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民间图书馆发展研究*

2019-12-05傅宝珍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2019年12期

傅宝珍

（江西省图书馆江西南昌 330046）

在图书馆发展史中，一直存在公立和私立之分，公立、私立的区别主要从出资主体来界定。公立图书馆通常是指由政府作为办馆主体，面向普通公众开放的图书馆；私立图书馆则是指由民间力量自发建成的、面向公众开放的公益性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和民间图书馆都是我国图书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公共图书馆服务半径不能覆盖的区域，民间图书馆在启迪民智、传播知识、构建社区公共空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文化强国的新战略背景下，本文以改革开放后40年民间图书馆的发展历程为切入点，梳理民间图书馆的发展特点、存在形式和发展规律，为民间图书馆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新思路，促进我国图书馆事业迈入多元格局的新征程。

1 改革开放后民间图书馆发展历程

1.1 复苏时期（1978—2002年）

我国民间图书馆起源于1904年浙江绍兴徐树兰先生将自家古越藏书楼的7万余册藏书免费向公众开放阅览。此后在政府鼓励和社会精英参与下，民间图书馆取得长足发展，在数量上不断增长，据许晚成在1935年《全国图书馆调查录》中统计的数据，私立图书馆达到515个[1]。到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公有化运动，民间图书馆走公私合营道路并入公共图书馆，大部分民间图书馆销声匿迹，少数民间图书馆依靠海外捐赠艰难运营，如云南省和顺图书馆。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乡村出现了少量供周边居民借阅的私人图书馆，由于不符合当时的政策，这些私人图书馆没有合法身份，始终处于半地下状态。改革开放后，私营经济蓬勃发展，解除了思想禁锢的人们对知识的渴求空前高涨，一些乡村精英和有识之士意识到图书馆对提高民众素质的重要性，加上国家政策对民间图书馆的管制逐渐宽松，民间图书馆开始进入复苏时期，涌现了形式各异的民间图书馆。这段时期，仅新闻媒体报道，全国各地至少成立了118所私人公益图书馆[2]，这其中既有个人兴办的图书室、读书社，也有多人合伙创办的股份制图书馆，还有公益组织建设的社区图书馆和学校图书室。这些由民间力量举办的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一样为民众提供知识服务，提供交流学习的社区空间，成为公共图书馆的有益补充。

1.2 复兴时期（2003—2014年）

2003年“非典”肆虐时期，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出通知，社会各界向防治非典型肺炎的事业单位捐赠，均可给予所得税的优惠政策[3]。这本是针对非典疫情所做出的临时性决定，却意外唤醒了企业家的慈善意识，激发了公民的公益意识，此后公益精神迅速扩展至其他领域，建设图书馆成为公益组织倾注爱心和社会责任的重要阵地。在此期间，国家政策对民间图书馆的发展推波助澜，先是于2004年2月颁布了《基金会管理条例》[4]，详细规定了面向公众募款的公募基金会和不得面向公众募款的非公募基金会的运作方式，并首次许可境外基金会在国内设立代表机构。企业家创办基金会的热情高涨，至2011年8月31日，全国共有非公募基金会1 215家[5]，以大企业家的捐赠为主的非公募基金会开始资助民间图书馆建设，仅2006年9月成立的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在2007、2008年间就在援建的31所学校中全建起了图书室。接着2007年3月新闻出版总署联合财政部等八部委下发了《“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6]，提出“引导和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农家书屋’建设”，首次提出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为私人图书馆走向合法化提供了新思路。当年全国至少新建成私人图书馆28所，2008年超过20所。在国家的宽松政策和公益组织对图书馆教育功能认识增强的双重促进下，民间图书馆事业迎来了全面复兴时期。2003—2009年，仅经媒体报道的新建私人图书馆就有126所，平均每年新建私人图书馆18所，远远超过20世纪后20年每年新建5所的速度[2]。

1.3 有序发展期（2015年—现在）

民间图书馆创办主体多元，服务形式多样，服务内容丰富，在满足基层民众文化需求、构筑广大基层民众的精神文化空间、承担乡村文化扶贫中表现日益突出，获得了上至国家层面、下至普通民众的广泛认可，民间图书馆逐渐成为公共图书馆体系的有益补充。在此期间，国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鼓励引导规范民间图书馆进入健康有序发展。2015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原文化部等《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要求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引入社会力量，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投入、协同发展的新格局[7]；2016年财政部颁布《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深入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政府和民间资本在公共文化领域的合作[8]；2016年12月2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相关条款明确提出“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兴建、捐建或者与政府部门合作建设公共文化设施，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参与公共文化设施的运营和管理”[9]，首次对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进行法律保障; 2017年8月，原文化部印发《“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的建设、管理和服务[10]；2017年11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正式颁布，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筹资金设立公共图书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政策扶持”“国家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措施，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设立的公共图书馆提供服务给予扶持”[11]。这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出台，表明国家对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优势由不了解不支持到充分重视与肯定，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颁布更是将民间图书馆纳入法律保护范围。民间图书馆在各方力量的参与下进入健康有序发展期。笔者根据文化火种寻找之旅网站所公布的数据进行统计，至2019年3月20日，全国31个省市和地区（含台湾、澳门）共有419所民间图书馆[12]，详细分布如表1所示，其中成立于2015年之后的达15所，如江苏宿迁的“当当书吧”、河南南阳的“核桃树图书馆”、北京西城区的“三一图书馆”、福建永泰的“月溪花渡图书馆”、江西南昌的“鹤卿书馆”等。

表1 民间图书馆分布统计表（数量：所）

2 民间图书馆的发展原因

2.1 政府失灵的环境

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出现经济滞胀、社会腐败、行政低效等社会问题，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将之归结为“政府失灵”。他认为，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是多样化的，社会上有大量异质公共物品消费群体的存在，如果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只能满足占高比例的公众需求，而边缘群体或者小比例的公众无法获取公共服务，政府失灵的现象便产生了[13]。建国以后，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主体是政府，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模式，由政府投入的公共图书馆设立止于县级以上，广大乡村和基层社区基本处于公共图书馆服务半径之外，无法享受到公共图书馆的服务，造成政府失灵现象。而事实上广大基层乡村人口众多，这部分人口有着巨大的文化需求，一些乡村精英基于启迪民智、改变落后的农村精神面貌的文化自觉，通过设立图书室、乡村图书馆来承担社会责任。

2.2 公民公益意识的觉醒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进入发展正轨，国民经济开始复苏，民营经济焕发出活力，一些社会精英意识到基层图书馆的文化教育功能，在政府失灵环境下，承担起了第三方治理的责任，自觉扛起当地文化传承的重任，通过设立图书室、图书馆教化民众，承担社会教育责任。“非典”爆发后社会公益意识被唤醒，国家又适时出台了《基金会管理条例》，点燃了大企业做公益的热情，民间图书馆获得众多有识之士和公益基金关注，如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壹基金慈善基金会、浙江省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北京桂馨基金会等都大力扶持学校、乡村图书馆的设立，民间图书馆在公益基金扶持下蓬勃发展。

2.3 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18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2 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6 50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民营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体量的增长，为公益精神提供了发酵的土壤，激发了公益精神的活力和创造力，以经济实力弥补了公共财政投入不足造成的政府失灵的局限，通过设立公益基金、直接投资设立基层图书馆等方式为基层乡村社区民众提供文化服务，与公共图书馆一起分担公共文化服务，为基层图书馆事业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2.4 国家政策的主导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宏观政策是以经济建设作为主要目标，文化事业被放在次要地位，受开放民营经济的影响刚刚解除了对民间图书馆身份的制约，但并不鼓励民间图书馆发展，此一时期的民间图书馆处于自发发展状态。“非典”爆发后，公民的公益意识觉醒，国家对公益力量有了全新的认识，开始支持非公募基金发展，允许民间公益力量进入文化领域，民间图书馆的身份走向合法化，在各类社会力量的参与下得到快速发展。十八大以后，在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文化发展政策，开始出台相关政策对民间图书馆进行扶持鼓励，引导规范民间图书馆健康有序发展，形成了现在以公共图书馆为主、民间图书馆为辅的多元图书馆服务体系。改革开放后40年民间图书馆从复苏到复兴到现在的有序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家政策主导着民间图书馆的兴衰。

3 民间图书馆的特点

3.1 公益性

民间图书馆发端于乡村精英和有识之士的文化自觉，设立初衷是对乡民进行社会教育和文化启迪，是情怀之举，不以营利为目的，所以公益性是民间图书馆的主要特征。即便有零星的以营利为目的的民间图书馆出现，如湖北的“希望读书社”、潘耀勇的“科教图书馆”，最终也逐渐消沉。公益性使民间图书馆更具社区文化认同感，是乡民利益共同体的一部分，更易吸引志愿者和公益力量加入，共同打造社区文化空间，获得持久的活力。

3.2 主要分布于乡村

与公共图书馆主阵地在城市不同，民间图书馆主要分布于乡村，由表1民间图书馆的统计数据可知，74%的民间图书馆分布在乡村，说明民间图书馆主要处于公共图书馆服务薄弱的乡村地区，服务对象主要为基层乡村村民，是基层图书馆的毛细血管，是公共图书馆的有益补充。

3.3 设立主体多元

与公共图书馆主要由政府出资设立不同，民间图书馆的设立主体随国家政策演变渐渐呈现多元化。改革开放后的复苏时期，民间图书馆主要由农民、退休职工、社会精英出资设立。如山西左权麻田镇农民张小宝1997年创办的“心连心图书馆”[14]、湖南邵阳退休干部杨光勋2003年创办的“自强图书宬”[15]。“非典”爆发后，公益基金获得政策许可，成为民间图书馆全面复兴的推手，出现大量公益基金单独设立及与个人合作设立的民间图书馆，如由美国科技教育协会和安徽乐思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捐资在云南设立的8个乡村小学校园图书角[12]。随着国家政策对民间图书馆支持力度的加大，社会力量的参与积极性被充分激发，民间图书馆的建设主体出现了个人独资、基金设立、众人众筹、合伙捐赠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如1999年由徐继新自筹资金成立的北京昌平“圣学图书馆”[16]，藏书15万册，其中一半来自各界捐赠。在各种社会力量的推动下，民间图书馆呈现欣欣向荣的态势。

3.4 组织形态各异

受具体条件制约，民间图书馆的组织形态也各有不同，有的设在创办者家里，有的设在祠堂或单独一所房子里。除了有实体空间的图书馆，还有无实体空间的图书馆，只设一个流动图书车，如北京的“快乐小陶子流动儿童图书馆”[17]，到了目的地临时铺块地垫就成了分享绘本的图书馆；还有的是虚拟图书馆，如2010年创立的深圳“青番茄图书馆”[18]，读者进入青番茄图书馆网站选书，借助快递完成借阅服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阅读体验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民间图书馆由于根植于社区，对周围群众的文化需求更容易知晓，适应更灵活，也出现了一些新形态的图书馆，如2015年成立的秦皇岛“三联书店海边公益图书馆”[19]，图书馆独立在一片开阔的沙滩上，内设阅览室、冥想室、活动室等，成为唯美的体验式图书馆代表。

4 民间图书馆的困境

民间图书馆因其“自下而上”的内生优势，借助丰富的社会资本，提供了多元的基层图书馆管理与服务方式，成为基层文化事业中的一块新阵地，在基层图书馆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实际运营过程中，民间图书馆的发展并不顺畅，面临着诸多困难。

4.1 资金短缺，运营比较艰难

图书馆事业是一项长期的民生工程，后续图书的更新、设备的维护、人员水电等开支都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而民间图书馆基本由个人或民间组织自筹资金创建，公益开放，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大多数都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苦苦坚守。如北京顺义的“一凡藏书馆”，现在就靠创办人杨一凡夫妇两人的工资收入及所藏部分稀见文献的整理出版维持[20]。甘肃兰州“绿云书庵”的主人刘易每年需要投入四五万元退休工资维持图书馆的运营[21]。

4.2 人才匮乏，管理不够规范

由于民间图书馆出身于“草根”，从业人员拥有图书馆学专业背景的几乎没有，仅有少数馆长自学过图书馆管理的专业知识。由于对图书的分类、编目、上架缺乏专业性，对读者的阅读需求、阅读心理了解不够深入，很多乡村图书馆的服务仅限于开馆借阅，对读者的阅读指导、举办阅读活动等提升读者阅读素养的愿景心有余而力不足。管理方面，大部分民间图书馆采用的是家族式管理或由爱心志愿者义务帮忙，存在管理失范、责任缺位、人员流动性强等弊端，服务质量与公共图书馆相比尚有一定差距。

4.3 依赖政策，发展机制不畅

由民间图书馆改革开放后40余年的发展轨迹可知，国家政策对民间图书馆的设立、成长影响巨大。与公共图书馆相比，民间图书馆由于出资模式、所属层次等原因，缺乏公共资金支持、政策保障、专业支撑、风险管控，发展机制先天不足，假如国家对民间图书馆的相关政策发生变化，民间图书馆的生存则不容乐观。

5 民间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民间图书馆兴起源于政府失灵和民间有识之士的文化自觉，在贫穷落后的乡村有独特的文化意义与生长空间[22]，显示了社会力量对文化发展的强大推进作用和多元文化供给模式的优越性。为激发民间图书馆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应帮助民间图书馆摆脱政策、资金、管理等方面的困境，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5.1 纳入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由民间图书馆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历程可知，国家政策对民间图书馆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民间图书馆要获得可持续发展，纳入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是一条可行之路。民间图书馆延长了公共图书馆服务半径的“最后一公里”，是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有益补充，为政府分担了公共服务，早已成为公共图书馆体系事实上的一分子。政府在乡村设立的农家书屋工程因种种原因效果并不好，如果将目前运营相对成熟的民间图书馆纳入公共图书馆体系，与农家书屋合二为一，一来国家资金投入效果更明显，二来解决了民间图书馆的资金难题，有限的公共资金可以发挥更大的价值，是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延伸至基层的最佳选择[23]，是真正的惠民乐民工程。

5.2 成为县级公共图书馆分馆

民间图书馆有一定的社群基础，符合“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总分馆制建设”的政策，可以在自愿的原则下将其吸纳为县级图书馆的分馆，共享分馆平台的资源，如统一编目、统一调配文献、共享数字资源、共同举办阅读活动等，县级图书馆可以从文献资源、专业、管理方面给民间图书馆以指导和援助，既实现了文献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又解决了民间图书馆人员专业知识欠缺、管理不规范的现实困境，提升民间图书馆的服务能力和管理能力。如广州市各级图书馆至2017年与各种社会力量合建分馆共17所，均纳入全市公共图书馆通借通还网络，成为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有效补充，其中儿童公园分馆年接待访问量37.34万人次、外借文献22万册次，服务效益突出[24]。

5.3 购买民间图书馆服务

近年来，“政府购买服务”已成为政府改变失灵状况、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服务的重要手段之一。政府购买民间图书馆服务，双方基于一种契约关系，政府出钱，民间图书馆提供公共服务，规避了新设立公共图书馆的行政审批、人员编制、选址建设等繁琐流程，直接交由民间图书馆负责运营和提供服务，既可以压缩财政资金成本，提升政府的图书馆公共服务能力，又拓宽了民间图书馆的资金来源渠道，为民间图书馆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造血机制。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图书馆服务多地已有成功尝试，如浙江苍南县政府每年提供约30万元费用向“半书房·城市文化客厅”购买服务，当地一些大型活动也交由其承办，使“半书房”获得持续发展活力，已走出了一条品牌化发展之路[25]。

5.4 寻求行业力量的帮助

美国学者贝克在《资源共享的未来》一书中指出：“今天的图书馆正生存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26]所以借助行业的力量谋求发展是民间图书馆提升实力的有效途径。一是寻求公共图书馆的专业支持。民间图书馆应主动寻求公共图书馆的帮助，通过培训班、跟班的形式学习选书、排架、借阅服务、技术处理等专业技能和借阅记录档案归类保存、捐助钱物的来源去向登记备案等管理要素，还可参加公共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培训，提升服务品质。例如，东莞图书馆依托馆内的文献、场地、专业人才等资源，通过馆属“易友读书会”对东莞地区其他14个民间阅读组织进行帮扶，帮助民间阅读组织策划运作专题讲座和主题阅读导读，指导他们如何更好地开展读书活动[27]，当地民间阅读组织的服务品质得到了有效提升。二是借助行业组织力量争取发展空间。民间图书馆的行业组织民间图书馆协会拥有“民间图书馆论坛”“民间图书馆公益阅读项目”等9个公益项目，对全国的民间阅读组织提供公益帮助扶持。各民间图书馆可以申请加入，根据自己的需求与协会联系，获得相关资助渠道和专业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