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小说创作的人民美学倾向

2019-12-06刘鑫

南方文坛 2019年6期

从《惊心动魄的一幕》开始，路遥的小说总在平凡的阅读视野里，出人意料地刷新青年读者的文学期待。非同寻常，囊括“改革先锋”的褒奖，路遥的创作得到“国家认同”的历史新高，再次刷新文坛热度，“路遥”“小说”与“改革”三者间的话语留白正成为亟须阐释的文学问题。当然，路遥的小说创作何以能够产生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这不仅是小说自身的学理问题，更关乎小说创作作为精神文化实践方式的美学问题。作为学理问题，权衡小说的方法多是从作品中解剖出诸如人物、情节、结构、辞章、叙述等构成要件，逐一对照其在作家妙笔生辉的技艺下形态万千的美学风情。但是，即使这些“要件”能在文本内部获得自洽性完善，倘若缺少创作精神的人民性倾向，或许终不能形成公认的文学品性。在真正优秀的作家中，“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①。对于优秀作家的创作倾向进行评价时，路遥认为，“首先要懂得生活——历史的、现实的生活，这是一切艺术批评的根基。……批评首先是准确可信的，然后才能谈到深刻和巨大”②。如果说“准确可信”是指小说创作在人民情感倾向上的“准确”，在美学方式表达效度上的“可信”;那么，“准确”而“可信”的“人民美学倾向”，也是理解路遥小说创作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重提人民美学就是要告别西方的自由主义美学，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所确立的人民美学的道路上来”③，准确且可信地理解路遥小说创作涌动的政治初心和他鼓励亿万青年奋力前行的美学理想。

一、“准确”地呈现人民文艺的审美情感

20世纪80年代，文学反映现实的观点不再统摄文坛。现实主义文学被批评界认为过度关注革命现实呈现而具有较低的艺术审美价值，或审美价值缺失;同时，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创作方法蜂拥而至④。于是，在理论仍然能影响文学创作的那些特殊年代里，一些小说家纷纷从革命生活的现场撤离，甚至远离人民情感的文学体验，精心绘制微妙艺术的独立世界，致使中国文坛的小说创作呈现躲避政治崇高情感的群体性迁徙。这种情形宛若美学视野中，“流行的美学往往责备（具有这样那样内容的）倾向性艺术是歪门邪道的艺术，甚至扬言要使这种假艺术吃点苦头”⑤。路遥深切地体会到，“如果作品只是顺从了某种艺术风潮而博得少数人的叫好但并不被广大的读者理睬，那才是真正令人痛苦的”⑥。他一方面坚守现实主义小说的“人民性”倾向，另一方面探索如何以文学人民性倾向的情感表达，适时担负起深度参与社会改革与转型的文学使命。为书写并激发读者接受的情感力量及其魅力，路遥以倔强的文学身姿追随人民的脚步前行。他在追忆前辈作家杜鹏程时曾写道：“二十多年相处的日子里，他的人民性，他的自我折磨式的伟大劳动精神，都曾强烈地影响了我。我曾默默地思考过他，默默地学习过他。”⑦这样，路遥和他的前辈现实主义作家们一道，在某种程度上支撑着小说创作对人民文艺的注解：“社会主义文艺，本质上就是人民的文艺。”⑧以此，从人民情感立场回应文学“为谁写作”的创作导向，不仅是路遥小说创作设定读者群体的接受基点，也是其创作所恪守的情感基调。

肩负人民文艺的崇高使命，路遥驻足于新时期城乡交叉的十字路口，积极书写“奋斗改变人生”的当代“情感”主题，使小说叙述的情境稳定而持久地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期望，精心美化和提升读者的精神环境，凸显为人民写作的情感倾向。为了使创作真正能够体察“民情”，让人民在生存境遇中所面对的道德感、成就感和美感的精神体验得到艺术升华，路遥甚至深入毛乌素沙漠、铜川煤矿的艰苦环境，感受和挖掘大自然的精神宝藏，激活创作的艺术想象，领悟作品应有的美感力量，探寻崇高情感的身份寄寓，从而使小说创作作为文化实践形式，成为“历史的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形式”⑨。青年是生力军，在小说创作与接受互动的效应中掂量，路遥准确地把握到青年读者就是人民阅读的化身。由此，从短篇小说《优胜红旗》到《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从中篇小说《人生》到《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从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到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积极化解小说艺术的自律化与人民群众精神需要的乡土化之间的冲突，对改革开放时代农村青年读者的情感需要，予以全面的把握与积极的回应。正是以满足青年人情感需求的创作倾向，路遥的小说呈现一个显著的特色：在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赞扬青年人在“勤劳”“开拓”“进取”的奋斗精神中，展示“真诚”“乐观”“奉献”的崇高情感，并使之在小说人物的精神历程中体现出紧随改革转型“时势”的精准判断。《在困难的日子里》中马建强虽踏雪卧冰而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人生》中高加林虽随身处“失业”雷暴逆境而心想阳光世界的宽阔胸怀，《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孙少安坚强而满怀理想的奋斗精神。精准地把握住这些青年形象的叙写，将青年人的情感遭遇和美好梦想，描述为文学情景的审美对象，观照其痛苦与欢欣，从而使读者的阅读美感中澎湃青年人生活中翻腾的爱恨热流，激昂奋斗改变人生的无限力量。

行进在现实主义小说通往新时期“人民文艺”的广阔道路上，路遥适逢创作环境日益宽松的文学氛围，不仅体现出文学人民性的守正，也更展现出全新而适时的创作锐气：毅然扬弃小说眷恋农村生活至上的图腾式田园牧歌。这种勇敢的创作心态和情感动向，在文学书写维度自觉体现五四小说家独立而坚定的文学反思意识，在社会文化语境完美契合改革初期政治情势的转型及其“当代”向度。正如《你怎么也想不到》中，路遥通过展现大学生薛峰与郑玉芳毕业后城乡工作取舍的情感瓜葛，反思農村生活的情感认同。路遥尤其坚持以切身的创作体验和历史责任感，用感同身受的“知青”人物形象和生活场景，呈现农村生存的真实苦难，以奋斗超越矮化、自卑的负向情感⑩，锐意奋发地表述“后辈”现实主义小说家不再“盲目留守”苦难乡村的情感取向，以小说书写的文化权力拓展文学空间转向的“当代”美学深度。这样锐意的态度反映在《人生》中，路遥借助高加林的“失业”遭遇表明，乡村正面人物高明楼其实“人不正派，仗着有点权，欺上压下，已经有点‘乡霸的味道”，“只要高家村有高明楼，他就非要比他更有出息不可！要比高明楼他们强，非得离开高家村不行！这里很难比过他们！他决心要在精神上，要在社会的面前，和高明楼他们比个一高二低！”11。可见，路遥的小说创作不再竭力赞誉乡村，也无意于“玩味”乡村苦难遭际，而是倾心“表现”农村知识青年的理想和愿望，因而在情感上具有更为适时而深刻的人民性。这样的人民性不再是启蒙式抽象感情的历史重温，而是以积极、热情、豪迈的抒写态度，精准地将乡村生活的当代变迁视为文学观察的审美对象，将滚烫的奋斗精神沉淀于人物生存境遇，寄托或生发深沉、厚重、真挚的人民感情，激发青年人对社会文化“当代”走向下美好感性生活的无限畅想，表现出对人民现实“苦难”生活在美学向度上的升华。

在接受的视角看，路遥小说表达的人物情感或有诸多“悲苦”，然而，作为小说参与社会文化实践而生发的理智感，其创作精神的情感倾向总是对现实改革所内蕴的历史情势，表达出高度坚信的审美愉悦。在路遥的小说中，这种创作与文本“对流”的情感，徜徉在对自然风景和人物品行臧否的文本表层，浸润在作者素朴志趣的语言叙述背后，映射在时代文化发展的当代情怀中，丰沛涌动而倾向明确。追根溯源，如此精准地走向当代的人民情感的方向性，甚至早已潜伏在其青年时代的革命生活中，如同作为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惊心动魄的一幕》所表现的政治体悟那般，情感性早早就蛰伏在小说写作的潜质中，活跃而敏锐，生发为与现实同构的感情取向。只不过，改革转型的社会巨变迅速框正了路遥小说创作的情感展示方式，使得经历过政治生活痛楚的路遥，无意提及政治经历的文学情感意味。恰如法兰克福学派美学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Adorno）所言，“艺术品是否（并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政治并非取决于它们自身，而是取决于历史状况”12。也许只有重回文学书写的历史现场，呼应路遥小说所隐含的接受立场，穿透路遥小说与历史奇遇的文化“症候”，才能领会路遥革新现实观念的文学表达。1978年中国结束“文革”，实行改革开放的政治决策，应此，路遥于1979年发表《在新生活面前》，兴奋地疾呼“山城各个建筑物现在已经从黎明前青灰色的纱幕中渐渐显出了自己的轮廓。天空中最后幾颗星星也悄然消失在远方的一片灰白中”13。沿途而往，1982年的《人生》在开头就写到，“盛夏热闹纷繁的大地突然沉寂下来;连一些最爱叫唤的虫子也都悄没声响了，似乎处在一种急躁不安的等待中。地上没一丝风尘，河里的青蛙纷纷跳上岸，没命地向两岸的庄稼地和公路上蹦蹿着。天闷热得像一口大蒸笼，黑沉沉的乌云正从西边的老牛山那边铺过来。地平线上，已经有一些零碎而短促的闪电，但还没有打雷。只听见那低沉的、连续不断的嗡嗡声从远方的天空传来，带给人一种恐怖的信息——一场大雷雨就要到来了”14。这里，作者以黎明前的“星星”和雷雨下的“虫子”“青蛙”来呈现审美情感的心理转折，同时，也以“闷热”到“雷雨”的小气候暗示政治大氛围的嬗变。显然，路遥小说创作中反复使用的环境意象“症候”，不仅在映射和销蚀过时了的政治韵味，也在以暖春挥别余烟未尽的政治“寒冬”，以“风雨雷电”暗示政治气候的急速变迁。这是人民情感的文学喷发，也是对政治的雅致的别离，和当代文化走向的“诗意的裁判”，更是对历史经由现实发展的诗意期许。

二、“可信”地描绘人民主体的审美意象

小说应当“可信”地表现人民情感的当代性，对于路遥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立场而言，这样的意愿十分清晰。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的创作随笔中认为，“思想太勇猛，以致一开始就想吼雷打闪。其实，这么大规模的作品，哪个高手在开头就大做文章？瞧瞧大师们，他们一开始的叙述是多么平静。只有平庸之辈才在开头就堆满华丽。记着列夫·托尔斯泰的话，艺术的打击力量应该放在后面。这应该是一个原则”15。路遥正是以人民情感的创作意愿进行小说构思。然而，意愿毕竟只是作者孤独的心境，只有通过“可信”的艺术构思，让阅读的情感受到小说艺术的触动，接受才能有深入灵魂的美感效应。这是路遥小说必须面对的创作方式问题。改革前夜的历史冰封，使得路遥只能更多地尝试以寄寓人民主体性的环境意象而不是历史写实的方式推进叙事进程，小说便体现出以意象寄寓情感的美学倾向，不露声色地完成了从历史性的典型环境向自然化的典型意象的转化，目的在于让阅读的情感体验在自然语境中获得“客观对应物”（艾略特语）的可靠基础。诸如，他在《匆匆过客》中写道：“凭老经验，看来另一场大雪就要降临了——真的，快到汽车站的时候，觉得脸上似乎已经落了一颗冰凉的雪粒。我的心情沉重了。明天就是春节呀！”16在大雪与春节的对照中，“雪”成了沉重心情的对应。这种心情与《风雪腊梅》的基调互映：“白花花的雪，又把北方冬季里丑陋不堪的大地覆盖了。”“窗外已经听见风的吼叫声了，雪粒像沙子似的敲打着玻璃窗。她仍然站在灯前，脸上挂着两颗亮晶晶的泪珠，出神地看着那一枝金黄色的、放着凛冽清香的腊梅花。花呀，它怎敢在这冰雪里开放得这么娇艳呢？”17这样“大雪”中而令人欣喜的“娇艳”，不仅期待冲破《匆匆过客》中寒意凛然的“大雪”“年关”，而且也顺达《姐姐》中“寒意”的再次续写。“越来越密的雪花像瀑布似的在眼前流泻着。田野里静悄悄的，只听见雪落在地上沙沙沙的响声。一片迷蒙中，瞧见远处山尖上已经开始白了。我在风雪中跑着，像个小疯子似的手舞足蹈，高兴得张开嘴‘啊啊地狂叫着。我是多么的兴奋啊，因为姐姐想念了许久的那个人就要回来了！”18“冰雪”的“寒意”已淡化，而“雪后”的“那个人”“回来”的“复出”突出意指情感期望，然后从《在困难的日子里》清晰而具体地表达出来：“河道里的风特别硬，冷得受不了。而这个新的地方既避人，还能遮挡点严寒。不久，期终大考开始了，我怀着充实的心情投入了应试之中。”19“雪后”的叙事重心不再停留于《姐姐》中年关尽头展望暖春的抽象希望，而是兴奋于恢复高考的“充实”，终究《平凡的世界》探寻到了青年赶考的出路。可见，在路遥的小说里，“寒冬”意象的重心并不是“冬寒”，是春寒而“咋暖”，“残雪，哪能锁住明媚的春光”20路遥用气候环境的诗性话语修辞进行人民主体叙事，用雪寒到暖春的客观对应物，“暗示”出对文化当代走向的美好期待。这表明，从诗人转型小说家的路遥，通过对西北地域环境的“意象式”描绘，既推进单篇小说人物命运的叙述，也连缀出多篇小说意象穿梭的文本间性中的主体建构，使得小说环境意象的情感倾向与价值评判，传达了人民主体的愿望和追求。这是其表达人民情感的美学尺度，也是其诗人文学功底的自然流露。

路遥小说情感倾向的意象化创作往往不是文学迷醉者愿意接受的美学“图景”，却是路遥小说能够直达读者心田的文学“苦行”。这种“苦行”情形，基于一个个无可长久规避的事实。青年时期的路遥名噪一时而为县革委会的“政治人物”，促成路遥所有作品呈现对当代社会政治氛围转型的书写惯性21;文从“山花作家群”的创作启蒙，以及《当代》主编秦兆阳的悉心指导，开启了路遥前往文学殿堂的通途;如同他的榜样柳青学习苏俄文学而具备作家的精神素质，路遥小说叙事源自“肖洛霍夫式”饥荒写作的苏俄文学接受;这些基质汇聚为一束，焦点突出为“苏式”文学的影响。他在致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的信中明确提到，“你们优秀的文学传统曾对我的生活和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由此，我始终对你们的国家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22。路遥所借鉴的苏俄文学传统中至关小说成就的核心是政治情感的关怀策略，类似于美国作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曾指出的：文学在俄国所起的作用就是，政治的和社会的批评同小说的戏剧性意象结合起来，这是19世纪俄国小说伟大的主要原因，是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作家们精通含蓄艺术的主要原因23。路遥的小说并不以苏俄作家的语言功力见长，却以政治美学的意象描绘胜出。借助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视角看，路遥不只是现实主义小说家，更是推动读者顺应未来目标的“政治家”24。路遥的笔不是政治的刀枪和匕首，而是以景观意象描写的技巧，构造出了复杂的情感隐喻，利用纵横交错的环境意象修辞，使得以奋斗改变人生的主体情感，在每一处环境意象化的描写中都不缺场，也不沉默，个人创作的美学风范巍然耸立。当然，路遥更多地把政治情感的谜底掩在心间，掠过政治经历的余悸与忧伤，将文学意象描绘得巧夺天工。《在困难的日子里》虚拟1961年的“饥饿”叙事：“节气已经到了秋天。虽然不很景气的大地上，看来总还有些收获的：瓜呀，果呀，庄稼呀，有的已经成熟，有的正接近于成熟。这些东西对一个饿汉的诱惑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我总是拼命地咽着口水，远远地绕开这些叫人嘴馋的东西。……当太阳快要落在城西那些大山后面的时候，野菜野果也已经把肚子填得差不多了。这时，我就像一个吃饱喝醉的富汉，满足地从城郊的山野吊儿郎当地往回走。”25作品大量描写人们饱受饥饿煎熬，可感可触，让人目瞪口呆。但是，路遥无意于用此等艺术禀赋的渲染，换取读者阅读中饥饿精神旅程的幻化体验，而是任由读者将自己镶嵌在“饥—饱对照”语境中，感受穷苦人的心灵挣扎，不再疑虑文学故事的虚实真假，抛弃对艺术虚构与花样技巧的苛刻要求，转而思索小说所要传达的意愿和情感。

路遥坚持让情感意愿对象化为小说的环境意象呈现，但他并不满足于静态呈现的艺术真实，而是着力让读者在动静结合的主体经验中，更加真切地感知审美时光在停滞和流动之间传递的情感气息。例如，《人生》中高加林被夺去了工作回到家，“这时候，听见外面雨点已经急促地敲打起了大地，风声和雨声逐渐加大，越来越猛烈。窗纸不时被闪电照亮，暴烈的雷声接二连三地吼叫着。外面的整个天地似乎都淹没在了一片混乱中。高加林仍然蒙着头，他父亲鼻尖上的一滴清鼻涕颤动着，眼看要掉下来了，老汉也顾不得去揩;那只粗糙的手再也顾不得悠闲地捋下巴上的那撮白胡子了，转而一个劲地摸着赤脚片儿。他母亲身子佝偻着伏在炕栏石上，不断用围裙擦眼睛。窑里静悄悄的，只听见锅台后面那只老黄猫的呼噜声”26。如同很多人的真实遭遇，高加林代课的工作被别人排挤掉时，出路突然变得死一般的寂静;“怎么办”这样一个在路遥所处时代最迷人的问题，被“老黄猫的呼噜声”声声叩问;“鸟鸣山更幽”一般真切，窑里静悄悄地便是对掌权者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无奈的静默。《人生》所启发读者的就是穿梭于小说虚构的主体视角，与窘迫的“现实”靠得很近，近到能够从高加林的遭遇中看到自己，但是又绝不沉溺于生活的失落;而动静互映的描述节奏下，阅读心理的审美动能伴随景物聚焦的描述起起落落。路遥的这种意象化手法正预示着20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新动向。其时来华访问的法国小说美学家阿兰·罗布-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认为，就世界范围来看现实主义小说的美学走向正出现重要转折：“现实主义一词也发生根本的变化——含义完全颠倒过来了，以前的现实主义旨在找到那些不可接近的普遍概念，通过文学把这些概念带给人，而且人是得不到這种概念的，今后的现实主义旨在再现这个世界并且把它看作是真实的，尤其要再现这个真实世界各方面的特征。”27格里耶着力宣扬超越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小说传统，开创一种现实至上的新小说，但是，格里耶的这一主张完全忽视小说萦绕的人民性倾向，误入抽象“人道”的宿命，往往堕落为“污秽”的物质符号，当然不能深入地理解路遥小说创作的人民美学倾向，也不能真正解释路遥缘何孜孜不倦地选取这些环境意象，及其所依存的“城乡交叉地带”的小说题材。

三、“交叉”式展望人民生活的审美理想

小说环境意象的载体就是题材，题材也在一定程度上“形塑”创作理想和文学审美姿态的表达，更能体现小说作为文学理想精神的美学依据28。路遥坚持写作最能反映人民生活的现实题材，让小说意象牢牢地扎根于大地，反映广阔的时代背景、社会心理和审美理想。以此，小说意象根植于城乡“交叉”生活的题材叙事，题材就是路遥小说在人民立场上与读者间搭建的一座座话语桥梁，也是鼓舞青年读者共度精神时艰的现实支撑和构建美好理想的精神源泉。路遥在创作道路上阔步前行的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表明全国人口大多生活在农村。为鼓舞广大农村青年读者奋力前行，路遥小说的多数题材所反映的生活领域以占人数最多的农村或城乡接合部为主，这样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城乡生活流变的“瓶口”，立足于“城乡交叉”生活的题材本身，凸显出选材的“题材交叉”特点，进而升华出小说的聚合性主题。这种以“题材交叉”涵括主题效应的美学路径是路遥小说创作通往艺术巅峰的宝贵经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小说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cois Mauriac）也曾认为，“如果小说家想达到描写生活这个长篇小说艺术的目的，他应当尽量表达这部我们所有人都参加的人类交响曲，在这儿所有的命运都互相补充，互相交织”29。也就是说，开掘并摄取多数人熟悉的题材，以城乡生活交错互动的“交叉题材”进行“题材交叉”的创作心态和视角的定位，才能辐射在更大的接受范围，“交叉式”展望当代生活的美好未来。

路遥小说创作同期，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另一番景象是选择“单向度”的工业生活作为“改革题材”，反映城市经济生活中千姿百态的新鲜事，走上“新现实主义”题材道路，价值预设性地描述着人民大众所不太熟悉的“异乡”奇景。路遥则“无念”于看似题材“失落”的时尚危机，精心挖掘城乡生活中可以进行审美意象提炼的“交叉题材”，“题材交叉”地展示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现实选择的矛盾。这种交叉性选材集中体现在短篇小说中，有选择从农村进城的题材：《在新生活面前》取材于一位农家老铁匠曹德顺在机械化厂房面前的“失业”、困惑与希望，《匆匆过客》取材于汽车站买票时感受到的城乡人情温暖，《月下》取材于村书记的女儿兰兰在结婚前夕与寡妇的儿子大牛之间的别离。也有选择弃城而归乡的题材：《姐姐》取材于农村姑娘“姐姐”与知青高立民之间的爱恨;《风雪腊梅》取材于村姑冯玉琴不愿与纨绔子弟相亲而弃城返乡的故事。还有选择矛盾地在往返于城乡间的题材：《夏》取材于苏莹、江风等知青返城前夕，在黄土高原偏远山村的情感瓜葛;《卖猪》取材于六婶家圈养的猪被组织统一收购与市场自由交易间的矛盾，《惊心动魄的一幕》取材于“文革”期间马延雄的冷暖遭遇。这些短篇小说题材的“条块交叉”，构成了一组边界相对完整的城乡生活交会的“图谱”，结构着路遥小说选材的经验系统，显示出一种独特的题材旨趣：改革开放后，城乡生活的价值取舍是小说家必须深思熟虑的交叉错位的生活矛盾。这正如美学家乔治·卢卡奇（Ceorg Lukacs）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解：“每一个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对其所经验的材料进行加工（也利用抽象这一手段），是为了揭示客观现实的规律性，为了揭示社会现实的更加、深刻的、隐藏的、不能直接感觉到的联系，因为这些联系不是直接地露在表面，因为这些规律是相互交错的，不平衡的，他们只是有倾向地发生作用的……”。30路遥的小说创作正是要将城乡交叉生活的题材和展望美好未来的社会倾向联系起来，让小说题材交叉的焦点反映改革时代人们的矛盾心理和不可逆转的生活变迁。因而，路遥在《关于〈人生〉的对话》中认为，小说家笔下，“实际上，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孤立的，是和整个社会密切相关的，互相折射的。有些作品，尽可以编造许多动人的故事，但他们没有关注人物的精神世界，人在作品只是一个道具，作品就不会深。欧洲有些作家，包括大仲马，为什么比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低一筹，原因也在于此”31。路遥于此正是“掐准”了小说题材在精神倾向方面的重要性，也指出了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在美学倾向上滋生的人民性缺失的“征兆”：这些小说家虔诚地相信离散的物质现实，以冷静的局部现实观察，精确细腻的生活片段摹写，如同教堂建筑上琐细的雕刻，小说用丰富的“细节交叠”，浓重展示小说家的艺术天才和创作灵性。而其小说美学的“根本”在于：以18世纪黑格尔（G.W.F.Hegel）式的理念主义美学出发，认为“艺术品的任务就在于抓住事物的普遍性，而再把这种普遍性表现在外在现象之中，把对于内容的表现完全是外在的无关重要的东西一起抛开”32。强化了小说之美对理念普遍性的“正确”的呈现，但是，往往纠结于作家如何呈现美的理念，将作家为小说提供艺术规则的禀赋及其转化能力，作为衡量小说文学性的标准，陷入作家天才论的怪圈，挥不去题材唯“心灵”化的“癔症”。受此影响，20世纪的不少现实主义小说家，也是在模仿、捏造、剪接、拼合题材，制造生活的“交叉感”，别出心裁地编织关于现实的混乱印象。中国当代的一些小说家，为了昭示旧社会的毒恶多端，甚至虚构出不符合生活或历史真实的题材，致使小说缺少艺术的必然感;有的小说堆积起一些干瘪的物象躯壳辅之生活絮语，貌似执着于政治正确的书写滑动，却以“虚假”题材呈现颓废的审美风格，使得文本内外印证的效度对读者的影响苍白而无力。契诃夫在谈到短篇小说创作时早就指出，“别胡诌自己没有经历过的痛苦，别硬画自己没有见过的图画，因为扯谎在小说里比在谈话里还要乏味得多”33。这在路遥看来，“交叠”“剪接拼合”的题材堆积，是“许多标榜‘现实主义的文学，实际上对现实生活作了根本性的歪曲。这种虚假的‘现实主义其实应该归属‘荒诞派文学”，而“真正现实主义要求对人和人与人关系的深刻揭示”34。固然一切小说题材都具有虚构交叉的特点，而路遥小说的题材虚构的品质生发于他对生活交叉联系基础上的“现实主义”人民倾向性的“诚实性”的感悟，落实于小说题材在人民情感立场上的意象化处理，从而在文本内外形成连续性的审美共鸣。小说的题材创作的这种诚实，“含有一种社会的世界观的内容，通过此内容的力量，在坦率和开朗方面对现实起作用，并引起对如此观察到的现实的深刻而内在的信赖”35。这样以人民的生活和历史内容为题材尺度，正视和选择交叉联系的现实生活题材，既满足青年读者对熟悉题材的接受，也注重题材在环境意象化书写中的情感倾向，使之成为人民发展的有机产物，作品的审美音调才能在人民中引起巨大反响。正是忠实于“交叉题材”的“题材交叉”化展示，路遥的小说选材能够将人民性情感倾向与环境意象化的美学倾向相结合，涵养现实主义小说的美感肌质，激发读者的审美理想。尤其是一些“农村进城”题材，在忠实于环境意象的形塑上，构成一幅幅灰白朦胧的风景画，让普通农村读者产生真切可感的审美价值认同，完成小说创作的社会使命担当。《平凡的世界》开头便以画入镜，“1975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36。这样的画面不是处心积虑地描述困苦生活的悲惨境地，从而博得人性善意的伦理观照;而是以环境为“基本的意象”37，寄寓式地展现人民生活蓬勃发展的时代情势，让读者在阅读的审美想象中，油然焕发不断提升的昂扬斗志，成为勇往直前的先锋，指引人生前进的理想方向。这样，在文学接受的审美想象中，路遥创造的小说情节自然流露的人民性情感倾向，一定比政治说教更能感染人，鼓舞人;“虽然想象比感觉脆弱，但它比理性更坚韧，纯粹理性的政治言说并不感人”38，也许这正是路遥持守现实主义美学精神的文学动力。

今天的文艺环境和文艺发展形势與路遥小说创作时期已有很大不同，人民群众的文学接受水平和审美追求已有空前提升，但是，路遥对青年读者群体的书写和启示处处闪耀着人民美学的光芒，依然是照亮文学道路的精神之光。路遥说，“当我转身走上宽阔的街道时，曙色已经染红了东方的地平线，城市从睡梦中醒来，到处都是沸腾的声响——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我走在上早班的人流里，心头猛地打起了一个热浪——因为我从五叔们的衰败中，看见中国正挺起朝气蓬勃的胸膛走向未来！”39路遥的小说常常暗示，在美好的明天，“五叔们”离去，“寒意”消散，“闷热”驱离，青年们一定能迈上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可见，路遥的创作美学视野里，为青年写作就是为人民写作，也是为时代进步写作，更是为国家的未来写作，这样，路遥的小说便处处散发着与人民心连心的浓浓情意和坚持改革进步的时代气息，成为鼓励亿万青年投身改革开放的精神向导，也成为一代又一代读者励志共享的精神家园。

【注释】

①[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敏考茨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95，第673页。

②⑥⑦15161718192225313439路遥：《路遥文集》（第二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473、375、435、36、284、252、239、124、423、106、419、15、220页。

③冯宪光：《人民文学论》，《当代文坛》2005年第6期。

④毛时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关于创作方法百花齐放的探讨》，《美术》1982年第1期。

⑤[德]卡尔·李卜克内西：《反对否定社会内容的艺术》，载中国艺术研究院编，《艺术论集——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现代派文艺的评述》，姜其煌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第73页。

⑧丁国旗：《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5日。

⑨[德]卡尔·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论辩》，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95，第155页。

⑩梁向阳：《路遥研究述评》，《延安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111426路遥：《路遥文集》（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14-15、3、6页。

12[德]西奥多·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第414页。

13路遥：《在新生活面前》，《延河》197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