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华南师范大学左鹏军教授撰成国内第一部关于晚清民国传奇杂剧的戏曲史专著《晚清民国传奇杂剧史稿》，首次对传奇杂剧的最后历程进行了清晰全面的描述，揭示了众多以往未为人知的戏曲史事实。在该书结语中，左教授指出近代传奇杂剧研究这一领域尚有大片的学术空间有待开拓。2017年，左教授将自己近十年对近代戏曲、近代文学的探索成果集结为《近代戏曲与文学论衡》一书，在更为广阔的视域下对近代戏曲作家作品、近代戏曲与戏曲文献、近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和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近代戏曲与文学论衡》分上、下两辑，上辑为“近代文学新论”，或侧重对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观念、立场与方法进行整体反思，或细绎近代岭南重要诗人和诗论家著作之精髓。下辑关于近代戏曲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研究重点，一是对一些重要的戏曲史现象的发掘和评述；二是对十多位近代戏曲史上重要作家作品的专题论述。如果说，《晚清民国传奇杂剧史稿》侧重于概括性地描述和分析晚清民国传奇杂剧的基本线索和总体面貌，那么《近代戏曲与文学论衡》则在中国戏曲古今变迁、近代文学诸文体乃至近代文化的中西冲突、古今转换视野中，围绕传奇杂剧发展史中许多有意味、有意义的作品和史实展开了更为充分透彻的剖析和阐释。

一、考述稀见剧本：近代戏曲图景的丰富

左鹏军教授在近代戏曲文献的发掘和考索方面用力甚勤，专著《晚清民国传奇杂剧考索》和《晚清民国传奇杂剧文献与史实研究》即是这方面的突出成果。左教授以大量深微琐细的文献工作，在前人有关著录及文献线索的基础上，将晚清民国传奇杂剧的可见剧目足足提升了100多种，“为中国戏曲史和中国近代文学史研究提供尽可能丰富可靠的研究资料和文献线索，切实推进这些领域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注]见《晚清民国戏曲文献与史实研究的新开拓》一文，刊于《光明日报》2010年10月14日第12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选介(七)专版。这些曾经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新见或稀见的剧本，提供了大量有意义、有意味、值得记忆、值得深入研究的现象和问题，《近代戏曲与文学论衡》首先着力解决的便是这样的问题。

《近代戏曲与文学论衡》下辑对十多位近代戏曲作家的作品展开专题论述，其中既有近代名家如梁启超、洪炳文、陈栩、卢前、顾随和吴梅，也有不为人们尤其是普通读者所熟知的戏曲家如郭则沄、汪石青、蔡寄鸥、姚鹓雏、李新琪、顾佛影、王蕴章、吴承烜等，所论及的大量作品未被以往有关曲目、曲录著录。比如，汪石青的杂剧《七弦心》、传奇《鸳鸯冢》和《换巢记》，姚鹓雏的传奇《鸳鸯谱》，李新琪的《金刚石传奇》，王蕴章的《霜华影》《绿绮台》等八种传奇及补续的《苏台雪传奇》，王钟麒所作《穷民泪传奇》《藤花血传奇》《民立报新剧》，卢前《女惆怅爨》中的《课孙》《赐帛》二种等等，皆为新发现的近代传奇杂剧剧本，流传稀少，颇为珍贵。又如陈栩主编的《文苑导游录》所刊九种传奇杂剧、《文艺丛编》(又名《栩园杂志》)所收五种杂剧和传奇皆为以往的研究者所未知，亦属新见剧本资料。除了从文献角度确认这些稀见剧本的研究价值之外，左教授在书中更着力于挖掘和呈现这些稀见剧本突出的、不应被遗忘的思想价值和颇具特色的艺术追求，展现近代戏曲史多样丰富、深沉厚重的特征。

曾活跃于武汉报业的蔡寄鸥，因在日军侵华战争中有投靠行为等多种政治文化原因，其人其作品已多年不为人们所注意，戏曲作品也多有散佚。左教授结合蔡寄鸥的字号、经历和思想特点，指出在1915-1916年间以“乌台”之名发表于《崇德公报》的《秣陵血传奇》实为蔡寄鸥的戏曲作品。这一戏曲史、文学史事实以往并不为研究者知晓。《秣陵血传奇》写复社文人余醒初与南明奸相马士英、阮大铖激烈斗争但惨遭迫害，南明最终降清一事，左教授认为此剧实为借历史故事传达时代精神，“反映了年轻的革命党人鼓舞同胞、反清革命、民族觉醒的热切向往”，[注]左鹏军：《近代戏曲与文学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580页。具有清晰的民族意识和坚定的反清思想，也有着深沉悲壮的气势。左教授更进一步挖掘蔡寄鸥以“乌台”之名在《崇德公报》发表的诗歌、寓言等其他数种作品，认为这些作品都可见蔡寄鸥对当时时事的强烈关注，与《秣陵血传奇》所表现的内容与思想有明显的一致性。这段考述文字既补充了关于蔡寄鸥创作情况的资料，也丰富了读者对蔡寄鸥其人其作的了解，颇具说服力。

姚鹓雏的《鸳鸯谱》传奇写广陵书生黄钟密谋暗杀摄政王载丰事败被俘，及与岭南女子张舜英的悲欢离合事，左教授详细考证了此剧本事，认为此剧乃以汪兆铭(号精卫)与陈璧君二人的爱情故事为线索，表现宣统二年(1910)汪兆铭等人以暗杀摄政王载沣为中心的革命活动及相关事件。由此可知，《鸳鸯谱》传奇所写内容在当时属于非常重大的民主革命斗争题材，所写人物也是当时显赫一时的政治人物，具有非常明显的纪实色彩。透过左教授对该剧的考述，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到姚鹓雏本人的政治主张和情感寄托，在一定程度上亦可窥见民国初年一大批年轻革命者的斗争精神及向往政治变革的愿望，故此，姚鹓雏戏曲的思想价值和时代意义得以彰显，更值得被记忆。

在中国近代戏曲中，关于汪精卫、陈璧君及其早期革命活动及相关事件的书写并不多见，除姚鹓雏的《鸳鸯谱》传奇外，还有一部稀见剧本《金刚石传奇》亦以汪、陈二人为人物原型和线索演述民国成立前革命派反清斗争事。《金刚石传奇》曾为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著录，然庄先生并未亲见此剧，所述内容系根据藏书家周越然的《言言斋劫存戏曲目》转述，庄先生对该剧的作者李新琪也所知无多，“未详其字里、生平”。[注]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729页。《近代戏曲与文学论衡》中《李新琪〈金刚石传奇〉考述》一文介绍李新琪的政治经历、革命活动、教育与报刊事业，认为他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一位相当活跃、在多个领域都有所贡献的杰出人物；结合大量材料特别是近年始被发现并影印出版的张玉森《戏曲提纲》(收入《郑振铎藏古吴莲勺庐钞本戏曲百种》)中关于《金刚石传奇》的《提纲》，证实李新琪以此剧纪实存史、怀念革命同志、“吊诸先烈”之用意。通过左教授的考述，可知这部长达四十出的稀见传奇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复杂而众多的历史事件，展开了一幅悲壮慷慨、动人心魄的革命斗争历史画卷，其思想价值非常突出，史实价值非常厚重。而且在剧中着重表现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后，这些剧本材料更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

左鹏军教授的近代戏曲研究，既以崭新的、独到的角度切入对“大家”、名作的考察，如探析梁启超戏曲小说中的粤语现象，洪炳文戏曲中的艺术创新、陈栩对子女和弟子戏曲写作的指导等等，也着力挖掘一些“小家”、非名作的思想价值、时代意义和艺术创造，让读者重新认识这些被遗忘的作家和作品，呈现近代传奇杂剧创作的全息图景。左教授的研究正要说明：正是这些或知名或不知名的戏曲家的共同努力，方能绘制出近代戏曲史的多彩图景，才成就了近代戏曲史的丰富厚重。

二、理解之同情：作家心史的抉发

《近代戏曲与文学论衡》一书共论及近代文学家、戏曲家二十多位，在对每一位作家及其作品的探析中，左鹏军教授非常注重作品与作家心理关系的探寻，真正对研究对象抱以“理解之同情”，挖掘和呈现这些作家复杂深刻的内心世界。

汪石青是近代文坛上一位早慧早逝、个性张扬的悲剧性奇才，因与族妹、女弟子汪阿秀有一段违礼之恋，遭到族人强烈反对，这对恋人最终双双共沉于安徽乾县屏山长宁湖。汪石青的戏曲今存杂剧《七弦心》，传奇《鸳鸯冢》《换巢记》三种，曾获得近代另一位戏曲家吴承烜的高度评价，但未见以往有关曲目、曲录著录，系新发现的剧本。《七弦心》写书生姚介庵弹琴歌唱，抒发志向，左教授结合《鸳鸯冢》中再度出现的“姚介庵”这一人物，认为“姚介庵”即是作者本人的化身，该剧“具有极强的抒情性和自传性特征”[注]左鹏军：《近代戏曲与文学论衡》，第503页。。《鸳鸯冢传奇》据古诗《孔雀东南飞》改编增饰而成，左教授将该剧在《文苑导游录》发表的初刊本与后来收入汪稚青辑《汪石青集》本进行了详细比对，认为后者有意加强悲剧氛围，寄寓了作者对这段古老爱情故事的悲情共鸣。更为特殊的《换巢记》一剧，在传统戏曲的贤妻浪子情节模式下，加入“五卅惨案”后的爱国热情、探月强国的科学幻想等内容，戏曲形式和创作模式既具有突出的个人特色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左教授以“一颗破晓的文坛彗星”评述汪石青的文坛角色，在其作品中感受到了“强烈的先知先觉意义和浓重的悲剧色彩”，“在承袭传统与解放个性、遵从世俗与指向本心之间，汪石青面临着尖锐的内心矛盾，也与传统社会之间构成了一种强烈的紧张关系”。[注]左鹏军：《近代戏曲与文学论衡》，第522页。这些论述，已然透过作品，触摸到创作者复杂而隐秘的内心世界。联系到汪石青结束生命的个人抉择，左教授认为“汪石青实际上是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一曲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世俗走向自我的悲壮之歌，这一象征意义的价值，远远超出了一人一事的过程与结果本身的内涵，从而获得了更加普遍、更加深广的时代意义”。[注]左鹏军：《近代戏曲与文学论衡》，第522-523页。戏曲与文学的研究最终须回归到人的研究，回归到对作家个人理想、现实处境和时代精神三者关系的探寻，汪石青其人其作，经过左教授的深刻阐发，在思想文化巨变、文学深刻转换的中国近现代社会，闪现了意味深长、价值独具的思想意义和艺术光芒。

吴梅和吴梅弟子在中国近现代戏曲史和戏曲研究史上发生了深远影响，但未见学界对吴梅弟子的传奇杂剧有专门研究。吴梅和吴梅弟子的剧作贯穿着强烈的时代精神，也有着对某些传统价值日渐失落的警戒和担忧，前者感人至深，而后者则蕴含着传统观念与现代价值之间的矛盾。左教授从作家心态的挖掘出发，认为其中蕴含着作家们“在某些传统价值面临崩解和新价值系统尚未建立之际的孤独无助和无所适从之感”，“这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文化问题和文化心理矛盾一直困扰着无数的中国人，尤其是学者型文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注]左鹏军：《近代戏曲与文学论衡》，第786页。从艺术趣味来说，吴梅及吴梅弟子既继承和守护传统戏曲体制，也寻求着适度变革，“这种现实努力和文化态度虽难挽狂澜于既倒，却表现出浓重感人的苍凉与悲壮”。[注]左鹏军：《近代戏曲与文学论衡》，第782页。正是感动于吴梅弟子传承、坚守、护卫传统戏曲的深沉情怀，左教授将吴梅弟子的传奇杂剧创作视为一种独一无二、意味深长的戏曲史现象，颇为动情地将他们的创作实绩描述为“传奇杂剧走向消亡之际最后一抹凄美的夕照”[注]左鹏军：《近代戏曲与文学论衡》，第787页。，对这一群体在传奇杂剧走向终结的关键性历史时期的品格和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

《近代戏曲与文学论衡》下辑对顾佛影剧作思想旨趣前后期巨变原因的探讨，对顾随剧作中寄托的深刻的人生感受的认识，对传奇杂剧最后一批作家的创作成就的评述，还有上辑对江湜诗歌、黄遵宪诗歌的研究，都注意对作家“心史”的抉发和呈现，深刻而全面地展现了作家作品的创作特色和独特价值，也显示出研究者颇为突出的学术个性和研究特色。

三、不拘前人成见：新文学立场的省思

《近代戏曲与文学论衡》上辑为“近代文学新论”，这个“新”字，更多地体现的是一种新立场、新观念。《近代文学研究中的新文学立场及其影响之省思》对近代文学研究中长期流行的新文学、新文化立场提出反思，对新文学立场下传统文学的被遮蔽、被否定提出批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种普遍性缺失》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命题下传统文学的现代价值及其最后遭际未能得到充分认识的思想缺陷和学术偏颇进行反思。两篇文章论及的都是近代文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左教授认为：“在对待近代文学中的传统文学样式、正统思潮流派、倾向保守的作家作品的态度上，从新文学立场出发进行近代文学或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学者几乎缺乏普遍体认和了解，当然由此产生的议论或进行的评价的可靠性与科学性就有进行认真考量、仔细分析、重新评价的必要。”[注]左鹏军：《近代戏曲与文学论衡》，第31页。钱理群、陈平原和黄子平三位学者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文学史分期概念，从新文学立场对中国文学的历史阶段进行重新划分，明显受到了现代以来西方“世纪末”思潮的影响，也引发了很多现代文学学者的关注和共鸣，甚至已成为一种在现代文学研究界流行的学术装置。学术装置一旦形成，复杂丛生的文学历史现象和文学问题就难免被本质化被遮蔽。从所谓的世纪末悲凉美学出发，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取代现代文学，不仅将近代文学这样一个文学发展中有着丰富内涵和特质的过渡阶段挤压贬抑为文学历史的一个点，更是对中国现代文学自身语言特质的遗忘。左教授对这一学术装置进行反思，就是为了重新开放问题空间，使文学历史问题化，而不是本质化，因为唯有如此，文学历史的复杂性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呈现。可以说，《近代戏曲与文学论衡》对近代乃至抗战时期传奇杂剧的关注，对大量因思想观念保守而未获得充分重视的作家作品、人物事件的深入研究，正是从实践上对新文学立场进行省思和反拨，对文学问题空间的重新开放。

反映政治风云、不拘以往成法是近代传奇杂剧的一种主导趋势，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近代戏曲与文学的时代特点，这类剧本一向是近代文学研究中关注的热点。但与此同时，还有另一批为数不少的作家留恋传统道德、与时代风潮相当隔膜、抵抗反对变革创新，他们的作品多数难以产生什么影响，也罕有人关注。左教授在这批作家研究的冷寂局面中，感受到了一种“文化的沉重”，认为应予以充分重视和重新评价。比如，郭则澐的《红楼真梦传奇》用意与观念多与小说《红楼梦》相对，郭氏从正统思想出发维护忠孝仁义等传统道德，思想观念较为保守，而20世纪70年代前后，启功、张伯驹、俞平伯对此剧评价极低甚至多有鄙夷，几成定谳。左教授则认为“完全否定《红楼真梦》《红楼真梦传奇》这类作品的意义，明显地缺少应有的学术真诚和基本的人文情怀”[注]左鹏军：《近代戏曲与文学论衡》，第468页。，“这类作品的出现，实际上从一个重要的角度反映了一批对传统道德理想、传统文化信仰饱含眷恋之情的人们在新的政治文化处境和意识形态背景下，道德信仰、人生理想、价值观念等方面面临的空前困惑，发生的深刻变化，也透露出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日益深入的渗透冲击面前出现的无所适从之感，由迅速西化、抛弃传统带来的一系列新的道德困境、新的文化难题，也从中得到了相当明显的表现”。[注]左鹏军：《近代戏曲与文学论衡》，第468页。从而对此剧的思想价值、文化价值给予更为允当的评价。又如，胡薇元《樊川梦》，姜继襄《汉江泪》《金陵泪》传奇反映了辛亥革命带来的社会动荡、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对革命表现出抵抗反对的态度；吴梅《落茵记》《双泪碑》传奇，陈小翠《自由花杂剧》反对男女平等、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等近代渐生渐长的新思潮、新观念；刘咸荣《娱园传奇》表现以“忠孝节义”统摄古今中外的思想；王季烈《人兽鉴传奇》有意匡正人心，挽救时艰的深意寄托等等，无不体现出作家对传统道德伦理、社会秩序、价值观念的眷恋和追求。在评析这类数目不少的近代传奇杂剧作品时，左教授并未因剧本内容的不够入时和进步、作家观念的相对保守而简单否定其价值，而是将之视为近代戏曲丰厚内涵的一个部分，充分挖掘这些作品的戏曲史、心灵史甚至文化史意义。无论是传奇杂剧表现内容的新与旧，还是艺术手段与文体形态的守成或适度变革，左教授在这批对传统戏曲与传统文化满怀深情的戏曲家身上，都读出了一种鲜有人论及的“(戏曲家)心灵深处的凄苦与哀怨、精神远处的坚守与悲怆”，[注]左鹏军：《近代戏曲与文学论衡》，第393页。发掘出这些作品所蕴含的独特思想意义和文化价值。

左教授的近代戏曲研究，体现出一种颇为严谨审慎的研究态度和科学通达的研究立场，对于弥补和丰富这一向来薄弱的戏曲史环节，探讨并确立其应有的戏曲史地位具有重要价值。若吹毛求疵的话，《近代戏曲与文学论衡》亦有一些不足之处，如在论及汪石青雅正本色的戏曲观念时提及一部汪氏所作《曲话》，其中包含大量有价值的戏曲评论，如强调戏曲创作本色当行，追求独特性和创新性；认为《长生殿》格律精严，最便初学；推尊《藏园九种曲》；以超群的艺术眼光盛赞吴梅戏曲等等，从中可见汪石青对古代、近代与时人戏曲的评价有着独特的眼光和深刻的认识，这部《曲话》在渐趋没落的近代戏曲批评史上值得更多关注，惜左著未对其创作和出版的情况进行详细介绍以飨读者。又如，该书对近代戏曲的关注仅限于传奇杂剧，对近代地方戏曲如京剧、粤剧、秦腔、豫剧、川剧等发生的变革及各剧种之间的异同和关联、中国戏曲的雅俗之变及其间留下的经验教训等，尚未做出清晰的描述和深入的思考。期待左教授和学界同仁在该领地的进一步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