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晚清民国无疑是一个令人不堪回首的时代，这不光因为社会巨变与动荡对个体生命的忽视与摧残，更重要的是西方文明的强势入侵对中华本土文化的冲击，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国人精神上的危机。于此，治近现代文史者皆有惊心动魄的体认，无须赘言。说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段民族屈辱史，实不为过。

一个颇具吊诡意味的现象是，对于这一时期的学术，当今学界却又有着一种超乎寻常的推崇与眷怀。只要一提起国学大师，相信多数人脑海中首先浮现出的便是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胡适等一批文化巨人的群像。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影响的焦虑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严重失衡而表现尤其突出。然而，他们的学术果真构成了一座不可超越的高峰了吗？此后的学术演进已证明，他们的学术也存在诸多偏颇与不严密之处，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在当今学人心目中的地位。其因究竟何在？笔者以为：读他们的著述，除了求真的信服外，还有一种莫名的精神悸动，学术因此而焕发迷人的魅力与光彩，使人无法释怀，这恐怕才是它们吸引后世学人的关键所在。这种魅力与光彩虽建基于学术之上，实来源于著述者的思想与情怀。必须说明的是，学术研究中自然灌注的思想情怀与以论带史的主观介入绝不是一回事，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前者以学术为主导与前提，思想与情怀是无形的体现，而后者学术已沦为观念的附庸，名为学术实已背离了学术的本真精神。今天的学术较之晚清民国，产出量不啻倍蓰，精细程度亦不乏有过之者，然大多是为学术而学术，等而下之者，则是为论文而学术，毫无思想与情怀可言，引起读者兴趣已属奢望，更不用说产生精神悸动了。两相对照，晚清民国的学术更显难能可贵，以致成为后世学人心目中无法逾越的学术乌托邦，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这并不是说当下学术已完全与此种传统断裂，而是仍有一线之传，只不过殆不多觏也不受学界青睐罢了。李兆忠先生的《喧闹的骡子——留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化》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距今已近十年，当初即引起学界反响，多名学者撰写评论文章，发表于有影响的读书刊物上。这些文章一致地肯定了体现该著学术水准的个案研究，而唯独对著者提炼出的核心观点“骡子文化”作了质疑性的保留。对此作者并不认同，在新近出版（三联书店）的再版序言中，作者就这种质疑作出自己的回应，语中不无寂寞之感。的确，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呕心沥血写出的书没有人读固然是一种悲哀，拥有读者却未能读出作者期望的意旨恐怕是另一种更加遗憾的悲哀。所幸的是，一个无名网上购书者这样评价：“‘学术二字的形容对此书而言过于重了，此书更像随笔，风趣幽默的文字读起来趣味盎然，很容易就进入语境。作者具较深厚的人文功底和心理判断，中肯的批评中应该较真实地还原了光环下的一系列名人留学的历史。推荐给对百年前的历史感兴趣的人、对于人生价值和个人定位有探寻兴趣的人。文中最后结尾很耐人寻味，也非常沉重。历史和当下总是没有缝隙，想起来让人很纠结”，令著者惊异欣喜之余，不禁要向其“致以敬意”了，这真是对当下学界的一种吊诡性反讽，同时也昭示了今天的学术与晚清民国学人的真正距离——思想与情怀的失落。

晚清民国去今不远，今天许多的社会与文化问题多肇端于此。与现实的关联正是这一领域研究的独特魅力所在，不过这也容易使其受到现实的干扰，从而使学术流为某种观念的传声筒。所以研究此一时期的文史著作容易受人关注，当然也更容易受人诟病。如何把握其中的尺度，是衡量一个学者能力高低的最好水平仪。对于晚清以降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全面变革而言，西学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推动因素之一。而作为西学东渐的直接产物——留学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社会过高的期许，使得国人对他们的看法从一开始便带着非理性的别样眼光，从而注定了他们在整个社会中的尴尬地位与艰难处境。从这个意义上讲，留学生无异于一面哈哈镜，折射出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演进过程中的种种怪异现象与扭曲面貌。因此对这一群体及其文学反映，学界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相关的研究十分丰富，其中不乏卓见的厚重之作，然正如前述，从整体上看多有学术而缺乏鲜明的思想情怀。以我陋见所及，二者兼具者，当首推李兆忠先生的《喧闹的骡子——留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化》。

诚如作者夫子自道：孜孜矻矻，十年一剑打磨此书，目的是“有助于大家思考和理解今天中国人的文化处境，并作出积极的反应”。因此，该著最大的长处，实不仅在学术本身，而在学术与思想情怀的结合上，其带有随笔性的写作方式，便是最好的说明。以我个人十余年的研究体会，要做好近现代留学生群体研究的课题，必须具备如下条件：一、对近现代社会变迁的历史要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二、对近现代留学生的历史要十分熟悉;三、对留学生的文化与文学活动及其创作要全面了解，并具独到见识;四、本人应具备长期留学的经历，对异域文化与文学要有感同身受的理解与认识。平心而论，著者于前三者并无特殊的优势，其真正得天独厚之处，是在第四。比如，就本书论述所涉及的范围而言，以个案重点论述的留学生共十四位，即使算上文中旁及的其他留学生，相信也不会超过百位。而据郑春《留学背景与中国现代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第18页）统计，现代文学史上较为重要的三百余位作家中，有留学背景的就有一百五十位之多，如果加上“前现代”（也即近代）笔者統计的七百余位，以此衡量，本书的论述范围无疑是单薄而微弱的。然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眼光见识，是细读文本、精审史料的能力，正如本著字里行间显示的那样，这一切，离不开作者多年的异域生活经验与对异域文化的深切感悟，方能使个案研究切中肯綮，有血有肉，趣味盎然，令人信服。以我个人的体会，这才是留学生文化与文学研究中最难啃的骨头。研究留学生群体的意义主要在于观察中西文化与文学的碰撞及其融合方式，而中西文化与文学本身又具有许多相通之处，有些差别甚至细微到难以辨别的程度，如果不是对中西文化与文学双方皆具有感同身受的认识与体会，是很难察觉得到的，更不用说在二者化合生新之后对其进行解剖分析了。肤廓的宏观研究固然可以将留学生文化与文学的主要议题尽皆囊括进去，但最容易淹没的恰恰就是这种单刀直入式的精到而深入的解剖与分析。著者扬长避短，采用自己最为擅长的行文方式，因此取得意想不到的研究效果。

本书个案研究受到学界的一致好评，绝非偶然。作为研究同道，我对此体会尤深。当初因研究所需，读此书时于我心有戚戚焉的那种感觉至今难忘。如对《留东外史》的解读，仅看标题“‘大中华与‘小日本的恶性互动”便为之叹服，这种精到的概括，显示出著者对向恺然创作此小说的内在文化心理有深入骨髓的洞察力和游刃有余的文字功底。同时，与一般宏观研究的肤廓模糊乃至削足适履不同，著者从未用一种理论或固定的眼光来审视他的研究对象，而是根据个体不同的出身、性格、文化背景及兴趣取向等，来观察他们在留学时地域的文化碰撞与接受，既通过整体观照概述其共性，又多角度地揭示与阐释了他们纷繁复杂的各自面相，较之同类的研究著作，无疑给人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与有益的启示。尤其是对留学生在异域的文化接受，往往因缘得力于自身的处境与文化修养，分析尤称精绝。如《东亚启示录——丰子恺与日本》，丰子恺对日本文化尤其是竹久梦二漫画的接受便是典型的例证，丰子恺出生的浙江，与作为岛国的日本在地理与生活习性方面最为接近，所以比较容易对日本文化产生亲和力，这一点与此前的周作人极为相似;而对竹久梦二的接受则反映了留学生所处时代与个人禀赋、艺术取向在其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丰子恺发现竹久梦二完全出于偶然——一次在东京旧书摊上的随便翻阅，而其之所以能够搅动丰子恺的“艺术慧根”，则要归功于它与其中国传统绘画的相通之处，这恰恰又与丰子恺的个人禀赋与艺术取向不谋而合，不过丰子恺对竹久梦二也是有选择的，而且是竹久梦二的那些在日本已过时、具有“深沉而严肃的人生滋味”的早期作品，因为它恰好契合了中国当下的现实需要。不过，留学生在异域的文化接受虽与其自身文化储备的相似性存在密切关系，但必须明晰的是这种相似仅是表面的，二者仍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别，所以从根本上讲它只是一种歪打正着的错位文化交流，而这种错位的文化交流又偏偏构成了留学生异域文化接受的普遍共性。本书的个案研究正是对这个错位文化交流精彩的多维度诠释。不过，透过本书的个案研究，以及后三篇带有宏观视野的文章，可以明显感觉到著者实际是在有意构筑留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化演进的一部线性历史。尽管这个历史线索时断时续，但就个人的阅读体会而言，它的明晰程度实际超过目前任何一部宏观研究。

以上分析本书的学术价值，其目的主要在于说明它是以学术为主导与前提的，绝非当下流行的以论带史的主观之作。当然，这并不是说本书已经严密到无懈可击的地步，这也不是著者追求的真正学术境界。正如前文所说，它的长处在学术与思想情怀的结合上。这一点在著者提炼的核心观念“骡子文化”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可惜学界对此并不感兴趣，以致著者才会对一个普通读者的中肯评价如此在意，颇有吾道不孤之感。关于“骡子文化”，著者在本书初版本《自序》中说：“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传统的中国好比驴，近代的西方好比是马，驴马杂交之后，产下现代中国这头骡;现代中国文化从此变成一种非驴非马、亦驴亦马的‘骡子文化。根据生物杂交的一般原理，第一代的杂种兼具双方的优点，品种最佳，之后逐渐退化。这个生物学原理同样符合中国现代留学史的实况。”将中国现代文化比作“骡子文化”，的确有点不伦不类，也深深刺痛了国人的自尊心，否则不会招致学界普遍的质疑与保留。“骡子文化”比喻的恰切与否暂且不谈，学界对它的反映足以说明著者表现在本书中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也从侧面验证了这一判断与中国现代文化自身特点的一致性。本书描述的中国现代留学史十分清楚，在对待西方文化上，中国始终处在“崇洋”与“排外”的两极之间，钟摆从未停留在中间均衡的位置上，所以才会造就出“骡子文化”这样的畸形儿。尽管如有论者所说，“骡子文化”是西方“现代性”发源地之外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可能出现的普遍现象，但对照毗邻的日本，“骡子文化”的中国式特征就凸显出来了。日本现代化与中国几乎同时起步，但效果却迥然不同，所以导致泱泱大国在甲午之战中竟惨败于蕞尔岛国，变成了后者的小学生。当时日本正处于明治欧化的亢奋期，但中国的留学生对其民族主义与国粹主义似乎更情有独钟，所以才导致了此后五四时期更为激进的“全盘西化”。这种两极之间的钟摆一直循环到今天，仍看不到停息的希望。难怪著者慨叹：“就中国而论，现代的社会生活方式确已为多数人接受，变成‘自身的东西，然而‘现代的思想观念、现代的制度文化，却远未被人们（尤其底层的民众和上层的官员）接受，他们的思想观念，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前现代阶段。”对于西方的文明，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就一直瞄准的是其诱人的“物质文明”，而对其“精神文明”则采取拒斥的态度，所以才会有留美幼童的中途被撤回，以及中西合璧式的留学精英在国内尴尬而艰难的处境。这种“不自然的”“主体欠缺的”“非理性的”文化，不是“骡子文化”，又是什么？因此，作为本书的核心观念，即使从学术角度讲，“骡子文化”的比喻也是相当符合历史事实且富有启示意义的。当然，必须指出的是，“骡子文化”更寄寓着著者深刻的反思与批判精神，留学生身上折射出的中国现代化演进过程中的严重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这种不堪回首的历史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恐怕还会不断重复。本书最后一篇《“假洋鬼子”的沉浮——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留学生形象》以血的历史对此作了生动诠释，让人看到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某种带有宿命性的关联。因此甚至可以说，这后一点恐怕才是著者研究中国留学史的真正命意所在，如果仅着眼于本书精到的学术研究，而于此点视而不见，那么本书也就“泯然众人矣”了，又何奇之有？“骡子文化”在本书中的双重隐喻意义，也就失其大半。

另外，本书著者在梳理“骡子文化”的演变时，发现了一个令其颇为悲观的现象，那就是“骡子文化”存在一代不如一代的退化趋向。最令人向往的是第一代，这代：“留学生里多出学贯中西、通古博今的文化巨人，如严复、陈寅恪、鲁迅、丁文江、胡适、郭沫若等，他们为中国现代文化奠定了基础，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但随着时代变迁、岁月流逝，这种学贯中西、兼具马驴优点的‘超级骡子越来越少，他们的遗产也越来越难以为后人继承。然而仔細想一想，也只好释然：既然产生这种‘超级骡子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骡子文化每况愈下也是情理中的事。”将“骡子文化”的退化归结为环境因素，不免浮泛而难以切中问题的实质。据我对近代留学生文学群体的全面梳理统计——也即本书著者所说的第一代留学生，七百余人中有超过三百名留学生拥有传统功名，这显示出第一代留学生有后来者无法企及的中学根基——就其总体而言，如果留学期间为学有道，是很容易成为中西合璧的精英人才的。反之，若中、西学有所偏倚，便难以成就这样的人才。比如洋务运动时期的留美幼童，出国时因年龄过小，中文根底欠缺，留学期间又未能得到有效补偿，因此归国后在专业与外文写作方面尽管有不俗的表现，但却没有形成中西兼通的文化大家。本书论述的陶晶孙也提供了类似的例证，他十岁留学日本，尽管具有不凡的艺术禀赋，日文写作令日本人都为之叹服，但蹩脚的母语却限制了他思想与艺术才华的表达，因此难以与同时期的郭沫若、郁达夫等人所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继留美幼童之后，福建船政学堂派出的留欧生就不同了，这些学生年龄多在二十岁以上，出国前中文均有较好的基础，因此其中便出现了严复、马建忠、陈季同这样中西合璧的人才，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说明，“骡子文化”能否具有强劲的生殖能力，关键还在于中西文化是否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均衡，“骡子文化”的退化趋向其根本原因正是此后留学生中、西文化构成的严重失衡，而非环境单方面所致。

在学术功利盛行的时代，我们仍然渴求学术进程中有思想有情怀的作品，这部著作在出版十年之后仍能为学界所关注，重新再版，与其说是一种幸运，不如说是学术与精神情怀的必然。然而，其内在的真价值能否得到当下学界的关注与认同，我们拭目以待。

2019年5月4日

（姜荣刚，许昌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