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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的“牢房”和黑暗的书写

2019-12-06王亚惠

南方文坛 2019年6期
关键词:牢房路遥毛主席

王亚惠

路遥在写完《平凡的世界》之后,随即又以苦行僧的写作方式写出了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和一般创作随笔不同的是,路遥不单纯从作品本身展开,更着重强调整个创作过程,他唠家常似的,和读者一遍遍展示自己的创作环境和心境。就这样,作品本身被掩饰,创作过程被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可以说,路遥的写作一直在黑暗中进行,黑暗不仅指路遥喜爱在夜晚写作,路遥的整个创作状态也像是在冥冥的黑暗中,他刻意将自己困守于此,让我们感到困惑的是,这不仅和路遥一直标榜的农民身份,而且也和整个历史语境不太融洽。那么,由此而来的一系列问题值得我们去探究,比如:路遥坚持在黑暗中写作的原因是什么?黑暗与文本之间有没有相互的构成关系?放到20世纪80年代整个历史语境中,他所谓的黑暗又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路遥为什么会坚持在黑暗中写作?

翻阅作家的创作谈或日记,就会发现,作家或多或少有一些写作癖好,对创作环境和创作时间有很高要求。鲁迅常在夜晚写作,他不是夜晚客散后,打个盹,起身写作①,就是整夜不睡,写到天亮②;马原认为离开西藏后,小说写作就陷入了失眠状态③;海男喜欢面对黑夜写作,她写作时常常掩上门、合上窗帘④……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外在环境对写作有着重要影响。路遥更是如此。他写作时常常離开西安,选择合适的写作地点。《人生》写于陕北甘泉县招待所,《平凡的世界》先后写于铜川矿务局的煤矿医院、吴起县武装部小窑洞、榆林宾馆。程旸在对创作地点进行考察之后,得出结论“路遥坚持在陕北写作,与他的创作灵感、文学野心和思想感情归宿有极大的关系”⑤。路遥本身就是一个“农民式”的作家,他的勤奋和执着,他对写作和人生的态度,都有着深厚的乡土情结,因此,他选择回到陕北、回到农村写作,也就显得理所应当。相比写作地点而言,路遥对写作时间的痴迷更值得关注。

农民离天地万物最近,他们更遵从万物生长规律,他们常常“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生活、情感节律与大自然的生命节律建立起同构关系”⑥。生长于乡间,深深爱着这片黄土地,就连看到崖上立着一枝粉红色桃花就流泪的路遥,却选择了与之截然相反的生活作息,白天睡觉,晚上写作。这与农民的生活习惯截然相反。他在文章中写道,“工作时间一般在中午到凌晨两点为最佳”⑦。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在凌晨两点到三点左右入睡。有时甚至延伸到四点五点。天亮以后才睡觉的现象也时有发生”⑧。除过路遥的自述外,有很多人回忆,“他创作的时间几乎都是在晚上的,白天休息”⑨。“白天黑夜颠倒了,生活起居规律乱了。”⑩具体的创作状态是这样,“你头发蓬乱,眼角黏红,夜以继日的写作已使你手臂疼得难以抬起”11。“累了,伏案而息;困了,伏案而眠,直到把稿子改完抄好。”12对路遥来说,只要进入写作活动,黑夜与白天已经没有区别,就会感觉到自己完全“处在黑暗之中”,他的写作一直都笼罩在黑暗的暗影中。于是,在黑暗之中写作的路遥,慢慢地也依赖上了黑夜。黑夜中的路遥,思维活跃,进入到只属于自己的创作世界。《平凡的世界》的开头,就是在一个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夜晚构思出来的,黑夜激活和打开了整部小说的创作思路。

在黑夜写作这一习惯,是什么时候养成已无从考证。路遥也说这属于积习难改。不过从现有的资料看,在延安大学读书时的路遥,就已经开始这种颠倒的生活方式。路遥大学舍友白正明回忆道:“熬夜,是他对自己生活的创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正是他最清醒的黄金点,作品就在这时写成。”13同学王双全也说:“晚上十一二点钟了,我看见他在教室里专注地写作或者读书……过了12点钟,我大都退回宿舍酣睡,而他仍然在空旷的教室里。”14大学期间,路遥陆续发表了《优胜红旗》《银花灿灿》《父子俩》等作品。

可见大学时期,路遥就已经有了黑夜读书和写作的习惯,但不能就此推出习惯形成于大学期间。70年代的大学生活,时间上相对充沛,而且延安大学明文规定,“不准学员‘开夜车”15。时间应再往前追溯,我们将时间上溯至1966年,毛主席第七次接见红卫兵时,路遥是其中的一分子,他为此感到骄傲和幸福,接见结束后,“对同来的同学提议:咱们回去后,要脱离‘黑字红卫兵,咱们要另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16。路遥无限崇拜毛主席,不停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并将“听从毛主席指示”作为自己的信仰,他感觉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冲淡了农民身份和由贫穷而带来的自卑。在情感上,路遥很崇拜和感激毛主席,初期就创作出诗歌《赞歌献给毛泽东》(和谷溪合作);在工作习惯上,也效仿毛主席,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时体力下降,他便每天晚饭后爬到山顶,下山后用凉水冲洗身子,他说,“如此极端锻炼身体的方法是过去从少年毛泽东那里受到的启发”17。我们是不是可以据此推测,路遥黑夜写作的习惯,也是在效仿毛主席,“毛泽东晚上办公经常到深夜”18。因此,不仅给毛主席写赞歌,而且效仿毛主席工作习惯的路遥,其创作活动自然也受到毛主席隐在的启发。

由此可看出路遥选择夜晚写作的某些端倪。一方面,夜晚不受人打扰,从外在时间而言,更加安静和自由,《人生》用了二十一天就写完,每天写作十八个小时,路遥在创作札记中说,“写作时喜欢一鼓作气,从始至终保持同样的激情。最怕写作过程中情绪被意外的干扰打断”19。黑夜写作的习惯,让这样持续性、私人化的写作成为可能,也让路遥的小说充满顺畅之感。另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和权力的紧密连接。“黑暗”作为一种密码,和毛主席、斯大林(延安时期路遥的读书书单有《斯大林时代》20,而且斯大林也有夜晚工作的习惯)这些政治家有了连接点。路遥的政治抱负,或者说是权力欲望并没有在政治生涯结束后戛然而止,而是以一种更隐秘的方式存在。路遥的“黑暗”便具有了象征性意味。生性喜欢与人交际、参与意识极强的路遥,却让自己待在一个孤寂的写作环境中。这其中的悖论和张力很值得研究。莫伸对此也有困惑,他说,“这种与众不同的作息方式往往会成为一种拖累,不是需要他适应别人,就是需要别人迁就他”21。但是,莫伸又说,“他有很强的政治观察力,政治把握力和人事掌控力”22。这两句话结合在一起,就可以理解,路遥的掌控力或者说是掌控欲,不允许他去适应平常人,而要求别人迁就他。“黑暗”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他不能动摇的权威的体现。路遥不仅主宰着小说人物的喜怒哀乐,完全沉潜于小说世界之中,而且也以自己写作习惯的特殊性,要求别人迁就自己,路遥婚姻生活的不幸或许就是来源于此。

二、映照在作品之中的黑暗

路遥虽然屡次谈及黑夜,但似乎从未深刻阐释过黑夜。因此,黑夜中写作的路遥,也仅仅只是在黑夜写作而已。这就和克尔凯戈尔的“绝对的黑夜”、帕斯卡尔的“激情之夜”、卡夫卡的“守夜人”、鲁迅的“爱夜的人”、翟永明的“黑夜意识”等有着巨大差别,对路遥而言,黑夜并非超越现实的媒介,而是实实在在的,最为原始意义上的黑夜。

路遥小说中的黑夜,经常作为故事背景存在。《惊心动魄的一幕》中屡屡出现的情景是“在黑暗中”,黑暗的囚室、黑暗的城墙下小路、黑暗的雨夜……这些都将县委书记马延雄笼罩在一团黑暗之中,他被迫处于黑暗,黑暗也慢慢压垮他。最后他英勇献身,避免了两派之间的斗争,阳光也终于洒在马延雄的脸上。这部小说的寓意是黑暗的旧中国已经过去,迎接而来的将是充满光明的新中国,这和路遥崇拜的毛主席的“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有异曲同工之处,毛主席认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有两个选择:“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23毛主席坚信,中国人民会战胜黑夜,取得最终的光明。《惊心动魄的一幕》是路遥写作之路上的第一次重大成功,它不仅发表在大型文学刊物《当代》上,而且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和《当代》文学荣誉奖两个荣誉极高的奖项。这在某种程度上帮助路遥确立了政治与文学相结合的叙述方式。《人生》延续这种叙述方式,小说以高加林被迫从城市回到农村,开始农民生涯的某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开始,最后又以高加林被迫从城市回到农村,重新开始农民生涯的某一个黎明结束。

除了黑暗与光明的双重对立叙述之外,路遥笔下的黑暗也常带有光明的特征。在对黑暗的剖析上,他浅尝辄止,轻易之间就会拐入光明,让黑暗与光明同义。1985年前后,路遥开始创作《平凡的世界》,为了解矿工生活,特意去铜川矿务局实地体验。这一经历让路遥对黑暗的体验有所加深,他看到了黑暗中不断闪现的光亮,黑暗与光明不再有那么明显的对立。据当时在矿务局上班的黄卫平回忆,路遥和工人一起下矿井,爬着行走,有一天,“当他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出井口,像一个老矿工一样坐在金灿灿的阳光下晒太阳的时候,他说了句富有哲学意蕴的话:‘只有在井下生活过的人,才会懂得阳光的价值,才会珍惜阳光下的生活。”24诺瓦利斯曾指出,“矿井其实也是一片黑暗之地”25。矿井的经历给了路遥重新思考黑暗的契机。于是《平凡的世界》中,路遥对黑暗的认识也有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第一部和第二部中,黑夜多用于交代时间变化、抒发情感、揭露人性、反思和发现自我等,到第三部,路遥对黑夜的领悟深厚了些,黑夜被赋予更多更深层的含义。孙少平一步步走入“没有白天和夜晚之分”26的铜城,也是一步步进入黑暗。第一次下井时,孙少平看到的是“一片寂静。一片黑暗……这完全像远离人世间的另一个世界”27。正是缘于这些体验,美好的、光亮的生活距离孙少平很是遥远,他拥有的,只有黑油油的煤堆和无尽的黑夜。这也就可以理解,当受伤的孙少平在医院醒来,第一句话就问金秀太阳有没有出来。长期生活在黑暗之中的孙少平,一直都在渴望阳光。他对金秀说,“秀,还是咱们双水村的太阳好。早晚又圆又红,中午像金子一般黄亮。城里的太阳有时候像蒙了灰尘,模模糊糊”28。孙少平和路遥一样,懂得了阳光的价值,珍惜阳光下的生活。阳光只有在历经黑夜之后,才能真正闪现其光芒和珍贵,但路遥缺乏继续深入的勇气,这就导致结尾缺少对黑夜的审视,变成了一味的逃避和忍耐。《平凡的世界》结尾,当孙少平看镜里的自己时,看到的“不再是血性男儿,完全成了一个胆怯的懦夫”29,于是,他只有逃,只有继续把自己放在煤矿的黑夜里,去接受生活的苦难,反思最后在孙少平回到煤礦戛然而止。重回煤矿的孙少平,抬头能看到太阳的微笑。这样的结局确实“妥协”“禁不起追问”30。

据路遥的弟弟王天乐回忆,路遥对《平凡的世界》结尾进行过修改,“凡是下过井的人,生活在太阳底下就应该知足了。就在那天晚上,路遥提出要改改孙少平的命运”31。路遥在写作初期对孙少平结局的预设我们不得而知,但从王天乐这句话分析,至少与我们现在看到的结局不太一致,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也就是说,孙少平在受伤之后,没有回去煤矿,而是去了大城市。但路遥最后还是退缩了,他意识到某种宿命,孙少平无法摆脱和走出煤矿,就好比自己只能困守在黑暗中一样。最后身体羸弱,戴上墨镜逃离的孙少平,未尝不是路遥对自己的生动写照。

路遥终其一生都生活在苦难中,他的作品也时时显露出深刻的苦难意识。一般而言,苦难能在黑暗中得到消解,得益于黑暗时空“是神秘的、不可言状的、神圣的;是人的灵魂最终欢聚的天堂,只有在那里,人在世界所经历的苦难才会把欢乐点燃,寻找到终极的爱”32。但在路遥这里,黑暗的消解简单容易许多,消解不是由于情感的变化,更多来自必须如此的武断。黑暗成为路遥作品中隐含的政治密码。在谈到路遥的创作时,厚夫说,“由于他在政治上的敏感和看问题的深远,选择的题材都非常‘准确,因此连连获奖,直至名扬天下”33。那么,由《惊心动魄的一幕》开始,路遥找到的趋紧政治的方式就是“黑暗”。但路遥对黑暗的体验不够深入,对苦难的体验也显得平面化,他对社会性的黑暗认识远远不够,他只是阐明黑暗本身,而没有进一步地深入去探索,造成黑暗的根源是什么?所谓的光明究竟意味着什么?黑暗与光明之间有无同构关系?这就使得路遥的作品单薄了很多,小说的结尾也略显仓促和过分道德化。

三、黑暗和80年代文学思潮

路遥在写作《平凡的世界》时,已然知道自己与外在文学界,甚至与外在世界的隔离,可他仍固执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写作,他感到“完全被抛在了一个无人知晓的黑暗的角落里,似乎不仅仅是用古典式的方法工作,而自己也已经变成了一件入土的文物。这间黑暗的作坊就是象征”34。黑暗可以称得上路遥为自己塑造的核心形象。巴什拉说:“每个简单的伟大形象都揭示了一种灵魂的状态。”35那么,路遥一遍遍用“黑暗”又在揭示什么样的灵魂状态?路遥凭借高强度的工作、呕心沥血的写作为大家呈现出一个“夸父”的形象,这就极容易造成一种感觉,那就是在众人都沉睡的黑夜,路遥起身忙碌。截然不同的作息规律、“黑暗”一词的反复出现,加剧了路遥与整个时代、整个人群的“疏离”关系。不过仔细去看这种疏离,会发现,疏离不是由真实情况完成(从已有资料来看,路遥与现实的关系不像他自己所言那般紧张),更多是借由路遥自己絮叨式的重复完成。有意思的是,路遥用黑夜架构起来的“疏离”,却接续上历史的连续性,使他合乎了80年代的历史语境,他在用黑暗制造疏离的同时,黑暗也成为他获得读者和历史认同的重要原因。

我们从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分析,就会发现“黑暗”作为关键词始终存在着,顾彬曾经专门撰文讨论过“黑暗”,他认为“西方和中国的学者对世界文化的‘黑暗的一面仍缺乏彻底的研究”36。五四时期,黑暗不仅仅是自然现象的黑夜,更是作为精神历程的黑夜,它与启蒙、救亡等紧密联系起来;三四十年代的黑夜,或者是用黑夜比拟黑暗的社会现实,从而进行批判;或者用黑夜比拟内心的焦虑与彷徨,黑夜开始有种私人化的倾向;50年代,黑夜则慢慢地又回归到现实层面,夜晚成为反思自我的一个媒介;到了80年代文艺复苏时期,黑夜自然是复苏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黑夜情调成为一代人的最初遭遇和生命底色”,它“探询的是打开文化反思与自我审视的缺口,寻找‘我之为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37。

80年代,“黑暗”的出现是五四浪漫文学传统的微弱回声。处于社会、政治、文化的转型时期,作家们把之前的时代看成“黑暗”,把即将来临的新时代看成“光明”。“在洋溢着爱国之情的太阳礼赞中,我们感受到‘五四文学浪漫主义的底蕴,无论诗人或小说家本人是否是其革命理论的实践者,或者是否称得上蒋光慈所谓真正的‘革命的浪漫蒂克,他们对光明的呼唤有着相同的出发点,即对社会形势与民族命运的忧虑与担心。”3880年代的文学和五四时期一样,黑暗代表着过往的黑暗历史,以及对未来美好光明的期求;同时,由于作家的早期遭遇,黑暗已内化到个人精神内心深处,成为他们过往记忆和经历的表征。在这样的线索中,路遥表面上似乎脱离了80年代的文学思潮,但不能就此认为路遥与80年代的关系是完全疏离的。实际上,路遥与80年代的关系比我们所认为的要紧密得多,甚至路遥才是80年代的“同路人”,而充当“同路人”的主要媒介,就是黑暗的发现和运用。我们发现,路遥之后,不仅以朦胧派诗人为代表的诗人群体把“黑夜”作为了主要意象,先锋派作家也纷纷转向黑暗领域的书写,去洞穿和剖析人的“非人”的遭遇以及人存在的终极意义,王迅将其归纳为是“黑暗写作”39。此后,翟永明的《黑夜的意识》直接将女性意识命名为“黑夜意识”,女性主义者以此举起反抗的标杆,反抗权力的压制,争取女性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可以说,80年代后期又重新接续上已经微弱了的“黑暗”写作传统。

从这个角度出发,会发现路遥的畅销是必然的。从路遥刻意营造的书写形象上,在漆黑夜晚伏案写作这一形象,已根深蒂固地定格在文学史上,并对路遥的阅读与传播起到巨大推动作用。路遥的书写形象和海子极为相似。他们对苦难、山村、黑夜、文学等有着特别痴迷的热爱。在具体写作上,海子同样习惯夜晚写作。海子之死,也像是对文学的献祭。海子卧轨自杀后不久,西川预言“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40。而这种神话的主要形成,是借助于海子的死亡以及对文学的痴迷。路遥同样也是如此,我们去看纪念路遥的许多文章,多谈及路遥的个人形象,仿佛是文学夺去了路遥性命,而非家族性遗传病。这是很值得去注意的。特别是90年代出现的“人文精神危机”之后,作家与经济、商业、世俗开始合流,作家本身的纯粹精英形象遭到逐步瓦解。于是,路遥这样高强度的工作、呕心沥血的写作形象,代表的是处处充斥着“理想主义的情怀”41,人人都“对文学很虔诚”42的80年代情景,它契合了人们对于纯正文学精神的追寻,也成为人们集体怀念80年代新启蒙文学的表征。其次,路遥的作品虽然在写黑暗,但他更加强调黑暗中的光明;虽然是在写人生当中的歧路,但更重要的是如何避免這些歧路。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路遥的作品就是信念,给他们“增添了一层希望的亮色和奋斗的力量”43。面临黑暗并不可怕,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经历黑暗,关键是我们要能够从黑暗中找到光明,要能让我们的苦难变得有意义。虽然路遥缺乏形而上的思考和对人生哲学困境的把握,但路遥的黑暗,是更能触及普通大众的黑暗,是更为实在具体的黑暗。这种黑暗代表着人群上的被隔离、体力上的超负荷、意识上的被抛弃……我们也可以称之为马尔科姆·考利所言的“流放者”,是一种无根、无所依附的状态,而这一状态和80年代的青年状态极为相似。他们就是处在这样的黑暗中彷徨摸索,他们仿佛是被历史遗弃掉的一群人,路遥不仅充当着他们的代言人,而且“黑暗中的光”,也是他们对新生活的追求。最后,也是容易忽略的一点,路遥所书写的黑暗,是对毛主席文学遗产的认同。路遥极为崇拜毛主席,他不仅效仿毛主席的工作习惯(比如上文提到的爬山用凉水洗澡、黑夜写作的习惯),也一直坚持书写毛主席所言的“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这一历史必然趋势。正由于此,他认为“不能轻易地被一种文学风潮席卷而去”44,而要“立足于本土的历史文化,在此基础上产生真正属于自己民族的创造性文学成果”45。这样,农村题材和现实主义构成他小说的主体。路遥用黑暗接续上毛主席所代表着的文学遗产,这种文学遗产更隐秘,也更权威,黑暗是必须要经历的过程,但黑暗终究会过去,黎明才是我们追求的最后结果。黑暗成功续接上以毛主席思想为纲领的“十七年文学”传统,并以隐秘而讨巧的方式,讲述成青年人如何冲突历史和自身因袭的黑暗,进而寻找到光明的出路问题。

结语

“黑暗”是全方位认识路遥的重要元素。路遥坚持在黑夜写作,借黑暗塑造神圣形象,写作不是为荣誉、金钱,写作可以不顾及身体、亲人,写作纯粹地就是为了写作本身。这种外在形象的塑造,极易造成一种仪式感,而仪式本身,也加剧了路遥的被认可和被接受。于此,路遥的影响也就不仅仅止于文学,更多在于其仪式背后所传达的精神力量。另外,路遥作品中的黑暗始终只是作为功能意义上的黑暗,未能由现实黑暗深入到整个社会的黑暗,甚至人心的黑暗,他仅仅将黑暗作为光明的对立面和隐秘的政治密码而存在。这样书写黑暗的方式,更能贴近普通读者,能同他们沉潜于现实黑暗之中,一同追求黎明,特别是在80年代的整个历史语境中,黑暗正好契合了缺乏信仰的一代人对精神的追寻、对信仰重新审视的需求。黑暗是这一代人的历史底色,路遥不仅将之平浅地抒写出来,更找寻到看似光明的路途。这种合乎主流的叙述,为他赢得很多读者,但同时,也让他的作品缺乏了深广度。这是路遥的遗憾,也是历史的遗憾。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1931—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第1137页。

②许广平:《欣慰的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第83页。

③张英:《文学人生——作家访谈录》,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第104页。

④海男:《光阴的魔咒》,海峡书局,2016,第6页。

⑤程旸:《写在陕北——对路遥小说创作地点及题目的考察和反思》,《文艺研究》2018年第7期。

⑥王文新:《丰子恺插图艺术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34页。

⑦⑧1719344445路遥:《路遥文集 第二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395、1、72、395、61、11、13页。

⑨⑩2122申晓编:《守望路遥——六十位著名作家讲述路遥身后的故事》,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第5、77、47、46页。

1113243143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第131、54、66、194、252页。

1220王刚:《路遥年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第152、67页。

141516张艳茜:《平凡世界里的路遥》,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第167、167、71页。

18范建军编:《从上海到南京 红色中国环形寻访录》,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第51页。

2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26页。

25刘小枫编,林克等译:《大革命与诗化小说——诺瓦利斯选集一》,华夏出版社,2008,第77页。

26272829路遥:《路遥文集 第五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3、30、450、472页。

30程光炜、杨庆祥编:《重读路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248页。

32芦力军:《德国古典浪漫主义的梦幻之歌——评诺瓦利斯〈夜之颂〉中的超验意境》,《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33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第45页。

35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第76页。

36沃尔夫冈·顾彬,赵洁:《黑夜意识和女性的(自我)毁灭——评现代中国的黑暗理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8期。

37周俊锋:《20世纪80年代末诗歌“黑夜”意象群的镜像解读》,《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1期。

38王敏:《现代时间意识的确立与困境——论1920年代文学中的黑夜意象》,《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2期。

39王迅:《极限叙事与黑暗写作——以麦家和残雪的小说为考察对象》,《文艺研究》2014年第4期。

40西川编:《海子诗全编》,三联书店,1997,第6页。

4142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2006,第136、73页。

(王亞惠,西北大学文学院。本文系陕西省科技厅项目“科技文化融合视域下陕西红色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8KRM067;陕西省教育厅项目“陕西当代作家方言情结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JK0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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