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文斌，孟 贝，唐 沛，唐叶枝，鲁玉莲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2018《旅游学刊》中国旅游研究年会优秀会议论文·

1 研究背景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农村土地整理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并进入全面综合整治时代。“十二五”期间，我国农村土地整理在保护耕地资源、保障粮食安全、优化土地利用格局、治理土地生态环境以及带动农村发展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宏观效益巨大①国土资源部.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Z].2017.，但在推进乡村发展的产业新动能、生计多元化方面的中微观效益亟待挖掘。我国农村发展已进入乡村振兴战略新时期，农村土地整理的功能目标也应随着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践需要而转变。新时期的农村土地整理亟待从以“土地资源利用”为中心转向以“农户生计可持续”为中心，更多体现“以农为本”的人文关怀。按照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我国农村土地整理不仅要继续发挥其固有的土地优化利用功能，而且要大力挖掘其促进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潜力，延长土地整理的产业链条，强化生态绿色整治技术，融入社区治理和综合发展[2]，最终强化农村社区可持续生计能力。

我国农村土地整理所带来的农户收入增加等微观绩效已得到学界、政界的认可，但这并非仅是土地整理工程的直接结果呈现，而是通过产业发展传递的绩效影响。农户收入增加并不意味着生计能力的增强和可持续，因此，农村土地整理绩效研究应更注重过程机理分析[3]。近年来，我国乡村旅游的快速化、大规模发展为农村土地整理及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产业选择，也为拓展和深化农村土地整理绩效的“土地-产业-生计”过程机理分析提供了实践支撑。农村土地整理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已成为新时期我国农村土地整理转型升级、乡村旅游用地改革的最佳选择，研究“土地整理-乡村旅游-农户生计”之间的影响关系及作用机理也是探索我国乡村振兴现实路径的必然要求。

2 文献综述

虽然已有学者对农村土地整理绩效及影响因素展开了系统研究[4-8]，但涉及农村土地整理与产业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的影响关系的研究尚属空白。国内外学者在土地利用与可持续生计、旅游发展与可持续生计等主题开展了许多颇有成效的研究，为本文提出的三者交叉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

2.1 国内外土地整理与可持续生计研究进展

随着全球土地利用问题的显现，其与农户生计关系的研究颇受国外学者的关注，主要涉及土地利用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土地利用变化格局与生计动态的关系、土地改革对生计的影响、土地利用与农户生计非农化的关系、土地利用变化对农业生计的综合影响[9-10]。随着土地整理的深入发展，其与农民之间的互动也更加频繁[11]，土地整理与农户可持续生计关系研究越来越重要。

国内学者对土地利用与农户生计的影响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1）政策推动下（如退耕还林、移民搬迁等）土地利用变化对生计的影响[12-13]；（2）土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的影响[14-15]；（3）农村居民点整治对生计的影响[16]；（4）土地利用类型与农户生计关系特征[17-19]。总体来看，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应用领域仍需要拓展，理论体系和动态思维仍需要加强[20]，以上研究成果虽未直接以土地整理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为主题，但隐含的理论逻辑为本研究提供了启示。

2.2 国内外旅游发展与可持续生计研究进展

在旅游发展领域，国际上对可持续生计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涉及面广。Shen等首次应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思考旅游发展问题，最终提出可持续旅游生计框架（sustainable tourism livelihood approach，STLA），这是国际上首篇讨论旅游可持续生计的理论文章[21]。之后，旅游与生计的研究得到更多关注，在文化旅游、乡村旅游、遗产旅游、生态旅游、社区旅游等研究中均有涉及[22-24]。从研究内容来看，多数研究都是对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应用，Iorio等通过对罗马利亚6个村庄农户的深度访谈等方法探讨了乡村旅游作为可持续生计策略的可能性，为开展乡村旅游与可持续生计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研究方法和实证参考[25]。

国内针对乡村旅游与农户可持续生计的研究成果逐年增加，目前针对旅游发展与农户可持续生计的研究侧重于生计资本的影响和对旅游作为替代性生计策略的评价上[26]，对两者之间影响机制问题仍有待加强[27-29]。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旅游将在盘活农地资源和改善农户生计中发挥重大作用[30]。

3 假设提出与模型构建

3.1 假设提出

3.1.1 农村土地整理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

土地作为一种基础性资源，是乡村旅游发展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空间支撑。20 世纪30 年代初，McMurry[31]首次提出了土地利用与旅游业发展关系研究，在其“游憩活动与土地利用的关系”一文中指出旅游业是一种独特的、重要的土地利用方式。Van 等的研究显示，实施土地整理会影响游憩和旅游等其他部门，引发人们关于土地整理对乡村旅游发展影响的思考[32]。农村土地整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关乎农村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的改变。首先，田、水、路、林、村等工程建设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改善了房屋条件、生产基础设施，这些涉及农户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的改善；其次，由土地整理带来的土地流转、规模经营、结构调整、合作生产以及土地抵押，可以将原有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增进村民间的交往和增加信贷机会，这些涉及农户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变化，都为农户参与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难得的资本基础。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土地整理对乡村旅游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为了进一步直接测量乡村旅游发展变量，本文在可持续生计框架基础上，用生计资本来表征，据此提出二级研究假设：

H1a：土地整理对乡村旅游自然资本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H1b：土地整理对乡村旅游物质资本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H1c：土地整理对乡村旅游金融资本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H1d：土地整理对乡村旅游社会资本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H1e：土地整理对乡村旅游人力资本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3.1.2 农村土地整理对生计策略、生计结果的影响

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往往取决于其生计资产组合状况。土地作为一种基础性生产资料，是农户生计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户选择生计策略有重要影响。土地利用变化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农户生计向非农化和多样化转型的重要因素。土地整理促使土地由分散经营转为集约经营，有助于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改变了农户的资产配置，给农村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农户生活带来明显变化。刘晨芳和赵微的研究表明，土地整理促进了农户生计的多样化[33]。王成超和杨玉盛的研究认为，农村耕地流出与生计非农化之间存在正反馈关系[34]。吴申凤的研究表明，土地整理使农户摆脱土地的限制，促进劳动力的转移，从而进一步影响着农户生计模式[35]。生计资产的改变在促使农户调整生计策略的同时，又对农户的生计结果产生直接影响。Vista等指出，土地改革后农户有更多的自由来改善其生活前景和社会资产[11]。蔡进等指出，土地利用的良性变化有助于农户增加收入、改善经济状况、减轻脆弱性并提高资产可及性和资源管理的可持续性[36]。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土地整理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H3：土地整理对农户生计结果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根据可持续生计框架（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ramework，SLF）理论和实地调查，本研究将生计结果分解为生活水平和资源利用两大方面，据此提出二级假设：

H3a：土地整理对农户生活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H3b：土地整理对农户资源利用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3.1.3 乡村旅游对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的影响

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型产业和就业机会，为农村发展提供难得的生计选择。农户的资本禀赋对其生计策略具有显著影响，是农户规避风险和促进生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37]。乡村旅游与农户的资本状况密切相关，当农户的生计资本发生变化，农户将重新配置资本组合以获得最大利益[38]。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农户原有生活环境和生计资本组合发生变化，导致农户由传统生计转向新型生计，传统单一的生计方式呈现多样化的趋势[27]。在可持续生计框架指导下，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决定性作用得到了部分研究验证[39-40]。乡村旅游对农户生计策略行为、生计结果的影响关系也逐渐被关注[41-43]。农户生计资本的禀赋状况是其选择生计策略的基础，也是获得有效生计结果的必要条件[44]，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乡村旅游生计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5：乡村旅游生计资本对农户生计结果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3.1.4 生计策略对生计结果的影响

生计策略是农户为了实现长远生计目标、减少生计脆弱性、提高抵御风险能力，而对现有生计资产进行优化配置的过程。土地整理及后续的土地流转，降低了农户对农业的依赖，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资源，农户有了更多就业的可能，因此在发展乡村旅游的地区，为了拓宽增收渠道，闲置劳动力将投入乡村的基本建设（如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的修建）或参与旅游发展（如开设农家乐或销售特产等）。通过选择多样化的生计策略，可以增加收入和提高生计水平。当农户生计策略与能力耦合度较高时，通常意味着更好的生计结果。从可持续生计框架来看，生计结果主要包含收入增加、福利改善、食品安全增加、生活水平改善、脆弱性减少、生态环境改善、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等方面[44-46]。结合实践调查，土地整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保护土地资源、改善农村的自然生态环境；同时，也促使农户寻找更多的生计策略以弥补农业收入的损失，开创更多的增收渠道，最终降低对农业的依赖，提高生活水平。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6：生计策略对农户生计结果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根据上文所述，生计结果主要分解为生活水平和资源利用，因此提出二级假设：

H6a：生计策略对农户生活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H6b：生计策略对农户资源利用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3.2 模型构建

根据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和研究假设，本文构建以下结构模型：乡村旅游发展影响用农户的5 大生计资本来测度，将之视为一阶五要素的构念。3组影响关系为：（1）土地整理对乡村旅游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等变量的影响作用；（2）乡村旅游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生计结果变量的影响作用；（3）生计策略对生计结果的影响作用，具体影响关系及路径如图1所示①图中分别用H5a1、H5b1、H5c1、H5d1、H5e1表示乡村旅游下的5个构面对生活水平的影响；同理，用H5a2、H5b2、H5c2、H5d2、H5e2表示乡村旅游下的5个构面对资源利用的影响。。

4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4.1 研究区域

本研究选择湖南省长沙市关山村（关山社区）作为主要案例地。该村经过土地整理，且有完整的乡村旅游发展历程，与研究主题具有较好的契合度。关山村距离长沙市区15 千米，共有16 个村民小组626户2600余人。2006年开始实施土地整理，项目涉及2 个行政村19 公顷土地面积。全村通过整理后的农地流转，开发建设了大规模的葡萄、草莓等水果主题采摘园，对原有土地利用进行调整优化，形成了观光、农事体验、湖区划船、水塘垂钓等多种旅游用地结构。

关山村现已形成集“主题采摘+农事体验+科普教育+绿色餐饮”于一体的近城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带动400多人参与就业，旅游休闲总收入约6700万元，显著提升了乡村生活质量。全村由“以务农为主”的单一生计模式转向“以旅游和务工为主”的多样化生计模式，辐射效益明显。选择关山村作为本研究主要案例地，具有典型性及代表性。

4.2 问卷设计与数据来源

本文在借鉴已有文献基础上，分别设计了土地整理、乡村旅游、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的量表。为保证量表的有效性，本文首先开展了预调研，共发放问卷151 份，收回有效问卷145 份。根据预调研的分析结果，进一步完善了研究问卷，形成正式问卷。问卷包含5 大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到第四部分分别是农户对土地整理、乡村旅游、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的认知，共计40个题项，采用Liker 5点量表，第五部分是农户个人和家庭的信息。

图1 土地整理、乡村旅游与可持续生计影响关系结构模型Fig.1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influencing relationship among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rural tourism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

为提高数据来源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课题研究小组（6人）于2017年9—10月在关山村农家乐连续居住一周，并多次回访，在访问时间和访谈内容方面做了严格要求。因同一家庭的农户信息相似度较高，故以户为单位调查，最终正式问卷发放355份，回收有效问卷341份，有效率96%。

4.3 样本特征统计

正式调研问卷样本统计结果显示：本地调研群体中，女性稍多于男性；31～60 岁是主要年龄层，其中，60 岁以上的占比27%，这是考虑到我国老年人口有从事劳动的传统习惯，在照看小孩方面有重要作用，故涵盖70 岁以下的老年群体；约90%的农户身体状况良好，有完全劳动能力；而就业则以外出务工、农家乐接待、果蔬基地上班等为主；与此相对应，家庭收入则主要依赖于外出打工、土地租金、种植果蔬、旅游接待等。结合现状来看，由于旅游发展季节性较强，成年男性多选择外出务工；女性和老人在家从事旅游相关工作、照顾孩子上学，形成“旅游+外出打工”的生计方式，与样本特征具有高度一致性。

5 研究结果与机理分析

5.1 模型检验

本文主要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假设检验。在测量模型检验的基础上，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水平，进而采用结构模型分析，验证研究假设。

5.1.1 初始模型

根据理论模型中的假设关系，绘制路径图，并使用极大似然法估计路径系数。在不违反模型基本假设和SEM 理论的前提下，根据修正系数（MI）的提示，增设误差项之间的共变关系对模型修正。适配标准如表1 所示，初始模型的增值适配指数和简约适配指数中只有PGFI 和PNFI 达标，模型结果不理想，需要进一步修正。

5.1.2 模型修正及假设检验

为了提高理论模型和样本数据的适配效果，按照修正指数的提示对模型进行修正。由表1可知，修正后的拟合情况得到显著提高，模型适配度较好。

修正后的模型中有20 条假设得到证实（表2），只有4 条假设未得到证实，说明模型模拟结果较好。由表2可知，（1）土地整理对乡村旅游生计资本的路径系数都达到显著水平且均为正值，表明土地整理对乡村旅游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假设H1 得到全部验证。结合实践可知：对“田、水、路、林、村”等的改造，为旅游发展提供较好的自然环境和物质基础；同时，将劳动力从农地中解放出来，为乡村旅游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本；道路通畅带来更多的信息交流，利于乡村的社会资本发展和金融资本积累。（2）土地整理为农户农地转出提供了条件，也为选择其他生计策略提供了可能。为实现更好的生活目标，农户通过水果种植、外出务工、参与农家乐等多种方式，优化生计策略，验证了假设H2（路径系数β=0.371）。（3）土地整理改变了传统务农为主的生活方式，多种生计策略组合丰富了农户的收入渠道，有助于降低风险和提高生计结果的稳定性；而且通过农户选择的生计策略，如减少对周边山林的开发利用等，进一步影响到村庄的水土资源保护，即假设H3部分验证通过。（4）农户在做出生计选择时，通常是基于对现有资本量的判断，由表中路径系数可知五大资本对生计策略有显著作用，即发展乡村旅游有助于促使农户实现生计的非农化和多样化，因此，假设H4得到验证。（5）物质资本对生计结果两个维度的路径系数均不显著，即假设H5b1、H5b2未得到证实，这可能和调研地农户的物质资本拥有情况类似，不存在明显差异相关。同时，假设H5c2也没有成立，其他假设则通过，表明假设H5 部分通过。（6）农户的生计策略是基于现有资产实际和未来结果预期做出的选择，以实现可持续的、稳定的、良好的生计结果，生计策略对生活水平和资源利用的路径系数都达到显著水平，即假设H6通过。

表1 初始模型和修正模型的拟合指标值Tab.1 The fitting index values of the initial model and the modified model

表2 修正模型路径分析结果Tab.2 The pathway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modified model

5.2 影响机理分析

5.2.1 土地整理对乡村旅游、农户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的影响

（1）土地整理显著影响乡村旅游的发展。农村的土地整理对田、水、路、林、村等进行了综合整治。首先，整理后的土地利于规模化发展，为开展采摘等休闲游憩活动提供更多的物质空间，减缓了乡村旅游发展的用地矛盾；其次，对道路等基础设施的修建，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的自然环境，同时，也提高了农村与外界交流的频率，利于积累社会资本和寻求金融资本；最后，机械化、规模化种植提高了劳动效率，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使其参与乡村旅游具备了可能，为旅游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支持。综合来看，农村土地整理不仅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土地这一重要资源基础，而且对其长远发展产生全面影响。

（2）土地整理显著影响农户的生计策略（路径系数为0.371）。我国农民长久以来对农业有着严重依赖，农业收入也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土地流转明显改变了大部分农民的收入结构，为弥补农业收入减少带来的影响，降低单一生计的脆弱性，实现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农户需寻求新的生计策略，并逐渐呈现出“非农化、多样化”的趋势。本研究地的农户以“外出打工、参与旅游、经商”等多种组合生计方式，应对土地整理带来的改变，增强适应性。

（3）土地整理显著改善了农村的生态环境和农户的居住条件，农户多样化的生计选择也相对拓展了增收渠道，提高生活水平。本研究表明，土地整理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活（路径系数0.472），但对资源利用却与预设存在差异。结合关山村实际调研和农户访谈内容，因为市场竞争和资本闲置的原因，部分流转后的耕地和林地仍处于闲置，存在经营不善的现象。

5.2.2 乡村旅游对农户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的影响

乡村旅游对农户的生计策略有显著正向影响，尤以社会资本（0.850）和人力资本（0.385）更为重要。这与中国社会独特的由血缘、亲缘、地缘关系形成的人际社会网络有密切关系。如在旅游高峰期时请周边邻里帮忙，不仅解决农家乐经营人手短缺问题，而且也为其他农户提供了增收方式，加强了农户之间的往来、互助。同时，发展乡村旅游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本地就业。大部分农户倾向采取多样化的生计活动（均值3.76），如城市务工、本地基建、参与旅游等，减少传统的农业生产（均值3.89）。

在乡村旅游对生计结果的影响方面，社会资本（0.974）和金融资本（0.554）的影响最为重要。一方面，旅游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点，乡村旅游发展为本地村民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而农户获取就业信息主要是熟人介绍，如进城务工、进入景区工作、在农家乐帮忙等。因此，通过在外部社会（邻村、城区）和内部社区（本地村民）构建优质的社会资本，对农户生活有显著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国家对发展乡村旅游的政策支持，银行、企业等的资金扶持，降低了农户的借贷难度，使农户有更高的积极性参与旅游建设，有利于农户借助旅游发展的契机，开创更多的就业机会，如水果、蔬菜基地种植；对本地特产、工艺品等的挖掘，形成更丰富的业态，延长发展产业链条。在本研究中，物质资本对生计结果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与当地公共配套设施及农户的生产设备等资本拥有量相似，生产经营能力没有显著差异有关。虽然没有直接作用，但通过影响农户的生计选择，物质资本会间接影响到其生计结果。

最后，本研究所选案例地关山村的旅游发展较为成熟，农户的环保意识强烈，关注资源的有效利用。与传统的农业种植相比，发展乡村旅游提高了土地的单位价值和利用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土地资源。

5.2.3 农户生计策略对生计结果的影响

农户采取多样化和非农化的生计策略显著改善生计结果，具体表现为农户生活水平和资源利用的改善。由农户访谈可知：传统的务农易受自然灾害等客观因素影响，外出打工囿于技能限制，均难有结余，贫困现象较为普遍。发展乡村旅游调整了农村的产业结构，为农户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广阔的发展平台。同时，农户主动学习旅游经营和服务技能，以提高自身发展能力，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和更多的增收渠道。农户生计策略的转变，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了就业的可持续性，对增加家庭收入、改善生活水平、提高农地资源有效利用有重要影响。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实践发展调查和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建立概念模型，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地整理、乡村旅游与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关系及机理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

（1）农户对土地整理和乡村旅游的正向影响感知较高。土地作为乡村发展的基础资源，为旅游活动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物质空间。土地整理降低了农户对农业的依赖，改变了农户的生计资本配置和生计选择，并通过对生计策略的调整，最终影响到农户的生计结果。

（2）结合农户对旅游影响感知的均值分析结果可知：乡村旅游作用下，农户的生计资本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尤以社会资本（影响系数0.85）最为显著，这与乡村旅游发展的产业特点有关，更是中国农村基于血缘、亲缘、地缘关系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的独特表现。

（3）乡村旅游5 大资本对农户的生计策略和结果有重要影响，其中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作用较大，是农户在做出生计选择时的关键因素。发展乡村旅游既能直接作用于农户生计结果，又能通过影响农户的生计选择，进一步影响生计结果。农户对已有生计资本优化组合，形成“旅游主导型”“外出务工+旅游兼营”等多样化的生计策略，以提高生计的稳定性。

6.2 政策建议

为切实强化新时期农村土地整理、乡村旅游发展在农户可持续生计方面的影响作用，更好落实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建立乡村旅游导向型的土地整理新模式。在乡村振兴和旅游发展中，土地作为基本要素备受关注，土地整理不仅要关注资源盘活和高效利用，也要为农村产业发展和乡村建设提供更多、更好的物质空间。随着新时期农村转型的需要，土地整理的重点也随之发生改变，除了追求土地资源本身的数量外，更应关注土地整理在乡村振兴中的综合作用，发挥土地的多元功能，如生态改善、文化保护、产业支撑等。通过土地整理和乡村旅游的相互融合促进，创新土地整理模式，推动农村可持续发展。

（2）完善农户的职业培训和金融贷款扶持体系。由乡村旅游的研究结果来看，乡村中农户间的人际关系对小规模的旅游日常运营及农户就业有重要作用，而家庭人员的数量及健康程度对农户参与旅游程度有显著影响，是否有资金支持更是直接影响农户的旅游参与行为。因此，为更好地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首先，提升“人”的综合质量，采用政策补贴等吸引外地务工者返乡就业、创业，满足数量需求；在此基础上，提供完善的职业培训，提升农户的专业理论素养和工作技能，优化质量要求。其次，完善“钱”的帮扶体系，政府要充分发挥旅游扶贫、精准脱贫政策，使帮扶资金落到实处；企业要积极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建设，吸纳更多社会资本进入乡村；银行等金融机构要创新对农户帮扶，降低信贷困难。最后，要重视社区组织的作用，建立人（主体）和钱（资源）的连接，为农户参与本区旅游开发和运营、进入社区旅游管理提供渠道，有助于强化农户间的交流、解决冲突、改善人际关系。

（3）推动土地整理和乡村旅游发展的可持续生计制度建设。从制度安排的视角推动农户可持续生计发展，即在乡村发展政策制定上，要以农户的可持续生计作为最终价值取向和落脚点，围绕这个中心来安排相关的土地整理、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体系规划，尤其是围绕生计资本增长、生计策略拓展、生计结果优化方面，以引导土地整理和乡村旅游发展的可持续生计效应。

（4）探索土地资源利用-农村新产业发展-农户生计可持续的乡村振兴实现路径。土地整理是乡村旅游开发和新型农村建设的必备资源，既构成乡村旅游的重要景观，影响产业发展，又改变农户传统的生计模式，影响生计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重塑乡村活力，有效弥补了土地整理后的一些社会问题，增强了人地关系和谐。加强土地整理和乡村旅游的融合研究，建立乡村旅游导向型土地整理模式，有助于发挥各自优势、互补互助，充分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调动产业的生产活力，从而创造更多的生计选择。对“土地利用-旅游发展-农户生计”的融合机制研究，需要深入分析资源、产业和个体之间互动的内外部协同作用，既要考虑到资本、策略的变化，又不可忽视背景、政策的作用，通过探寻三者之间的共生路径，发挥系统效益最大化，解决现实中乡村发展的资源和产业问题，更好地实现农户生计可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