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雅歆

摘 要：小说《启蒙时代》讲述了主人公南昌在1967年～1968年经历了一系列人与事，从而逐渐成长，走向启蒙的故事。作品通过叙述这个少年获得启蒙的历程，旨在探讨在那个非理性的时代，一个人是如何摆脱教条的思想与迷惘的状态，逐步走向理性的。可以说，主人公南昌虽然也具有一定的自我启蒙意识，但真正让他获得启蒙的是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不可忽略的是，作家王安忆偏偏让故事发生在了那个似乎最没有启蒙可能性的时代，其中无疑蕴含着作家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的思考和对当下的反思。

关键词：王安忆;《启蒙时代》;自我启蒙;他人启蒙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启蒙时代》讲述了以南昌为主的一群少年在1967至1968年间的成长经历。尽管故事发生的背景是20世纪六十年代，但这部小说明显不同于其他书写20世纪六十年代的作品，作家并没有控诉那段时期对理性的摧毁，反之，王安忆让一群少年在那个疯狂的时代获得了精神上的成长，也正如小说题目所揭示的，获得了启蒙。诚如有学者所言：“作家大约是想追问：在最疯狂的时代里，人之所以为人的理性究竟是怎样慢慢地滋生和培养的。”[1]作家用细腻的笔调叙述了主人公南昌经历的一系列人和事，其实也是在为他寻找克服自身的问题、成为一个拥有理性的人的途径，这一过程由自我启蒙与他人启蒙两条线索构成，并且呈现出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上升状态。尽管，主人公自身也在自然地成长，但作家更注重他人在不同程度上给予主人公的启蒙，即主人公被他人启蒙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作家在思索那个时期到底带给那一代人什么，又留给我们什么。

一

南昌的自我启蒙意识首先被家庭的变故激发了出来，革命身份的尴尬让他不得不去追问自己是谁。南昌的父亲出生于一个有产阶级家庭，年轻时，他走上革命的道路。由于父亲的关系，使得南昌在20世纪六十年代获得了革命嫡系的身份，十五岁的南昌被革命激情、浪漫的氛围所感染，沉浸在各式各样空洞的理论和自己的雄辩中，加之革命后代的身份让他自觉接过父母手中的旗帜，冲在了革命的最前端。然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这顶帽子却在革命如火如荼之际扣在他父亲的头上——父亲被定义成了旧民主主义思想者，成了“被革命”的对象。随之带来的是南昌身份的变化：从革命的正统变成了被革命者的后代。长期以来的生活环境使得南昌与世俗生活脱节，他甚至没有对亲情、爱情等人类基本情感的正常体验，加之时代话语塑造出的教条思维，让他断然选择与自己的家庭决裂。然而，讽刺的是，这同时也切断了他自己同革命的关系，斩断了根系，自身处在了一种“漂浮”着的状态中。身份的尴尬让他对自己、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产生了怀疑，他不得不追问“我到底是谁？”“我参加的所谓的革命到底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这即是南昌反思的开始，也是他自我启蒙意识最初的显现。

虽然选择与家庭决裂，但南昌内心也并非毫无波澜，这表现在他没有再一次慌忙地投身到所谓的革命运动中去，而是整日待在室内阅读。室内的阅读生活让他远离了政治，同时通过阅读来思考一些问题，这使他从狂飙式的战斗中退回到了一种相对冷静、理性的状态中。书、知识一般被视为是能够让人摆脱蒙昧的东西，但对于南昌而言，从书中仍然得不到真正的启蒙，因为他所读的内容仍是关于革命的空洞理论，他所思考的也是“中国革命”“第三次世界大战”等问题，可以说，书本虽然让南昌从狂热中冷静了下来，但并不能给予南昌他思想体系之外的新东西，远未启发他开启真正独立的思考，而是仍然被禁锢在教条的思维方式之中。

亲情最先激发了南昌作为人该有的感觉与情感。尽管他对母亲的自杀表现出了冷漠的态度，但是这件事仍然激起了他内心某种隐秘的感受。表现在他仍会下意识地想起母亲，会不自觉地将目光停留在母亲的遗物上，“当他发现自己在打量那包裹时，也会将眼睛移开。”[2];当陈卓然带他去看母亲自杀的地方时，南昌“腿一软，险些绊倒。”[3]长期的、非正常的家庭生活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階级来划分人与事的标准，剥夺了南昌对各种情感的正常体验与理解。母亲的自杀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他关于亲情的意识，虽然这种意识还是很微弱。

随着年龄的成长，南昌的“性”意识开始萌动，产生了对女性渴望与爱慕，这是人在成长中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生理上的成长让他在一定程度上从麻木呆滞的心理惯性束缚中解脱了出来，这种“本能”的觉醒，使他具有了能通向更高的理性层面的可能。起初，这表现为南昌对珠珠的态度。也许南昌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被这个女孩吸引，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只是需要一个女孩出现而已，只需要“一个倚着门框，一个扶着自行车，就这么说这话。”[4]他渴望接触异性，渴望与异性交谈，甚至不需要对方的理解，用小说中的话来说，“这些女孩子，一律使他轻松。”[5]后来他对女性朦胧的好奇演变成了对性的渴望，当南昌面对与之共处一室的嘉宝时，他几乎不受控制地想要与对方的身体发生亲密的接触，以至于最后两人发生了关系。然而，这是在一种盲目、不自觉的心理状态下完成的，这表明南昌缺乏足够的自觉，尽管基本的欲望觉醒了，但他并不能把自己引向更高的理性层面。

总的来说，南昌的自我启蒙始终停留在感性的层面，并且呈现出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无论家庭的变故，还是自身的成长，都远远不能将他从迷惘麻木的状态中拯救出来，在无边的书海中阅读也不能解答他是谁、他又在做什么的疑问。显然，启蒙这一重任靠南昌自己是无法完成的，只能将他从旧的迷茫推入到新的迷茫之中。他必须要走出户外，去经历自己所在的世界之外的人和事，也只有依靠这些人，才有可能完成他的启蒙。

二

走向户外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小说选取的1967到1968这一段时间，正值运动的落潮期。这时全国学校停课，教育停滞，青年们纷纷走出学校。再加上南昌这类革命后代的父母都在接受隔离审查，这些青年正处于无人管教的状况，这样一个客观的条件使得他们能够自由发展。

于是，南昌走进了小老大的客厅。小老大将南昌从他的世界中“拉”了出来，让他接触到了另一种思想，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小老大与南昌这类人是截然不同的，虽然也是革命的后代，但由于一直生病的缘故，他没有参与到运动之中，并且，他对屋外的革命毫不关心。如果说南昌掌握的思想是来自书本的空洞理论的话，小老大的思想则来自于他自己。疾病导致他与主流生活的长期脱离，也给他带来了对身体异于常人的敏感感受。他特别注重自身对外物的直接感觉。例如，他会“伸出舌头，像要接住什么，收回来，品尝一下，说：晚饭花开了。”再比如，他看到一棵冬忍开出了淡紫色的小花，于是认为夏天来了[6]。这种对感性体验、官能感受的重视让他拥有了一套与南昌的教条主义思维相反的思维模式——从体验性的感受出发去认识、理解事物，并且沿此思维路径，用他独创的一套在时代主流之外的话语来解释问题。无疑，与小老大的交流对南昌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而小老大的客厅也仿佛是这个时代另外开辟出的一个空间，在这里，小老大吟诵的是楚辞，与其他人所谈论的是市民感兴趣的话题，如关于沪上大人物的流言，或一些小道新闻，这些都带给南昌冲击，让他见识到了一个革命以外全新的、生动的世界。

《启蒙时代》中与南昌等革命后代相对的还有一个人物群体，由一群女孩组成。通过她们，南昌走进了上海的市民生活，并且获得了爱情上的启蒙（这与他自身的成长也密切相关）。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于租界的形成，上海渐渐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市民。市民群体受到西方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并且看重个人财富，具有浓厚的商业精神，所以他们普遍重视实利，只关心实际的生存状况，对生活采取务实的态度。而这群女孩就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化身，或者说，是上海市民群体的代表。她们来自市井社会，过着实在的生活，头脑中只有琐屑的儿女情长，却无半点关于革命的概念。然而，南昌他们却深深地被这些女孩子吸引，在暧昧的氛围下初尝到了恋爱的滋味。

如果说小老大把南昌“拉”出了教条的世界，那么，这些女孩让南昌切实地获得了名为“爱情”的感性体验。然而，他们之间的恋爱纠葛最终无疾而终，对这些女孩子来说，起初她们对这些少年操持的革命话语感到新鲜，生出了兴趣，但渐渐地便看出了这些话语背后的虚弱，后来，对他们所谈论的革命空话直接表现出了不屑。南昌这些革命后代与市民女孩分属于不同的阵营，在他们的背后，是革命的教条思想与这座城市精神底蕴的冲突，务实的市民社会对空洞的革命来说是一种讽刺。南昌他们虽然也生活在这座城市之中，但他们还远没有触碰到这个城市生活的内核，如果他们不做出改变，那么他们永远只能生活在这座城市的边缘。

安娜是《启蒙时代》中着墨不多却很重要的角色。安娜住在小老大家楼下，她只有十二三岁，原本是不该有什么病痛的年纪，却因为精神上的疾病多次住院。南昌与她只有过几面之缘，她的样子却久久萦绕在南昌心头，尤其她那双透露着沉郁的眼睛，每次南昌望向她眼睛的时候，都感觉到“好像是一种满，几乎有什么要溢出来了;又好像是深，一直陷进去，无底地陷进去。”[7]安娜这个角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她可以被视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苦难的缩影。乱世打破了人们原本宁静的生活，给许多人带来了灾难，作家巧妙地将这个时代带给人们的痛苦感性、具象地体现在了这个小女孩身上——她本该在无忧无虑的年纪，却病得不像样子，而且她所承受的并不是单纯身体上的折磨，而是精神上的。小说中说道：“安娜于他（南昌），就像是一个启蒙者，启蒙的是痛苦这一课。”[8]这个小女孩让南昌感到了哀伤，他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她的眼睛，在经历成长后，他终于明白了，这个眼睛中要溢出来、又要让人陷进去的，就是无尽的痛苦，是他所曾参与的所谓的革命带给人们的折磨。

顾老先生是一位老资产者，属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要被打倒一个阶级。南昌等革命者照例来找这个老资产者“聊天”，希望他能够交代自己的问题。这位老资产者是精明的，南昌等人来找他这段期间，他接受过无数次考验。当他看到这些和自己孙子一般大的孩子们时，只觉得他们是在瞎胡闹，想要随便说说把他们敷衍过去。也许是南昌他们表现出的礼貌的态度，或者是年纪的差异，顾老先生竟不自觉地流露出了真情，对这些年轻人认真聊起了自己的童年和奋斗过的一生。几次交谈下来，他们的谈论由民国时期中国工业的落后，到剥削与被剥削的问题，“谈到热烈处，他们几乎忘记彼此的身份，也忘了谈话的本意。”[9]顾老先生是站在与主流完全不同的立场来看待问题、看待历史的，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南昌，中国的资产阶级到底是怎样的，而中国革命又是怎么胜利的，这与南昌从书本中讀来的历史完全是两样的。例如，当革命者用马克思主义剥削与被剥削的理论来质问顾老先生时，顾老先生反问道：“生产资料是现成摆在那里，任人随便拿，还是靠人做出来的？”所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禀赋，有不同的命运”[10]，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剥削别人，有些人被人剥削。顾老先生的话对于南昌而言，是对他已掌握的理论与知识的颠覆。当他在感性层面上逐渐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人的状态后，在理性层面，也必须跳出原有的思维，才能独立的思考。而这正是从历史的真实到底如何、来源于书本的知识是否可靠等问题出发的。

如果说顾老先生带给南昌的是要学会独立思考的启示，那么医生高晨则将南昌引向了更高的理性追求。这位和南昌母亲年龄一样大的医生帮南昌解决了他闯下的祸端，与此同时，也严肃地教育他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在南昌心里，高医生是值得尊敬的，她不仅拥有理性，又能救人性命，她还是亲切的，因为她有点像自己的母亲。在与高医生的交谈中，南昌得知她也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遭到过批斗，这使南昌内心产生了震动，因为在南昌的认知里，这场激烈的政治革命是正确的，是神圣的，在革命中遭到批斗的对象都是所谓的“牛鬼蛇神”，他从未怀疑过他所做的这一切是否是合理的，也从未思考过他所参与的革命到底是什么。然而，高医生对此却没有过多的抱怨，而是告诉南昌两个英文单词，“Light”“True”，光和真理。这两个简单的词，是启蒙的精华之所在，现在由高医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传授给南昌，是要告诉南昌，过去发生过什么、经历过什么都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心中有对光和真理的追求，要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判断、去思考。

最后要提到的一个人物是舒拉，是小说中一个独特的存在。她是舒娅的妹妹，同上文中提到的安娜差不多年纪，在小说中，她们俩也时常被同时提起，小说中有句话是这样的：“她们（安娜和舒拉）就像一面镜子，将人和事照得纤细毕露。”[11]如果说安娜照出的是普世的苦难，那么舒拉照出的则是南昌自己。其实，舒拉就像是另一个南昌，准确来说，是还未踏上启蒙之旅的南昌。舒拉虽然也来自市民社会，但她却被革命所吸引，觉得姐姐们都是庸俗的。她告诉南昌只有自己能理解南昌的革命思想，当她看到南昌逃出游行队伍时，她斥责南昌是“胆小鬼”。小小的舒拉和南昌当初一样，对革命抱有着盲目的激情与幻想。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无论在感情上还是理性上都已经觉醒的南昌在马路上看到舒拉紧追着向行人发放革命宣传单的黄鱼车奔跑时，企图阻止她，让她赶紧回家，可舒拉好像没有认出他一般，只是看着前方，奔跑而去。这像是一个反讽，如今的舒拉就是昔日的南昌，南昌透过舒拉看到了自己曾经的盲目、可笑。至此，南昌开始了对自我的审视与反省，同时也思考着这场革命的合理性，这是他运用理性去思考的开端。

他人给予南昌的启蒙是一个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过程。小老大、市民女孩和安娜带给南昌的是官能的感觉、爱情的滋味和痛苦感，他们共同完成了对南昌感性层面的启蒙。而理性层面的启蒙则是由顾老先生、高医生和舒拉来承担的，他们启示南昌独立思考，去追求光和真理。

自我启蒙与他人启蒙并非是完全平行的两条线索，它们也时有交叉，但总的来说，自我启蒙停留在较为低级的感性层面，并且没有为主人公带来实质性的成长与改变。相比起自我启蒙，他人启蒙的过程显得更为有序，作家为每一个人都安排了明确的任务，他们分工有序地带领南昌去了解人是怎么回事、生活又是怎么回事，指引着南昌在启蒙的道路上前行。

无论是自我启蒙，还是他人启蒙，王安忆自始至终重视的都是启蒙的过程而非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南昌被逐渐唤醒作为人该有各种情感，从而渐渐开始用自己的理性去思考。可以看到，南昌的启蒙之路始于追问“我是谁？我在干什么？”，而他最后是否找到了答案、是否真的成为了一个被启蒙了的人，读者尚未可知，但是当他透过舒拉开始反省自己时，他已经获得了成长，他的人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整部小说之所以如此细腻地描写启蒙的过程，也许是因为作家要告诉人们重要的不是得到“我是谁？”这一问题的答案，而是质疑“我是谁？”的意识。

三

康德将“启蒙”定义为：“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这是生而为人应该去追求的状态。然而，身处不同时代、面临不同困境的人通向这种自由的路径却是不同的。“启蒙”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来说，是要对抗当时的时代话语的塑造。

南昌这一人物形象具有典型性，他可以被视为革命者的代表，通过他，读者能看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青年面临的普遍精神困境。那个时期，十五岁的南昌是很懵懂的，他尚未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又很容易被革命的激情、浪漫的氛围所吸引。他自以为掌握了理论、占有了革命的话语就是理解了革命，但实际上只触摸到了革命的表层，他对“革命到底是什么”一无所知。可以说，南昌等人的革命行为都是盲目的。除了盲目之外，他们还很教条。新社会的阶级思想教育他们将人和事划分为简单的类别，集体化的家庭生活令他们不知人情世故，由此形成的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便剥夺了他们正常的感性体验，也剥夺了他们对人、对生活的正常理解。所以，以南昌为代表的革命者都是被20世纪六七十年代塑造出的一代人，他们拥有统一的、教条的思维和麻木茫然的心理状态。作家在小说中所探讨的就是主人公如何摆脱这些，从而成为一个理性的人的过程。显然，就启蒙的具体内涵来说，这与“五四”时期，或者当下的启蒙都是有差异的。而作家正是抓住了那个时期人们的精神困境，并由此开拓出了一条可以克服它的、实实在在的启蒙之路。

然而，如今当人们提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通常不会联想到“理性”“启蒙”这类词语，相反，都会认为那是一个充满了政治狂热的非理性时代，似乎不具备启蒙的环境。那么王安忆将故事的背景选在20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是否合理呢？关于这一点，作家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她曾说道：“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子，尤其是前期，是一段时间特别优渥的日子，似乎专用来沉思默想，而现在，我大约将这经验推移到了其他人身上。在我看来，那是一个内心生活活跃的时期，外部的生活停滞了，内部便兀自生长着。事实上，外部的生活是有限的，内部却有着可无限扩张的空间，它无边无际。那个时期是一个充满激烈事件的时代，它非常容易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忽略那时节我们心里发生的戏剧。”[12]正是基于这种想法，她写出了这部关于思想的作品。可以说，王安忆并不否认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与折磨，但她选择站在另一个角度来看待那段岁月。

当原有的社会秩序被革命打乱，人们原本沉闷的生活也被打破了，这样的社会状况反而开启了许多可能性。对于这群少年来说，起初，他们被迫用统一的方式来思考、被灌输了一系列革命的理论，尽管这些话语是空洞的，但革命的热烈氛围带给他们思索的激情，他们可以一整夜不睡觉，谈论有关革命的话题。比起务实的市民阶层，他们是乐于思想的，是注重精神生活的。加之当时的生活非常单调，他们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思考，可以不被外界打扰而专注于自己的内心。学校停课让他们又拥有很多自由，可以走出校园去寻求生活的多种可能。当然，他们中的一部分很有可能会随波逐流，继续盲目地混混日子，但总有一些精英会独自思考，比如陈卓然，他没能像南昌那么幸运，去经历一系列人、事，但他有自觉的意识，他选择回到书本、通过阅读来改变自己。所以，从这层意义上来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具备启蒙的条件的。甚至，相比起今日，那个时代更能滋养“思想”。

“我觉得今天的生活太物质化了，而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时代，充满了激动的思想。”[13]王安忆曾这样说道。其实在作家看来，那个年代疯狂、荒唐、残酷，却逼迫人们去思考。正是从这一角度考虑，她便选择在距20世纪六十年代四十年之久的时候书写一部以其为背景的启蒙小说。确实，现如今大多数人生活的太过“实在”，就像书中的市民群体一样，忙碌紧张地生活着，人们忙着攻读学位、求职，快节奏的生活与外部娱乐活动的丰富令人们不再关注内心，不再重视精神，不再去思想。然而，启蒙仍未完成。

再回望那个时代，除了激进的政治、教条的思想，它还曾提供过一个充满激情的思想的舞台。作家并非怀念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而是怀念可以用来沉思默想的日子，这其中当然也透露出作家对当今社会缺乏“思想”氛围的焦虑。

参考文献：

[1]陈思和.读《启蒙时代》[J].当代作家評论，2007（3）：25-32.

[2][3][4][5][6][7][8][9][10][11]王安忆.启蒙时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39，42，126，126，65，89，189，160，162，146.

[12]钟红明，王安忆.《启蒙时代》：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史[J].黄河文学，2007（5）：20-23.

[13]张旭东，王安忆.对话启蒙时代[M].三联书店，200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