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轻人。

一个眼神温和的年轻人，嘴角挂着自信的微笑。他的目光透过眼镜片，坚定地注视着镜头。细条纹衬衫很是熨帖，他坐在椅子上，右手似乎支撑在某件物件上面，或许是书桌，或许是餐桌;左手也许攥着手机，时刻注意着微信里跳跃的信息。

他总是很忙，忙于工作，忙于策划思南读书会活动，忙于接待来自各地的作家，忙于像珀金斯一样挖掘年轻人。有些年轻人，吸引他注意的，可能只是某个灵光乍现的句子，某段细节充沛的瞬间，某篇稚嫩却不乏闪光点的小说。这群年轻人喜欢文学，内心深处的火焰，却是微暗之火。他便像火工一样，添加草料，小心翼翼地呵护，火焰便渐渐旺盛。而这群年轻人，也因他的影响，走上文学这条“光荣的荆棘路”。

他的名字叫作李伟长。在新近出版的随笔集里《人世间多是辜负》的作者简介，他是这样介绍自己的：李伟长，1980年生，江西上饶人。思南读书会策划人之一，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著有阅读随笔集《珀金斯的帽子》《年轻时遇见一些作家》。

原谅我拙劣地模仿李伟长随笔《珀金斯的帽子》的开篇。之所以如此，自然是《珀金斯的帽子》乃是一把钥匙，是理解李伟长的关键。

一

将李伟长视为评论家，自然是对的，但未免让人略感狭隘。正如他简介所揭示的，他至今所做的工作，基本上是与文学密切相关。作为人类的精神食粮，文学当然是神圣的、庄严的，但文学不是无根之木，它需要新的源泉、新的力量，需要新作者的创作与书写。众所周知，挖掘与培养新作者，是一件无比艰巨的工作。它意味着一个人需要敏锐的洞察力，能在众多文学爱好者中，找到真正的璞玉;意味着需要恒久的耐心与坚韧的信心，能给写作者持之以恒的支持与信任;意味着拥有强劲的克制力，不独断地向作者推销自己的审美，能平和地处理自我和写作者之间的关系。不然，编辑与作者之间就会出现利什与卡佛的矛盾。诚然，利什大刀阔斧地删减，将卡佛推上“极简主义”大师的位置，但终究这些极简小说，并非是卡佛的审美与风格;意味着拥有崇高的自我牺牲与奉献的精神，愿意隐身幕后，全心全意地为作者搭建舞台。

尽管李伟长并非是一名职业编辑，但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事着类似珀金斯的工作。珀金斯在数以万计的来稿之中，敏锐地捕捉到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托马斯·沃尔夫等青年作者的天才，并尽心尽力地为之付出与服务。珀金斯发现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沃尔夫等人，这群天才已经完成了最初的文学锻炼，已经脱离了抽屉文学阶段，开始或已经形成独特的自我与风格。

许多人把作家的成长，完全归因于作家的天分与勤勉，而有意无意地忽视编辑的作用。编辑所做的工作，远不止是纠正作家的别字、校对文本，还“能透过一部书的缺点，看到它的不凡之处，哪怕缺点多么令人失望;任凭遇到多少挫折，也会不屈不挠地坚持工作，挖掘这本书和这个作家的潜力”。好编辑与坏编辑的区分，亦在于此：好编辑能穿越凌乱、稚嫩的文字，发现与挖掘作者的闪光点;而坏编辑则肆意滥用编辑那微不足道的权力，或以折磨与侮辱新人作者为乐，或以编辑之权谋私。

与珀金斯不同的是，李伟长所面临的写作对象更为年轻或稚嫩：他们是高中生，年纪大一点的最多是大学新生。他们喜爱文字，保持着良好的阅读习惯，但未必挚爱文学，对写作有着疯狂的执念与野心。换言之，李伟长所做的工作比珀金斯所做的工作更为基础：挖掘一群写作爱好者，并助力他们成为拥有写作意識与自我风格的作者。

与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相比，这些并未形成独特的自我与审美的年轻人，可能更为脆弱与敏感。你不知道那句话或哪个意见会冒犯到他们，会损害他们的自信心，会打击到他们的创作热情。有位青年作家曾动情地回忆起李伟长十年前指导他写小说的情形：当时他是位高中生，热爱科幻文学，因缘巧合之下创作了一篇万字左右的科幻小说，然后网上投稿给李伟长主导的“文学百校行”计划中。

这篇万字长文，自然不是完美的，它充满了年轻人所固有的毛病，稚嫩、任性与自负。然而，李伟长敏锐地捕捉到作者笔触之下与众不同的人文关怀，并坚信这位年轻的朋友，将来在文学道路上大有可为。于是，他便在一个周五的傍晚，致电这位年轻的朋友，与之讨论修改、完善小说，通话一直持续到半夜三点钟。这一幕，永远停驻在朋友心中，并像灯塔一样，指引着朋友的写作。新近文坛崭露头角的一批青年作家，如三三、王苏辛、徐小雅等，或多或少得到过李伟长的帮助。这批年轻的小说家，将会携带文学理想与信念，朝着文学殿堂奋进。

珀金斯伟大之处，不在于他发现多少天才，而是在于他主动选择“默默无闻”，在于他不求回报的奉献与牺牲。热爱编辑行业，并视之为最高生活准则。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不难理解李伟长为何如此推崇珀金斯，并视之为编辑的典范。李伟长曾有过珀金斯式的追求，“默默无闻的工作”，挖掘与培养文学新力量。但正如他在文章中所揭示的，珀金斯已经是过去式，我们唯一可以相信的是总结与学习珀金斯识别文学天才的目光，是信任与鼓励写作者们的个人经验的表达。

二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作家真的可以培养吗？

至少大多数人乐于相信“作家是可以培养的”的答案。君不见，现如今创意写作班已成为各大高校中文系的标配，写作更是成为自媒体时代的“显学”（比如，“学会写作月薪飙升两万”类的课程，风行各大知识付费平台）。从这方面来讲，作家确实可以培养。至少创意写作班的课程，让一个文学爱好者，成为一个有能力在刊物发表，甚至是出版小说的作者。不过，对此我持有审慎的怀疑态度。原因无他，遣词造句、叙述技巧、人物塑造，甚至是情节设计，都可以经过科班的训练来习得，唯有天才的自我，唯有作家那张独特的面孔，无法经由他人之手塑造。

多年前，我曾阅读过一套短经典系列的小说集，其中所收录的作家，大多有创意写作班的背景，如克莱尔·吉根。这套小说初读之下，惊喜异常，令人战栗，可读得多了，便渐渐察觉出问题来：这些小说的情节设定、结尾留白、情节逆转，甚至是“少用形容词多用动词”规训，几乎保持着惊人的一致。显而易见，这些小说们都烙上了创意写作班的钢印。进而，作家的面孔便变得模糊不清。所以，一个有野心的作者，不应满足发表与出版。他的文字，应该拥有“一张表情独特的面孔”，应该不可复制的。

一个尴尬的事实却是：现在是个普遍焦虑的时代。不只是年轻的作者焦虑，文学刊物亦充满焦虑。正如李伟长在《抽屉时间与缓慢时间》所指出的，“人们对年轻人的出现有着难以言状的焦虑，以至于担心没找出足够多的年轻人，文学事业就要垮台一样。一边是焦虑，一边是期待，人在两边摇晃”。

在李伟长看来，写作是一种天赋，是与生俱来的等待挖掘的能力。进而，“好小说家不是培养出来的……小说家是自己成全自己的”。一个小说家的自我成长，远比从课堂上习得叙述技巧、创作观念更为重要。他必须确认自己的才华与天赋所在，必须“耐心等待，耐心地识别自我的缺陷，耐心地自我提高，耐心地享受沉浸写作本身的美妙”，进而找到自己的叙事对象与方式。因为，“文学观的形成不是谈论中完成的，而是持续不断写作练习中获得的”（《沈从文：把自己的生命押上去，赌一注》）。

强调练习，强调耐心，强调抽屉文学时期，这种略显古典的写作方式，似乎已经不符合所谓的“时代精神”了。生活在今天的写作者根本就不缺乏发表的机会。即使刊物不能发表，亦能张贴于网络平台上，“这让抽屉时期于黯然中消失不见，无人问津的压力和紧迫，也就没有机缘和时间转化成对自我更严格的要求，耐心已经不再需要了”。

失去耐心，缺乏足够的练习，结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多年前，八○后经由新概念大赛横空出世，而现在的文学刊物迫切希望九○后们刮起一阵旋风。可我们回过头去重新审视八○后们的写作时，却无奈地发现大多数八○后作家只能书写青春，即使是面对着宏大的历史时，亦只能发出青春的、感伤的、轻盈的叹息。

三

李伟长是浪漫之人。

这从他对“爱的骑士”的定义便可看出：“如果爱一个人，不求回报，无私奉献，也不幻想有爱的回应，完整地把自己交付出去，历经漫长的等待和无尽的内心折磨，这样的爱就是一种信仰，这样去爱的人，可称之为爱的骑士。”这句浪漫至极、令人动容的句子，出自他的《理解一个爱的骑士》，文章则收集于他的随笔集《人世间多是辜负》。

事实上，只要我们细细将句子品读一番，便能发现“爱的骑士”其实是另外一个珀金斯。他对编辑事业的热爱，不正是像爱的骑士一样吗？唯一的不同，爱的骑士所热爱的不是事业，而是某段情感、某个人物，甚至是某个短暂而又永恒的瞬间。

谁是最典型的爱的骑士呢？杜拉斯笔下的中国情人，爱她的苍老胜过爱她的年轻;温特森笔下的引诱已婚妇女私奔的女主;胡塞尼笔下爱上自己仆人纳比的瓦赫达提先生。尽管瓦赫达提非常清楚知道纳比并非同性恋，自己的爱注定得不到回应，他亦完全接纳这份不可能的爱。东野圭吾《嫌疑人X的献身》中的数学天才石神。已经失去生趣、决定自裁的石神，因偶然一瞥，看见了靖子母女以及她们那对流动的明眸，忽然重新焕发新生，重新“唤醒的对日常生活的热情”。尔后，石神便设计缜密无比的诡计，千方百计地为犯下杀人罪行的靖子脱罪，甚至为此打算献出自己的生命。换言之，于石神而言，靖子母女是人生的信仰，他必须为此献祭。

爱是爆发的能量，只需一个瞬间即可完成。否则，世界上就不可能有“一见钟情”的现象。所有的爱发生，都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相遇。只有两个人相遇了，爱才能发生。爱不可能孤立存在，即使爱上的是虚拟的形象，其发生基础是一个人遇上了令他心动的虚拟形象。当他内心拥有一个他者，便是相遇。单方面的相遇，亦是相遇。

无疑，一方面爱的骑士的情感是浪漫的、崇高的、孤寂的、悲壮的。另一方面，爱的骑士从本质上来说，却是反日常、反现实的。我们日常生活里的爱，充满了算计与计算，算计着双方的情感，算计着爱人与他人的关系;计算着爱到底可以换算多少物质，计算着爱的回馈。好像只有如此，才能确认爱的存在。进而，计算与算计中又生长出各种龌龊的爱、仇恨的爱、相互伤害的爱、利益分明的爱，等等。也正是因为如此，爱的骑士才焕发着耀眼的、令人内心激荡的光芒。

然而，爱最终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维持与延续。当一份爱需要维持的时候，那么就意味着双方走进日常，需要共同面对的是柴米油盐。爱的骑士固然是浪漫、光彩照人的英雄，但最终能维系我们生活的基础，却是那些算计与计算。在评论鲁敏小说《奔月》的时候，李伟长指出：“英雄与日常，正如爱与日常一样，是近乎天敌的关系。英雄的高光，与日常的平凡;英雄的光鲜，与日常的黯然;英雄的激烈，与日常的平淡;英雄的说一不二，与日常的犹豫不决。英雄一旦与日常发生触碰，就会陷入其中。英雄根本上不属于日常生活的现实世界。”爱的骑士，可暂时让我们在算计与计算的日常中逃离出来。

四

最后，让我们来谈谈作为评论家的李伟长吧。

在所有的文学体裁里，文学评论所处的位置，颇为尴尬。究其原因，自然是很少有作者和读者意识到这也是写作，是体现评论家意见与审美的独立文本，而不是附庸于某本小说或某个作家的存在。尤其是有些商业上取得过成功的畅销书作家，往往会傲慢地视评论家为鼓手，为之新书上市造势、宣传，等等。李伟长评论黄德海时指出，“和创作一样，评论也是一种写作。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面对同样的世界和生活发言，批评家甚至要比作家想得更多，考虑得更多”（《一道浑厚的光》）。

五六年前，我刚刚开始学习创作文学评论时，但凡拿到新书，不拘好坏，先找出作者的缺陷，大肆批判一番，然后沉溺于批评的微小权力与乐趣之中。然而，借用托尔斯泰的句子，坏作品的缺陷都是相似的，好作品各有各的美。李伟长曾告诫我，批评的目的是发现与挖掘作品的价值。

这句话容易引起误解，似乎文学批评所写的皆是好话与吹捧话。事实并非如此，一个好的评论家在动笔之前，就已经经过筛选，就像W.H.奥登所言，“对于批评家，唯一明智的做法，对他认定的低劣作品保持沉默，与此同时，热情地宣扬他所坚信的优秀作品，尤其当这些作品被公众忽视或低估的时候”。换言之，评论家之所以写某位作家、某部作品，必然是发现了作品中某些激动人心的品质，某个闪耀光芒的瞬间。

筛选是一个很自我的过程，这就意味着评论家需具备卓越而又敏锐的洞察力，具备清晰而又令人服膺的判断力。他既不追随大众，亦不盲从权威，而是从自我的角度，去发现、去挖掘、去解读作品。

在《契诃夫：平常人陷入不平常的境遇》一文中，李伟长通过对契诃夫的名篇《牵小狗的女人》的解读，强劲而清晰地阐释了自己的文学观，“忠于某些事实，忠于某些情感，也忠于幽暗的自己，不满足于流行（因为流行就会有过时），去体验更为普遍的不会过时的人类情感，也许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文学观，好像也可以算是人生观……”

看似非常感性的文学观，对作家所提的要求可一点也不低。首先，作家的写作需要诚恳，敢于面对自己的薄弱与不堪;其次，作家需要拥有强劲的自我，不会被流行所魅惑。一个明显的例子，在IP大热的时代，一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拿到高额的版权费，往往会被视为成功。而一些小说作者，则“编织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编码）成为他们孜孜以求的事情，也是被训导许久的事情，甚至梦想着赶紧被那些没什么眼力见儿却又手握钞票的影视人士相中，买走，变现，才会被视为成功的小说家。无论是从艺术价值来说，还是从有效传播而言，被改编为影视剧，根本算不上衡量小说好坏的标准，甚至还可能是差小说的判決词”（《被误读的故事》）。最后，小说家必须有观察生活与世界的能力，必须有理解普遍人类情感与困境的能力。因此，“世上没有‘大事情，只有大手笔。所有的主题都是严肃的，或者愚蠢的。没什么规则。我们无所羁绊。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潜伏着俯拾皆是的素材和经验，但要变成小说需要足够的耐心，足够的等待”（《理解一个短篇小说》）。

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能抓住匆匆一瞥的瞬间，能在某个细节里，赋予人物生命，赋予日常与情感耀眼而伟大的价值。优秀的批评家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以最苛刻的标准考察每一位作家、每一部作品，经过漫长的筛选，在某个词汇、某个细节、某个瞬间，书写与表达着最为真挚、犀利与敏锐的意见。

（王辉城，牧神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