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25日至26日，由上海戏剧学院、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主办，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上海戏剧学院中国话剧研究中心承办，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戏剧艺术》编辑部协办的“五四与中国话剧”高端学术论坛在上海召开。来自国内知名高校、文化和科研机构的近50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会议开幕式由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杨扬教授主持，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教授、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会长胡志毅教授分别致辞。本次会议采用主题发言、学术评议与自由讨论的形式，在场的专家学者从五四的时间轴与意义轴两个层面出发，梳理了五四与中国话剧生存发展的精神联系，学术研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五四思潮与中国话剧变革

现代话剧审美观念的确立与五四文化思潮的影响密切相关。丁罗男(上海戏剧学院)对五四“戏剧改良”论争重新进行思考，认为“新青年派”在新剧、旧剧之后提出了“真戏剧”的概念，这“真戏剧”源于“真文学”，“真文学”即人的文学，“真戏剧”就是写实主义戏剧，新文化阵营从现实主义角度批判旧剧，把旧剧形式的讨论提高到审美层次，尽管存在着片面性。廖全京(四川省戏剧家协会)以五四时期话剧创作为例，重审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念，认为现实主义有两个重要前提，即人心与人生的联系以及一切从现实出发的理性主义，并且强调其具有开放、发展和批判的特征。马俊山(南京大学)从认识论角度出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经验主义作为一种认识方法，对五四以后的话剧创作和演出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且使观众从听戏变成了看戏。周云龙(福建师范大学)认为在五四时期的“新、旧剧”观念论争中,“戏剧文学”是新剧倡导者所极力推崇并用于批判“旧剧”的策略性起点。而对“戏剧文学”的强调和倚重，是一个从书写符号拯救主体的过程，以此重审五四时期的“戏剧文学”,可以为我们反思西方文类进化观念的神话，以及既往戏剧史叙事结构的政治提供一个有效的角度。施旭升(中国传媒大学)指出在以思想启蒙为主导的五四时代，通过一场新旧戏剧观念的辩论以及一系列的戏剧实践，促进了戏剧精神的大解放，形成一种趋新求变的时代风潮，并且成为五四戏剧精神的主色调。而五四所追寻的“真戏剧”为中国新的戏剧时代的开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邹元江(武汉大学)从话剧表导演思维观念的角度，阐明了五四以来中国话剧表导演思维观念主要在对象化思维(求真)中衍进，而非对象化思维(求美)被忽视，但最终寻求话剧表导演对象化与非对象化的主体间性思维这一历史过程。张晓欧(上海戏剧学院)梳理了五四以来现实主义导演美学的形成与发展，认为这种导演美学主要在20世纪上半叶救亡与启蒙的大背景下日趋成熟，并贯穿20世纪中国话剧，成就了不可撼动的地位。

二、五四精神与中国话剧的理论及实践

在五四精神的观照下，对于话剧艺术理论与实践的深切关注是本次会议的重点。在话剧理论方面，刘家思(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梳理了中国话剧剧场性理论的兴衰，认为其在文明戏中兴时期萌芽，经受了五四潮流的影响。其后随着现实主义文艺观强势发展，剧场性在无意之中被弱化。这种对于剧场性的忽视，表明了中国话剧尚未成熟。周靖波(中国传媒大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喜剧观对于喜剧创作的重要指导价值，并进一步强调，喜剧不等同于滑稽，它也是人类精神状况的一种再现，是人与现实社会相互关系的呈现方式。当代中国喜剧创作，则反映了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某个侧面。霍小宁(中原工学院)介绍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参与戏剧建设，引进西方戏剧导演理论的过程，尤其是张彭春与洪深进行了大量导演实践，并认为导演艺术的介入促使话剧产生了历史性重构。

对于话剧创作的研讨较为集中。曹树钧(上海戏剧学院)介绍了熊佛西参加五四运动的始末，认为其后来创作的《一片爱国心》生动地表现了经过五四精神熏陶的中国青年一代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陈军(上海戏剧学院)将老舍作为观照对象，总结了老舍对五四复杂情感的原因，认为老舍创作历程中所存在的启蒙与救亡(革命)的交织和纠缠，究其原因是与五四的多面性以及老舍文化心理的复杂性有关，并进一步反思了创作的主体性以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李涛(上海电视台)指出田汉在戏剧创作中对非正常死亡情节的过分使用，与田汉个人的生活经历和他所处的日本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并肯定了田汉剧作在五四运动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背景下的进步意义。贾冀川(南京师范大学)聚焦20世纪红色戏剧，从创作主体与五四精神的关系出发，探讨了具体作品中五四精神与红色立场、红色主题和红色叙事的关系。计敏(上海戏剧学院)重读了五四社会问题剧，认为其虽然一定程度上存在政治化、观念化的弊端，承接了文明戏以社会上种种问题为创作题材的传统，但具有了反传统伦理的启蒙精神，以及文化批判上的自觉，尤其是对于女性形象的刻画，确立了“人”的主体意识。同时，五四社会问题剧又间接推动了早期电影的更新。面对纷至沓来的外来文化，五四社会问题剧试图在中国现实人生与各种外来思潮之间找到契合点，找到适合自己的路，所作的种种努力和创新是值得肯定的，这种精神对今天的戏剧创作无疑也是重要的。沈后庆(广西艺术学院)则认为五四运动虽然是以现实精神为引领，但其浪漫主义思潮也不容忽视，纵观整个现代浪漫剧的创作，无不与五四运动的精神内核即启蒙性紧密关联。刘欣(上海体育学院)以高长虹在五四时期的话剧创作为研究对象，认为其较早倡导了表现主义并运用了表现主义技巧，这一时期的创作既反映了他1920年代复杂的心灵旅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所领导的狂飙戏剧运动的宗旨。陈吉德(南京师范大学)以新时期以来戏剧创作中的女性形象为切入点，揭示了当前戏剧创作中存在的反五四倾向，表现为缺乏自我意识和女性意识，与五四精神背道而驰。

三、五四传统与中国话剧的接受

学界常把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叫作旧传统，把五四形成的新文学传统或者现代文学传统叫作新传统。 本次会议力求在一个“长时段”内考察五四新传统及其衍变。吴卫民(云南艺术学院)重申了五四运动与中国话剧传统的内在关联，强调了反帝反封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精神的主题内容，而从启蒙到救亡的着眼点是爱国主义的诉求，中国话剧的传统由此得以确立。汤逸佩(上海戏剧学院)阐述了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话剧建构问题，认为五四以后中国现代话剧的建构，建立在救亡图强这个时代主旋律之上，它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话剧发展脉络最主要的阐述途径。

袁国兴(华南师范大学)反思中国现代文化传统，以春柳社提出的“研究学理，练习技能”主张为切入点，提出了艺文理性的概念。并认为艺文理性在中国现代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这与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基因有关。深切剖析和反省这一问题，是中国当代文化建构的迫切需要。张默瀚(广西艺术学院)聚焦女性解放的启蒙主题，并认为在其后发展的过程中，女性主义在革命和救亡的宏大叙事下，逐渐偏离启蒙主旨，女性的身份认同遭遇危机。夏波(中央戏剧学院)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出发，认为在五四与新时期两个历史节点，思想与主流的核心是“人的解放”。前者是从封建思想中解放个性意识，呼唤“新青年”，新青年呼唤“新戏剧”；后者是从意识形态化的庸俗社会学中解放个人价值，回归戏剧审美本体。

跨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是五四以来中国话剧发展的重要现象。胡志毅(浙江大学)从接受美学出发，探讨了五四以来中国话剧对于西方戏剧美学的双重接受，即西方戏剧美学理论接受和观众审美接受的流变。翟月琴(上海戏剧学院)通过茅盾对叶芝戏剧的译介这一文化现象，阐述了他以“表现人生”为目的的出发点，以及借此为本土戏剧的未来探寻“理想的实在”的深层动机。

四、五四相关问题研究

与会学者同时围绕中国话剧的其他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黄爱华(杭州师范大学)强调了报刊杂志等近代媒体对话剧发展起到的引领和导向作用，并以五四初期的《新青年》和《新潮》杂志为焦点，着重分析了其对外国剧本的甄选译介及在五四戏剧运动中的作用和意义。李冉(上海戏剧学院)以创刊于 1938 年的《剧场艺术》为参照对象，揭示了它在“孤岛”时期对话剧发展的卓越贡献，并且通过对它的考述，揭示出以《剧场艺术》为代表的同时期话剧期刊对“孤岛”时期的话剧理论建构及话剧接受传播产生的重要影响。顾文勋(南京大学)通过史料的发掘，考证了关于民众戏剧社的三个史实：成立于1921年1月，而不是5月或3月；发起人和主持者是汪仲贤，而不是沈雁冰；仅存活9个多月，新中华戏剧协社不是其“后身”。吕双燕(山东艺术学院)阐述了五四新文化热潮与中国现代话剧教育的内在关联，并认为在五四运动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专业教育机构的设立为中国现代话剧理论与实践培养了大量优秀专业人才，并且其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现代性、专业性和民族性，特别是“通才”思想与教育教学实践及其成果，对当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会议虽题为“五四与中国话剧”，但不少研究者从“大戏剧”整体意识和宏观视野出发考察“五四与中国戏曲”，注意话剧与戏曲的关联互动，丰富和拓展了本次会议的主题内涵。朱栋霖(苏州大学)从剧本、导演、演唱、表演、舞美等环节，全方位阐述了戏曲所受的话剧影响。李伟(上海戏剧学院)从戏曲现代化的角度出发，强调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戏曲观念的现代化革新，使戏曲行业与戏曲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有极大提高，使戏曲在形式上向写实主义话剧学习，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工具主义的倾向。林婷(福建师范大学)以《锁麟囊》的创作为例，分析了程砚秋“赴欧考察”后，在西方戏剧、音乐与中国传统戏曲之间的化合之道。张福海(上海戏剧学院)以中国古典戏剧为范畴，界定了继宋元以来，中国戏剧史上审美变革的四个历史阶段，认为自1980年代以来戏剧发生的剧烈动荡，昭示了中国戏剧史上第五次审美变迁，而戏剧审美变迁的直接推动力量是戏剧实现自身的现代性。

总体来看，与会的专家学者对于“五四与中国话剧”的集中研讨广泛而深入，既有历时性的纵向分析，又有共时性的横向比较，结合文本创作与舞台实践，从话剧与社会、话剧与接受、话剧与创作、话剧与文化等诸多层面展开，并打破了学科边界，利用多学科交叉的最新成果，剖析五四以来话剧发展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学理性强，具有一定的开拓性。

5月26号上午，论坛特地举办“北田南董”与中国话剧研究专题会，由上海戏剧学院陈军和汤逸佩教授主持。40余位专家学者共同纪念田本相、董健两位前辈学人，以自由发言的形式追忆了与他们交往的点滴经历及获得的感受和启发，充分肯定了两位学者的人格魅力与治学精神，以及在话剧研究上的重要学术贡献。田本相先生注重文本细读，对曹禺的研究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同时关注话剧院团的发展，并组织众多学者参与话剧史料的发掘和理论的建设，他的敬业、勤奋，对学术的献身精神和杰出的组织能力，开创了整整一个学术时代；而董健先生具备广阔的学术眼界、博大的学术胸怀及强烈的反思批判精神，时时反省自身，敢于说真话，重视现代史料学，坚守实证精神，努力发掘历史真相，以求不断接近真理。同时，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两位先生都有深厚的五四情结，是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代表和中国话剧进步传统的守护者，他们不仅对中国话剧研究做出过卓越贡献，而且他们身上始终如一探索真理的进取精神、优良的学风和独立思考的个性是学者精神的典范，非常值得后辈学人进一步继承与发扬。

会议最后，丁罗男、胡志毅、杨扬教授就两天的研讨情况予以总结。丁罗男教授充分肯定了会议主题的集中、研讨的热烈和交流的深入，并认为观点的碰撞与交锋对于学术的发展大有裨益。胡志毅教授在肯定本次论坛的学术意义之余，谈到了部分年轻学者的深厚理论素养和学术积淀，因此看到了话剧研究未来的新生力量和希望。并且他提出理论的引导性作用，建议在注重历史实证研究的同时，加强话剧理论建设。杨扬教授在总结致辞时强调，本次会议既有学术研究的广度，又有新透视、再思考的深度。研究中国话剧的学者应注意从五四汲取先进思想、艺术资源和精神力量，只有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有新的开拓，保持学术研究的延续性和个性，把继承与创新有机结合，才能谋求中国话剧研究进一步的发展。本次会议通过对话剧艺术发展道路的回望与反思，以固本清源的方式重新审视了中国话剧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对于话剧艺术研究和实践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