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端

在教会学校搞学运

1937年夏，我还在上海中西女中求学时，有一天学校通知我，代表海涵堂（相当于青年会）去八仙桥青年会开会。主持会议的是沪江大学的学生俞沛文（曾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他倡议各教會学校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全市性的学生组织。不久，成立了“上海基督教学校团体联合会”（下简称“上海联”）。这是一个由党领导控制、以灰色面貌在学生界开展活动的组织，我是七名执委之一。也许看我表现积极，并得悉我有意前往延安，“上海联”中的党员告诉我，可以帮我找到党。于是我在1939年实现了入党的愿望。

这一年我考进上海圣约翰大学。当时“约大”的地下党组织，由莫振球（曾任刘宁一秘书）负责，同我常在一起活动的，还有赵家梁（曾任李富春秘书）、李肇基、施惠珍、毕玲（吴学谦夫人）、陈秀霞（著名教育家陈鹤琴之女）等。其中李肇基最为坎坷。他曾是“约大”地下党活跃分子，虽出身资本家家庭，但革命意志坚强，多才多艺，又善于联系群众。当日军对我后方进行残酷清乡时，他被调往江北根据地从事敌后工作。因当地条件恶劣，他染上重病，为了治病，又因交通受阻，不得已辗转上海与重庆，以至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外交部新闻司工作，但迟迟未能恢复党籍。后去参加万隆会议中，遭国民党特务暗害成为烈士。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因为多种原因，在他牺牲三十余年后才被追认为中共党员。

以宗教的名义传播进步思想

“约大”是教会大学，校长是洋人，这对地下党组织开展活动，多少有点有利因素。我们先是组织了以党员和积极分子为核心，全校性的“大学基督教学生团契联合会（Unive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简称UCF）”，再由党员带领，按不同爱好，组成多个小团契。有了这个名正言顺的组织，我们就通过举办“慈善市场”（Charity Bazar）、“学普通话社团（Mandarin Club）”等多种方式，宣传党的方针，争取团结群众加入抗日的行列。其中很有影响的一项活动，就是“一九团”和“上海书屋”。

1940年暑假，在“约大”举办了一次四个教会大学合办的夏令营。因为办得很成功，结束时大家舍不得离去，有人提议要建立一个经常联络的机制，于是就产生了由十九人组成的“一九团”。表面上是宣讲圣经故事，利用合法的宗教魅力吸引青年人参加，实际上是地下党组织借此传播进步思想，鼓励群众反抗压迫，争取自由。“一九团”起初由我负责，不久我另有任务，转交给由我发展入党的夏孟英掌管。也许得力于她出色的组织能力，“一九团”不仅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所开展的活动也越来越多样。不少青年经过“一九团”的磨练，提高了觉悟和能力，在毕业离校的“一九团”成员中，几乎有一半都入了党，这无异为党培养和输送了有为人才。

不仅如此，“一九团”还在资金上为党作出了贡献。大约在1946年，大家集资在戈登路美琪大戏院附近盘下一个店面，开办了抗日胜利后上海最早的一家进步书店——“上海书屋”。“书屋”除销售进步书刊外，还通过从解放区过来住在我家的梅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译者、后任国家广播事业局局长），以及徐迈进（曾任国务院二办副主任）等朋友，得到诸如《兄妹开荒》等在延安的出版物，还有《新音乐》《时代学生》等进步杂志。为配合在兰心大戏院演出《黄河大合唱》，“书屋”发动和慰劳印刷厂工人，加快出版《黄河大合唱》曲谱和歌词，大大提高了宣传效果。“上海书屋”经营近两年，其盈利以及国共谈判破裂后停业的变卖资金，都成为上海地下党组织经济来源的补充。

我在“约大”做了三年地下党工作之后，于1942年被调往中共上海教会大学工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扩大为大学工委，又称学分委，由金瓯卜（后成为我老伴）任书记，莫振球和我为委员。我先后负责联系的大学，除约大外，还包括交通大学、 震旦大学、大同大学、上海医学院，以及东吴大学、同德医学院、南通农学院等校。当时，除了要做学生的工作，还注意对大学中知名的知识分子做统战工作。例如，当年在“约大”，编辑著名期刊《西风》的教授黄嘉音和黄嘉德两兄弟，就同我们有很多接触。我们还鼓励党员和进步学生，了解和关心教师。有些自助性活动，如协助困难同学自办食堂，集资设立消费合作社，组织医学院开办社会义诊等等，都尽量去争取开明教师的支持。总之，当年上海的学运，利用大学这个平台，把传播我党的影响，同宣传抗日救亡，团结群众，服务社会结合起来，发挥了较好的效果，这一段历史，值得后人加以传承和弘扬。

（作者为译林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

责任编辑 崖丽娟 王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