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发展在地域分布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春秋战国时期，黄河、长江流域已经有了光耀千秋的先秦诸子、诗经楚辞。两千多年后，地处岭南的八桂大地，才出现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的岭西五家、临桂词派。然而，就在广西文人在古诗文领域有所造就的时候，中国文学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新文学渐成文学主流，广西作家又面临一次艱难的转型。

一、20世纪20—30年代的“走出去”

尽管新文化运动在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如火如荼，然而，直至1935年，当陈望道从上海带着一个教师团队到广西省立专科师范学校任教的时候，他们发现，桂林这座山水甲天下的名城，学校里老师教的是古文，学生写的是古文，以至于他们要在桂林发动一场新文化运动。比他们早几年抵达桂林的一位著名记者杜重远甚至认为，桂林人过的还是中古时代的生活，“举凡新文化之享受，均付阙如”①。

正像古代广西文人需要到北京才可能博取文章功名一样，20世纪20—30年代的广西作家，必须走出广西才可能呼吸新文学的空气。梁宗岱到广州、韦杰三到北京、周钢鸣到上海、陆地到延安，这些广西作家或者就近，或者远行，但无一不是到了外省，到了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才获得新文学的感召。更有甚者，胡明树到日本、王力到法国，发达国家的文学，对他们又是另一种营养。这些走出去的广西作家，在异质文化的熏陶下，拓展了他们的文化视野，成就了他们的文学品格，他们虽然是广西新文学第一代作家，但也是极其优秀的一代作家，他们中的精英在中国文坛的影响力，至今还值得我们致敬。

梁宗岱就是这样一位需要我们致敬的广西作家。1916年，梁宗岱离开广西到广东新会读中学，1917年孤身一人到广州考入培正中学，1919年，正是五四运动发生的同年，梁宗岱就因在报刊发表诗作，为誉为“南国诗人”，得到广州报馆的专访。1921年，梁宗岱应郑振铎、沈雁冰之邀请加入文学研究会，成为文学研究会第四位广州会员，收入其第一部文学作品集《晚祷》中的第一首诗《失望》，正写于1921年，全诗如下：

明媚的清晨，

我把口琴儿呜呜地吹。

金丝鸟听见了，

以为是他的伴侣;

飞来窗前菁幽的竹林上探望，

便又失望地飞去了。

黑蝴蝶听见了，

以为是蜜蜂采花的嗡嗡声;

从窗前菁幽的竹林飞过来，

便又失望地飞去了。

失望的朋友们呵！

怎的我不是你的伴侣？②

这一年，梁宗岱十八岁，他不仅加入了文学研究会，而且根据父母之命拜堂成亲，这首诗显然有着梁宗岱作为那个时代的新青年的青春体验，他那么渴望融入那个青春的年代，又苦闷于寻觅不到伴侣知音。对照同时期的中国新诗，我们会发现梁宗岱的诗歌不仅清新，而且流畅，与那些负有盛名的新诗作品相比，毫不逊色。或许正因此，五十多年后的70年代，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选丛书·梁宗岱选集》的《前言》才会如此评价：“他的作品虽然不多，但却能以质取胜，抵抗得住时间尘埃的侵蚀，保持其青春的鲜艳与活力。”

如果说梁宗岱的诗歌创作尚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么，梁宗岱的诗歌理论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的《诗与真》《诗与真二集》两部诗学理论著作，无论是义理还是辞章，都焕发着中西诗学融合汇通的光彩。他对于象征主义的理解、对于纯诗的论述，直至今天，仍然能够给予我们智性的启示和性情的激荡。不妨引述他有关象征的文字：

所谓象征是借有形寓无形，借有限寓无限，借刹那抓住永恒，使我们只在梦中或出神的瞬间瞥见的遥遥的宇宙变成近在咫尺的现实世界，正如一个蓓蕾蕴蓄着炫熳芳菲的春信，一张落叶预奏那弥天漫地的秋声一样。所以它所赋形的，蕴藏的，不是兴味索然的抽象观念，而是丰富，复杂，深邃，真实的灵魂。③

阅读这种诗学文章，不仅能启迪我们对诗学的感性理解，而且能激发我们对生命的理性体认。

留学日本的胡明树也是一位值得重视的作家。他写过诗、写过散文、写过小说、写过童话，堪称文坛的多面手，但长期以来，他被人们忽略了。然而，当我们面对他的诗歌时，确实能感到某种不能被历史尘埃埋没的价值，不妨读一首他写的《透明的城》：

人口的突增

都市的肚腹的膨胀

人造的石城挤破了

可挤不破天生的山城呢

这山国

市道扩展了

顽固的农村保守不住既有的土地

不得不含泪地

向着都市让与

……

于是，就这样地

农村为了都市

在这地带上筑了一座“瓦斯城”

代替了石城的气体的城

亚摩尼亚的城

透明的城④

这首诗是战时桂林城的真实写照，其中有生动的形象，也有幽默的笔调，还有对城市与乡村文明冲突的记录。我们曾经读过许多战斗性的诗歌，我们也读过不少呻吟式的文字，然而，胡明树的诗歌，与众不同，显得奇异，有一种吸引我们去品读、去探究的力量。

留学法国的王力，其抱负是在学术领域从事雕龙的事业。然而，抗战后期，在西南联大做教授，为了维持生计，他也“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以王了一的笔名写起了文艺小品，经营起雕虫的事业。这些小品，当时即广受欢迎，为王了一赢得了与梁实秋、钱钟书并称“战时学者散文三大家”的声誉。王了一的小品，既有现实的隐讽，也有人性的辨析;既有典故的密集运用，也有幽默的轻松化解，称得上亦庄亦谐，亦雅亦俗。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国学习和生活多年，王力对西方文明有设身处地的感受，因此，他的小品在谈论中国人、中国事的时候，往往依凭的是现代文明的尺度，比如他的《请客》一文：

中国人向来主张“受人钱财，与人消灾”的，不花钱而可以白坐车，白吃饭，白看戏，也就等于受人钱财，若不与人消灾，就该为人造福。由此看来，请客乃是一种“小往大来”的政策，请客的钱不是白花的。知道了这一个道理，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对于亲兄弟计较锱铢，甚至对于结发夫妻不肯“共产”的人，为请客而挥霍千金，毫无吝色;又明白为什么家无儋石，对泣牛衣的人偏有请客的闲钱。原来大多数的请客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慷慨，而是权谋！⑤

正是因为有更为超脱的文明尺度，司空见惯的中国人请客现象，在王力笔下，才如此鞭辟入里，入木三分。

的确，走出去，走到中国的文化中心，走到世界的文化中心，才能开阔视野，阔大胸襟，陶冶性情，纯正趣味，提升品格。这些走出去的广西新文学的先行者，他们的作品，经受了时间的淘洗，直至今天，仍然保有艺術和人文的魅力，值得我们阅读和品味。

二、20世纪30—40年代的“迎进来”

30年代几乎是从战争开始的。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宣布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1937年的“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的升级。东北沦陷、北平沦陷、天津沦陷、上海沦陷、南京沦陷、广州沦陷、武汉沦陷，中国被打得七零八落。如果说战前中国文化的中心是北京、上海演出的“双城记”，那么，全面抗战开始后，重庆、延安、桂林、昆明等城市，都扮演了文化中心的角色。桂林更是成为举国瞩目的“文化城”。

广西政府的“建设广西、复兴中国”也是从30年代开端的。因为广西政府的励精图治，30年代初，广西赢取了“模范省”的称号。经过对多年内战的反思，广西领导人意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遂于1932年创建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1936年迁省会回桂林，1937年创建广西建设研究会，这些教育文化机构的创建，正是其“文化求自觉”的具体实践，也为后来桂林成为文化中心作了前期的准备。

全面抗战的爆发，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地理文化版图。广西何曾想到，作为地处偏僻，位于南疆的蛮荒之地，竟然因为战争，被推到了抗敌的前沿、文化的前沿。

出于“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需要，出于抗敌前沿、抗战救亡的需要，广西以迎进来的姿态接纳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人，并尽可能为他们创造文化救亡、文化创业、文化传承的文化环境。

文化救亡。抗战歌咏会、抗战戏剧演出、抗战木刻、抗战壁画。这些活动举办于广西，辐射到全国。广西省会桂林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抗战文化中心。

文化创业。广西何时曾出现过如此多的书店、出版社，以至于桂林被称为“出版城”、桂西路被称为“书店街”，巴金、王鲁彦、丰子恺、宋云彬在桂林从事出版事业，欧阳予倩在桂林创办广西省立艺术馆，田汉在桂林成为新中国剧社的灵魂。正是因为桂林有如此多的书店和出版社，才吸引了众多作家到桂林生活。就像战前作家涌向北平、上海一样，全面抗战时期，大批作家涌向桂林。

文化传承。国立广西大学、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国立汉民中学、无锡国专、广西省立艺术师资训练班，这些教育机构吸纳了大量作家，使他们能够在战争时期安身立命;也培育了不少作家，使莘莘学子在广西境内也能获得很好的文学艺术教育。

广西为战争时期的中国作家提供了良好的创作环境。桂林时期，是艾芜、彭燕郊、骆宾基、司马文森等人一生中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茅盾、艾青、端木蕻良、聂绀弩等人创作了他们一生中优秀的文学作品;田汉、欧阳予倩、夏衍、熊佛西等人组织了影响全国甚至影响世界的戏剧活动。这些外省作家不仅奉献了战争时期的文学杰作，而且为广西营造了堪与战前北平、上海比肩的文学环境，使广西籍作家即使生活在广西本土，也能获得文学成长的机会，获得在文学界脱颖而出的机会。

陈迩冬，1935年考入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他的幸运在于，哪怕是在当时桂林这样一个偏僻的非省会城市上学，国学功底深厚的他能够得到陈望道、沈西苓、夏征农、杨潮等上海文化人的教导，走上了新文学的写作之路。他写新诗、写白话小说、写话剧。可以想象，若不是当时广西对新文化的“迎进来”姿态，陈迩冬几乎没有可能在新文学领域有所作为。虽然后来的陈迩冬主要成就是在古典文学研究，但在30—40年代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又主要是一个新文学作家的形象。闻一多编《现代诗选》，专门收入了陈迩冬的《猫》和《空街》两首诗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桂林城市的商业景观，是否也可以推想桂林城市的文化景观甚至文学景观呢？

严杰人，或许是抗战时期最有影响的广西诗人。在许多人的回忆文章里，他都是一个矮小、病弱、贫穷、天真、率直但对文学极其热爱、极其认真也极其有天赋的人。正是因为桂林非常好的出版环境，二十来岁的他，已经出版了两本诗集《今之普罗米修士》和《伊甸园外》、一本散文集《南方》和一部中篇小说《小鹰》。这样的成绩，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骄人的。然而，令人佩服的不是他作品的数量，而是他作品的质量。如《南国的边缘》⑥，诗人是宾阳人，从小熟悉了大明山和清水河，既熟悉那儿的风景，也熟悉那儿的人物。然而，战争改变了一切。诗人写出了战争的残酷血腥，但也写出了大明山人民坚韧的抗争精神。1944年以前，严杰人从来没有出过广西，正是因为桂林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城市的地位，给严杰人创造了与众多外省文化人交流、向前辈作家学习的机会，当然，也给了他发表作品、出版作品的机会。很难想象，如果不是战争造成的这种机缘，严杰人能够如此顺利地少年成名。

秦似的情况与严杰人也有相似。1937年高中毕业，秦似先后报考了中山大学和广西大学。因为战争的缘故，他选择了在梧州的广西大学就读。1938年，因为经济的原因，秦似中断了求学生涯，开始进入社会，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败也战争，成也战争。战争让秦似失去了到外省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战争又让秦似在广西也能获得文化发展的机会。

梧州有广西大学，秦似在广西大学里参与了抗日救亡运动。辍学后，秦似到了贵县（今贵港市），这时广州、武汉已经相继沦陷，贵县成为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的一个转运站，秦似经生活书店店员的建议，在贵县成立了一个“抗战书报供应社”，在为生活书店转运进步书刊时，秦似读到了从上海运来的《鲁迅全集》，对鲁迅杂文的喜爱，促使秦似开始了杂文写作。秦似学习鲁迅文风写成的第一篇杂文，被从广州转移到桂林的《救亡日报》副刊以头条位置刊出。这对秦似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不久，秦似到了桂林，住在漓江东岸訾洲一个竹棚屋里，在夏衍、孟超、聂绀弩、宋云彬等人的支持下，创办了杂文刊物《野草》。

写杂文、办杂文刊物，这是秦似走上文坛的开端，这一切都是在广西境内实现。试想，若不是战争把广西推到了文化救亡的前沿，秦似怎么可能足不出广西而成为新文学作家？

其实，像严杰人、秦似这样在广西本土走上新文学道路的人，还有不少，比如罗承勋，他中学毕业后进了桂林《大公报》，正是在《大公报》，罗承勋用罗孚为笔名开始了散文写作;比如柳嘉，还在桂林读高中时，就成立了“诗原野社”，并刊印了诗集《诗原野丛刊之一——碉堡》。当时的《广西日报》还发表了了韩北屏以欧阳萝的笔名为这本诗集写的书评，并称“戈弩（柳嘉的笔名）的诗是其中最有希望的一个”⑦。

三、20世纪50—70年代“写民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49年，陆地追随叶剑英率领的入关南下工作团，告别松花江，直取五羊城。在广州，陆地加入了“广西工作团”，以文教委员会主任的身份，接管了梧州，回到了广西。

这时的陆地，早已经过了延安整风，成为一名成熟的共产党员，在延安和哈尔滨时代，都曾发表过有影响的小说，回到广西从事数年行政工作之后，产生了回归文学队伍的愿望。

1959年，陆地得到了两个月的假期。他躲进桂林雁山植物研究所，后来又转到桂林榕湖饭店，闭门谢客，不分昼夜，终于完成了这部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

这是壮族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1960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美丽的南方》已经被认为是广西文学的经典作品，然而，陆地本人对他的一个短篇小说《故人》尤其钟爱。他在回忆录《直言真情话平生》里专门回忆了这个小说主人公的原型。那是一个叫梁升俊的人物。1949年陆地从广州到梧州，下榻梧州江西大酒店时，在来往客人名单中看到了这个名字。陆地随胜利之师回到广西，梁升俊因败亡之师逃向香港。这个细节对作家陆地有很深的触动。梁升俊是民国文人，写过《蒋李斗争内幕》。多年后，我在采访陆地时，他专门谈到这个人物。可见此人在陆地心目中留有很深的印象。在回忆录中，陆地明确表示《故人》的素材正来自梁升俊的经历。

这时候的广西已经从广西省变成了广西壮族自治区。这个改变是1958年发生的，对广西文学显然发生了影响。从此，广西作家发表作品，往往会出现族别名称。壮、侗、苗、瑶、仫佬等少数民族作家，往往得到特别的关注。少数民族作家书写少数民族生活，逐渐成为那个时代广西文学的主流。

1953年，壮族青年韦其麟考上了武汉大学，就在这一年，他在《新观察》发表了长诗《玫瑰花的故事》，后被译成英文收入《中国文学》（英文版）1955年第4期。1955年，《百鸟衣》又在《长江文艺》首发，很快被《人民文学》《新华月报》转载。

韦其麟在《百鸟衣》的创作谈中专门谈到童年时山歌和故事对他的影响，但在写作时，他显然賦予了民间传说的《百鸟衣》故事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内涵，这是新的时代、新的文学的共同特点。比如，在民间传说中，依娌是一个万能的神仙，古卡因为依娌而成为富人。这是普通贫苦百姓的愿望。但是，接受了新时代意识形态的韦其麟，对民间传说中的依娌形象进行了微妙的调整，为了保留民间传说的神话色彩，长诗保留了依娌是公鸡变成的这个情节，但作者不是将其写成万能的神仙，而是“一个美丽的、勤劳的、聪明的、善良纯洁而又能吃苦耐劳的姑娘”⑧。

韦其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之前，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对广西本土民间文化的利用和重塑，他的作品确有某种先声夺人的意味，《百鸟衣》由此成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广西当代文学史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不过，最具有影响力的壮族文学作品，仍然首推彩调剧《刘三姐》。彩调剧《刘三姐》讲述的是壮族歌仙刘三姐的故事。1959年4月，柳州专区戏剧代表团的彩调剧《刘三姐》参加在南宁举办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为国庆十周年献礼戏剧汇报演出”，演出大获成功，好评如潮。196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组织了全区规模的《刘三姐》专题会演。1961年，经过进一步修改完善的《刘三姐》剧本在《剧本》第8—9期刊出。刘三姐的创作过程，特别具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基层提供具有潜在价值的优秀作品，高层动员各种资源丰富、提升和完善作品，最终以群众、专家和领导的合力，成就了一个时代的典范作品。经过电影《刘三姐》的强势传播，“刘三姐”成为广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符号和文学经典。

广西有“歌海”之称。壮族固然是能歌的民族，瑶族、侗族、苗族、京族、仫佬族、毛南族又何尝不是能歌的民族。仫佬族诗人包玉堂的《歌坡小景》，正是广西多民族能歌善歌的情景写真：

这里一双戴着草帽的姑娘，

银亮的草帽好像十五的月亮;

那里一对打着油伞的后生，

红艳的雨伞好像初升的太阳！

树树野果像珍珠满山，

丛丛枫叶像团团火焰，

歌声随着蜜蜂的金翼，

飞到这边又飞到那边。

呵，美丽的山坡，

布满一双双情人，

歌声像甜美的酒，

把情哥情妹们灌得醉醺醺……⑨

1949年以后，广西不仅在建制上有所变化，而且在政区划分上也有所调整。1952年，明代以前原来属于广西的廉州、钦州重新划归广西，1954年又一度划归广东，1965年，钦州、廉州地区重新回归广西。历史地理学家李孝聪认为：“原合浦郡的隶属问题，一直是广西地方政区划分上的一个变数。‘广西盆地本身是封闭的，只有南面钦州地区临海，才使广西能够具备一个对外联系的出口。”⑩钦廉地区的回归，不仅给广西政区带来了一片海域，而且给广西文学增加了海洋文学品种。从此，海洋文学元素成为广西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为原来山歌主流的广西文学带来新异的风采;北部湾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诗人，壮大和提升了广西文学的作家队伍。

50—70年代，广西本土有陆地（壮族）、李英敏（京族）、苗延秀（侗族）、莎红（壮族）、包玉堂（仫佬族）、武剑青（汉族）、韦其麟（壮族）、周民震（壮族）等一批有影响的作家，广西本土之外，亦有梁羽生、白先勇、罗孚等一批有影响的广西籍海外作家，他们共同成就了那个时代的文学图景。白先勇在彼岸开启了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潮流，韦其麟在此岸开掘广西的民间文学土壤;小说《台北人》书写大陆人在台北被放逐的情感，戏剧《刘三姐》演绎壮族人在旧时代的苦难与抗争。在70年代的最后一年，王云高和李栋进行了一次高品质的合作。他们联合署名在《邕江》1979年第1期发表了短篇小说《彩云归》。该小说很快被《人民文学》1979年第3期转载，并获得全国第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彩云归》写的是流落台湾的大陆人对故乡故土的深情，表达的是两岸统一的愿望。当我们把白先勇的《花桥荣记》和李栋、王云高的《彩云归》并列参照，可以看到两岸广西作家异中有同的乡土情怀。

四、20世纪80—90年代“结硕果”

1978年的思想解放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新时期，改革开放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主旋律。思想解放为新时期的广西作家带来了活力，改革开放为新时期的广西文学带来了生机。

以韦一凡、蓝怀昌、陈肖人、黄继树为代表的一代广西作家，他们于6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对时代的变化有更多的感悟，他们的作品更倾向书写历史变迁与社会变革，“改革”是他们创作中的主旋律。

韦一凡的长篇小说《劫波》就是以白鹤村为背景，写出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壮族山村的社会历史风貌。

蓝怀昌的《波努河》是瑶族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通过对瑶族历史文化与社会现实的书写，力图在更长的历史时段中展现“波努人”的命运遭际，展现瑶族人赖以生存的波努河的历史流脉。

陈肖人的中篇小说《黑蕉林皇后》写长滩河黑蕉林的少妇程秀瑛，一个既有魅力又有魄力的新寡少妇形象，并在她与大光、谢茂生的情感纠葛中，折射出时代的变化和人性的奥妙。

黄继树的长篇小说《桂系演义》写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政治军事集团桂系的历史，写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黄旭初等人如何从旧桂系的下层军官，成长为新桂系的高层领袖。从统一广西到出兵北伐，从焦土抗战到竞选总统，从败兵成匪到回归祖国，《桂系演义》试图传达的是对孙中山“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历史观的感悟。虽然不少读者将《桂系演义》比附为当代的《三国演义》，然而，“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线性历史观，与《三国演义》“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历史观显然有着根本的区别。

以聂震宁、梅帅元、张宗栻、张仁胜、冯艺、杨克、李逊、林白为代表的一代广西作家，他们于7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如果说他们的前辈作家对中国自身的社会历史变迁有更多体验，那么，这批作家则对外面的世界有更多敏感，“开放”是他们创作的文化姿态。

聂震宁的短篇小说《长乐》以他熟悉的宜山（今河池市宜州区）为原型，写出了一个古老、封闭的中国县城，因偶然的开放带来的各种心理激荡。聂震宁的另一个中篇小说《暗河》，则写出了隐藏在地表下面河流寻求突破的冲动。

受周氏兄弟花山题材绘画创作的启发，梅帅元、杨克撰写了宣言式的文论《百越境界——花山文化与我们的创作》，传达了意欲将古老的花山文化与西方的现代主义结合的审美诉求。

为了与广西特殊的人文历史对应，梅帅元、杨克所選择的西方现代主义主要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正是这种审美选择，造就了一批风格卓异的文学作品，聂震宁的《岩画与河》、杨克的《走向花山》、梅帅元的《红水河》、张宗栻的《魔日》、林白的《山之阿、水之湄》，这种开放的文化姿态，为他们后来的文化创造奠定了厚重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还有，80年代，一位广西籍作家还在大学期间即在全国文坛产生了影响，他就是出生于北海的陈建功。陈建功八岁离开北海随父母到北京定居，1977年考上北京大学，先后以短篇小说《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荣获1980年度和1981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80年代，既是广西作家呐喊的年代，也是广西文学彷徨的年代。当80年代行将结束，广西作家突然意识到，整整十年，当其他省区作家纷纷摘取全国性文学奖项的时候，广西本土作家榜上无名。黄佩华、杨长勋、黄神彪、韦家武、常弼宇五位青年作家因此发起了广西文学的“88新反思”。当“88新反思”如火如荼的时候，已经到了1989年，80年代即将过去，90年代就要来临。

90年代是20世纪的最后十年，因此笼罩了深厚的世纪末氛围。然而，对于意欲在中国文坛攻坚的广西作家，却开始了一轮新的集结。

这个新的集结是文学桂军的集结。

桂军原来指的是民国时期李宗仁麾下的广西军队。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桂军曾经立下赫赫战功。

90年代初的广西作家有感于历史上桂军的辉煌，自我命名为“新桂军”。“新桂军”最初集结于《三月三》杂志，之后四面出击，在《上海文学》《当代》等名刊都有过集群式的亮相。

1996年在宁明花山召开的“广西青年文艺工作者花山文艺座谈会”，显示出广西文艺界领导层面对广西文艺繁荣的强烈愿望。1997年，广西百名青年作家创作会在南宁召开，文学桂军形成了它的真正集结，启动了向中国文学高地的强势冲锋。

1996年，张燕玲主持《南方文坛》全新改版，改版后的《南方文坛》从地方性文艺评论刊物一举成为“中国文艺批评重镇”“今日批评家摇篮”。

1997年，文学桂军旗开得胜，东西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张仁胜、常剑钧的彩调剧本《哪嗬咿嗬嗨》，梅帅元、陈海萍、常剑钧的壮剧剧本《歌王》荣获曹禺戏剧文学奖·剧本奖。

1998年，《南方文坛》第1期以本期焦点栏目发表马相武《造势当下的南国三剑客》、黄伟林《论广西三剑客》、朱小如《“挑战”广西三剑客》，第2期发表陈晓明《直接现实主义：广西三剑客的崛起》，“广西三剑客”作为文学桂军的领军品牌，被文坛广泛认同。

值得注意的还有，当广西本土作家风生水起之前，在广西登上文坛，后来移居北京的广西籍作家林白已经在全国文坛产生影响。1994年，林白在《花城》发表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一个人的战争》既是个人化写作的代表，又是女性主义文学的典范。它的发表，确认了林白在中国当代文坛女性文学代表作家的地位。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称“林白的小说仿佛要为千百同辈女子，写下‘一个人的战争，一首变调的‘青春之歌”。迄今为止，《一个人的战争》已经出版十多种版本，作家林白在新世纪之后出版的各种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均有一席之地。

20世纪80—90年代，是广西文学转型提升的年代，也是广西文学硕果累累的年代。1999年，《民族文学》发表黄伟林《边缘的崛起》，从此，边缘的崛起，成为描述文学桂军崛起约定俗成的短语。

五、21世纪00—10年代“呈新局”

世纪末结束，新世纪诞生。

2001年，仫佬族小说家鬼子先声夺人，以中篇小说《被雨淋湿的河》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新世纪广西文学出现新的特质。

首先是70后作家崭露头角。朱山坡的短篇小说《陪夜的女人》《灵魂课》、映川的中篇小说《我困了，我醒了》《不能掉头》、陶丽群的中篇小说《一塘荷香》《寻暖》皆为有影响的作品。此外，湖南籍的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田耳加盟文学桂军，也壮大了文学桂军70后作家的阵容。

其次是广西作家触电现象。广西三剑客中的李冯先后为张艺谋的武侠大片《英雄》《十面埋伏》撰写文学剧本。凡一平的中篇小说《寻枪》《理发师》拍成电影后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东西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被改编为电影《天上的恋人》，荣获第十五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辛夷坞的长篇小说《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拍成电影后创造了票房奇迹。

最后是广西作家致力于长篇小说写作。东西先后在《收获》和《花城》发表长篇小说《后悔录》和《篡改的命》。鬼子在《小说月报》（原创版）发表《一根水做的绳子》。凡一平先后在《作家》和《江南》发表长篇小说《上岭村的谋杀》和《蝉声唱》。黄佩华在《作家》发表《杀牛坪》《河之上》。

在当下这种信息海量的时代，如此列举信息必然挂一漏万。我们还是根据我们有限的阅读，谈论一些对我们的理智和情感真正有所触动的作品。

东西的短篇小说《请勿谈论庄天海》，讲述了孟泥一系列神秘的经验。传说中，孟泥与王小尚的恋爱与幸福都与庄天海有关，但孟泥与王小尚并不认识庄天海，为此孟泥对传说表示不以为然，然而，孟泥很快遇到厄运，王小尚毫无缘由地失联。类似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庄天海，深度地影响了孟泥的生活，甚至影响到孟泥的下一代。小说以荒诞的笔触，揭示了生活中某种本不存在却又无处不在，子虚乌有却无所不能的力量，或许能引发人们对人类生存处境的沉思。

张仁胜的电视连续剧本《桂林城》，以抗战桂林文化城为背景，描述了国民党、共产党、日伪军各种力量的角逐。虽然是虚构的文本，但却显示了作者对桂林文化城那段历史的精准认知。而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世态人情的细腻描摹、人物性格的大开大阖，确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凡一平长篇小说《上岭村的谋杀》，讲述发生在上岭村的一桩谋杀案件。小说情节扑朔迷离，扣人心弦。《上岭村的谋杀》是一部既好读又耐读的作品，是凡一平丰厚的乡土生活积累与自由的艺术想象结合的产物。由此，凡一平创作了一系列以上岭村为题材的小说。上岭，成为凡一平文学版图最重要的地理标识。

陈谦，虽然90年代已经离开广西到美国定居，但是，新世纪以来，她发表的许多作品，都有确切的广西背景。《特蕾莎的流氓犯》《繁枝》《无穷镜》，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游走在大洋彼岸，却延伸着漫长的广西记忆。

冯艺曾经以散文的形式记录有关广西的人文地理，《桂海苍茫》和《红土黑衣》是他广西书写的代表作。《沿着河走》与前面两部散文集略有不同。有些篇章，内容完全脱离了广西本土;有些篇章，内容切入到作者家世。令人钦佩的是，作者能够在这种远与近中达到平衡，他的笔触，哪怕是穿越遥远的伊斯坦布尔，也能激起我们设身处地的体验;哪怕是写近在眼前老家门前的山脉，也能引发我们对山外世界的想象。

张燕玲，人们或许熟悉她的文学评论，但是，《此岸，彼岸》《耶鲁独秀》《朝云朝云》《望尽天涯》《西津渡，锅盖面》《础石》等散文作品则显示了她的创作才华。在这些作品中，最令人动容的是作者流淌在文字之中的性情，在文学评论写作中直言的她，在散文写作中却深潜着深挚饱满的情感。当然，与散文中的深情相匹配的，是作者深刻的识见。在这个人文价值遭遇质疑的时代，张燕玲散文呈现的是她一以贯之的人文情怀和价值坚守。

沈东子，曾经以他的小说作品打动过许多读者，新世纪以来，写作了大量有关西方文学的散文随笔，并结集《西风·瘦马》《西窗剪影》出版。由于小说写得好，因此，沈东子的随笔在叙事上也有了小说的技法，以一个个有悬念的故事吸引读者阅读。不过，沈东子随笔的价值不仅在于叙述的生动婉转，而且在于信息的稀罕珍贵。他不仅是作家，而且是翻译家。他的随笔中大量的信息，直接来自英文书籍，由他亲自译出。如此，沈东子的这些随笔就不仅具有随笔的价值，也有了翻译著作的价值，其中有大量西方文化史引人入胜的第一手材料。

还值得一提的是“2006·北京·广西文化舟”，一周里，广西美术精品在中华世纪坛展出;文学桂军进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与北大师生对话;北大电影院·广西电影周之第五代导演作品;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进中国人民大学;民族音画“八桂大歌”唱响中央民族大学，“大地飞歌”入北航。意味着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广西以文艺为媒不断地走向全国，并成为佳话。

上述，不过是庞大的文学桂军有代表性的现象，但哪怕就是从这样几位作家的作品，也能够感受到文学桂军的整体素养和品质。

新世纪是西元的概念，新时代是中国的观念。在新时代，曾经边缘崛起的文学桂军，继续艰难地向中国文坛高地行进。2018年，定居浙江的广西籍女作家黄咏梅以短篇小说《父亲的后视镜》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时间已经到了2019年。这一年，文学桂军的中坚作家朱山坡和李约热分别出版了他们的新作。朱山坡的《蛋镇电影院》是一部以蛋镇电影院为题材的系列短篇连缀而成的长篇小说，其中多个篇章在期刊发表时已经产生良好的影响。李约热的中短篇小说集《人间消息》仍然以野马镇为背景，讲述荒谬怪诞、黑色幽默、寓意深刻的广西故事。

从1919年到2019年，中国新文学经历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廣西曾经是新文学初期的化外之地，也曾经扮演抗战文化的前沿角色。从少数民族文学的书写，到现代主义文学的引进，广西文学与时俱进的步履逐渐从容。值得注意的是，1934年发生在广西的湘江战役，2019年吸引了举国上下亿万的目光，也引发了文学桂军书写长征的热潮。湘江战役红军长征的生死之战。湘江战役之后，长征进入了胸有成竹之境。

当我们回眸百年广西文学，也不妨将广西文学的繁荣之路比喻为长征。随着新文学又一个百年的开启，攀登文学的高峰也应成为文学桂军的胸有成竹之旅。

【注释】

①杜重远：《良好印象》，见舒天编《桂林风烟》，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②《梁宗岱文集》第一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第7页。

③梁宗岱：《象征主义》，《梁宗岱文集》第二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第66-67页。

④徐力衡（胡明树的笔名）：《诗》1942年第4期。

⑤王力：《龙虫并雕斋琐语》，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第96页。

⑥严杰人：《南国的边缘》，《现代文艺》1941年第3期。

⑦柳嘉：《彩色之恋》，花城出版社，1989，第63页。

⑧周作秋编：《周民震 韦其麟 莎红研究合集》，漓江出版社，1984，第247页。

⑨包玉堂：《仫佬族走坡组诗》，《作品》1957，第12期。

⑩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261页。

（黄伟林，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