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玉祥

李一氓先生（左）徐中舒先生（中）缪钺先生（右）于1982年4月15日合影于成都杜甫草堂

201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我今年74岁，可以说是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所谓“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我诞生于抗日战争胜利的鞭炮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年我刚满4岁。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1950年11月四川开始土改运动，这一年我的大哥从华阳县简易师范学校退学出来，经过“革大”短期学习后，参加了土改工作团。当时，我家住在华阳县白家乡四村，一家六口人，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1952年5月四川土改结束，我家分得八亩八分田、六间草房、一腿牛（即四家合用一头耕牛）和一些铺笼箱盖等家什，阶级成分划为贫农。

1951年9月我开始上学，在乡村小学念书。我家那时劳动力只有父亲拉扯上一个年方十五六岁的二哥两个人，农忙季节缺少人手，不能按时栽插撒种，收成不好;农闲时二哥还得去推柴卖来添补生活;母亲拖着一个年幼的弟弟，又患了严重支气关炎，三天两头要看病吃药;土改后大哥调到县供销社工作，工资很少仅够自己生活花销。渐渐家庭入不敷出，生活维艰。1953年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我家积极加入了我们村第一个常年互助组。1955年毛主席發表《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问题》的讲话，向5亿农民发出了“组织起来”的号召，全国农村掀起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我家加入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二年转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又加入人民公社。1957年，我考上了初中，第一次离开父母到距家20里路外的华阳第二中学读住校。华阳二中是当时华阳县唯一的完全中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叫华阳职业学校（华职校），我在那里读完了初中和高中。华二中校址在府河边的中和场，校舍古朴，风景优美，特别是那牌坊形的高大砖壁校门和进门后那一片古老的白果（银杏）林，至今还鲜明地浮现在我脑海中。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穿过白果林就能看见的那一栋木结构的小楼。小木楼共两层，底层是教导处、总务处和医务室，二楼是图书馆。当时我觉得图书馆藏书比较丰富，华阳籍教授屈守元老家在土改减租退押时捐给华二中的一批线装古书，便收藏在这里。初中、高中我有些偏科，喜欢语文、历史、地理这些课程，整本语文书，我几乎全能背诵，比如鲁迅的《故乡》《社戏》，我都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就连现代作家王汶石的小说《暴风雨之夜》也背得滚瓜烂熟，为此常常受到语文老师的表扬。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我酷爱文学，如饥似渴地阅读凡是能借到的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此外图书馆和班上订阅的《人民文学》《四川文学》和《诗刊》这三种期刊，我是每期必读，从头到尾，一篇不落，仔仔细细地读。看到好的语句和段落描写还要摘记在笔记本上，然后就摹仿写小说、诗歌、散文，给班上的墙报和校学生会的板报投稿。慢慢就练习创作短篇小说向省城的报刊投稿，一封封的退稿信，也没有挫伤我投稿热情，终于在我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一篇习作短篇小说《买猫》被《四川日报》副刊录用了。我好高兴啊！从此便滋长了当作家的美梦。直到1963年的秋天，我考上了四川大学历史系，作家梦便被教授梦所代替。

川大历史系当时称为“3”系，它和数学系是川大的两张王牌，其特征是著名教授多，学术成果多。当时历史系的教授阵营很是强大，著名教授除系主任徐中舒外，中国古代史和考古学教授有蒙文通、缪钺、蒙思明（兼川大副教务长）、冯汉骥、胡鉴民、任乃强，世界史有卢剑波、赵卫邦（兼学校图书馆馆长）、谭英华，这就是今天川大历史文化学院图书阅览室里挂着巨幅像片纪念的历史系十大教授。当时还有两个很了不起的副教授：一个是教明清史的黄少荃、另一个是教中国近代史的王介平。自从在迎新会上见到他们慈祥而睿智的学者面容，心中便树立了大学阶段奋斗的目标。大二时候，历史系对我们63级试行一种“书院式教学法”，即把全班40个同学分给历史系十多位教授和中青年教师指导，一个老师带两三个同学，像古代的书院那种师傅带徒弟方式，通过师生经常在一起谈书论学，闲谈聊天，潜移默化来传授知识。我和另外两个出身比较好的同学，有幸分给著名的文史学者缪钺教授指导。每周三天晚上，我们到缪先生家里去，聆听他讲怎么读书作文，怎么收集材料、记笔记、做卡片。这些知识都是课堂上听不到的。有时候，我一个人也跑到缪先生家里，向他请教一些问题，看他老人家写字。缪先生一手漂亮的王羲之体行书，令人叹绝、倾倒！很可惜这个书院式的指导刚刚进行了一学期，就为学校的“四清运动”中止了。

作者在徐中舒铜像前（2016年9月29日摄于四川大学江安校区）

学校“四清”一结束，为了贯彻毛主席“不参加农村‘四清就不懂得农民”，“研究近代史不去搞村史、家史等于放屁”等一系列关于史学革命的指示，我们全班同学和系上一部分老师到双流县三星公社参加了八个月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访贫问苦，忆苦思甜，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调查家史和村史，我们的思想感情同农民更接近了，也培养锻炼了调查研究的基本功。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达后，我们回到学校参加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对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是不理解的，既不敢“造反”，也不敢“保皇”。在人人都必须参加革命，划线站队的形势下，我选择了中间道路，参加了川大中间派组织“太阳升公社”，还被推举为勤务组成员“社长”。在路线问题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太阳升公社”维持了两个月就结束了。我记得“太阳升公社”这个组织只在校园内贴过两版大字报，一版的总标题为《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另一版的总标题为《无限风光在险峰》;刻印了一本《毛主席诗词讲解》资料，此后便在如火如荼的“文革”风暴中，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影响就销声匿迹了！当时，我认为“文革”不但中断了课堂学习，而且打破了我“成名成家”的美梦，懒心懒肠，任何组织也不想参加了，就当“逍遥派”。在1967年、1968两年逍遥日子里，我也没有东摇西逛，而是躲在寝室里读书。当时我从造反派朋友那里到处找书读，大部头读了《鲁迅全集》，而且摘录了一厚本《鲁迅先生论历史科学》的语录;另外就是系统读完了《沫若文集》;还读了许多小说。到了1968年底毕业时候，因为不是造反派，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和几个出身比较好的同学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军一五0师学生连当兵锻炼，地点在什邡县九里埂，主要任务就是种庄稼，劳动锻炼。在什邡军垦农场劳动了一年半，1970年5月，五十军大学生办公室对锻炼的大学生重新分派，我被分配到大凉山。

从左至右：孙自强（原喜德县委书记，后为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白志方（时为喜德县革委会主任，后为泸州医学院党委书记）、作者在喜德县农村调研（1972年）

我还记得，1970年5月我独自携带一个废纸烟箱包装的行李，从成都南门长途汽车站出发，经五通桥、沐川、新市镇这条路进凉山。绿色的原野相送，秀拔的青山相迎，坐了两天长途客车，第三天到达凉山州首府昭觉。在州分办报到后，我又被分到凉北三县之一的喜德县。那时成昆铁路快通车了，喜德县境内有十个火车站，回成都下西昌都十分方便。开始，我在喜德县革委会政工组宣传组工作，半年后又调到全县最偏远的米市区当文书。“米市”是彝语，汉语的意思就是“蚂蝗多”。在米市刚呆了四个月，我撰写的一篇《冰山雪顶开红花——记金尔沟队学大寨》的调查报告得到新来的县委书记的赏识，又迅速调回县委办公室和政策调研室当秘书，具体工作就是跟随领导蹲点跑面，写调查报告、文件、领导讲话稿、会议简报、总结等文字活路。喜德县五年零五个月的行政工作经历是我走上社会人生的第一课。它使我深入基層，访贫问苦，比较真切地了解到凉山的奴隶社会罪恶和挣脱锁链的翻身奴隶的幸福，可以说这是我继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后又一次比较扎实的田野调查实践，为我现在从事的民俗学教学、研究工作积累了非常有用的知识和经验。由于我长期跑农村，吃苦耐劳，同凉山彝族同胞打成一片，彝族干部给我取了一个彝家名字“吉日木呷”（意为“江英雄”）。我非常喜欢彝族干部这样喊我叫我，它标志着彝族同胞对我的认可和接纳，也是对我的工作表现的最好评价。1975年10月，为了照顾夫妻关系，领导批准我调往三线建设重点渡口市（今攀枝花市）工作。我的妻子是个医生，我便到她所在的攀枝花矿山公司职工医院宣教科当干事。我在医院主要的工作，就是搞通讯报道，给医院广播站供稿、给《渡口日报》写稿，报道本院的先进事迹、好人好事。工作并不繁重，有很多自学时间。宣教科购置了一套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我便一史接一史，挨本逐册，像看小说一样读下去。在攀枝花工作整整四年，日子就这样打发过去了。

1976年毛主席去世后，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党中央拨乱反正。1977年冬季，停了有11年之久的高考终于恢复了;1978年秋，又恢复了研究生招生。

作者（左）与缪钺先生（中）、缪文远先生（右）合影（摄于1988年10月） 其时四川大学举行“徐中舒学术思想研讨会”，会议代表集体合影后，应作者和缪文远先生请求，缪钺先生与之留下了这帧珍贵照片

1979年9月，我考上了四川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历史系主任徐中舒教授学习先秦史。在科学的春天里，我又回到了美丽的锦江河畔——我的母校四川大学，见到了我崇敬的老师。报名的当晚，我就去拜望徐中舒老师、缪钺老师和昔日班主任胡昭曦老师，激动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在两年研究生学习过程中，除了徐先生亲自给我们上先秦史、古文字课外，他的助手、中国古代史教研组的罗世烈、缪文远、伍士谦、唐嘉弘、常正光等老师也给我们上一些目录学、古文字、先秦史的知识课，给我们答疑解惑。

1981年上期，徐先生安排我们先秦史专业七九级四位同学在罗世烈、缪文远两位老师带领下去全国访学，参观著名文物古迹，拜访名师讨教。我们在北京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拜访了久闻大名的尹达所长和张政烺先生;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史树青先生亲自为我们讲解，使我们受益匪浅。回到学校后，我开始反复修改毕业论文。我的论文题目叫《惠施传论》。徐先生很仔细看了我的论文，并作了批注。通过论文答辩后，传来全国试行招收博士生的消息。徐中舒先生一人肩负中国古代史和考古学两个博士点，他征求我们的意见，愿不愿继续读博士生？那时复旦大学历史系战国史专家杨宽先生致函徐先生，希望推荐一个搞战国史的学生去他名下读博，不需要考试，只要去上海面谈一次。我的毕业论文属于战国史范围，徐先生推荐我去。当时我一心想毕业后马上在成都工作，好快点把妻子调到成都来，以便儿子上学念书，所以不愿继续读博士生。徐先生叹了一口气，轻声说了一句：“儿女情长！”至今言犹在耳，深感愧对恩师，有负恩师的期望！后来，我留在徐先生身边工作，协助先生整理先秦史讲义，教先秦史，再后来又扩展到民俗学领域研究教学。这些往事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专文《我和民俗学》《我和四川省民俗学会》两篇文章中已有叙述，此处不赘。

“日月如梭催人老，不觉胸前须发飘。”这句川剧中的唱词，而今应验到我身上。2005年8月满60岁时，我正式从四川大学教学岗位退休，2009年9月我被省政府文史研究馆聘为馆员。当我从省长蒋巨峰手中接过馆员聘书时，心情十分激动，感到老有所用，又有了发挥余热，为国效劳的机会。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我被聘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后为副主任），我更感到如鱼得水，专业知识有了用武之地。四川非遗保护工作开展15年来，省级非遗名录评定了五批，第五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的申报工作已经启动。我正在写一本名为《四川非遗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的专著，也许今年可以杀青。我在四川非遗保护工作中作出的些微贡献，算是对祖国70年阳光雨露培育的一点小之又小的回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