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8月2日的《陕西日报》刊出了《“山花”是怎樣开的？——诗集〈延安山花〉诞生记》，称：“据不完全统计，全县一年来共创作诗歌两千余首。这些革命诗歌，运用黑板报、墙头诗、诗传单、唱秧歌、朗诵会等各种形式直接与广大群众见面，有力地配合了三大革命运动。”①这份调查报告很翔实地介绍了陕西省延安地区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编辑的诗集《延安山花》②的诞生过程。诗集《延安山花》的出版带动了70年代初期延安地区诗歌创作的热潮，甚至出现了“男女老少都唱歌，家家户户挂诗牌”③的现象，延川县也因此一举成为“文革”时期陕西省文艺创作的先进县。《延安山花》于1972年成功出版以后，谷溪、军民、闻频、路遥、陶正等人很快就聚集了原班人马，再次办起来了县级文艺小报《山花》。延川《山花》创刊于1972年9月，它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创办的一份兼具革命传统与文学意识的县级文艺小报。延川《山花》的编发一直持续到1993年出现了长达五年的停刊，1998年又恢复了内部刊印。

一

路遥是延川《山花》文艺小报最初的编者之一，同时也是从《山花》中走出来的最成功的作家。其早期的文学作品集中发表于《延安山花》诗集与《山花》小报之上，这里是他文学思想最初的实践地与策源地。路遥曾回忆到：“尽管那时候的作品连一篇也不能编入现在的结集里，但它在人生的篇章里永远占有不可磨灭的一面——那是在干枯的精神土地上长出的几棵稀有的绿草，至今仍然在记忆中保持着鲜活。”④

路遥在《延安山花》诗集与延川《山花》小报上发表的作品大多是诗歌，共有二十篇左右，还包括早期创作的三篇短篇小说《优胜红旗》《代理队长》《基石》。无论是最早在《延安山花》收录的《灯》《进了刘家峡》《老汉走着就想跑》《电焊工》，还是在《山花》文艺小报中刊发的《老汉一辈子爱唱歌》《老锻工》《桦树皮书包》《今日毛乌素》等诗歌，均逃脱不了“口语化”“标语化”“模式化”的弊病。“把红心投入炉灶”的老锻工和爱唱着战歌的老汉、无私奉献的老班长，虽然他们有着不同的身份和形象，但是其最终指向的都是一心为公、一心向党的劳动人民，在人物对比之中更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形象，呈现出“三突出”的创作特点。

路遥在尝过“诗歌这碗诱人的汤水”⑤后，经过不断地学习摸索，逐渐留在了小说的主阵地上。小说《优胜红旗》是路遥早期较为成熟的一篇作品。在大队开展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青年党员二喜和党支部委员石大伯所在的两支队伍为了夺得优胜红旗进行了农田基建竞赛，二喜队只重速度不重质量，虽然得到了优胜红旗，但农田经不起风雨的浸泡，就已经塌了不少。当他走到自家梯田前，看到老党员石大伯正在为他们补修梯田，二喜被石大伯的无私奉献所感化，主动向老支书交代了原因，上交了优胜红旗。“这面‘优胜红旗应该插在战场的最高处，让大家时时刻刻不要忘记：我们应该怎样争取它！”⑥小说中的“优胜红旗”其实是一个具象化的符号，夺得“优胜红旗”就是无产阶级劳动者的胜利。

而在路遥的其他两篇小说里，恪尽职守、兢兢业业的代理队长赵万山（《代理队长》），为社会主义奉献一生、不怕吃苦的战士宁国刚（《基石》），也与石大伯这类人物形象在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不计个人得失、勇于奉献的形象。基于作者本人常年在农村的生活经历，小说里对农村人物神态、语言上的刻画较为细腻，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可以说是延川《山花》文艺小报中艺术成就较高的作品。但路遥早期的小说存在情节构思模式化、人物扁平化等缺点，这些缺点也一直延续到了路遥后期的创作中去，学者李建军认为“他笔下的人物大都在性格的坚定上和道德的善良上，显现出一种绝对而单一的特点，这是不是也单调一些了呢？而像乔伯年、田福军这样的‘正面人物，则几乎完全出于作者的想象，显得苍白而无力”⑦。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花了大量的篇幅书写“田福军”类的人物，而由于作者官场生活经历的缺乏，这类人物形象不免让读者在阅读时感到生硬。但不可否认的是，路遥早期的创作一以贯之地坚持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对陕北农村民风民情原汁原味地呈现，也在他之后的创作中得以延续和更生。并且路遥早期的小说中就注意到了通过人物、叙事来完成对整体时代背景的塑造，在小说《优胜红旗》中，路遥通过老支书之口让读者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或许也与路遥十几岁就领导红卫兵组织“红四野”在延川县“闹革命”，后作为通讯组骨干被抽调入县文艺宣传队的经历及当时延川的整个政治环境相关。路遥在写作中格外关注时事政治，在其后期的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则更突显出了由“改革”引发的中国80年代的城乡巨变。路遥的创作始终与农民、土地、劳动分不开，他曾写道：“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对中国农村的状况和农民命运的关注尤为深切。”⑧路遥在去世前给谷溪诗集《我的陕北》的序言中曾提到：“我们还觉得，在追求一种新形式、新表现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以牺牲和抛弃原有的东西作为代价。”⑨由此可窥见，路遥早期的创作思想对其后期创作实践有很大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

二

路遥的文学之路是从延川《山花》文艺小报开始的，文学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他把延川《山花》称为“人丹”与“母亲”⑩，真诚而心怀敬意地表达对延川《山花》的深情。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作家的成长与作品的孕育、发芽、培养更是需要适合的土壤和气候，19世纪法国美学家丹纳曾在《艺术哲学》里提出艺术作品的生产与发展都取决于“种族、时代、环境”11三大因素。他认为只有在特殊的土壤与气候中，才能培育出具有某一类别艺术特征的品种和流派。作家处于特定的地理环境中，环境的影响已深入作家的骨血，其思想更是流淌在作品的脉络之中。而作家作为有创造性、思想性的主体，有着一定的主动性与能动性，虽然作家的写作经验受生活经验、阅历等人地关系的局限，但同时在人地关系里也体现出在主体意识运动中的超越性，呈现出跨时地的言说与互动。《延安山花》的出版说明中就明确指出了“这是一本延川县工农兵和干部创作的诗歌集”，且有着“浓郁的陕北民歌的色彩”。其创办者也多次强调这是一本具有“泥土气息”“乡土气息”的小册子，延川《山花》文艺小报的诞生是与延川独特的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分不开的;而路遥的早期创作的形成互动更与延川《山花》之间的联系是分不开的。

此外，延川《山花》的创办、路遥早期写作思想的形成与北京知青有着紧密的联系。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发表了毛泽东对大中学生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仅1968年到1970年，全国各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就达四百多万人12。“文革”时期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大部分是高中、初中学生。仅延川县就有一千三百名左右来自北京海淀区清华大学附中、八一学校、清华园中学等中学的初高中学生插队落户。这些知青的到来，无疑给延川这个小县城带来不少新鲜血液。20世纪70年代初，物质资源的极其匮乏，这使得来到延川“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迫切地寻求精神上的满足。文学是他们饥渴年代的文化食粮，困苦岁月中的精神支柱。北京知青陶正来延川之初，从千里迢迢的北京背来了一部油印机，他在延川办了一份《红卫兵报》，因内容问题受到当地政府的审查，时任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负责人的诗人谷溪就是当年去审查他的干部之一。借由此事，陶正与谷溪不打不相识，成为好友，在后来时常一起探讨文学。谷溪还邀请了本地的知识青年路遥一起加入延川《山花》文艺小报的创办。而路遥无论是在创作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受北京知青的影响颇深。延川《山花》的编辑团队结构很有意思，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本地的知识青年谷溪、军民、路遥等人，另一派就是北京的知青陶正等人。两组不同知识背景、不同生活道路的年轻人，因为文学而聚集到一起，如火如荼地办起延川《山花》。本地青年和外来知青一起组成了“新青年”，他们构建了延川《山花》文艺小报的骨骼与血肉，他们既是编辑也是作家。在这种努力下，更多的本地青年和北京知青在这片园地上茁壮成长，他们的创作让延川《山花》的生命力更加蓬勃旺盛。

其实，以延川《山花》为中心的文学现象的形成与互动是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合力作用的一个结果，就如同“延安文学现象和流派的形成，就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结果，没有外来的，现象无以发生;没有本土的，流派无以形成;没有外来的与本土的有机融合，文学现象和流派也无以形成特色，在文学史上也难有立足之地”13。特别是陕北的地域文化与外来的北京知青文化的糅合，陕北在古代就曾是多民族融合的共住之地，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在这里共存，所以本地文化与外地文化的沟通交流、输入输出，在这里更容易被純粹地接受。从普遍的文化交流到具体的文化个体交流也变得更加容易，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知青，此地的知青更具有一种身份认同感，他们将延川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陕北的变迁也处处牵动着他们的情思。北京知青与本地青年之间有着血与肉的联系，北京知青的气质、习惯、学识与意识等均受到陕北文化的影响，他们的新观念、新思潮反过来又影响了本地的知识青年。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往往是由他自身的社会经验、人生经历、知识素养等多重因素决定的，这也决定了一个作家的审美价值观念，以及他所诉之于文学之上想要表现出的风格。

这样的双向互动，让延川《山花》文艺小报不断盛开下去。延川《山花》上相继发表了一大批本地知青和北京知青的作品，很受当地读者欢迎。如路遥的《老汉一辈子爱唱歌》《优胜红旗》，闻频的《重返南泥湾》《延河东去的浪花》，陶海粟的《国庆抒怀》《每当我打开〈共产党宣言〉！》《锣鼓声中……写于“十大”公报发表之前》，林达（笔名程远）的《在灿烂的阳光下》，邢文英的《又一次翻开雷锋日记》，吴小荣的《小木匠》，杨卫的《党呵，我把心歌献给你》……《山花》文艺小报也成为当时在延川插队的北京知青和本地知青的文学阵地。插队的知青们在精神上处于一个痛苦而又迷惘的阶段，他们既无法成为真正的农民，又无法彻底回归城市;而路遥等本地知青则是渴望脱离乡村，但是也没有办法逃脱现实的生活，他们只能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北京知青与本土知青在这种矛盾之中更深刻地感受到了城市与乡村的差距，城乡二元身份的落差感让他们暂时找到了一种平衡的方式，在文学当中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可以说，延川《山花》在一定程度上搭建起了一座桥梁，试图消弭城市与乡村之间在等级上的二元对立，缓解了这些知青在现实生活中心理上所产生的巨大反差。这直接表现在了本时期延川《山花》作家们对题材的处理与练习，北京知青们以自己的城市经验积极书写在农村的新生活、新感受。值得一提的是，著名作家史铁生虽然只在1984年的延川《山花》文艺小报上发表了一首小诗，但他一直关注着《山花》的发展与成长。他回忆最初看路遥的作品就是在延川《山花》上，“后来我在《山花》上见他的作品，暗自赞叹，那时我既未做文学梦，也未及去想未来，浑浑噩噩，但我从小喜欢诗、文，便十分地羡慕他，十分的羡慕很可能就接近着嫉妒”14。史铁生的文学之路与延川《山花》文艺小报不无关系，在其影响下后来相继创作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队的故事》等与陕北知青生活有关的作品。本地知青与北京知青的积极书写，是这些“非专业作家们”写作体验与审美经验的初步尝试，从作品中可以看到这些作家们对陕北民间文化的认同以及将其与城市文化相融合做出的努力，也为以路遥为代表的继续从事作家职业的知青们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在路遥1980年代的成名作《人生》与《平凡的世界》中，经常奔波于“城乡交叉地带”的路遥真实再现了“城”“乡”之间二元对立的巨大差异，或许可以从路遥早期作为本地知青与北京知青之间的相互影响溯源。

延川《山花》文艺小报初期，由于路遥等人的生活经历与写作训练有限，作品在艺术的深度和力度上还存在不足之处。然而，他们也试图去突破，有自觉“载道”的意愿，保存了相对自由的形式，恪守现实主义传统，在主体意识的认知基础上不断开拓新的空间与领域，能够较为真实地展示出民间基层百姓的文艺活动空间。以路遥为代表的作家们试图将作品的审美性与文学性和当下的时事政策与本土民风民情相关联，走出一条独特的路子，从现今来看路遥早年的创作还比较稚嫩，但不失为一种写作尝试。路遥等作家们自然而然地采取了全力向政治靠拢的姿态，也正因为如此，导致了“山花作家”在创作题材上的单一，作品内部文学性的不成熟、艺术性不高等问题的出现。随着路遥1973年被推荐上大学、曹谷溪1975年被调往《延安报》后，延川《山花》文艺小报的主要创办者的相继离开，实际上宣告着《山花》初期作家群体的解散。延川《山花》虽然只是路遥早期文学之路上星星点点绽放的小花，但是却成为路遥写作之路上一段重要的风景。

路遥在之后1980年代的创作是一个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这更得益于他在陕北“城”“乡”长期的生活与知青群体对他思想上的影响。再者，路遥也是延川《山花》文艺小报的推动者，他一直关心着《山花》作家群的成长。延川《山花》第一代作家海波的第一首诗歌是曹谷溪指示路遥“修改”的。在路遥、谷溪等人的帮助下，海波是与《山花》同步成长起来的作家。延川《山花》第二代作家刘风梅曾是路遥的同村同学，路遥在病中还曾为她的小说集《春夜静悄悄》写过序言，写信鼓励她继续创作。路遥一直关注着延川《山花》的发展，对延川《山花》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

近几年学术界出现了延川《山花》研究“热”15现象，笔者认为应对其之热做冷静、客观的思考与分析。要追溯《山花》热，还是要从“路遥热”说起。作为延川《山花》中走出的最成功的作家，是读者把路遥推上了被瞩目的舞台。1988年，被录制成广播节目的《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播，直接受众就有三亿之多，听众来信像雪片似地飞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平凡的世界》乘着广播的翅膀飞翔，被亿万听众所熟知，其小说多次印刷，作为“长销书”在读者心中有着持久的影响力与生命力。《平凡的世界》可以说是最受读者喜爱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随着2015年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的播出，再加上时值全国两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期间与上海代表团代表曹可凡谈到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时提及：“我跟路遥很熟，当年住过一个窑洞，曾深入交流过。路遥和谷溪他们创办《山花》的时候，还是写诗的，不写小说。”16国家最高领导人在正式场合中对路遥、《山花》及其作品的言说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重新唤起了人们对“路遥热”等现象的思考。这一年，路遥成为文学批评的关键词之一17。然而，即使路遥在读者心中有着很高的地位，也并不能改变他长期在学界、批评界受到冷遇的情况。路遥与贾平凹、陈忠实同是新时期“文学陕军”的代表性人物，被誉为“陕军文学”的三驾马车，但却只有路遥在一些重要的当代文学史叙述中要么是不存在，要么是零星半点18。然而，《平凡的世界》自出版以来，已经累计发行正版书达一千七百万套19，成为对新时期以来普通中国人精神与情感產生最重要影响的文学作品之一。201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全国“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也以“鼓舞亿万农村青年投身改革开放的优秀作家”授奖词，授予路遥“改革先锋”称号。这种“冷”与“热”现象的出现，也让路遥能否进入当代文学史，或以怎样的姿态进入文学史，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所热议的话题之一20。同时，路遥“冷”与“热”现象出现的原因及其背后的张力也值得进行追问，这似乎让人感到路遥与他亲爱的《山花》遭受到了相似的命运。

延川《山花》之所以“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路遥热”。在1980年代中后期不被评论界所待见的路遥似乎在进入新世纪后找到了新的存在方式，近年来有关路遥研究的论文层出不穷，处于边缘研究地位的路遥研究在经过多年的沉淀后，似乎在逐渐被拉近学术研究的中心位置。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路遥研究没有解决清楚的问题，在过了二三十年之后争议仍然存在。同时，随着时代的推进，路遥研究也给研究者们留存下来了更多的问题，研究者们的视野也在不断地扩大，眼光也在不断更新和改变。2015年4月9日上海《文学报》刊发文学评论家郜元宝教授的长篇访谈文章《致敬可惜太迟 诵读永远不晚》。郜元宝教授认为“我觉得它是一部早就在广大读者中获得认可而在专业文学研究界还需要加以重新思考、重新评价、甚至可能还依然存有争议的一部现实主义文学的绝唱。在路遥之后，我们再也没有看到那种立体、全景、即时地描写当下生活的史诗性巨著，后来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新写实在格局气魄上都不能望其项背，有的零敲碎打，有的名实难副”、“斯人已逝，现在再向路遥致敬，可惜已经太迟，但诵读遗编，永远不晚。一部《平凡的世界》终将重绘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21。学者程光炜教授也认为，“人们可以迅速发现路遥评论‘当代性的出发点：这就是，以路遥的‘现实主义、‘哲学意义的再思考和‘把写作和生活视为同一件事作为新的‘写作标准，来批判和反思当今‘那些颓废、消极的写作。通过还原一个完整的路遥，来回应和警醒当前文坛轻浮、非历史化和散漫的现实”22。在1980年代被责难、“不得不在一种夹缝中艰苦地行走”23的路遥，在当今“当代性”语境下更值得被关注和研究。

“路遥热”的出现，让更多人注意到延川《山花》，了解延川《山花》。“艺术用它巨大的魅力转变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我深深感谢亲爱的《山花》的，正是这一点”24，路遥曾这样谈到《山花》对他人生的启蒙作用。延川《山花》之于路遥的意义是巨大的，如果没有延川《山花》，没有北京知青的“上山下乡”，没有陕北独特的文化场域，没有延川当地对文学青年的培养，路遥是否会走向文学这条路，是否会成为留在千千万万读者心中的作家也未可知。延川《山花》上刊登了大量的工、农、兵、学的作品，或以整版发行，或以专刊的形式出版，他们其中有许多人的作品并不成熟，被称为“口水诗”“标语诗”，但就是这一个个的铅字，豆腐块大小的地方，让许多怀揣梦想的青年人切切实实地触摸到了文学的门槛，从而坚定地走上文学的道路25。依靠文学改变人生命运的“延川《山花》作家”绝不只有路遥一人，其症候性现象值得研究。

如今，作为一份地方文艺内刊的延川《山花》，一直在努力地改版革新。已经成为内部文学季刊的《山花》仍承担着“文学苗圃”的育苗功能，更多的文学苗子也在这里继续被发现。由此看来，以延川《山花》为中心来考察其对路遥早期创作的形成与互动是十分有必要与有意义的。

【注释】

①③本报记者：《“山花”是怎样开的？——诗集〈延安山花〉诞生记》，《陕西日报》1972年8月2日。

②1972年5月，由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编辑的《延安山花》诗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延安山花》1974年3月出版增订本。此诗集先后共发行28.8万册。

④⑤⑨路遥：《土地的寻觅》，见《路遥文集》第二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469、470、472页。

⑥路遥：《优胜红旗》，《延川文典·山花资料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第59页。

⑦李建军：《文学写作的诸问题——为纪念路遥逝世十周年而作》，《南方文坛》2002年第6期。

⑧路遥：《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路遥文集》第二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376页。

⑩路遥：《十年——写给〈山花〉》，《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卷，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第99-100页。

11[法]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第11页。

12陈由之：《中国共产黨辉煌90年》“内乱与抗争1966—1976”卷，人民出版社，2011，第130页。

13李继凯：《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商务印书馆，2013，第53页。

14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第150页。

152017年5月，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主办了“《山花》现象暨延川知青作家群学术研讨会”。会后，《人民日报》《新华每日电讯》《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对延川《山花》40多年来坚持扎根土地、根植人民的传统进行了报道。随后，《文学评论》2017年第6期刊发惠雁冰的论文《〈山花〉现象与〈山花〉作家群》;《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18年第2期刊出“延川《山花》研究”论文，包括：李震《文学史视域中的〈山花〉与延川作家群》、马佳娜的《〈山花〉的历史考察（1972—1976）》、杨辉的《路遥文学的“常”与“变”——从“〈山花〉时期”而来》、李振的《陶正是谁？》四篇。

16《曹可凡：那是非常闪光的一分钟》，《文汇报》2015年3月6日第2版。

17周明全：《缅怀与开启——2015年文学批评关键词》，见《2015年中国当代文学年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6，第291页。

18如在洪子诚教授独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中未涉及路遥，而在陈思和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里，仅把《人生》放置在“感应时代的大变动”一章里加以表述，称之为“人生道路的选择与思考”。

19路艳霞：《〈平凡的世界〉发行超1700万套》，《北京日报》2018年11月28日。

20早在2015年4月12日，山东大学文学院就专门组织召开“《平凡的世界》专题研讨会”。与会代表认为，“文学研究可以从传统研究领域拓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学生活中，评论界、文学史界应适当关注读者大众的反应”，给予路遥《平凡的世界》合理定位。详见张清俐、张杰《〈平凡的世界〉研讨会：以读者为中心是文学史批评方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5日第1版。

21郜元宝：《聚焦〈平凡的世界〉：致敬可惜太迟 诵读永远不晚》，《文学报》2015年4月9日。

22程光炜：《文学史研究的“当代性”问题——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讲演》，《文艺争鸣》2008年第11期。

23路遥：《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路遥文集》第二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375页。

24路遥：《十年——写给〈山花〉》，《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卷，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第99页。

25中国作家网2018年12月29日的《文学内刊：写作者温暖的启航之地——首次全国文学内刊工作座谈会侧记》文章开篇就称：“1972年，作家曹谷溪在陕西延川印出第一份小报《山花》的时候，一定没有想到，这朵小花有如此坚韧的生命力，至今仍盛开在黄土地上，成为当地文化和文学的重要象征。”这是对延川《山花》文艺小报的极大肯定。

（梁爽：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