人存在的历史有限性和思维发展的特性所决定，任何理解和阐释都不可能是纯客观的。

理解不但具有主观性，而且还受制于“前理解”。一切当下的理解和阐释都必然受到先在的理解和认识的制约。现代阐释学强调理解的纵向历史性，为阐发研究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因为历史在发展，理解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在改变，所以，所谓文本恒定不变的客观意义是不存在的。因此，跨文化、跨时空的理解是合理的。

另外，跨文化阐释的目的是为了在新的文化语境下产生新的理解，而这种新的理解又将作为进一步阐释的基础，如此不断循环延伸，人类的认识也就在这样的进程中得到融合与发展。于是，理解就不再是去把握一个一成不变的事实和现象，而是去理解和接近人存在的潜在性和可能性;追求新知就不再是以理解为目的，而是为解释人们生存的世界;理解一个文本就不再是企图找出一个文本中永恒不变的原意，而是一个不断超越已有认识、向前发展的去蔽运动过程，是为揭示和敞开文本以试图表明人存在意义的可能性的学术追问。

根据阐释学的这一见解，阐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本土文学在加入了跨文化的前理解（如西方理论）之后，在一个更大的阐释循环之内对本土文学的新的理解和认识，异域的文化和理论作为前理解中新的构成部分，开启了特殊的视域，为新的阐释提供了具有创造性的积极因素，而有可能达到更高和更深层次的新理解。

当代阐释学对于阐发研究的另一启示在于其对文本和作者原意的尊重，对读者主观意识和前理解结构的重视，也提醒人们在阐释研究中要避免阐释的主观随意性，将阐发的创造性和文本的客观性结合起来，真正揭示文学作品的精神实质。

三、阐释学在中国当代诗学建设中的作用

目前，建设中国自己的当代诗学主要要从两个方面努力，一个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一个是“外国文论的中国转换”。也可以说是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中两条对话的思路，一是“古今对话”，一是“中西对话”[4]。归结到一点上，这两个对话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确立中国诗学在世界文论格局中的价值和地位。而西方阐释学在这两个纬度上都展示了自己的“有效性”。

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国门被坚船利炮打开，西方文化与学术话语也长驱直入，西方文化的价值系统、理论分析框架、概念术语等大批涌入，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念术语及理论分析框架均被西方文化占据，如文学领域中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传统的“文”“艺”被西方的literature代替等。西方文化的长期影响，导致了中国文化学术界的失语现象。失语不是指不会说话，而是指不会说自己的话。话语作为一种言说方式，其背后直接或间接地包含着思维方式、价值尺度和权力关系。因而失语不仅是丧失了自己的言说方式，同时意味着丧失了自己独立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从这种意义上讲，丧失话语就是丧失权力。

所以，所谓的“文化交流”实际是不平等的。使用西方话语进行的跨文化交流，其实体现了西方的文化霸权，是一种非物质形态的殖民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的特点在于它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文化、学术、意识形态的渗透而达到殖民的目的，它是一种话语的扩张和征服。可见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迫在眉睫。

在这个方面，来自西方的阐释学也展示了其有效性。在某种意义上，阐释是“就已有的文化与语言的意义系统作出具有新义新境的说明与理解，它是意义的推陈出新，是以人为中心，结合新的时空环境与主观感知展现出来的理解、认知与评价。它可以面对历史、面对现在、面对未来，作出陈述与发言，表现诠释者心灵的创造力，并启发他人的想象力，体会新义，此即为理解。”[5]

在中国古典文论话语转换中，作为文本的古代文论思想不是绝对客观的，不是恒定不变的。现代读者有着和古人完全不同的前理解，人们可以对古典文论作出崭新的阐释，保留住其中的精华，赋予它时代精神，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接受的前提是理解，而理解离不开阐释。所谓转换，实质就是阐释，古典文论只有经过阐释，才能与当代文论的话语方式沟通，才能被今人理解和接受，而关键问题是如何阐释，以什么为参照系，钱钟书、张隆溪等人都致力于此。例如，古代文论的“诗无达诂”“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与新批评派理论有相通之处，经张隆溪阐释后，焕然一新。只要进行深入的理论阐释，无论古代文学还是当代文学，都有许多经验和理论命题可以和西方文论对话、沟通、互补。

中西诗学对话的过程是以互动的方式进行的。对话双方总是不可避免地带着自身的理论视域和话语方式进入对话，这是对话得以进行的基础。尽管各自理论视域和话语方式的差异会给对话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人们不能为此而否定相互理解、相互认识的可能性，只有通过相互对话和相互交流，才能在动态过程中不断以对方话语为参照反观自身，不断吸收对方话语以丰富自身。另一方面，一种诗学所具有的视域与另一诗学所具有的视域通过接触、碰撞后有可能产生一个中介性的新视域，这个新视域在对话过程中被不断修改，不断调整，渐臻完善，在它的基础上有可能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新话语。这种新话语既能解释、容纳双方的差异，又有双方理论的整合力。

在目前西方话语占优势的情况下，要想不失去自己独特的声音，中国诗学研究者必须加倍付出努力。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可以尝试不同的方法，以期为将来的话语整合打下坚实的基础。以西方诗学为出发点来整理、关照中国诗学，或以中国诗学为出发点去关照和阐释西方诗学，都不失为有效的方法，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这样做不仅会使被整理、被阐释、被关照的对象的性质和特点更加清晰，而且会使用以整理、闡释和关照的理论自有的特点更加清晰可见。

四、结语

勿庸置疑的是，阐释学理论进入比较文学领域自有其积极意义，它可以使比较研究不浮于表面。新理论的运用也大大拓展了比较文学研究的空间，使比较文学在一些新的领域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例如，比较文学向理论层面的深入使以跨文化文学理论研究为基本目标的比较诗学在比较文学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获迅猛发展;理论研究的深入也使比较文学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出现新的整合，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一个新的综合性学科的“文化研究”的产生。

因此，重要的并不在于应不应该运用新理论，能不能运用新理论，而在于怎样运用新理论，怎样扬理论之长，避理论之短，怎样实现理论研究与具体文本分析的完美结合，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我们既要“肯定理论的推演本身对思路的开拓及其长远的指导意义”，同时又必须“承认理论必须与价值相联，使理论为具体的评价所充实”[6]，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理论对比较文学研究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曹顺庆.比较文学新开拓[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6：33.

[2]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J].中学历史教学，2006（4）：1.

[3]古添洪，陈慧桦.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陈惇，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5]成中英，本体与诠释[M].北京：三联书店，2000.

[6]乐黛云.中国比较文学的现状与前景[J].民族文学研究，1986（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