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睿

关键词：郫都文脉;杜宇与开明;最早的县;学术领军人物;城市记忆

今天的成都市郫都区，得名于2016年;在历史上，它以“郫县”这个名称存在了两千多年。郫县作为成都这个大都市的副邑，就像地球与月亮一样，不离不弃，共同发展;当然，郫县也有自身的光亮，那就是传承久远的文脉，是城市记忆的延续。

一、“郫”是古蜀国之都

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发掘，证明古蜀王国不只是传说，而是数千年前的真实存在，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之一。关于古蜀国，《蜀王本纪》《华阳国志》都说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这五代帝王。不过，前三王的资料实在欠缺，记载古蜀历史最详尽的《华阳国志》也只有“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于湔”这86个字，相当简略。而后两王，资料较详实，且都与“郫”地有紧密关系。

杜宇的成就是“教民务农”。《华阳国志》记载：“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巴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1] 杜宇首创了按农事季节耕种的制度，被后代奉为农神。他发展生产，带领蜀地人民走出了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让蜀地绽开文明之花，因此得到人民的爱戴，尊为“望帝”。

在杜宇时代，因为经济的发展，以“郫”为都城的古蜀国大发展，其地域“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这个地域范围是相当宽广的：北边到褒斜，即今陕南汉中盆地;西到熊耳、灵关，即今青神到宝兴、芦山一线;南到南中，即今云南、贵州的北部;东边是巴国。这样宽广的区域，已经突破了部落国家的狭小状态，就当时的情况而言，确实已经是大国。

据研究，“杜宇称帝”的时间约在公元前666年以前的春秋时代。蜀人对杜宇很尊重，他的故事最多、最美，传播也最广。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杜宇虽善于农耕，却不善于治水，所以，“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禅位于开明”。本是杜宇宰相的鳖灵，在岷江大洪水到来时，受杜宇委托，察地形，测水势，在玉垒山下决开一个缺口，使岷江水分流，疏导宣泄，水患遂平，成都平原上的人民得以安居。杜宇遂委以政事，并效法尧舜禅让之义，禅位于鳖灵。鳖灵嗣位，自号“丛帝”，这是开明王朝的开始。

《华阳国志》记载：“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时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号曰笋里。未有谥列，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黄白黑帝也。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即是说，开明完善了国家的礼乐制度，并且把都城由“郫”迁到了成都。

杜宇退而隱居西山，传说死后化作鹃鸟。每年春耕时节，子鹃鸟鸣，蜀人闻之曰“我望帝魂也”，因呼鹃鸟为杜鹃。蜀人之所以将先主杜宇幻化为杜鹃鸟，是因为杜鹃和农业生产息息相关。众所周知，杜鹃又名布谷鸟，是农林益鸟。师旷《禽经》云：“杜鹃出蜀中，春暮即鸣，田家候之，以兴农事。”杜宇掌政时期，向人民传播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成就了古蜀国的农耕文明，所以后人容易把杜鹃和杜宇联系起来。

杜宇与开明在古蜀历史上导演了一幕波澜壮阔的农耕、水利、禅位的大剧，开创了古蜀国统一与安定的局面。杜宇不与鳖灵争而退隐西山的记载和传说，就是这种相忍为国，以求民安的淳朴古风的反映。今郫都区城西南部有望丛祠，就是为了纪念最早的蜀王望帝杜宇和他的继任人丛帝而修建的祀祠，也是中国西南地区唯一的一祠祭二主、早蜀最大的帝王陵冢。

二、 四川最早的三县之一

《华阳国志》的记载：“（周）赧王五年，……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周赧王五年是公元前310年。公元前316年，秦军征服古蜀国。之后，秦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要驻扎军队，建立管理机构，需要城垣，兴建了成都、郫、临邛三座城市并设立了相应的县。也就是说，郫县是四川最早的三县之一。

杜宇建都于“郫”，除了《华阳国志》“移治郫邑”的记载外，还有《蜀王本纪》“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2]等记录。由此证明，“郫”的历史很久远。作为郫县之名的“郫”字，准确地描述了它的地位与作用。《说文解字》说：“郫，蜀县也。从邑，卑声。”[3]“卑”意为“从属物”，“邑”意为“城市，城镇”。“卑”与“邑”表示“从属性的城邑”。所以，“郫”字的本义是：从属性的城邑、副邑、陪都。它又是通假字，通“僻”，意为边远、偏僻。

按“郫”字的本义，自开明“徙治成都”，两千多年来，“郫”就是成都从属性的城邑、副邑、陪都。

至于“郫”字的通假字，《汉书·扬雄传》有“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4]之句，说明“郫”不仅从“卑”也从“阳”;“卑”是地势低洼的地方，“阳”是岷山之阳。这样来看，“郫”的本意就是岷山以南的广大地势低洼的地方。

无论是“郫”字的本义、通假字，其实都与郫县的形成历史有关。而因为两千多年来郫县与成都的主副城关系，所以在成都从一个西南古城迈向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的过程中，郫县（郫都）一直都与成都相随相伴，共同发展。

三、汉代学术领袖的家乡

扬雄是两汉时期的一位学术领军人物。他是郫县人，历仕成帝、哀帝、平帝及新朝王莽。他笔下文采焕然，学问渊博，深谙儒道，品行端正。

扬雄是汉赋四大家之一。他的《解嘲》《逐贫赋》《酒箴》等自述情怀的作品，绵里藏针，似讽而实劝，极有特点。例如《解嘲》，写他在朝廷擅权、倾轧的黑暗局面中，自甘淡泊，不愿趋炎附势，只有认认真真做学问。他的《甘泉》《羽猎》诸大赋，用辞构思与司马相如相类，华丽壮阔亦相同，故后世有“扬马”之称。

扬雄在散文方面也是大师。他继承了先秦诸子的文学传统，模拟《易经》作《太玄》，模拟《论语》作《法言》等。他是“连珠体”的创立人，后来有许多人模仿他。他的散文，对刘勰著《文心雕龙》，对唐代古文运动，都发生过积极影响，韩愈就公开承认：“所敬者，司马迁、扬雄。”[5]

在扬雄的时代，被董仲舒等时儒改造过的儒学，与经典儒家的思想大有背悖。扬雄不顾势单力微，撰写《法言》等著作，对儒家学说进行“圣化”，恢复了孔子的正统儒学。扬雄是西汉时代的儒学大家。他的学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

对于扬雄，王充褒为有“鸿茂参圣之才”;韩愈赞其具有“大纯而小疵”的“圣人之徒”;司马光更推尊他为孔子之后、超荀越孟的巍然“大儒”。连《三字经》也把他列为“五子”之一：“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西蜀获得如此隆誉者，唯有扬雄一人。

到了宋代，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判国子监常秩等请立孟轲、扬雄像于庙庭，仍赐爵号;又请追孔子以帝号”[6]。为什么给扬雄这样高的地位？因为扬雄是当时官方认可的地位仅次于孔子的“大儒”。从对儒家文化的贡献看，最能代表儒学发展脉络的当属孔子、扬雄、朱熹这三人——孔子是儒学原理的创造者，扬雄是儒学理论的论述人，朱熹是儒学实践方法的集大成者，分别代表原创、逻辑、操作这三方面。從这个层面讲，孔子、扬雄、朱熹三个人影响了中国2500年的文明进程。扬雄的思想学说是公元1世纪到12世纪儒家学说的当然代表。

扬雄出身贫寒，成就极高。唐代刘禹锡在《陋室铭》中论证茅屋、草亭同样能孕育出公卿贤人，体现孔子的“君子居之，何陋之有”[7]的思想时，列举了诸葛亮、扬雄二人，写下了“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这一千古名句。

所谓“文脉”，就是城市记忆的延续。“郫”在四川最早出现，又延续至今，其“文脉”久远浓厚。郫县与成都，从古至今，相随相伴，共同发展。在郫县，产生了杜宇、开明、扬雄这三位伟人。它们的思想实践，构成郫都区早期文脉，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我们在崇敬仰慕郫都先贤之余，更应继承、弘扬从杜宇、开明至扬雄以来一以贯之、生生不息的郫都文脉，为建设美好家园而努力奋斗。

注释：

[1]（晋）常璩：《华阳国志》之《蜀志》，参见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本文所引用《华阳国志》，均见该书。

[2]（汉）扬雄撰，（明）郑朴辑《蜀王本纪》，载四川大学图书馆编《中国野史集成》第1册，巴蜀书社1993年版。

[3]（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

[4]（汉）班固：《汉书》卷八十七《扬雄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

[5]（唐）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载《柳河东集》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6]（元）脱脱：《宋史》卷一百五《礼八》，中华书局1999年版。

[7]杨伯峻：《论语译注》之《子罕》，中华书局1980年版。

作者单位：成都市郫都区纪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