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越明

去年12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一百位各界人士以“改革先锋”的光荣称号获得表彰。其中，澳门仅有一位上榜者，即已故的马万祺先生。他被誉为“率先到内地投资的澳门著名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对澳门历史所知有限的人，对马万祺或许不太了解。他不仅在中年和晚年，对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奉献了心力，而且青年时期就热忱追随中国共产党，在当地为新中国的建立而奔跑和欣喜。

马万祺先生不仅经商有成，而且通文史、精词章，创作了许多吟诵英杰、咏叹时代的诗篇，均已结集出版。据他的哲嗣、澳门中华总商会主席马有礼说：“他喜欢写诗和书法，每有重大事件都会以诗词的形式记录并抒发感情。”由此，本文从马万祺三个时期的三首诗词中各撷一句为题，回溯其重要的人生经历和赤诚的爱国情怀。

“香江有幸会群雄”

马万祺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南岸村，时在1919年12月12日，即农历己未年十月二十一日。因家境殷实，从小他得以接受良好的教育。不幸的是，1934年他在广州南海中学念完初二时，父亲因病猝亡。面对这一重大变故，他不得不放弃升学，改去公民学校、私人教馆拜师求学，两年里打下了国文、史地和会计知识基础。

为了生计，马万祺先到一位父执开设的米行当学徒，从记账做起，随后接触收货发货、掌握行情、报关及联系各地商号，也与客户洽谈买卖。他为人诚恳，做事踏实，很快在同业中赢得声誉，也具备独立创业的能力。经好友建议，马万祺托人打听了上海的食糖市场行情，结合珠三角地区盛产甘蔗的条件，果断地购置制糖设备，聘请技术工人，在珠江边上开办了小型的广大糖厂。这一年，他才18岁。

可是，正当马万祺的生意稳步发展时，日寇侵华的铁蹄一路从北到南，践踏到华南地区。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他放弃店铺和厂房，带着家人暂避乡下，然后远走香港，尝尽被迫背井离乡的滋味。虽然他和香港友人合作，先后开办永裕昌行、泰生行，经营粮油进出口生意，很快站稳了脚跟，但好景不长，随着日寇不再顾忌英国势力，军舰常到附近巡弋，甚至炮击驶往内地的船只，他不得不未雨绸缪，到葡萄牙管治的澳门寻找机会。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事爆发后不久，香港被日军攻陷。马万祺在港的生意损失不小，好在之前他已移居澳门，构建了新的事业平台。

马万祺在澳门一面扩大经营范围，与友人合资开办大丰银号、恒记公司并任总监督、总经理；一面参与社会公益，向同善堂、镜湖医院和内地的战时儿童教养院等捐款，受到商界及社会的敬重。

30年代末，马万祺患了肺病，到南华医社请医术高明的柯麟医生诊治。在治病的过程中，他们成了心心相印的莫逆之交。柯麟原名柯辉萼，生于广东省海丰县，1926年加入中共，曾为特科成员，在上海从事隐秘战线的斗争，后获派赴厦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1935年秋经潘汉年建议迁居澳门，以开家庭诊所为业，负责联系和照拂正在养疴的叶挺将军。他直接受命于党中央，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的联系，但凡有机会也关心和引导社会人士（鲁阳、卓大宏、南草、梁志瑗：《柯麟传》，澳门国际名家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99頁）。马万祺视年长十八岁的柯麟为兄长，经常就抗战时局和社会问题向他讨教。后来，柯麟之弟柯正平从香港移居澳门。他也是中共党员，以经营华南药房为掩护从事秘密工作，与马万祺亦一见如故，同气相求。

富于正义感的马万祺，亲历国土沦陷的惨状，身经港澳寄人篱下的束缚，对民族进步和国家命运十分关心，表现出鲜明的进步倾向，正是柯麟团结和依靠的对象。潘汉年听柯麟介绍后，有一次到澳门，专门与马万祺谈了话。从他们口中，马万祺对局势的发展有了清晰认识，对中共的方针和政策也有初步了解。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万祺到香港恢复泰生行，又在澳门与友人合办大华行，都是进出口贸易，与内地的业务联系较多，因而对政治黑暗、官场腐败和百姓困苦有所知晓。尤其是国民党政府挑起内战，尚未休养生息的人民再度陷入战乱，使他极感忧愤。在柯麟引见下，马万祺又相继结识连贯、方方、夏衍、乔冠华、许涤新、梅龚彬、朱慎修、千家驹和萨空了等人。他们有些是中共负责干部，有些是左翼爱国人士，都将马万祺视为自家人。于是，有些事情由马万祺出面较为合适，他们就直接托付他去办。那个时期，除了商界朋友之外，马万祺还有了这个以共产党人为主的朋友圈，引导他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行。

“红旗漫卷全中国”

柯麟要在澳门结交社会人士，增加进步力量，马万祺就向他引荐了何贤等商界友人，希望大家同心协力，为澳门也为国家的未来发挥作用（关振东、陈树荣：《何贤传》，澳门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40页）。马万祺和柯麟，再加上人面较广的何贤，好比一个铁三角，成为壮大澳门社会进步阵营的中坚。

镜湖医院是澳门一所具有慈善性质的平民医院，历史悠久，由该院慈善会值理会管理。为了适应慈善事业的发展，1946年2月的一天，慈善会举行首次代表大会通过修改章程，将值理制改为董事制并选出董事会。既然有了董事会，专职院长的人选就成了关键。柯麟考虑与亲国民党势力争夺这个机构的领导权，便由担任该院慈善会财务部主任的马万祺出面，向董事会主席林炳炎提议请柯麟出任院长（鲁阳、卓大宏、南草、梁志瑗：《柯麟传》，澳门国际名家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06-107页）。由于柯麟此前发起成立医院的西医顾问团，口碑甚好，在董事讨论时获得通过，并争取到澳督的允准。柯麟出任院长后，在马万祺、何贤等人协助下，对医院进行一系列整顿和改革，提升了医疗水平，赢得社会大众的好评。

澳门中华总商会和中华教育会，分别是商人和教师的团体，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早期被一些保守的人士掌控，与时代的变化明显脱节。在柯麟提议下，马万祺和何贤一起做这两个社会团体领导层的工作。对于前者，主要是揭发值理会改选中弄虚作假的弊端，获得澳葡当局有关官员的支持，宣布原有的选举无效，在改选中摒除几个立场顽固的成员，何贤、马万祺分别担任理事长和副理事长。对于后者，马万祺出面敦请正患重病的负责人、圣若瑟中学教导主任陈道根入院治疗，又和柯麟对其进行说服和争取。终于，陈道根确立与落后势力划清界限的立场，将该会印鉴和档案交给马万祺等进步人士，由他们处理会务。

马万祺身在澳门，心系国家，自觉地把自己当作革命队伍的一员，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谢常青撰著的《马万祺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2月版）记述了一桩史事：1948年初，一些爱国反蒋的国民党人士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李济深任主席。李在军界辈分很高，旧部不少，而美国有政客筹划扶持李宗仁取代蒋介石，希望撮合二李合作，特地委托旅美的蔡增基赴港促成。马万祺与蔡增基本是老友，得悉他返国的意图后立刻告知柯麟、朱慎修。他们同去香港向潘汉年、连贯报告，认为这是美方希图分化中国的爱国进步力量，通过游说二李合作，阻挠人民解放战争推进。马万祺表示决不能让这种图谋得逞，他本人愿去做蔡增基的工作，得到大家的赞同。蔡增基抵港后，马万祺和他一起吃饭、喝茶、散步，几度对他坦率地分析国内形势，指出美国希望李济深帮助李宗仁掌握政权的用意，劝说他不要被利用参与此事。蔡增基经过认真思考，觉得马万祺的忠告是对的，后与李济深会晤时虽转达美国方面的设想，但表示他自己并不赞成。李济深表明这是美国人企图操控中国的一厢情愿，他和志同道合者已经决定与中共合作，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新中国。马万祺送蔡增基登机返美前，又劝谕他从爱国的角度看待时局，哪怕保持中立的立场，有机会也可为国家建设效力。

随着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一些新解放的地区开始恢复经济，开展对外贸易。朱慎修在柯麟和柯正平协助下，通过马万祺、何贤等人具体筹划，开辟了山东及苏北与澳门之间的海上运输线，从解放区运出黄豆、花生等土特产到港澳销售，再从港澳向解放区运送急需的各种物资。这条航线的建立，对解放区活跃商业和振兴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一批职工在香港起义，首批十二架飞机北飞投向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但在港澳留下一批雷达和航空器材。马万祺和何贤从柯麟那里获悉国民党方面正派人四处查寻，觉得事关重大时间紧迫，马上通过各种渠道寻找，终于在几天后把这批器材物资装上两艘大马力的拖轮，从澳门驶入珠江内河运抵广州，再北上顺利移交国家航空部门。

经过与澳葡当局据理力争，澳门各界民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和广州解放的大会，终于在当年11月20日隆重举行。柯麟被公推为大会主席，马万祺则担任司仪。当他在台上看着五星红旗飘扬、全场欢声雷动，心情分外激动。在随后解放海南岛和珠海口万山群岛前，他和何贤等人根据柯麟、柯正平的要求，设法购买帝国主义国家禁运的汽油等军用物资，从澳门运进广州，还向其他地区输送了一批批急需的军用物资，为解放广东全境做出了贡献。

“化雨春风临大地”

由于经过十年“文革”的磨难，70年代末举国上下痛定思痛，拨乱反正，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迈出改革开放的步伐。马万祺看到国家出现新的气象，满心欢喜，全力支持。

有一个情节较为人知：1979年4月中旬，马万祺率澳门工商贸易团参加广州出口商品春季交易会，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广州市市长杨尚昆在会见时对他征询：“想在邻近香港、澳门的地方，划出一块土地设立一个经济出口货物特区。马先生，你看是否可以呢？”马万祺爽快回答：“这是一个好主意，我十分赞成。”（黄嘉：《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先生谈改革开放30周年》，载2008年10月9日广州《羊城晚报》）但外界不太知道的是：随后，马万祺偕夫人罗柏心乘机飞抵北京，应港澳事务部门领导廖承志之邀上门做客。廖承志问他：“马先生，前些日子香港有人建议在国家领土上划出一个区，最好是同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在中央政府管辖下，鼓励港澳同胞和华侨回国投资定居。”马万祺高兴地说：“廖公，我以为这个意见很好……”他讲了之前与习仲勋、杨尚昆会晤的情况。廖承志又告知有香港商界人士提出在深圳设立华侨投资区的建議，马万祺说这个设想很不错，深圳和珠海可以考虑设立这样的出口工业特区，而且应早日设立（谢常青：《马万祺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328-329页）。

第二年8月下旬，中央政府批准深圳、珠海等地设立经济特区的规划，马万祺即与老友霍英东、何贤商讨到内地投资的项目，决定在中山县一处有温泉的地方兴建现代化的温泉宾馆。不到两年，第一家中外合资宾馆建成了，社会影响很大，对海外商人来华兴办实业具有示范作用。不久，邓小平视察广东时专程莅临中山温泉宾馆，马万祺和霍英东、柯正平到场迎接并与他交谈，受到很大的鼓励。马万祺又和何贤、卢道和合资组成佛澳发展有限公司，与佛山市政府在当地投资兴建中外合资的璇宫酒店，一年左右完成，楼高十八层，顶层是当时内地第二座旋转餐厅，一时远近闻名，颇有吸引力。

为了支持珠三角地区加快经济发展，马万祺还和何贤、柯正平、霍英东、何鸿燊和陶开裕等集资合作，从事架桥铺路的基础设施建设。约三年时间，先后完成中山的沙口大桥、细滘大桥，顺德的三洪洞大桥、容奇大桥。（谢常青：《马万祺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347页）这四座横跨珠江支流的公路大桥于1984年底竣工后，从广州经佛山、顺德、中山到珠海，不论是人还是车，都无需再摆渡过江，从根本上改善了交通状况。当地政府和民众无不称道，誉之为功德无量的善举。

马万祺少时家庭变故，中辍求学，但后来坚持读书自学，钻研词章，因而热心教育，尊重科学。他在澳门不仅担任数个教育团体的负责人、几所私立中学的董事长，还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商界人士筹办了东亚大学，即今日澳门大学的前身。他和冯景禧、何贤及旅港南海商会总共捐资350万港元，在故乡南海复办南海中学，又筹资复办元甲小学。此外，独资捐建南海人民医院门诊大楼，购置医疗设备和救护车等，并捐资创立南岸老人康乐中心，建造佛山市文化中心，改造佛山足球场等。几十年里，马万祺始终关心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牵挂内地民众的生活和福祉。无论是华东水灾还是汶川地震，他都毫不迟疑地捐出巨款，并发动社团和居民捐款捐物，只要身体健康许可，就亲往灾区了解灾情，谋划下一步的援助物资。他还应培育文学创作人才之需，捐资建造了北京的中华文学基金会会址“文采阁”、合肥的“安徽文采大厦”。

1992年1月，邓小平再度南行视察深圳和珠海特区，沿途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马万祺欣闻此事，对前往采访的记者畅谈学习邓小平谈话的体会：“我认为这一次南巡最重要的是肯定特区的方式是对头的，改革开放是正确的。他这一次来南方的最大目的在此，他认为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改革开放。”他还指出：“如果继续改革开放，珠江三角洲与整个广东省的发展会更快，珠江三角洲最邻近的一个地方就是澳门，这对澳门的进出口贸易是肯定有利的。”（老冠群、谭志强：《邓小平南巡有利港澳发展——专访中国人大常委马万祺》，载1992年3月11日澳门《华澳邮报》）这番话，充分展示了马万祺所拥有的政治觉悟和思想高度。

新中国成立后，马万祺几乎每年都获邀进京参加国庆观礼，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数度参加重要出访或外交礼仪活动，担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亲历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和特别行政区成立的盛大典礼，见证了澳门民众摆脱殖民管治，开始当家做主的欢庆场面。他连续多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当选为第八、九、十、十一届政协副主席。2014年5月26日，他因病在京去世，享年95岁。

说起马万祺先生几十年里的动力，或可用2008年10月9日他在医院病榻上对到访记者说的一句话概括：“身为中国人，能尽自己绵薄之力为祖国做些事，此生无憾。”这句看似平常的话里，饱含着他浓郁的爱国之情。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文史作家）

责任编辑 章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