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后至1945年战败投降，日本在中国领土上开展了大规模的秘密军事测量与盗绘①本文所使用的“盗绘”一词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图谋发动侵略战争国未经允许，秘密潜入他国而进行的军事情报搜集与测绘兵要地图的活动。参见藤原彰編：『十五年戦争極密資料集30外邦兵要地図整備誌』（序言），東京：不二出版，1992年。兵要地图活动，每一个时期的军事测量与盗绘兵要地图活动都积极而严密地配合了日本侵华战争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为其筹划战事展开和资源掠夺提供了精准的服务。今年国内学界虽然加大了日本侵华史研究，但对明治维新后日本盗绘中国兵要地图的研究尚缺乏系统梳理。②国内关于近代日本对中国兵要地图盗绘研究的成果较少。参见许金生主编：《近代日本在华兵要地志调查资料集成》（线装书局，2016年）是根据近代日本军方对华进行兵要地志调查的原始档案资料编辑而成，该资料集收录了大量的明治维新后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这段历史时期，日本对中国进行的兵要地志调查及兵要地图盗绘的大量原始档案资料，也是目前国内公开出版的关于日本盗绘中国兵要地志的首部文献资料。国内在日本对华进行兵要地图盗绘方面学术论文发表仅10篇左右，如沈克尼：《近百年来日本对我国的军事地理情报搜集概说》（《宁夏画报》2005年第4期）、沈克尼：《侵华日军编印的中国兵要地志》（《国防时报》2011年6月28日）、沈克尼：《日本满铁调查部的兵要地志调查及情报收集》（《保密工作》2012年第6期）、乔良：《比战争更早打响的战争：从日军对华兵要地志研究看中日战争准备的差异》（《军事文摘》2015年第15期）、王新春、贾丽琼等：《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兵要地志调查研究：从地质资料看日本掠夺我国矿产资源的证据》（《中国矿产》2016年第9期）、许金生：《抗战时期侵华日军的谍报活动：以华北方面军兵要地志调查为考察对象》（《军事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等。本文根据日文原始档案资料，对明治维新后至二战结束这段历史时期日本对中国军事测量与盗绘兵要地图活动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以期深层揭示日本陆地测量部的秘密军事勘察及盗绘中国兵要地图在侵华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

一、设立陆地测量部：日本盗绘中国兵要地图的发端

近代日本国内地图的测量与绘制始于江户时期。①伊能忠敬（1745—1818）：日本江户时代商人、测量家，日本历史上绘制日本全图第一人。他用20年时间走遍日本各地，绘制成《大日本沿海舆地全图》，也称作《伊能图》。该图包括214张1/36000大圆、8张的缩尺1/216000中圆、3张的缩尺1/432000小圆，是一份高精确度实测图。明治维新以后，为了推行大陆扩张政策，在日本参谋本部的主导下开始对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军事要塞及兵要地志进行秘密盗绘。②参见藤原彰編：『十五年戦争極密資料集30外邦兵要地図整備誌』，東京：不二出版，1992年，第3頁。1869年8月，明治政府在民部省内设置了户籍地图股，1870年改为民部省地理司，1871年由于民部省废除，移入大藏省租税寮地理课。1872年，明治政府在工部省内设置测量局，从英国招募10名技术人员在东京展开三角测量，1874年与内务省地理寮合并，1877年改称内务省地理局。

与工部省的地图绘制相比而言，日本军部对中国及周边国家兵要地图的盗绘明显带有军事侵略性质。1871年9月，明治政府在兵部省内设置了陆军部，在陆军部内又设立了参谋局间谋队，专门负责测量和绘制地图工作。参谋局于1872年4月并入陆军省第6局，1973年2月改为陆军省参谋局，在该局内正式设置了地图政志课和测量课。1878年2月，参谋本部从陆军省内独立，上述两课便成为参谋本部的地图课和测量课。1884年，内务省地理局移交参谋本部。1885年7月，由内务省并入参谋本部的三角测量课、地形测量课、地图课等组成了测量局，1889年改为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隶属于参谋总长。从1884年至1924年，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用近40年时间，完成了日本国内地图的绘制工作。但是，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的成立，并不是仅以日本本国的测量和绘制本国地图为主要目标，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盗绘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兵要地图和资源图，以服务于近代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因此，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从其成立后至二战结束，主要业务是负责盗绘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兵要地图和资源图，培养大批专业测量技师。日本陆军绘制地图是近代日本陆军的一项专任，其最终目的是保障完成对外侵略扩张任务，这也是以军国主义为核心的明治国家的重要特色。③参见藤原彰編：『十五年戦争極密資料集30外邦兵要地図整備誌』，東京：不二出版，1992年，第4頁。由于兵要地图是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可或缺的情报，所以，近代日本盗绘中国的兵要地图始终与军事侵略目标相一致，并且盗绘兵要地图的行动总是先行于武力侵略。

明治初期，日本为了推行大陆扩张政策，将清国和朝鲜作为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首要目标，开始着手策划盗绘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兵要地图。从1879年至1880年，山县有朋派遣数十名军官以驻华武官和汉语研修为名，到中国各地进行军事探查，汇成《邻邦兵备略》和《中国地志》④原文献为《支那地志》，本文中将其译为《中国地志》。。这两部兵要地志是以中国和朝鲜为假想敌而展开的真正意义上的军备和地志调查。随后，日本又以在华旅行的名义盗绘了《亚细亚东部舆地略图》和《上海地图》，并对外公开出版发行。1882年壬午事变和1884年甲申事变后，随着与清政府矛盾的不断激化，日本越来越感到盗绘朝鲜与中国东北兵要地图的重要性，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便派遣陆军武官到中国与朝鲜展开全面军事探查，搜集了大量军事情报，编纂了多部日本武官日记、要图及其他文献资料，并着手进行外邦地图的绘制。

1888年5月12日，参谋本部根据敕令第25号制定了《陆地测量部条例》。该条例中明确规定：1.陆地测量部设立之目的是为了实施测绘兵要及一般地图；2.陆地测量部下设三角科、地形科和制图科，各科设多个班和修技所；3.陆地测量部设部长1人，科长3人，班长10人，班员若干人，副官1人，材料主管1人，计官1人，科僚3人，修技干事1人，修技所教官若干人，修技所助教若干人；4.陆地测量部部长隶属于陆军参谋本部总长，负责所有事宜，并有惩罚权及部内各官员的休假准予权；5.三角科负责三角测量及地图制作，地形科负责原图制作，制图科负责各地原图制版。①参见日本国立公文書館档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御署名原本·明治二十一年·勅令第二十五号·陸軍参謀本部条例、陸軍参謀職制、陸地測量部条例』（A03020021500）、「陸地測量部条例」、1888年5月5月12日，第10～13頁。陆地测量部成立之初，主要是对日本本国的各地进行测量并绘制地图。陆地测量部最初的活动规模也十分有限，仅限于国内地图的测量及绘制工作。随着明治政府对外军事扩张之需要，陆地测量部的活动范围开始由日本本国向邻国及东南亚和南亚等地区扩展，尤其是把中国、朝鲜等国兵要地图的绘制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因此，明治政府为进一步强化对外军事扩张和侵略，通过颁布陆军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条例来加强对本国及中国军用地图的测绘，目的是为满足掠夺资源和军事侵略之用。陆军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的成立，拉开了近代日本在华资源调查及盗绘图表的序幕。

二、编成临时测图部：战地盗绘兵要地图的全面展开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各军司令部对所属的战区展开了战场测量。从1894年12月至1897年，大本营参谋本部编成第一次临时测图部，开始对战地兵要地志进行秘密勘查与测量，先后对中国东北战区、朝鲜、台湾展开测量，并盗绘大批兵要地图提供给各军司令部。这一时期，负责对中国东北盗绘兵要地图的是测量官青山良敬带领的数名人员，至甲午战争结束，这批盗绘者仍然秘密潜伏在中朝边境进行盗绘活动。1901—1904年，临时测图部对中国的军事测量及盗绘活动范围不断向华北进行扩展，由测图官市川元作带领数名人员，对北京、天津一代的军事要塞进行秘密勘查和测量，并盗绘了大量兵要地图。②参见参謀本部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編『外邦測量沿革史 草稿初編前編』，1979年復刻本，第2頁。至日俄战争爆发时，临时测图部对中国兵要地图的盗绘范围扩展到华中地区，测图官久间金五郎带3人先后对安徽、江苏和浙江等地区的军事要塞展开秘密勘查和测量，并盗绘了大量兵要地图。③参见参謀本部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編『外邦測量沿革史 草稿初編前編』，1979年復刻本，第2頁。日俄战争爆发后，大本营又编成第二次临时测图部，不但进行战地测绘，还对整个东北、蒙古一带展开测量与绘图，至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前夕，两个临时测图部合编成中国驻屯军临时调查班，先后对中国东北北部、蒙古地区进行测绘，并结合从俄国掠获的大量地图，将西伯利亚、蒙古和沿海各州兵要地图进行改造，绘制成十万分之一外邦兵要地图。④参见藤原彰編『十五年戦争極密資料集30外邦兵要地図整備誌』，東京：不二出版，1992年，第6頁。

从陆地测量部临时测图部人员构成看，大部分都是参谋本部的高级军官及附属人员，而且大都精通中文，在对中国兵要地图盗绘过程中基本都经过了乔装改扮，隐藏了军官身份。

陆地测量部通过对日本本土进行测量，不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还培养出了一支具有近代化测量技术的军人队伍。随着对外扩张战略的不断演进，这支训练有素的测绘队伍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先遣兵，并且随着对外侵略扩张战略的不断调整，陆地测量部人员配备和测绘目标也不断变化，其中心任务始终锚定为日本的军事侵略和资源掠夺服务。随着对中国侵略扩张欲望的无限扩大，陆地测量部便派遣大批军事间谍秘密进入中国内地进行军事探察及盗绘活动。1928年，陆地测量部还利用日本出兵山东之机，对山东进行了第一次航拍盗绘，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前，陆地测量部的军事探察已将对中国东北兵要地图盗绘的触角延伸至华北地区。从1871年兵部省设立测量课至九一八事变爆发，陆地测量部在对中国兵要地志进行长达60年的秘密探查与测量中积累了丰厚的盗绘资源，为日本侵占东北及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厚实详尽的兵要地图。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秘密盗绘活动一般是在发动战争前10年甚至是20年前便开始了，派出的测绘人员均为具有较高专业测量素质的军官或士兵，他们通常化装成商人或旅行者以骗取滞留资格。近代日本盗绘中国兵要地图和资源图是一种以发动侵略战争为目的的侵略行为，从明治初年至二战结束，日本军人、财团、学者和民间人士均参与其中，身份隐蔽，不易察觉。例如，假制蒙古十万分之一图①假制地图指的是为了临时军事之用，采用平板测量法绘制的地图，其精度不如三角测量法绘制的地图。、假制华北十万分之一图、假制华南十万分之一图等全部是秘密盗绘完成的。②参见藤原彰編『十五年戦争極密資料集30外邦兵要地図整備誌』，東京：不二出版，1992年，第6頁。“股”在日本是“课”以下的部署，也称作“系”。从1894年至1938年，参谋本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联名编纂了《外邦测量沿革史》，为完成该项任务，参谋本部40余年间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并有127名盗绘者在秘密测量和盗绘行动中丧生。③参见藤原彰編『十五年戦争極密資料集30外邦兵要地図整備誌』，東京：不二出版，1992年，第7頁。参谋本部对华秘密测量和盗绘兵要地图是随着侵华战争升级而不断加大力度的。从九一八事变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参谋本部多次派遣军事人员到中国内地进行秘密测量，盗绘了从沈阳到南京的中国全图，在此基础上，还盗绘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兵要地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全面实施南进战略，日军加大了对中国南方的测绘，从1944年至1945年，秘密派遣步兵中队参加打通大陆作战（即中方的豫湘桂战役），先后潜入湖南、江西等地区的军事要地进行了盗绘活动。

明治四十年临时测图部编成表

三、扩大侵华战争：盗绘中国兵要地图的不断加深

日本陆地测量部盗绘中国兵要地图的进程，随着对华侵略步伐的不断扩大而加深。从日俄战争爆发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在对中国和邻国的兵要地形秘密测绘行动中盗取了大量兵要地图和资源图，形成了十万分之一西伯利亚及沿海各州图、十万分之一中国东北图、十万分之一蒙古图、五万分之一舟山列岛图、五万分之一江苏部分图、十万分之一湖南全图、十万分之一湖北全图。④参见高木菊三郎「外邦兵要地圖整備誌」、引自藤原彰編『十五年戦争極密資料集30外邦兵要地図整備誌』，東京：不二出版，1992年，第32～33頁。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爆发，日本盗取从沈阳至南京中国各种比例的兵要地图后，整合出十万分之一中国东北⑤参见史料原稿为“满洲十万分之一图”，在本文中一律将其译为中国东北。图，包括的地区主要有宁古塔、五常堡、宾县、海伦、龙门、齐齐哈尔、洮南、博王府、兴隆镇、朝阳、前屯卫等广大地区⑥参见高木菊三郎「外邦兵要地圖整備誌」，引自藤原彰編『十五年戦争極密資料集30外邦兵要地図整備誌』，東京：不二出版，1992年，第37頁。；十万分之一华北图，包括的地区主要有蒙古部分地区、北京、大同、宣化城、包头在内的大部分地区⑦参见高木菊三郎「外邦兵要地圖整備誌」，引自藤原彰編『十五年戦争極密資料集30外邦兵要地図整備誌』，東京：不二出版，1992年，第40頁。；十万分之一中国南方地图，包括的地区主要是北纬32°30′、长江以南至广东的广大地区。1923年，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盗取了湖南、湖北两省全图，在此基础上开始对中国南方兵要地图进行整合。⑧参见高木菊三郎「外邦兵要地圖整備誌」，引自藤原彰編『十五年戦争極密資料集30外邦兵要地図整備誌』，東京：不二出版，1992年，第41頁。

1909—1933年日本盗绘中国十万分之一地图纵览表

续表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除盗绘中国兵要地图外，还利用占领期间盗取、搜缴了大量中国兵要地图。1937年12月，日本占领南京后，第二野战测量队南京小川部队盗取了大量中国兵要地图，具体如下：

1937年12月日本占领南京后盗取中国兵要地图一览表

续表

除此之外，南京小川部队还盗取了江苏334幅、浙江345幅、安徽127幅、江西187幅、湖北261幅、湖南14幅、广东53幅、河北89幅、河南78幅、山东334幅、山西132幅、陕西4幅等五万分之一兵要地图；①参见高木菊三郎：「外邦兵要地圖整備誌」，引自藤原彰編『十五年戦争極密資料集30外邦兵要地図整備誌』，東京：不二出版，1992年，第220頁。盗取了湖北69幅、京津一带200幅、山东19幅、湖南长沙附近52幅、云南2幅等二万五千分之一兵要地图；盗取了江苏272幅二万分之一兵要地图；盗取了镇江附近7幅、江阴附近67幅、星子县14幅、南昌附近13幅、沂江附近5幅、南京城厢附近16幅、武汉附近66幅、松江嘉兴乍浦211幅、西京市区69幅、上海市区26幅等一万分之一兵要地图。②参见高木菊三郎：「外邦兵要地圖整備誌」，引自藤原彰編『十五年戦争極密資料集30外邦兵要地図整備誌』，東京：不二出版，1992年，第220～221頁。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加大了南进扩张步伐，强化了对中国南方兵要地图的盗绘。关于盗绘中国及邻国兵要地图的重要性，高木菊三郎①高木菊三郎（1888—1967）日本陆军测量高级技师，1908年入职陆军测量部第五班，1937年第五班解散后进入第二班，并创立了外邦班，负责中国及邻国兵要地形的秘密测量及盗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完成了《外邦兵要地图整备志》。在《外邦兵要地图整备志》中曾指出：“我国对外邦兵要地图的整备并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是众多为国务献身的勇士担当起该重任，长年累月奔走于大陆的旷野中，一心克己奉公，诸多前辈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所完成的伟大业绩，实在让人感叹。”②参见高木菊三郎：「外邦兵要地圖整備誌」，引自藤原彰編『十五年戦争極密資料集30外邦兵要地図整備誌』，東京：不二出版，1992年，第24頁。从明治初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一直把盗绘中国和邻国兵要地图看作是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必要手段，并运用十万分之一比例尺对苏联、中国、法属印度、泰国、英属缅甸、印度、荷属印尼、美属菲律宾、爪哇等地区的兵要地图广泛进行了盗绘。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盗绘中国兵要地图进入到全面汇总时期。1941年9月2日，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总务课长小川三郎给陆军技师高木菊三郎下达命令，要求将明治初年始对中国及邻国兵要地图测绘情况整理成报告。同年11月，高木菊三郎便将亲自参与对中国和邻国进行测绘及盗取的兵要地图的具体情况整理成《外邦兵要地图整备志》，详细记录了从明治初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对中国及邻国军事要地进行秘密测量和盗绘的情况。

与陆地测量部对华兵要地图盗绘相呼应，满铁作为日本的“国策会社”则从对华资源掠夺入手，从1906年成立至1945年解体，对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南、东南等地区展开大规模的调查活动，并盗绘了大量的地质图和资源图，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提供了大量的国防战略资源和有效的军事情报。例如，九十万分之一吉会铁道沿线森林调查位置图（满铁兴业部农业课，1927年）、四百五十万分之一满洲国地质图（三省堂，1934年）、四百五十万分之一满洲国主要矿产分布略图（三省堂，1934年）、五百分之一吉林屯垦第一大队冬营兵舍略图（满铁经济调查会，1935年）、十万分之一赤峰红花沟金矿区位置图（满铁地质调查所，1937年）、百分之一岫岩县大房身水铅矿赋存地露头图（地质调查所，1938年）、一万分之一山西省大同炭田北东部矿区图（满铁产业部矿业课，1938年）、五十万分之一鹤岗炭田全区域地形及地质图（满铁调查部，1940年）、三千分之一鹤岗炭田露天堀全图（满铁调查部，1940年）、三万分之一富锦炭地质柱状图、富锦炭地质图（满铁调查部第四调查室，1940年）、河南省武安铁矿地质图（丸善株式会社，1940年）、秦岭·大巴山铁矿·硫磺矿·石炭资源图（丸善株式会社，1940年）、一千分之一开滦炭矿邻接新炭试锥柱状及孔径断面图（满铁地质调查室，1943年）、五百分之一鞍山铁矿试锥柱状图（满铁调查局矿床地质调查室，1943年）等共计2600余幅。③上述所列由满铁绘制的2600 多幅资源图和地质图，藏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资料馆。

结 语

近代日本无论是军方的对华兵要地图盗绘，还是财阀及民间团体的对华资源探察，最终目的都是服务于日本对华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之需要。在华资源调查及盗绘图表是随着对华侵略战争的不断升级而扩大，为日本扩大侵华战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源情报和军事情报，是一场没有硝烟的侵略活动。从日本侵华史和近代中日关系持续交恶的角度看，日本处心积虑的盗绘行径已完全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意义特殊，值得深究。日本财阀、民间团体、学者和学生的积极参与，均可定义为侵华活动，理应承担一定的战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