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秋菊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自1931年起，中、日关系就较为紧张，万宝山事件发生以后，中日情势便急剧恶化，“当时，两国之间未解决的所谓悬案，据说只东北地区便有五十三件之多。”[1]“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处此民族存亡之际，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事务显得尤为重要，其国家之安全实有赖于外交之折冲樽俎及外交人才之冲锋陷阵。但在此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却大量任用从未办理外交事务之军政要人，充任驻外使节，对外交涉。

目前，学界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军政要人充任使节的情形颇有研究，研究既包括对外交官的个体分析，也包括将其看作南京国民政府外交人事的新变化而进行的宏观分析。石源华教授是对外交官进行个案分析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主持的《世界知识》“民国外交人”系列曾发表一系列文章简短地论述这些驻外使节的外交活动。例如，他专门撰文分析了蒋作宾[2]、程天放[3]、杨杰[4]等人的外交事迹，称赞蒋、杨二人为临危受命的“军人外交家”，并对他们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此外毛吉康[5]、关培凤[6]、徐惊奇[7]等人也曾撰文介绍刘文岛、魏道明、邵力子等人的外交经历。在宏观研究方面，山西大学的岳谦厚先生将其与此时期外交官的人事制度结合起来分析，并在其《民国外交官人事机制研究》一书中专设一节探讨此时期外交官的党派结构，经分析他认为国民党政府之所以以党员出任外交官，其实是为了维护国民党的执政地位[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