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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陈奂生上城》的一则轶闻

2019-12-10陈大康

世纪 2019年6期
关键词:住宿费长天金牛

陈大康

我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时,曾聘请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赵长天先生任兼职教授。聘任仪式后,赵长天先生发表关于文学创作与评论的演讲,其中提到高晓声先生的《陈奂生上城》发表后关于主题讨论的一则趣闻,引起了听众极大兴趣。

关于《陈奂生上城》的主题众说纷纭

赵长天先生告诉我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贫困面貌开始改变,在描写这一重大历史性转变的作品中,发表较早的《陈奂生上城》问世后即受到关注,它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来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作品受到评论家们的关注,但小说的主题却被议论出许多种,如“揭示了‘新时期之后中国农村社会分化的现实”,“暴露城乡经济差异及其伴生的收入和身份问题”,或是“表现了农民从农村到城市的现代化之路”等等。激烈的争论使小说的主题云遮雾罩,游移不定,令人无所适从。这可难倒了语文老师们,在课堂上该如何训练同学们归纳主题呢?

就在这时,高晓声来到了上海,意见分歧的评论家们自然要拉住他谈谈作品的主题,这次座谈会正是由赵长天先生主持的。会上,评论家直截了当地询问高晓声,《陈奂生上城》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大家都屏息静气地等待,不知谁的意见正与作者的意图相符可以胜出。可是谁也没料到,高晓声的回答竟是:“主题?没想过这个问题。”评论家们闻言一愣,很快又表示理解,因为作家都比较感性,可能确实没考虑过这类较抽象的问题。于是又有人换了个角度询问:“那你为什么要写这篇小说呢?”可是高晓声的回答又使评论家们一愣,他说是因为“好玩”才写这篇小说的。仅凭这可归纳不出什么主题,冷场了一会后又有人问:“写这篇小说究竟好玩在哪里?”

高晓声先生本人揭秘创作冲动

接下来的座谈会变成了高晓声的主讲,他介绍了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让大家体会究竟“好玩”在哪里。

时间回到了1979年。自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遣送到武进农村“劳动改造”以来,高晓声已当了二十多年的农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高晓声获得改正,但未能立即回城重当专业作家,在那段日子里,他的身份仍是农民。就在这时,高晓声收到来自四川某高校的来信,邀请他前去讲学。邀请方知道高晓声此时经济较为窘迫,在信中明确讲清楚交通费、伙食费等诸项支出都由他们承担。高晓声收到信后很激动,自己沉寂了二十多年,学界并没有忘记自己,这也是他改正后收到的第一封邀请函。激动之余,高晓声又仔细阅读邀请函,突然有了惊人的发现:信中并没说明住宿费由谁承担。既然已具体开列了诸项费用,那么不在其间的住宿费应该是自己承担了。高晓声开始犹豫了,住宿费会是多少不清楚,靠自己那点经济实力恐怕没有能力承担,他甚至想谢绝邀请。后来转念一想,外界没人知道自己仅仅是因纠结于住宿费的支出,不得已而谢绝,大家肯定会留下高晓声这个人请不动的印象。改正后第一次亮相便是如此,这会在学界产生怎样的影响?高晓声反复考虑后,最后下了决心:去!

高晓声来到成都,邀请方接站后将他送到金牛宾馆休息。这是四川最好的宾馆,它占地630余亩,不久前刚由邓小平亲自题写馆名,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以及外国元首金日成、西哈努克等人到成都,都是在这里下榻,因此它被称为四川的国宾馆。抵达金牛宾馆后,仍然还是农民的高晓声就被园亭楼阁的气势震住了,他没有被尊为“国宾”的兴奋,反而更纠结于住宿费的支出。后来他偷偷地打听了房价,不由得又是一阵震撼:怎么住一个晚上就得花这么多钱,自己得用多少日子去挣那些工分?他心里感到非常不平衡,回到房间后就有了些冲抵不平衡感的举动。

当然,后来误会解释清楚了,邀请方知道高晓声目前还是农民,压根没想过要让他承担住宿费,他们只是工作上出现了疏忽,也没想到这疏忽会给受邀者造成这么大的压力。高晓声心中的石头落地,这时他开始反思:“自己还是个有文化的人,在房间里却做出了那些冲抵不平衡感的举动,如果一个农民住进了金牛宾馆,他又会有怎样想法和举动呢?”高晓声产生了创作冲动,他决定写这样一篇小说,而作品中的农民主人公,就取名叫陈奂生。

高晓声告诉在座的评论家们,他动笔后很快就卡住了,因为找不到合乎逻辑的理由让陈奂生住进金牛宾馆;换成一般的宾馆,情况依然如此,陈奂生也不愿意去花这个冤枉钱。高晓声想来想去,最后不得已选定了县招待所,它的档次最低,已经不能再降了。从情节安排上看,住县招待所比不上住金牛宾馆那样刺激,但一个晚上要花费五元钱,对农民来说仍然够心疼的,这样写来效果也不会很差。不过要让一个农民自费住进县招待所也得有个理由,需要有铺垫性的描写。于是高晓声先设计个情节,让陈奂生进县城去卖油绳;又设计个情节,没戴帽子的陈奂生被冷风一吹,受凉发病了;再设计个情节,县委吴书记看到睡倒在车站的陈奂生,在一番治疗后,当他还稀里糊涂时,用车将他直接送进了县招待所。高晓声告诉大家,设计这么多情节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将陈奂生送进县招待所。一旦送进了县招待所,下面就好写了,因为陈奂生所做的那些冲抵不平衡感的事,自己在金牛宾馆都干过。

正是这次关于主题的无结果讨论导致了文艺理论教材的重要改动

评论家们听到了闻所未闻的故事,他们真没想到,作家的创作冲动竟然是源于这段几乎有点离奇的经历。介绍了自己的创作过程后,高晓声便问大家:“你们说好玩不好玩?”大家都说“好玩”。高晓声又问:“我已经说完了,现在你们谁能告诉我,我这篇小说的主题究竟是什么?”评论家们可没办法根据作家的这段经历归纳出什么主题,他们面面相觑,一言不发,散会。

《陈奂生上城》发表后,高晓声曾多次被问及作品的主题,不胜其烦的他后来还特地写了篇《且说陈奂生》作回应。他写道,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生就在接受归纳主题即中心思想的训练,多年的灌输使之形成了思维定势,“我们就是这样接受文学的启蒙的,就是这样被培养起来的”。高晓声根据创作实践经验写道:“所谓作品的主题思想, 对于作家的创作来说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创作实践证明作家只能忠实于生活而不能忠实于预定的概念”,评论家们关于主题的讨论还被他视为“让生活穿小鞋”,高晓声在文中还提出,“一个作家的作品,不一定都有明确的主题思想”。近二十年来,文艺理论教材都不再谈论主题,而强化了对“意蕴”的论述,正是当年像《陈奂生上城》这一类作品关于主题的无结果讨论,导致了文艺理论教材的重要改动。

高晓声在上海座谈会上的这次发言,是他对作品主题看法的生动注释,但至今未有相关记载,人们一般都不知道,那篇名作的诞生,竟与成都的金牛宾馆有着莫大的关系。高晓声先生仙逝已二十年,赵长天先生也于六年前病逝,恐此则轶闻湮没于历史长河,故追录赵长天先生当年对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师生的演讲于此。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章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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