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敬群

《编辑的光辉宝藏》韩敬群 著北京出版社68.00元2019.8

过眼繁华乱蚁兵，皤然一叟卧王城。

名山已庆通中外，美酒真堪托死生。

谁信打油常恸世，从来秉正不求名。

高山可仰清芬在，无限临风渴慕情。

杨宪益先生的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激起我沉埋已久的诗兴。先生看了我的小诗，稍稍感觉有些意外：现在的年轻人作旧诗的倒不多见；不过，平仄还都不错。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我从古人的集中借来这句诗，表达我对先生的敬仰之情。这并不仅仅因为先生一生辉煌的成就——那本是尽人皆知，无须赘言的——更因为先生博大无边而又亲切可感的精神感召力。两番阅读书稿（先生的英文原稿，我已先睹为快），听先生舒缓从容地叙述自己充满坎坷而又富于传奇的人生经历，似乎是坐在人生的课堂上，听一位文化老人毫无保留、推心置腹地指点评说。

早在少年时代，我就在《人民画报》上看到过先生夫妇切磋译事的大幅照片，后来在《文汇月刊》上读过记录先生浪漫爱情与婚姻的长篇纪实：婚礼上，两位异国母亲初次相逢，忧喜参半，各怀心事。读过先生夫妇译的《葬花词》，还记得他将 “风刀” 译为“biting wind” 的简妙。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在后来的岁月中，还见证过先生大写的人格。我对这位风骨遒劲的老人一直怀着由衷的敬意。

套用今天的时尚话语，杨宪益先生该算得上老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 “另类”。先生出身于官宦富豪人家，从小天分极高，但他 “从来就不是一个好学生”。他的欧洲留学经历看起来更像一段浪游史（流浪汉小说或传奇），与我们经常会读到的勤工俭学史、苦学成材史迥异其趣。1940年，先生从牛津大学毕业时，勉强通过了毕业考试，得了四等，成了 “稀有动物”。先生谐称或者说是自嘲说：“四等生甚至比头等生更难得。” 从他以父亲的美酒喂金鱼，我们看得出他少时促狭顽劣的天性；从他游踪所至总能有良朋相伴，或总能缔结新交上，我们看得出他磁性的亲和力；而从他对一花一草，以及终其一生的对杯中物的喜好，更看得出他对生命、对生活的挚爱。杨宪益先生是京城文化圈内有口皆碑的著名酒徒，黄苗子先生有文曾写道：“吾友杨宪益，沉湎曲蘖，嗜威士忌如命，而赐之以佳名曰‘苏格兰茶’。” 如果一定要从中国当代的文化人中找出与古代的刘伶、王绩等依稀仿佛的人物，我不知道还有谁比杨宪益先生更为合适。

一个真正热爱生命的人，一定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如如来之巨掌，逃无可逃。对于身罹百年忧患的老一辈知识分子，这一点尤其显得触目惊心。杨先生的文字平淡从容，奇闻趣事，不择地而出，似乎忧愁痛苦都已被蒸发干净。然而从先生不经意的寥寥数笔中，我们轻易就能掀开人生苦难的一角。先生惟一的儿子，在他入狱期间，患了轻度精神病，后因病情加重，先生将他送到英国治疗。后来，儿子在那里买了汽油自焚，葬身火海。对于先生，还能有什么比这更为惨烈的打击？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罹百忧；醉乡路稳宜频至，他处不堪行。所谓幽默，不过是应对人生苦难的一剂药方罢了。我读到先生狱中四年的经历，尤其深有感喟。先生将最无人性的地方写成了最具人性的所在：从刚入狱时与酒徒室友的问答，到年轻犯人以木刺为针、绣成松树图的巧慧，无处不可见到生命力的倔强。狱中四年这几章，是先生生命中最黑暗的岁月，却也是全书最华彩的篇章之一。我不嫌牵强，忍不住想将这几章与德拉邦特的名片《肖申克的救赎》相比。

这样写下去，似乎有将先生写成超然世事的名士的危险。其实，综观先生一生，爱国、追求真理、与时俱进从来就是他生命的一条主线。先生少年时喜读爱国志士，如意大利马志尼等人的传记，痛恨列强侵略；在留学英伦期间，他把很多时间都花在组织抗日宣传活动、编辑爱国刊物上；在他毕业时，祖国正陷于炮火之中，朋友们给他提供了继续深造的机会，但他却始终抱定这样的宗旨：“我是中国人，我知道自己必须回中国效力。如果我放弃中国国籍，留在国外，我将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非常羞耻。” 因此他义无反顾，携妻回国。先生本期望 “成为一位历史学家，成为与中国古代史有关的各种问题的权威”，在沉潜冷漠了四年之后，先生又被震醒，出于对国民党中国的灰心和幻灭，他主动地接近中国共产党，接受地下党的领导，有意识地为党做了很多情报工作。作为党的同路人，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先生与党的高层一直保持着很好的联系。1980年，先生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共党员。此后先生因故退出了党的组织，但他始终认为党的问题只是一小部分人的问题。晚年的先生，深居简出，数度迁居，席不暇暖，杨氏沙龙亦无复当年高朋满座、胜客盈门的风雅热闹，但先生仍然一如既往地关注着国计民生，一如既往地为下层百姓鼓呼不平。

“每见是非当表态，偶遭得失莫关心。百年恩怨须臾尽，做个堂堂正正人。”（《自咏》）先生曾有诗如此，自明其志。先生之让人敬重，尤在于他清醒的判断力与坚韧的持守精神。在自传的结尾，先生这样写道：“我无意于写一部政治性的自辩书，因为我对我以前的所作所为并不感到羞耻或遗憾。假如我还能重新活一遍，我还会像以前那样生活。” 作为后来人，我们真应该庆幸有先生这样的前辈作为精神的示范。

关于先生的这部小书，可说的话题真有不少。比如我一直以为中国人不容易写好自传、回忆录一类作品，杨先生这部书让我想到其实问题的关键在对自我是否能有恰如其分的认识。也是在自传的结尾，先生提出了 “诚实和公平” 两个原则，并特别指出希望自己的自传能 “免除那种自恋癖和自我吹嘘的不良倾向”。我提示关注自传写作问题的有心人，能留意一下先生的这段文字。

周济的《介存斋论词杂著》中以这样一段话来比附词章的风格：“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 严妆淡妆，均不免有意，不似粗服乱头纯出自然，所以品格高出一等。先生的文字正是这种粗服乱头、不事修饰、无意讨巧的风格，他的最大诀窍在于无意为文，“只是为了好玩”。大概文章的逸品也只能在这种 “好玩” 的心态下产生吧。先生尤其擅长以寥寥数笔，在不动声色之中发现生活的趣味，刻画人物的性情。辞约意丰，笔简神完，宛有《世说》遗风。比如他写梁宗岱教授、写向毛主席敬酒的那几段文字就是极好的例子。据说90高龄的杨绛先生是一口气读完这部书的，其他许多人也是如此，足见先生文字的引人入胜。说到先生文字的魅力，不可不提到本书译者的特殊贡献。如果隐去薛鸿时先生的名字，相信有很多人会把这部书看作杨先生的自著而不会有疑心。从这个角度说，薛鸿时先生的译事真是相当高明。

在记叙梁宗岱的故事的那一段的结尾，先生这样写道：“他和我一样都是性情中人。可惜的是，如今像他那样的学者和诗人已是凤毛麟角了。” 这样的话，移以比况先生，最是恰当不过。前辈风流，去今渐远，思之不禁惘然。先生还有兴致约我们小酌呢，敢不从命？

2005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