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彬 王振华

(1.郑州大学 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2.上海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40)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大幅度提升，我国正以更加活跃、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外交活动日益频繁。在国际交往中，外交表态词的翻译对传播我国的外交理念和政策至关重要。然而，目前我国外交表态词依然存在“翻译不够准确，政治敏感性不强”[1]103，某些核心话语的译文不准确、不统一、不规范等问题。外交表态词如果翻译得不恰当、不准确，在国际对话、合作和交流中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外交表态词规范统一的翻译需要跨学科、多维度的研究视角，需要语言学、外交学、传播学、国际关系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支撑。本文以评价系统为理论框架，从外交翻译的“政治等效”原则出发，研究外交表态词的对外翻译，探索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外交表态词翻译规范与原则，以期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总体外交和全球战略。

一、外交表态词、评价系统和“政治等效”

(一)外交表态词与外交语境的附生性关系

语言学家韩礼德指出：“过去几十年来，人们愈来愈清楚地意识到语言是有力量的。”[2]141他所说的力量是一种隐喻表达。语言符号本身并不具有力量，其力量在于人类使用语言操控社会、解构和重构现实。外交语境下的外交表态词尤其具有这种力量。“外交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话语形式，政策性强，事关对外政策和国家利益。”[3]73外交语言的对外翻译如果出现问题，轻则对国家的外交工作产生影响，重则可能影响整个国际局势的安定与和平。

确定外交语境适用的规范化、科学化的外交表态词翻译原则，首要问题是从理论上厘清外交语境与外交表态词的关系。功能语言学在语境分析和语言分析方面层次分明、框架完整[4-5]，可以有效地厘清外交语境与外交表态词的关系。功能语言学把社会语境与语言的关系看作附生性关系(supervenient relation)，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嵌生性关系(circumvenient relation)(见图1)[6]。

图1 语境与语言的附生性关系(左)和嵌生性关系(右)

传统语言学以及大部分非语言学领域的研究者都认为，语言活动是发生在社会语境中的符号交流，语言是用来传递意义的符号工具。功能语言学则从语言的功能出发，认为语言符号本身就是社会意义系统；语言符号构建了社会语境，如果没有语言符号，社会语境的意义系统就无从谈起。这两种语言观的差别在于：传统语言学持语境、语言二元论，认为语境是语言发生的现实环境(及其在大脑、心理中的对应感知表征)，语言嵌生于语境中；功能语言学则视语境为一个抽象的内涵性社会意义系统，体现为外延性语言符号系统，社会语境附生于语言[7]。

由是观之，功能语言学理论模型对厘清外交语境和外交表态词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据此理论，外交语境附生于外交语言。不是外交语境决定使用什么样的外交语言，而是所使用的外交语言体现外交语境和外交态度。

(二)外交表态词的评价类型及实例

一直以来，外交表态词的翻译工作都是外交话语翻译的重点和难点，这是其鲜明的评价特征所决定的。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有三大语义系统：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谋篇意义。评价系统由Martin[8]提出，是一种人际意义系统，为分析语言的评价意义提供了模型。评价系统着眼于语言的三大元功能中的人际功能，填补了传统系统功能语言学在赋值语义研究上的空白[9]。

就语言的评价意义而言，态度系统是核心，有情感、判断和鉴赏这三个子系统。情感系统关注积极或消极情感的表达。判断系统根据伦理、道德和社会规约评价人的行为，得出是该赞美表扬还是该批评谴责的判断。鉴赏系统涉及对客观事物和自然现象的评价。态度系统及其子系统见图2[8]：

图2 态度系统(Attitudinal System)

根据态度系统的三个子系统，通过检索外交部网站、人民网、ChinaDaily(《中国日报》)等主流媒体，我们整理出中国外交表态词的三种态度类型及典型语义实例(表1)：

表1 外交表态词三种态度类型及典型实例

(三)“政治等效”和“评价等效”

杨明星基于奈达翻译等效论的普遍意义以及外交语言的特殊性，提出了“政治等效”原则。其内涵是：外交话语翻译必须一方面准确、忠实反映源语和说话者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语境；另一方面，要用接受方所能理解的译入语来表达，使双方得到的政治含义信息等值，使译文能起到与原文相同或相似的交际功能。只有满足上述两点要求的外交翻译才能够被视为理想的译文[10]。

本文所说的外交表态词，指的是中国政府在外交场合或外交工作中产生的表达评价态度的新词汇和新概念，属于典型的赋值词汇。评价系统本身对评价词汇的分类已十分成熟，从这一视角来分析外交表态词的翻译，可以得到全面、系统的具体原则。笔者根据这些分类和中国外交表态词的特点，提出了“评价等效”翻译原则：首先，外交表态词的翻译必须遵循评价类型等效，即褒义对褒义、贬义对贬义，以及这些成对语义显性或隐性表达的照应原则；其次，外交表态词的翻译必须遵循外交立场等效，这种等效由评价基调(evaluative key)体现。

二、中国外交表态词的“评价等效”翻译原则

基于“政治等效”的首要原则，外交表态词的翻译过程中，评价类型的照应是首要原则。“要实现政治等效，首先必须保持翻译的政治性。政治性是‘政治等效’最显著的特点，是外交话语翻译的灵魂。”[3]74保持原文与译文评价类型的照应，是保持这种政治性的必要前提。

保持评价类型的照应，表面上看仅是为了维持语法或语义层面的形式或意义对等，其深层目的在于实现评价语义的人际功能：“结盟，团结，识解假想的听众”[8]148。评价只是手段，外交才是目的。通过对某个机构或个人外交行为的态度赋值，政府可以建构出某种结盟与团结关系。外交表态词使用越多，评价语义就越强烈，产生的外交影响就越大。

评价类型的照应过程中，评价类型的属性是需要注意的重要问题，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评价的子系统照应。评价语义来自态度、判断和鉴赏三个子系统的语言资源所产生的意义。三个子系统的评价对象、评价方式、评价手段有着显著区别。就外交表态词来说，情感系统可能意味着对某个外交对象的心理描述，具有“直接到人”的外交特性。判断系统可能意味着对某个外交对象的道德或法律界定，具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操控性。鉴赏系统可能意味着对某个外交事务的价值评判，具有改变听众追随某种外交方向的引导性。三个子系统各自语义不同，外交功能也不同。第二，显性评价与隐性评价照应。显性评价指的是语言形式直接糅合评价语义，比如评价词汇或评价小句。隐性评价则指的是语言形式不直接表达评价语义，需要根据语境，通过形式之外的结构推理或认知推理来获得评价语义。就外交表态词来说，两者具有不同功能，因此在翻译上也必须进行相应处理。显性评价的外交优势是态度直接、立场鲜明，在表达某些特定外交目的时有最佳优势。隐性评价的优势是在某些不便于直接公开立场的外交场合，使用隐性评价实现外交功能，同时又不破坏某种外交关系。

(一)褒义对褒义原则

外交表态词的翻译应遵循评价语义的褒义对褒义原则，避免褒义评价的不等效。比如，2013年6月8日，习近平主席首次访问美国时正式提出了中国的外交新思想“新型大国关系”[11]1。这个外交表态词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国家外交理念，代表了中国政府不称强不称霸、与世界各国保持和平友好的新政策，打破了西方传统大国“国强必霸”的关系模式，具有重要的外交理论价值。

由于中美双方语言文化、意识形态和外交机制的不同，“新型大国关系”一词所蕴含的丰富外交思想未能形成一个确定、统一的翻译。首先，外交表态词代表中国政府的核心思想，其丰富的外交内涵具有意识形态、思维模式和外交体制的特殊性，要求我们的翻译绝不能照搬美方的翻译。事实证明这种考虑是必要的。美方将“新型大国关系”翻译为“a new type of major-power relationship”[12]51、“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13]129等等。这些翻译使用了“power/major-power/great power”的表述，在政治语境中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作用，意图使其他国家联想到中国寻求的是一种“强权、霸权”关系。有些西方媒体甚至直接翻译为“G2 (the Group of Two)”(两国集团，中美共治)、“Chimerica”(中美一体、中美共同体)等，刻意歪曲该词内涵[14]。

中方对“大国”的翻译并没有采用西方特意而为的“major-power/great power”，而是创造了新的英文表达“major country”，向世界表明中国是人口大国、面积大国，而不会成为美国那样的霸权国家，从而与原文“大国”在语言形式与文化内涵上实现有机统一。外媒译文在语言本体论意义上是词汇与词汇的错位、评价语义与评价语义的不等效。然而，在外交语境下，话语权的背后是国家外交理念的交流与博弈。如果中方采用了美方的翻译，就会违反“评价等效”原则，无疑会对外交政策实施造成不利影响。

(二)贬义对贬义原则

外交表态词的翻译还应遵循评价语义的贬义对贬义原则。在外交语境中，一个国家对外释放出负面评价语义，已经说明这个国家具有了十分严正的态度和立场。因此，贬义外交表态词的翻译具有重要外交功能，应遵循“评价等效”原则。比如，2014年2月22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新闻发布会上斥责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藏独”分子达赖喇嘛的行径，称“中方多次就达赖喇嘛赴美窜访”问题表示严重关切[15]。在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窜访”用来谴责达赖喇嘛企图分裂祖国的行为，并逐渐从描述“藏独”分子延伸到“疆独”分子、“台独”分子等等。

“窜访”是政治语境下的新创词，体现了中国外交话语使用者的大智慧，将“窜”和“访”结合在一起，形象地描述了分裂分子偷偷摸摸、四处流窜的贼鼠之貌。其政治内涵是：“为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鼓吹、兜售其分裂主张而进行的非正义、不正当的访问。”[10]89

令人遗憾的是，“窜访”这一极具外交智慧的表态词的政治内涵在对外翻译中并未被等效地传递出来。中国相关政府机构和一些主流媒体均将其简单处理为“visit”，这导致外国媒体如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Reuters(路透社)等也同样套用“visit”译法。如此一来，原文“窜访”所蕴含的感情色彩和政治立场在译文中未能传递，导致了中国外交思想和政策并不能等效传递出去。笔者请教过外交部专家与特聘外国专家，在英文缺失对等意义词汇的现状下，合成词“toutvisit”是较好的译文。Tout(兜售)一词指某人试图用某些不正当手段说服别人相信自己的话，可以反映出达赖喇嘛访问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卑劣目的与性质，既传递了中方的政治态度，也便于西方读者理解和接纳中方的态度立场，识破“藏独”的本质与阴谋。

(三)特定外交表态的“评价等效”的翻译原则

特定外交表态的“评价等效”体现为评价基调的统一。评价基调指的是某种评价的固定倾向，是保持外交立场等效的评价特征[8]。如上文所述，评价只是手段，外交才是目的。这里的特定外交立场等效包含两个维度：历时与共时的统一。

首先，外交政策或外交方针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外交立场的语言表达。这种立场必须考虑到国家形象与国家战略等宏观问题，必须在历时维度上保持一致，并且短期内一般不发生变化。这就要求外交表态词的翻译前后统一，要尽量形成评价基调，形成一套固定的外交词汇，对固定的外交对象表达固定的外交态度，实现固定的外交目标。这就是俗称的外交套话，比如政府一般的评价语势递增往往是“表示不满、坚决反对、谴责、强烈谴责、强烈抗议、严正交涉”等等。因此在外交表态词的翻译过程中，要注意系列词的照应关系，形成原文系列与译文系列的统一。

其次，共时维度的外交立场统一原则指的是在一个固定时期，政府对某个固定外交对象形成的固定评价域。这种固定评价域使得多个视角下的表态词共同形成一个整体，服务于某个固定外交目的。针对某个固定国家或某个固定外交事宜，政府会采用固定的表态词搭配来表达评价态度，这就要求其中的外交表态词翻译也必须形成固定译文搭配，使“原文域”与“译文域”相统一。比如，“‘一带一路’倡议”中，“倡议”一词在汉语中色彩积极，表达某种引领作用。该词初期的译法各异，最后外交部将其统一译为“initiative”，并强调在外交语境下只能使用该统一译法。“initiative”淡化了“倡议”的引领意义，其本意是“first step;commencing move”，避免了无谓的政治争议。这种译法虽在概念意义上有差异，但从政治性角度统一了“原文域”与“译文域”。

总的来说，以评价基调为手段的外交立场统一原则十分必要，对保持长期稳定的外交关系、实现长期良好的外交功能具有重要作用。这一原则从根本上符合外交话语翻译的“约定俗成”原则[1]。外交话语属于机构话语，必须有其权威的稳定性。约定俗成是为了统一立场，统一立场的手段则是形成评价基调。因此，对外交表态词的翻译来说，保持译文的基调稳定极为重要。

三、案例分析：外交表态词“参拜”的英译

(一)现有“参拜”英译不符合评价类型等效原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日政府间一个重要外交议题是日本政府主要官员参拜靖国神社(Yasukuni Shrine)的问题。“靖国神社”本是位于日本东京的一个普通神社，因其供奉了二战时期日军战亡的将领和士兵的灵位而备受争议。与其他二战轴心国表现出的反思与反省不同，日本政府对其在二战时期犯下的侵略罪行一直予以否认，不承认其对亚洲甚至全世界人民造成的伤害和灾难。

中国作为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国，必然要对日本官员(特别是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行径表达严正的外交态度。一般来说，这种外交态度是通过显性的外交表态词来实现的，比如外交部前发言人华春莹多次谈到这一问题：“日本内阁成员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美化侵略战争的靖国神社，日本领导人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再次反映出日本政府对待历史问题的错误态度。中方对此坚决反对。”[16]

“参拜”一词在日语中有对应的表达，书写为“参拝”(sanpai)。汉语和日语中的“参拜”意义相似，均为“对神社、寺院、教堂、墓地等祭奠先人或神灵的场所进行朝拜或祭祀”，本身具有褒义。可以认为，在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里，朝拜先人、表达祭奠应该都是褒义的，因为其表达的是对先人的怀念和尊敬，属于正面行为。在评价系统视角下，该语境中的“参拜”一词体现了赋值语义，其语义内涵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概念语义，语义主体是日本官员，“参拜”目标是靖国神社；第二层次是评价语义，体现了说话者/作者对话语所提到的概念主体这一行为的主观赋值。

这种赋值过程涉及的评价对象是决定评价语义类型的标准。如图1所示，态度系统的“情感、判断、鉴赏”三个子系统分别针对不同的评价对象。情感系统关涉的是个人的主观情感，判断系统是从社会道德和法律层面对人类行为进行评价，鉴赏系统是从美学角度对自然物体与现象进行物化评价。

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进行了道德和法律层面的评价赋值，归属于评价系统的判断子系统。通过归纳可以得出中国政府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态度是负面的，表达贬斥语义，属于“态度系统：判断系统：：社会约束：：：不妥当”(Attitude：Judgement：：Social Sanction：：：Propriety)(冒号表示子系统关系)[8]。

令人遗憾的是，在相关政府机构以及一些官方媒体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这一行为的英译过程中，却出现了评价类型不一致的翻译失当，例如采用了中性词“visit”(名词或动词)，如表2所示：

表2 外交机构“参拜靖国神社”英译

“visit”(动词)的权威英文定义是：“If you visit someone,you go to see them and spend time with them.If you visit a place,you go there for a short time.”(1)参见https://www.collinsdictionary.com/dictionary/english/visit。。可以发现，“visit”一词在英文中的语义是“参观、访问”，是中性评价语义词。按照“visit the Yasukuni Shrine”的英文语义，中国政府反对的并不是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而是“参观”靖国神社。一字之差，造成了评价语义的有和无，造成了中国政府外交态度的缺失，最后造成了中国政府对日本侵略行为的评价转变。另外，我国一些主流媒体均将其简单处理为“visit”，这导致外国媒体如CNN、Reuters等也同样套用“visit”译法。如此一来，原文“参拜”所蕴含的感情色彩和政治立场在译文中未能传递，导致了中国外交思想和政策并不能等效地传递出去。因此，将“参拜”译为“visit”并不合适，不符合“政治等效”原则中外交表态词的翻译必须遵从褒义对褒义、贬义对贬义的原则。

(二)官方机构的“参拜”英译不符合特定外交表态等效原则

外交话语代表国家与人民的至高利益，外交表态词在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要保持外交立场的统一。外交表态词的对外翻译也必须构成译文的立场统一，真正形成外交表态词的“原文系列”与“译文系列”的照应统一。中国相关政府部门和主流媒体将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译为“visit”，除了两者评价语义本身的不统一之外，还造成了汉语原文与英语译文两个系列的立场不统一。

首先来看外交语境下“参拜”原文的评价基调。通过考察相关政府机构(以及主流媒体)在外交语境下对“参拜”一词的使用可以发现，在共时与历时两个维度上已经形成了评价基调：“参拜”一词已经被赋予了特殊评价语义，即只用来评价日本官员参观、朝拜靖国神社这一特殊行为。在这个语境下，“参拜”成为对日本官员的专用外交评价词，不再用来评价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官员的行为。对于非日本官员的朝拜、祭祀活动，中国政府选择了另外一系列表态词，比如“朝拜”。从词汇本身的语义内涵来说，“参拜”与“朝拜”基本是同义的，在某些句子中是可以互换的。中国政府通过将二者分用，保证了两者各自的评价基调：由于“参拜”一词被选择用来评价日本官员，便不再同其他评价对象进行搭配。

然而，英文译文中“visit”一词的评价基调又如何？是否同样保持了外交语境下的立场统一？答案是否定的。除了上文所述的“visit the Yasukuni Shrine”这种强烈的负面评价，“visit”一词在外交语境的用法还包括中性评价语义，甚至褒义评价语义，比如正式访问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正面行为。如此一来，“visit”一词在中国外交语境下的英语话语体系中并不具备评价基调：既可以用来评价日本官员，也可以用来评价非日本官员；既可以用来评价“参拜”靖国神社这一卑劣行径，也可以用来评价国事访问这样的正面外交。与汉语原文“参拜”相比，“visit”一词缺失了原文的评价基调，无法传递出原文所具有的外交立场，导致中国外交思想与政策未能有效传递。

总体而言，将“参拜”译为“visit”有待商榷。首先，这种译法不符合评价类型的等效原则。中文“参拜”体现了日本官员对靖国神社的狂热感情，而“visit”并无这种感情色彩。其次，这种译法也不符合特定外交表态的等效原则。“参拜”已经被中国官方固化为描述日本官员参观、朝拜靖国神社的特定表态词，而“visit”并没有这种用法。

四、结 语

外交表态词是外交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外交话语体系的核心构成。外交话语归根结底是一种政治表达，是国家与国家的“人际交往”。若只单一地从语言学视角进行分析，很可能是管中窥豹。外交表态词的本质属性决定了要从语言学、外交学、传播学等跨学科视角进行考察。

本文以系统功能语言学评价系统作为理论框架，结合外交表态词的政治特点，归纳出了外交表态词翻译中评价类型等效与外交立场等效的双重“评价等效”原则，从理论上指出了评价语义的类型、方式等多种属性对外交表态词翻译的影响。以此为基础，本文对“参拜”一词的英译进行了案例分析，指出现有译文缺失了原文的评价基调，无法有效传递原文的外交立场。

外交表态词的翻译是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依据归纳的翻译原则及具体案例分析，本文提供了新的多维理论支撑。在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下，外交表态词的对外翻译与传播需要引入更广阔的学科视角以及更深入的理论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