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二王庙历史文化的当代自我建构

2019-12-04成荫

文史杂志 2019年4期

成荫

奉祀李冰及二郎神的二王庙道观，是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的重要古迹，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到目前为止，学术界、道教界尚无论著专门考察二王庙在当代对自我历史文化的建构。而这一问题，实为二王庙在当代塑造与展示自身良好公众文化形象的必要手段，自当有其研究价值。

一、二王庙庙史文献的编撰缘起

二王庙历史文化的当代自我建构，依赖于庙史文献。二王庙组织编纂的三部庙史文献的编撰缘起，即为二王庙历史文化当代自我建构的直接背景。

《二王庙道观概述》（下文简称《概述》）的前言由时任成都市道教协会会长的傅（付）圆天道长撰于1991年中秋。“前言”先概述都江堰的历史地位和巨大价值，接着概述李冰父子作为道教神祇的身份、李冰父子与二王庙的关联，以及二王庙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文末，傅道长称：“我们在我市列为历史文化名城（笔者注：1982年公布）的欢欣鼓舞下，我二王庙和道教当仁不让地是属于名城应具备的重要内容条件之一，因根据历史真实作此概述，使关心二王庙和道教的各界人士，得有一个全面完整的正确了解。”[1]可见，基于二王庙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对外宣传其“历史真实”，使公众“有一个全面完整的正确了解”，这就是住持包至清道长编撰《概述》的缘由，即借此对外塑造与展示二王庙良好的公众文化形象。

《二王庙道观诗歌楹联文录》（下文简称《文录》）序由包道长撰写，从中可见此书编撰的缘由，同样在于借此对外塑造与展示二王庙良好的公众文化形象，但其内容本身则更为针对研究者及道教徒：“以供采择研究我庙历史的同志取资，亦为我青年道徒学习备教材。”[2]

《玉垒仙都二王庙》（下文简称《二王庙》）则是《中国道教文化之旅丛书》中的第5册。对编撰该丛书的缘起，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继禹道长在《序言》中称：基于道教宮观的重要性，该丛书以道教宫观为研究对象，“把道教宫观文化承载的道教义理、建筑、绘画、生态等智慧和道教生动感人的故事展现出来，通过一座座宫观的文化之旅，探索发现出道教许多不为人知的价值内涵，从而彰显道教的人文精神。这样可以向社会人群提供优秀的道教精神产品、凸现道教文化魅力、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从而提升道教形象，扩大道教影响，增强道教的亲和力，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积极有益的贡献。”[3]住持邹理慧道长组织编撰《二王庙》，同样是要借此对外塑造与展示二王庙良好的公众文化形象，而且较之包至清道长，有着更多的追求和期待。其不仅要对外呈现二王庙历史文化的丰厚底蕴和丰富内涵，还要体现二王庙对道教价值内涵的努力探索。

《概述》《文录》及《二王庙》的编撰缘起，直接影响了各自的结构与内容，以及表达方式。与《概述》和《文录》相比，《二王庙》欲达到的目的更多，需要表现出更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与细节，并更具有可读性及思想性，因此在结构、内容、表达方式方面更为丰富而多样。

二、二王庙庙史文献之比较

就学术性与通俗性能否兼顾来讲，《二王庙》比《概述》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下文将从五个方面来考察这一问题。

第一，李冰父子治水。《概述》认为李冰父子治水确有其事。这一说法起源颇早。成琳岚即认为，据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所引南朝梁李膺《治水记》内容，可知“李冰父子共同治水的文献，早在南朝梁代时期就出现了”[4]。但相关内容无疑具有明显的神话色彩。到南宋，李冰父子已被供奉于二王庙之前身崇德庙，可见李冰父子共同治水的相关传说已深入人心。范成大在入蜀游记《吴船录》中即载：“崇德庙在军城西门外山上，秦太守李冰父子庙食处也。”[5]明清时期，李冰父子治水的说法继续流行，屡见于都江堰记文，诸如明范时儆《重修灌口二郎神祠碑记》[6]、清杭爱《复浚离堆碑记》[7]、清朱介珪《通祐王后殿重修碑记》[8]等;亦见于清成都名贤刘沅所撰《李公父子治水记》[9]。即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相关传说依然风行，见于南仲《二郎神的故事——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大工程师》、李静波《李冰父子和都江堰》等通俗性的文章。[10]

但另一方面，李冰之子李二郎的身份、李冰及李二郎父子治水的虚构性质终究无法抹杀。具体表现有四。其一，哪怕到了清末，文献记载也能透露出蛛丝马迹。王人文等辑《历代都江堰功小传》即称：“（李）二郎，为李冰仲子;喜驰猎，史轶其事，名字无考。世传种种异迹，荐绅先生难言之。”[11]其二，在《概述》成书前，对李二郎其人及李冰父子治水的真实性，前有杨向奎先生，后有喻权域、郭发明等学者进行过学术探讨，尽管其观点各有侧重，但均提出反对意见。[12]其三，《概述》成书后，相关学术探讨继续深入。干树德、李耀仙、焦杰、陈国堂、郭祝崧、碧莲等学者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李冰之子李二郎身份的虚构性（神化）、李冰与二郎父子治水的传说性。[13]其四，都江堰当地的旅游指南，也对李冰之子二郎持有严谨、客观的态度。1986年出版的《二王庙（都江堰旅游指南丛书之一）》即称：“二王庙中同时塑李冰和李二郎的神像，似乎历史上确实存在李冰父子……而实际上历史上并没有这个李二郎存在，他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人物”[14]。

不难看出，《二王庙》在撰写时，能够充分借鉴上述既有的学术成果，对李二郎的身份、李冰父子治水产生理性、客观的认识。《二王庙》认为：“历史上根本无法确证李二郎的存在，大致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人物。……对于李冰的治水之功，民间不断加以神化，后来人们又从家族观念出发塑造神灵，出现了李冰次子协助父亲治水的传说。在治水过程中，他的次子‘李二郎因协助父亲凿离堆、开二江的大功，而被民众作为神灵奉祀。”[15]至此可知，尽管“从清代到五四以来，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被写入了教科书中。成为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一份遗产”[16]，但《概述》成书时依然沿袭成说，将李冰父子治水的传说视为真实发生的历史，不免有失客观和严谨。

第二，二王庙所供奉“二郎”的身份。在《概述》成书前，李静波、罗荣泉、《都江堰文物志》都认为二王庙所供奉“二郎”是李冰的儿子。[17]《概述》成书后，南方、徐克仁、汪智洋、刘庭凤等亦皆持同样的看法。[18]然而，此说虽然流行，却并不客观，只怕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将二王庙所供奉“二郎”放在复杂的二郎神神祇系统中来认识，也许是更为妥当的做法。事实上，二郎神研究已取得的丰硕成果，为这样做提供了可能性。仅仅通过中国知网，笔者即检索到：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至《二王庙》成书前，有32篇以“二郎神”为主题的学术论文，其中硕士学位论文2篇。此外，还有不少知网未收录的论文及专著。二王庙中“二郎”的身份，有杨二郎、赵二郎、李二郎、灌口二郎、毗沙门二子独健、氐王杨盛的儿子杨难当、二郎将邓遐、北宋宦官杨戬等不同的说法，而以头四种说法最为常见。于是，《二王庙》充分借鉴丰富的学术论著，并加入了自己的研究心得，还引用了大量史料，在《灌口二郎显神威》一章中对杨二郎、赵二郎、李二郎、灌口二郎，以及二郎神的神格展开了比较细致的梳理，另外又简单介绍了二郎神信仰在闽南的传播。[19]如此处理，不仅解决了二王庙“二郎”身份问题，而且还进行了有价值的拓展，可见作者的用心。

第三，二王庙的始建。二王庙之始建，《概述》认为：“二王庙古为望帝祠，祀望帝杜宇，自南北朝齐明帝建武年间（四九五——四九八），刺史刘季连，迁望帝祠于今郫县境的原望丛二帝的故都和陵寝所在地后，而于今二王庙地建庙，改称李王庙，专祀李冰父子。”[20]该说源自清钟文虎修《灌县乡土志》及清孙琪编《岷阳古帝祠墓后志》，影响颇广。《概述》成书前，唐光沛、罗荣泉以及《都江堰文物志》即已采信此说法。[21]后来介绍二王庙的通俗文章，甚至硕士学位论文《二王庙建筑群研究》亦持此说。[22]但客观而言，该说虽有典籍依据，然系清代晚出，从史源学角度来看可信度并不高，不宜作为坚实的证据。故《二王庙》之《历来兴衰话王庙》一章未录该说，可以说是相当严谨的。

第四，《崇德祠祝文》的出处。《文录》选有《崇德祠祝文》，认为出自《元史·文宗纪》。而查《元史·文宗纪》，却并无相关文字，仅有：至顺元年（1330年）一月，“加封秦蜀郡太守李冰为圣德广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为英烈昭惠灵显仁祐王。”[23]。但检清嘉庆《华阳县志》卷十六《祀典》，发现清代华阳县川主庙春秋祭文与《崇德祠祝文》几乎完全相同;[24]又检民国《灌县志》，则在《李王庙祀典》部分发现了与《崇德祠祝文》文字有差异，但意思完全相同的内容，为清代二王庙祭典祝文。[25]可知，《文录》所载《崇德祠祝文》出处失检，并非出自《元史·文宗纪》，而是清嘉庆《华阳县志》及民国《灌县志》。

第五，表达的学术性与通俗性。《概述》各部分内容并不深奥，也没有涉及对道教理论的介绍或解读;《文录》对所录诗文、楹联的作者都进行了简要介绍。这些充分体现了通俗性的一面。但如前述四方面问题所见，二书的学术性尚有不足。要言之，二书的表达以通俗性为主，却未能兼顾学术性与通俗性。而由前四方面问题可知，《二王庙》的表达具有学术性。不仅如此，还能够兼顾通俗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大量引用史料原文，但在引用不易理解的史料时，尽量做直译、意译或注释，体现了学术性与通俗性的结合。对二王庙历史文化的把握，自然讲究言之有据，如此史料的引用就不可或缺，书中即引用了大量的史料原文。但史料所表达的信息，未必皆能为读者所捕捉，故而对不易理解的史料，直译、意译或注释就是必要的。这样既体现出学术性，又兼顾到通俗性。

其二，尽可能通俗地表达对道教理论的理解，并且行文之间的过渡恰当而自然，让人不觉得唐突、生硬。对道教理论的理解，集中表达的地方只有两处。第一处是认为“老君殿的建成，是二王庙建筑格局完全成熟的标志，也是二王庙回归道文化的里程碑。……只有老君殿的建成，才会从形式上直接突显道教文化，进而让人们去体会二王庙的深层文化底蕴，探索都江堰与二王庙的关系。”紧接着，自然而然地开始探讨道教的根本为“道”，而非教仪和神鬼崇拜（神道）或方仙信仰（仙道），然后论证：学术式教化较之宗教教化方式，更能清晰地表现道教的实质，归隐的真正得道之士值得后人学习。[26]第二处是在介绍完李冰修建都江堰之后，接下来水到渠成地论述都江堰修建所体现的道教文化，即主动顺应自然，“长生久视”“衣養万物”“上善若水”“无为无不为”等。[27]

应当指出的是，在表达的通俗性方面，《二王庙》并非完美无瑕，尚存在不足。按照常理，针对《附录》所收录诗词、文类、金石的作者，应尽量选择其中不是特别知名者进行简介。但《附录》对不是特别知名的作者，有的进行了简介;有的则没有，诸如周文璞、王梦蛟、沈清任、孙天宁、李廌、曾敏行、赵道一、劳堪、刘沅、李芳、完颜崇实、陈廷先、陆法言、周盛典、卢翊等。[28]对这些作者的简介，其实可参考《都江堰文物志》及其他地方文献。

三、二王庙历史文化当代自我建构的基本特征

从《概述》《文录》到《二王庙》，二王庙通过编撰庙史文献的方式，两度对自身的历史文化进行了建构。编撰庙史文献两个时期不同的内部条件、外部环境，直接影响到庙史文献的撰写缘起、结构、内容、表达方式，进而对二王庙历史文化的建构也产生了深刻的作用。

《概述》《文录》均内部印行于1992年1月。当时，限于种种历史原因，二王庙尚未能获得“文革”前已有的庙产;不仅如此，二王庙既没有自我管理权限，也不能作为宗教场所正常开放。[29]现实一方面促使二王庙产生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望”，迫切需要对外宣传自身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另一方面也大大影响了二王庙的社会地位及声望，以及与外界的交往、交流，还造成缺乏自信、开放的昂扬心态，从而限制了《概述》《文录》的编撰。[30]故而编撰团队仅有住持包至清道长、乡贤李启明先生，以及其他少数地方文史爱好者。因此，编撰团队的知识结构和当时出版印刷的技术条件，共同决定了《概述》不得不在内容上尽量简要，舍弃许多重要内容与细节，同时书中图片的表达效果一般，文字的表达方式也相对单一，以通俗性为主，未能兼顾到学术性;而《文录》所载诗文亦不够全面，后来《二王庙》进行了不少增补。总之，二书对外建构的二王庙历史文化内容简明扼要，但有筋骨而无血肉，缺少细节，不够生动，并且学术性不突出，所录诗文数量也有限。这些不足，恐怕难以满足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弱化了诗文对研究者及道教徒所具有的参考价值。

《二王庙》由华夏出版社公开出版于2013年9月。与1992年相比，当时二王庙所具备的内部条件是很有利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此前束缚二王庙发展的庙产、管理权及开放问题，在2000年已经全部解决。[31]其次，二王庙已完成汶川大地震后的灾后重建，并恢复对外开放两年有余，可谓元气已经复原。再次，包括二王庙在内的都江堰景区，其游客数量及旅游收入均非常可观。最后，早在2002年9月，住持邹理慧道长就已当选为四川省道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副秘书长，后来又担任四川省道教协会、成都市道教协会、青城山道教协会等组织的副会长。[32]因此，在编撰《二王庙》之时，二王庙自身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和声望、对外交往交流，以及所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源，都较之《概述》《文录》编撰时要强很多。所以，二王庙能够邀请到著名道教史专家、四川大学张泽洪教授担任《二王庙》的审定人，汪宗一、张兴旺两位文史素养高、写作能力强的学者担任撰稿人，从而充分保证了编撰的质量。正是基于当时自信、开放的昂扬向上心态，二王庙通过组建学者型编撰团队，对自身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入挖掘，并借助《二王庙》一书将其全面、详细地予以呈现。可以说，由于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二王庙》对外建构的自身历史文化内容更为迷人多彩和立体全面。《二王庙》虽然与此前《概述》《文录》二书有部分内容重复，但更展现出诸多变化：新增了重要的内容及丰富的细节，配图的表达效果更好，而且兼顾了通俗性与学术性，文笔也很优美，还增补了不少诗文，相信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满足外界的好奇心、求知欲，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道教的价值内涵。

不应忽视的是，外部环境也给《二王庙》的成书创造了有利的，乃至于必不可少的条件;而《概述》《文录》却没有遇上此般好运。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随着国内道教及中国道教协会多年来的良性发展，一方面，中国道教协会产生了如下需求：通过撰写若干著名宫观的宫观史，探索发现道教价值内涵，彰显道教人文精神，创造社会效益，从而提升道教形象，扩大道教影响，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则成功吸引到企业积极支持以上需求。所以，《中国道教文化之旅丛书》得以顺利出版，而展现二王庙历史文化的《玉垒仙都二王庙》成为其中第五册。[33]其次，如上文所见，在成书前，学术界对二郎神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故而《二王庙》的学者型写作团队正好能充分借鉴吸收相关研究成果。此外，关于二王庙、李冰、都江堰的修建、都江堰出土东汉石像、川主信仰等等的诸多学术成果及介绍文章，也可以被借鉴吸收。[34]最后，知网等论文数据库的出现，以及《都江堰文物志》《都江堰市金石录》《都江堰文献集成》[35]等都江堰地方文献的陆续面世，想必也给《二王庙》的撰写带来了便利。

在20世纪90年代初、21世纪10年代初两个历史阶段，二王庙都通过编撰庙史文献的方式，对外实现了历史文化的自我建构。由于内部条件及外部环境的不同，呈现出来的两类著述成果既有共性，更有差异。二王庙通过第二次历史文化的自我建构，以其历史文化内容的迷人多彩及立体全面，对外塑造和展示了一个历史底蕴丰厚、文化内涵丰富、努力探索道教价值内涵的公众文化形象。

注释：

[1][20]包至清口述，郑兴富、张毅记录，李启明编《二王庙道观概述》，1992年1月“内部交流”方式印行，第1—3页，第8页。

[2]李启明抄录《二王庙道观诗歌楹联文录》，1992年1月“内部交流”方式印行，第1—2页。

[3][15][19][26][27][28][32][33]邹理慧主编，汪宗一、张兴旺编著，张泽洪审定《玉垒仙都二王庙》，华夏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第59—60页，第47—83页，第39—41页，第103—108页，第161、162、167—170、176、177、189页，第152页，第3—4页。

[4]成琳岚：《二郎神原型的历史探析》，云南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页。

[5]范成大著、孔凡禮点校《吴船录》卷上，《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88页。

[6][8]王来通辑《汇集实录》，吴会蓉、冯广宏主编《都江堰文献集成·历史文献卷·近代卷》，巴蜀书社2013年版，第44页，第43页。

[7]影印清嘉庆七年（1802年）王来通增刻《灌江四种》本王来通辑《灌江备考》，李勇先、钟刚毅、胡建强主编《四川省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历史文献丛书》第1册《青城山与都江堰》，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9—120页。

[9]影印民国22年（1933年）铅印本叶大锵等修、罗骏声纂《（民国）灌县志》附《灌志文征》卷五《杂记》，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辑《四川历代方志集成》第2辑第13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第394页。

[10]南仲：《二郎神的故事——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大工程师》，《科学大众（中学版）》1947年第2期;李静波：《李冰父子和都江堰》，《中国水利》1962年第21期。

[11]王人文等辑《历代都江堰功小传》卷上，《都江堰文献集成·历史文献卷·近代卷》，第111页。

[12]杨向奎：《中国古代的水利家——李冰》，《文史哲》1961年第3期;喻权域：《二郎擒龙的神话与开明凿瓶口的史实》，《四川文物》1988年第3期;郭发明：《灌口拨云话二郎》，《文史杂志》1989年第5期。

[13]干树德：《也谈二郎神信仰的嬗变》，《宗教学研究》1996年第2期;李耀仙：《二郎神考》，《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焦杰：《灌口二郎神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陈国堂：《宋代“二郎神”二题》，《文史杂志》2001年第3期;郭祝崧：《李冰化神过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碧莲：《李冰治水与二郎神》，《文史杂志》2011年第1期。

[14]都江堰市文物局编《二王庙（都江堰旅游指南丛书之一）》，准印证第38号，第11页。

[16]周九香：《试论都江堰修建与李冰崇拜》，《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7]李静波：《李冰父子和都江堰》;罗荣泉：《李冰的神化与蜀王杜宇的冤案》，《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1期;四川省文化厅文物处、灌县志编纂委员会、灌县文物保管所编《都江堰文物志》，《四川师范大学学报丛刊》第五辑，1986年，第61页。

[18]南方：《四川都江堰市二王庙》;徐克仁：《李冰父子与“二王庙”》;汪智洋：《二王庙建筑群研究》，第9页;刘庭凤：《巴蜀园林欣赏（十）——二王庙》。

[21]唐光沛：《关于李冰石像的几个问题》，《四川文物》1984年第1期;罗荣泉：《李冰的神化与蜀王杜宇的冤案》;《都江堰文物志》第61页。

[22]南方：《四川都江堰市二王庙》;徐克仁：《李冰父子与“二王庙”》;刘庭凤：《巴蜀园林欣赏（十）——二王庙》;冯鹤：《同心同行：造福万代再现辉煌——都江堰二王庙落实宗教政策及灾后重建纪实》;汪智洋：《二王庙建筑群研究》，第9页。

[23]宋濂：《元史》卷三十四《本纪·文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750页。

[24]影印光绪十八年（1892年）补刻本吴鞏、董淳修，潘时彤等纂《嘉庆华阳县志》卷十六《祀典·川主庙·祭文》，《四川历代方志集成》第2辑第8册，第139页。

[25]《（民国）灌县志》附《灌志掌故》卷二《第三类·李王庙祀典》，《四川历代方志集成》第2辑第13册，第585页。

[29]《玉垒仙都二王庙》第152页;冯鹤：《同心同行：造福万代再现辉煌——都江堰二王庙落实宗教政策及灾后重建纪实》。

[30]住持包至清道長与外界的交往互动似不多。《二王庙》（第151页）称：包至清“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与精力都放在修炼中，对二王庙落实宗教政策产生了一点影响”。

[31]冯鹤：《同心同行：造福万代再现辉煌——都江堰二王庙落实宗教政策及灾后重建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