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婷婷

摘 要：本文通过对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吉登斯几位思想家的社会学理论的梳理，试图分析现代性观念的建构过程，了解现代性理论范式的形成与发展。

关键词：现代性;现代性观念;建构

一、引言

最早对现代性进行分析的是康德，福柯提到：“康德的批判标志着我们的‘现代性的开始”。[1]在康德之后，黑格尔、马克思、韦伯、海德格尔及哈贝马斯等也从各种角度对现代性进行了建构。到了吉登斯，他对现代性理论框架又有了新的扩张。什么是现代性？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2]在《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一书中，他又认为，“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比较详细的描述，它涉及：（1）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关于实现世界向人类干预所造成的转变开放的想法;（2）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3）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3]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性的研究对象涉及政治、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及行为制度等方面，并有其产生的动力。

1971年，吉登斯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一书出版，该书主要对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的现代性理论进行了全面的解读。吉登斯认为，三大思想家都是从单一的维度建构现代性，构成了所谓古典现代性理论范式。本文在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一书的基础上，试图对几位思想家的现代性理论进行梳理与对比。

二、马克思的现代性

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发展，封建主义解体，资本主义发展起来。马克思把资本主义视为一个商品生产的体系，把普遍商品化作为資本主义市场的基本特征。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劳动力成为一种商品，“工人变成与其创造的产品同类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经济从根本上依赖于劳动契约。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竞争导致了现代社会的扩张。体现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资本主义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唯一力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现代性的产生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为标志，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构成其发展的动力来源，现代性问题通过资本主义的矛盾、危机、异化和阶级斗争等体现出来。

作为一个影响深远又极具争议的社会主义学者，马克思的著作具有明显的19世纪的思想特点。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经济因素和阶级关系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吉登斯也认为，“资本主义对较大的现代性框架具有核心重要性。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影响同它在从前社会形式中相比，其效应要明显和深远。这些影响的结构，以资本主义制度和机构为核心”。[3]

三、涂尔干的现代性

涂尔干是法国社会学家，其社会学思想主要受到圣西门、孔德、德国“学院社会主义”、康德及与他同时代的思想家的影响。吉登斯认为，涂尔干社会学思想的主题是秩序问题是个误读。涂尔干著作的主题是：在社会发展过程的背景下对社会团结的变化形式作出分析。

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涂尔干的主要论点是：不同社会分工条件下的“正常”状态形成了一种有机的稳定性，尽管传统道德信仰的重要性在减弱，现代复杂社会并不会因此走向瓦解。社会分工的原因是社会密度的增加、社会容量加大这一“社会事实”，即人口的增加。人口的增加使得同类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导致分工的专门化，在分工的基础上，各种有机体得以依赖共存。涂尔干又提出了集体意识的概念，认为社会分工导致集体意识的普遍性衰减，成为一种高度抽象的普遍意识，给个人差异的增多留下了空间，使社会分工的扩大成为可能。

涂尔干认为，社会分工的最大功能不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在于它的非经济职能：有机结合代替了机械结合。他指出，在机械团结的社会中，集体意识处于支配地位;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一方面个人意识从集体意识中挣脱出来，而随着个人主义的高涨，必然会出现一种要求绝对自由的失范状态;另一方面人与人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相互依赖，形成了基于契约关系上的一种团结状态。这种契约关系受到法律、道德的制约，成为社会赖于存在的道德权威。涂尔干认为，只有通过这种社会分工所带来的道德统一才能解决现代社会出现的失范问题。需要强调的是，涂尔干并不反对所有的个人主义，他认为道德个人主义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并不是建立在利己主义基础之上，与国民经济学家所说的利己主义有着决定性的区别。

涂尔干通过对澳大利亚土著图腾崇拜的研究，认为宗教将世界分为神圣和世俗的两类，神圣之物被人们赋予了神秘的力量，也就是说神圣世界是由世俗社会所建构的，宗教即对集体意识的信仰，来源于世俗世界。涂尔干宣称，宗教是所有较具特色的观念体系的发展本源，并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观念起源与经济关系有关。

涂尔干认为阶级冲突是“不同职业团体在分工中的道德合作方面不充分的症状”，也就是说，尽管当代社会阶级冲突盛行，但是引起这些冲突的原因并不是经济方面的，而是道德方面的。经济重组不能提供解决现代世界中社会危机的主要办法，将马克思所提出的阶级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降到了最低限度，因此，涂尔干排除了在革命性变化的基础上根本重组当代社会的可能性，是反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说法的。

四、韦伯的现代性

韦伯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德国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的胜利激起了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对外扩张的热情。1919年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利益争夺的斗争，同时亚非拉各国的民族解放斗争相继展开。

吉登斯将韦伯对现代社会的描述归于“理性化”范式，韦伯站在马克思对立面，认为资本主义源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推动，所以现代性的发展本质上是理性化发展的表现，随着理性化的扩张，社会组织类型中最具理性化的官僚制度被建立。

韦伯所谓的理性，主要体现于对事物的理性计算。此外，还有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尽管韦伯在不同的场合对理性的界定不同，但他始终认为，人类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就是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具有如下主要特点：“获取越来越多的钱财，加上严格地避免所有天性的享受……他完全被看成是目的本身，而个人的幸福或利益，则被看起来是完全超验的和非理性的。”新教禁欲主义对个人的实际经济行为有着重要影响，在世俗生活中，促进了经营活动的理性化和再生产活动的规范化，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应运而生。这揭示了宗教理性主义的禁欲主义倾向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

从消极的意义上来说，理性化的过程也就是逐渐“对世界的去魅”，“这其中没有什么神秘不可测算的力量在起作用，恰恰相反，原则上，他可以通过计算来掌握所有的事情”。

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与官僚制不可分离的。建立在新教伦理精神的基础上的传统官僚制包含着孕育资本主义的因素，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进一步提供了建立合理性官僚制的空间。尽管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市场的自由、自由劳动力、经济生活的商业化等也是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在这所有的条件中，官僚制的意义是最为关键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需要速度和精确性才能实现，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性化结构，使经济行动收到预期效果。韦伯认为，只有拥有了理性的法律，建立起普遍法制观念，才能建立起现代社会官僚制——只有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下才能实现这一点。

韦伯认为，官僚制有着优于其他任何组织的管理效率，特别适合于管理大型而复杂的任务。现代官僚制作为历史上技术发展最为完善的一种官僚制，虽然是随着资本主义秩序的诞生过程而产生的，但却并不会随着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而消亡。它一旦得到彻底的贯彻，就会建立起一种牢不可破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能够为任何统治者所用，不会因其中所涉及的人的变换而改变。它所特有的对专业知识和专业分工的要求使得人们很难中断它，因为一旦中断，系统就会发生混乱，效率就会大大受到影响，而在韦伯看来，即使是社会主义，最终也不得不对效率的要求妥协。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铁的牢笼”异常坚不可摧。于是，韦伯对未来做了消极的预见。一个彻底官僚化了的社会，代表着个人自由的消失和意义的枯竭。

韦伯承认阶级冲突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但却否认阶级斗争具有马克思所认为的那种重要性。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的融合是马克思著作中的一个关键原理，但是，韋伯认为，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军事力量一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社会发展中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动力，有时候某个因素被认为是具有决定性的，即这种动力是具有偶然性的，没有一个确定的普遍性因素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主要原因或动力。

五、吉登斯的发展与完善

通过对前辈理论的梳理和反思，吉登斯认为，三大思想家的现代性理论都在寻求对现代社会做一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理论阐述，他试图在此基础上进行一种新的尝试，这也成为他后来完整的现代性理论范式形成的基础。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吉登斯吸收三大思想家的理论进行“四维度分析”，建立了一种新的现代性理论范式：从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和军事力量四维度阐释现代社会。这里看出来一些后现代批判主义的影子——尽管吉登斯不认为他自己对这些观念的态度是批判性的。

参考文献：

[1]郎友兴，项辉.现代性：来自吉登斯的观点[J].浙江社会科学，2001（3）.

[2]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3]吉登斯，克里斯多佛·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M].尹宏毅，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