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消除贫困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经过70年减贫实践，中国成功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中国减贫的发展历程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减贫探索阶段、体制改革推动减贫阶段、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村级扶贫推进阶段、精准扶贫阶段。中国减贫的基本经验主要有：坚持制度优势与政治优势相结合、坚持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坚持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相结合、坚持发展生产与保护生态相结合、坚持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相结合、坚持外部帮扶与自主脱贫相结合。中国减贫具有彰显中国制度优势、提升中国国际形象、丰富世界减贫方案、推进全球减贫进程、创新国际减贫理论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减贫;贫困问题;精准扶贫;国际减贫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9）11-0011-06

作者简介：谭清华（1969-），男，江西修水人，中共柳州市委党校基础理论教研室副教授，研究方向：科技与社会。

贫困是阻碍世界各国发展的障碍和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错综复杂，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减贫行动面临诸多困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始终将消除贫困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使命，先后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减贫政策，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不断改善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经过70年探索实践，成功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中国的减贫行动提高了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改变了农村贫困地区的落后面貌，减少了农村贫困人口。中國已经使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其减贫成就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系统梳理中国减贫的发展历程，全面总结中国减贫的成功经验和成效，探析中国减贫的国际贡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减贫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不断推进减贫工作，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政府不断推进减贫理念和政策的创新。根据减贫理念和政策的变化，中国减贫历程可以分成以下五个阶段：

1.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减贫探索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饱经战争蹂躏的中国大地百废待兴，贫困与落后是当时的基本国情。那个时期减贫的根本任务是如何让人民群众吃得饱饭、穿得起衣，如何让人民群众实现生产生活上的自给自足，如何给人民群众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当时政府采取的减贫措施大多是短期的救济与救急手段，或是通过整体性的经济增长来缓解贫困。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减贫措施缓解了当时浅层次局部贫困状况，但是并不能深层次、大面积地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减贫实践依然取得了重要成就。1950年，毛泽东发表讲话，表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主要精力要转移到搞经济建设上去，要调整工商业[1]。在农村地区，通过建设农民合作社，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统统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2]我国政府通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兴办合作社，达到增产增收、消除农村贫富两极分化、缓解贫困问题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政府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教育、医疗方面的投入，提高社会保障的标准，建立合作医疗制度和卫生防疫制度，建立“五保户”制度，实行储备粮制度。这些举措极大地缓解了贫困问题。总体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施的减贫措施基本上是广义的输血式、救济式扶贫。

20世纪70年代末期，全国的贫困人口仍占总人口数的近半数[3]，这反映了当时贫困问题的普遍性。可以看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开展的减贫行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大多数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需要，却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4]，并不能真正解决贫困问题。不过，合作化建设、共同富裕等理念的提出，为之后的减贫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减贫政策由粗泛、浅层向精准化、深度化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2.1978—1985年：体制改革推动减贫阶段。改革开放前，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以及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大量农业剩余用来支持城市和工业发展，农民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生活普遍贫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以往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和反思，随后，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的“涓滴机制”贫困人口明显减少。此阶段的扶贫表现出明显的体制改革推动减贫的特点。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减贫的最大推动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中国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3037.5亿公斤上升到1984年的4092亿公斤，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从133.6元上升到397.6元，农村社会总产值从2037.5亿元上升到6340亿元，翻了三番[5]。同时，中国政府还推动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由国家统购统销改为市场销售与国家议价收购、牌价收购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最终取消了农产品统派购任务。中国政府对市场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大力推进农贸市场改革，放宽和调整对农产品的价格约束。市场改革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数据显示，中国农业整体市场化程度从1978年的7.67%上升为1986年的48.3%[6]。

通过一系列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得全社会财富迅速增加，极大地惠及了广大农村贫困人口，中国的贫困状况也迅速改善。改革开放前夕，按照当年国家统计局的贫困线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为2.5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为30.7%。改革开放和农村的经济发展，使贫困人口数量迅速降低，到1985年年底，中国的贫困人口仅为1.25亿人，贫困发生率降低到14.8%，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平均每年减少1786万人[7]。

3.1986—2000年：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城市工业的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受到自身资源禀赋限制，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导致西部地区贫困人口的减少速度远低于国家的平均水平。以往以经济增长为主、以适当扶贫救济为辅的反贫困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实际情况的需要。基于此，扶贫开发战略也从前期以扶贫救济为主转向以利用贫困地区的自身资源禀赋进行开发建设为主。开发式扶贫战略不仅能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而且能通过改善生产条件、普及义务教育等措施，提高贫困人口的生产力，从而创造有利于脱贫的外部条件。这个阶段的反贫困政策可以划分为政策保障和资金投入两个层面。

這一阶段扶贫政策保障的主要内容包括成立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1993年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组织保障，以贫困县为扶贫目标群体的瞄准机制，乡镇企业发展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外部环境改善等。在资金投入有限的前提下，扶贫资金的合理使用是我国顺利实现减贫目标的关键。扶贫资金投入的主要政策变动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分别是财税优惠政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以及扶贫贴息贷款。

扶贫开发使得我国在当年标准下的贫困人口迅速减少。据统计，贫困人口从1985年的1.25亿人降低到了2000年的3200万人。这一阶段的扶贫工作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项目、资金的使用和贫困人口的瞄准方面仍然存在一定问题。随着贫困政策的不断细化以及群众监督权力的加强，上述这些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城乡差距不断加大，甚至农村内部已经贫富悬殊，这种收入差距格局的出现，对中国新世纪扶贫开发工作提出新的挑战。

4.2001—2012年：村级扶贫推进阶段。村级扶贫推进是中国对扶贫开发政策新的调整。2000年年底，有近一半的贫困人口并不在贫困县的范围之内，由于国家的政策限定，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口无法获得国家的扶贫资金支持。因此，要解决我国的贫困问题，必须将非贫困县的贫困人口也纳入扶贫政策的覆盖范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首次提出要“以贫困乡村为基础”，将扶贫开发的具体措施落实到贫困乡村一级。随后，国家确立了14.8万个贫困村，覆盖了全国约76%的贫困人口。以村为单位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有效解决了前期以县为单位所造成的扶贫资金分散问题，结合东西部协作扶贫等多种开发式扶贫方式逐渐帮助贫困人群摆脱贫困，是国家这一阶段减贫行动的主要途径。当时政府主要从扶贫对象聚焦、扶贫资金增效、扶贫方式优化和扶贫主体多元四个方面改进了农村扶贫的方式和策略。

村级扶贫推进政策是中国21世纪减贫的伟大尝试，它以贫困村为主要工作载体，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重点改善影响农民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条件，培育优势产业，加快产业发展，显著提高贫困地区的人口素质。在取得这些成果的同时，中国贫困人口分布也发生了变化。2012年，在国家确定的贫困县当中，收入低于国家扶贫标准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4.4%，在国家确定的14.8万个贫困村当中，绝对贫困和低收入人口数量仅占总人口数量的三成左右[8]。但随着反贫困工作的不断深化，贫困人口的分散以及致贫原因的日趋复杂，以贫困村为基本单元，以村级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为目标的村级扶贫推进方式不再适合中国减贫的现实情况。因此，习近平2013年提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要求，中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开始从村级扶贫向瞄准扶贫对象的精准扶贫方向转变。

5.2013年至今：精准扶贫阶段。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奋斗目标，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解决我国现有的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但是，经过多轮的扶贫攻坚工作，“入之愈深，其进愈难”，剩下的大多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有些地方的扶贫政策不少，获得的扶贫资金也不少，但实际效果不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扶贫对象的精准性、因贫施策的科学性不够。2013年，习近平在湖南湘西考察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理念。精准扶贫的核心要义在于“因地制宜、因人因户因村施策”，以有效解决贫困农户分散、致贫原因不一的问题。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出发，把“扶贫攻坚”改成“脱贫攻坚”，提出要“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到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同年11月，习近平提出，“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大任务。”“脱贫攻坚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将摆脱贫困作为了2020年之前必须完成的任务，表明了摆脱贫困的决心。同年，《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出台，全面部署了“十三五”期间中国的脱贫攻坚工作。为了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央提出“六个精准”的基本要求与“五个一批”的主要途径。随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保障脱贫攻坚目标的稳步实现。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不懈努力，贫困发生率由2012年的10.2%下降至2016年的4.5%;贫困人口由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至2016年的4335万人，累计减少5564万人，平均每年减少1391万人[9]。贫困人口的大量减少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中国减贫的基本经验

经过70年的减贫探索，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经验基本形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制度优势与政治优势相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减贫方面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坚定不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为消除贫困提供了根本保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摆脱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0]在减贫过程中发挥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优势是中国减贫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法宝。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解决贫困问题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在长期扶贫开发过程中，大批党员干部深入贫困地区访贫问苦，克服各种困难，帮助贫困群众解决生产生活问题，推进切实可行的扶贫项目，帮助贫困农户脱贫致富。中国的减贫成就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

2.坚持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为了消除贫困，中国政府主导扶贫资源的组织和动员，主导减贫政策和策略的制定，主导扶贫项目的实施和扶贫资金的分配。同时，建立减贫工作机制，健全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管理体制，确立减贫考评体系，引导贫困地区领导干部把工作重点放在扶贫开发上。充分利用体制的力量，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进行扶贫，政府在扶贫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中国政府广泛动员和调动社会民间组织、公益组织、社会公众、农民合作社、企业等各方面力量参与到减贫工作中来，建立了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有力地推动了扶贫开发工作的开展。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减贫模式，凝聚多元主体力量、协同多种运行机制、整合多方资源优势，调动全党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帮助困难群众以及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成为中国减贫实践的重要经验。

3.坚持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相结合。要有效解决我国的贫困问题，如期实现减贫目标，必须进行科学的精心谋划和顶层设计。不同贫困群体、不同贫困地区的致贫原因是多样的，要想取得良好减贫效果，各地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进行探索。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扶贫工作机构，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减贫政策文件，其中重要的文件有《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等，这些文件构成了一个完整、系统的政策体系，对不同时期的减贫工作进行系统的顶层设计，推动中国减贫事业不断发展。同時，我国各地方政府和基层困难群众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大胆探索，使扶贫政策落地生根。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减贫工作中，把顶层设计和地方探索结合起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体现了地方政府和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

4.坚持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相结合。开发式扶贫是能够实现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贫困地区在政府主导下，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对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逐步增强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开发式扶贫的要义是鼓励和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通过发展生产、增强自我发展能力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发展是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扶贫开发工作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注重提高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区域发展的内生动力。与此同时，政府还为无法依靠自身力量摆脱贫困的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兜底作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指出：“实行扶贫开发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效衔接，把扶贫开发作为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把社会保障作为解决温饱问题的基本手段。”中国在减贫实践中实现社会保障与扶贫开发的有效衔接，既保障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又增强了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

5.坚持发展生产与保护生态相结合。产业扶贫承担着贫困户的“造血”功能，是中国减贫的根本途径。没有产业的支撑，就难以实现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没有产业的发展，也就不能真正带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中国在减贫过程中注重发挥贫困地区的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优化经济结构，建立贫困地区的产业体系，增加生产性就业机会，增加贫困地区居民收入，实现贫困地区经济的内源式发展，促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但是，中国的贫困地区大多生态脆弱、自然环境恶劣。据统计，中国贫困人口有95%分布在生态环境脆弱的“老少边穷”地区，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具有高度的重合度。因此，在减贫过程中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一定要建立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之上，坚决反对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牺牲生态环境的发展方式。中国在减贫过程中，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调整贫困地区产业结构，大力培育生态产业，加大对扶贫项目的环境评估，加强对减贫行动主体的生态教育和技能培训，提升贫困人口绿色发展能力。

6.坚持外源式扶贫与内源式脱贫相结合。外源式扶贫主要依靠外部力量来推动贫困地区的发展，内源式脱贫注重调动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通过内因和外因的相互作用，推动贫困人口减贫脱贫。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消除贫困，全党全社会为贫困地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给予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定的帮持是必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贫困人口自身的努力，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实现脱贫目标。所以，中国在减贫过程中，注重扶“志”和扶“智”相结合，通过对贫困人口的教育和培训，不断激发其进取精神和内生动力，实现自主脱贫;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鼓励贫困地区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探索产业发展之路，实现区域内的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在减贫实践中，把外源式帮扶与内源式脱贫结合起来，是保障中国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关键。

中国减贫行动形成了减贫发展的“中国经验”，探索出减贫发展的“中国模式”，创造了减贫发展的“中国奇迹”，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

三、中国减贫的重要意义

消除贫困，是全世界共同的使命，中国始终秉承大国责任和担当，持续关注和支持国际减贫事业的发展。中国持续不断推进减贫事业并取得巨大成就，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减贫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彰显了中国制度优势。中国减贫取得的成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一是中国减贫行动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贫困治理理论和方法。中国减贫行动从“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从“大水漫灌”扶贫向“精准滴灌”模式转变，扶贫模式变化的背后有科学理论的指导。二是中国减贫行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强调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把提高贫困群体的经济收入、促进贫困群体摆脱贫困、实现自我发展作为重要目标。三是中国减贫行动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中国集中全社会力量开展大规模减贫行动。中国政府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减贫中的榜样作用和先锋作用，激发市场主体在减贫中的活力，调动社会组织在减贫中的积极性，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2.提升了中国国际形象。中国的减贫成就得到了全世界的高度认可，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推动全球减贫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为关键的推动作用。目前世界贫困人口多分布于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减贫的成功经验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能够帮助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减轻贫困，甚至对一些发达国家的反贫困工作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联合国粮农组织经济与社会发展署负责人乔莫·桑德拉姆说：“中国经验值得学习，我们也希望中国将经验推广到世界，帮助更多国家摆脱贫困。”

中国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交流合作的过程中，始终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享中国减贫经验，促进其他发展中国家尽快摆脱贫困，从而推动全球减贫事业的发展。中国一直积极承担世界减贫发展的责任，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中国减贫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提升了中国在减贫发展方面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中国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减贫合作与交流，展示了中国对于世界减贫发展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3.丰富了世界减贫方案。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减贫特别是消除绝对贫困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丰富的减贫经验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中国政府在减贫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科学发展，创造了政府主导、社会动员，因地制宜、综合治理，立足发展、坚持开发，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等成功经验，使中国真正成为全球减贫成效最顯著的国家，中国的减贫成就和减贫经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和广泛认可。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把扶贫开发作为国家重要目标和任务，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不断完善减贫战略和政策体系，创造了中国特色的减贫机制和模式，为世界减贫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交流减贫经验，推动和深化国际减贫合作，积极承担国际减贫责任，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4.推动了国际减贫进程。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经过70年的减贫实践，减贫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效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改革开放以来，贫困地区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中国已经有7亿多人脱贫，是消除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2015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认为，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全球在消除极端贫困领域所取得的成绩主要归功于中国”，“如果没有中国的减贫成就，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目标就难以实现。”[11]中国确立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国实现全面小康将会大大缩减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实现的进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把扶贫开发摆上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理念，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这是中国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也是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国减贫取得的巨大成就，推进了国际减贫事业的发展，加快了国际减贫进程。

5.创新了国际减贫理论。20世纪以来，贫困问题越来越引起全世界的关注，相关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贫困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减贫理论和实践方案，国际上有关贫困问题的理论逐渐丰富。从20世纪50年代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和“大推进”理论，到90年代阿玛蒂亚·森的“权利和能力贫困”理论，国际减贫理论经历了从经济范式到社会文化范式的转变，从宏观理论范式到微观理论范式的转变，从制度范式到权利、素质范式的转变。中国减贫理论中内源式扶贫、开发式扶贫、精准扶贫、合力扶贫、制度扶贫等理论，对消除贫困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这些理论中，精准扶贫理论为中国进入新时代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重要指导，它系统地回答了扶贫开发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科学地提出了“六个精准”的要求和“五个一批”的策略。中国减贫理论是对中国减贫实践经验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中国减贫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国际贫困治理理论，对世界上广大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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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云龙.中国减贫行动具有重大国际意义[N].光明日报，2016-10-19.

【责任编辑：宇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