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梅

关键词：禹羌文化;学术研究;禹羌文化学;兴起与深入

大禹像（山东嘉祥武梁祠东汉画像石）

所谓禹羌文化，即是研究大禹与羌民族的历史、习俗、贡献的文化。羌民族历史久远，而“兴于西羌”的大禹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突出的作用。不过，羌是羌，禹是禹，将“禹”与“羌”合在一起提出“禹羌文化”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而禹羌文化的提出，无论是对禹与夏文化的研究，还是羌民族的研究，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一、大禹与夏文化研究

大禹的功绩主要是治水和建立夏朝。众所周知，古文献上的“三代”，从来是夏商周连称的。司马迁写《史记》，对中华文明史的开端很困惑，他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1]不雅驯，就是三皇五帝的传说太玄乎，太离谱。不得已，他只好“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这就是说，司马迁把黄帝的神话加以理性化、历史化。于是，《史记》中的《五帝本纪》记载的是传说，黄帝等人开创了中国早期文明;而具体开创国家体制的是《夏本纪》中所记载的大禹，这就不是传说而是史实了。所以，历史上大多相信禹与夏的真实性。

但是，近代疑古思潮兴起，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曾一度怀疑过禹与夏的存在。虽然顾先生后来修正了自己的看法，承认夏朝的存在，不过他仍然坚持禹是动物，是夏人宗神。顾先生的观点影响很大，尤其对国外影响更大。国外部分学者认为夏文字尚未发现，因此对夏只能作为传说，不能作为信史看待。

徐旭生先生是夏文化探索的开拓者。他的传世之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影响深远。书中第三章“洪水解”，列“大禹的治水”专节，对大禹治水的范围和方法进行了研究，肯定了夏朝的存在，并为夏文化的探索指明了方向。[2]先生逝世后，由助手黄石林先生整理其遗著《尧舜禹》发表。该文对禹其人其事做了进一步论述。徐旭生先生不仅著书立说，而且在七旬高龄之年亲往洛阳、登封、偃师等豫西和晋南“夏墟”之地进行考古调查。在徐老踏勘的启发下，二里头遗址、登封告成遗址及晋南夏县东下冯遗址开始发掘。出土的大量文物，充分证明了夏朝不仅存在，而且文化厚重。

1978年以后，随着对夏文化探索热潮的兴起，夏史研究持续不断地深入开展，对夏代历史、文化的研究，硕果累累。

1999年，国务院组织多学科合作，开展“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考证，夏代存在470年（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历经禹、启、太康、仲康、相、少康、予、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皋、发、癸（桀）等17个朝代。这个结论尽管在国内外都存在争议，但它毕竟为夏商周的历史划出了一个框架，这是具有极大意义的。夏朝是客观存在的，“禹”是夏朝开国第一人，这是不应该怀疑的。

二、羌民族与羌文化的研究

羌民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也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有6000年以上的历史。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发现的最古老而又是比较成熟的文字是殷商时代的甲骨文。甲骨文中有一个也是唯一关于民族（或氏族、部落）称号的文字就是“羌”，它是中国人最早的族号记载。

传说黄帝姓姬，炎帝姓姜，均是羌人后代。炎、黄两帝带领羌人中最早转向农业生产的一支，走向了中原，而其余的多数羌人，依然在华夏的西方过着畜牧生活。

今天的羌民族，主要生活在四川的阿坝、绵阳。有学者认为，羌人中的一支约在春秋、战国时从甘肃、青海地区络绎迁居于岷江上游一带生息繁衍，与当地居民相融合，逐渐形成为今日的羌族。在岷江上游的羌人聚居地长期流传《木姐珠与斗安珠》和《羌戈大战》这两部长诗，其内容不仅与羌族历史有关，而且可以认为是对岷江上游很早就有羌人的证明。《后汉书·西羌传》《新唐书·吐蕃传》等古代文献及现代考古也证明岷江上游的羌人，有相当部分是从西北迁来的。[3]古蜀人也屬于黄帝的子孙，属于古羌人的族系。

20世纪开始以后，中国的人类学学科逐渐发展，国人开始反观自身的历史。出于对华夏民族起始地的“寻根”和对留守在岷山深处、一直保留着上古形态的族群生存状态的回眸，羌民族是“中华民族活化石”的概念开始出现。人类学家认为，每个地域的民族和族群，他们的精神活动方式尽管千差万别，但都必然历经蒙昧阶段、野蛮阶段，最后达到文明阶段。对“中华民族活化石”的研究，可以为全人类的未来发展道路的寻求，提供一种借鉴参考。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生活在岷江上游羌民族的生存形态，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

1937年，庄学本通过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发行了他的《羌戎考察记》。作者主要调查了四川“松理茂汶屯殖区”（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区）羌民的历史、文化、习俗以及大渡河流域、雅安、乐山、广汉、绵阳等地羌人的历史和族系的演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古老的羌族焕发了青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1990年普查时，全国仅有羌人198252人;而到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羌民族人口已经达到30余万人。[4]

1952年—1953年，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室随川西北访问团到茂县专区（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访问，将所搜集的材料整理为《羌族情况》，于1954年打印，作为教学参考。本书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羌族地区的民族分布、土司、土屯制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等情况。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于1963年11月编出《羌族地区土司资料汇辑》一书，系油印本。此书由调查访问资料和摘录正史、方志有关资料整理而成，记录了从元代到清末茂县、汶川、理县、北川、松潘、黑水等县羌族土司制度的情况。

四川民族调查组亦于1964年编写出《羌族地区近代经济资料汇集》一书，内部出版，约6万余字。主要内容包括：一、近代羌族地区城镇（茂县、理县、汶川县所辖）手工业;二、近代羌族地区城镇（茂县、汶川、理县所辖及理县的伐木场）商业;三、近代羌族地区的农村经济（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民国地方政府对农村的苛捐杂税剥削），四、近代茂县（驻凤仪镇）工商业资料汇辑。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于1963年还编出《羌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系“少数民族史志丛书”之一，内部刊印。全书共7章17万字左右。其下限材料截至1961年底。“概况”之后，分章介绍羌族的族源，古代的羌族社会（前4世纪—1840年），14世纪中叶前的羌族简史、羌族地区封建领主经济的确立和发展（14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叶）、改土归流的进行及封建地主经济的形成（18世纪末叶至1840年）、封建社会中羌族的习俗和文化，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羌族社会（1840—1919年），羌族地区向半封建半殖民地转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羌族社会（1919—1949年），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和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附录有羌族近百年大事记和茂汶境内羌语方言、土语分布地区简表。

三、禹羌文化的提出与发展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促使中国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关于大禹与夏文化、羌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在此后形成高潮，而最引人注目的是2002年4月，四川绵阳的李德书先生“禹羌文化”的提出。[5]李先生根根据《史记》“禹兴于西羌”、《后汉书》“大禹出西羌”的记载，倡导“禹羌文化”这一新的学术概念，很快在学术界取得较大认同。应该说，羌文化的研究与大禹研究的结合是可以，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了不起的“禹”就出自羌族。大禹与羌族联袂的禹羌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文化的形成的确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改革开放之后兴起的禹羌文化研究，首先是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除了众多的羌学、大禹研究所、研究中心外，将“禹+羌”作为研究内容，以“禹羌文化”为名称的研究机构也随之出现，例如：中国先秦史学会禹羌文化研究基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禹羌文化研究所，北川羌族自治县禹羌文化研究中心……

有了研究机构，必然产生研究成果。以“禹羌文化”冠名的专著、论文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例如：在2003年，四川省大禹研究会出版了《禹羌文化研讨文集》; 2007年，四川省大禹研究会、四川省社科院禹羌文化研究所出版了《全国第二届禹羌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这两本内部出版的论文集在2016年，由李德书主编为《全国第一、二届禹羌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由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本书分上下卷收入59篇论文。这些论文不仅论述了大禹文化的渊源，大禹与华夏民族、华夏文明的关系，大禹治水立国为民的丰功传绩，大禹精神与现代文明的意义，大禹故里与大禹史迹的考评，禹羌文化与旅游开发等问题;更重要的是确立了“禹羌文化”这个全国首创的学术概念。“禹羌文化”的提出，对传承大禹精神，弘扬中华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夏禹王像（宋·马麟绘，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龙显昭在《西华师大学报》2009年第5期 发表《禹羌文化惠泽华夏》，认为《史记》“禹兴于西羌”的记载，说明华、戎和欢的纽带来自相互联姻。姬、姜族群迭世婚媾，促进各族走向融合，使传承炎、黄的华夏族顺利形成。在洪灾水害面前，禹总结前人经验教训，以疏导作为治水方针，完成了排洪除患的艰巨任务。禹于治水实践中的顺自然地势，导江导山，分杀水势，分疏洪流的科学求实、人文关爱精神是留给今人的宝贵财富。

李祥林在《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2期发表《禹羌文化·族群意识·遗产资源》一文，认为华夏自古流传“禹兴于西羌”，而地处汉、藏之间的羌人崇拜大禹，将其视之为治水救难、护佑羌民的“先祖”。这种颇有“在地性”特色的叙事及符号系统，体现在从物质到非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要重视大禹传说背后隐含的族群文化心理，因为大禹传说在不同羌区是被当作实现某种群体目标的社会资源来使用的，这是一种可利用“来创造社会关系、构建社会生活”的资源。

侯丁月在《文史杂志》2016年第1期发表《论禹羌文化中的石崇拜》一文，认为作为羌人的大禹，他的出生地、婚娶地、会诸侯处、葬地等传说及遗迹所在地，都与“石”有关。不仅是大禹延续了羌文化中的石崇拜，而且夏人也有着强烈的石崇拜信仰。羌人的石崇拜是對神灵的崇拜，大禹是包括羌人在内的中华民族极为敬重的神灵之一。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禹羌文化研究所自2007年成立以来，坚持“弘扬禹羌文化，服务社会发展”的宗旨，着力开展以禹羌文化为主的本土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工作，为弘扬大禹精神、传承民族文化，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精神家园建设等做出了突出贡献。2009年1月，在成都召开了禹羌文化研究所恢复重建工作座谈会，对重建禹羌文化研究所工作作了部署。2009年4月，省社科院禹羌所承办了“中国禹羌文化论坛”;2011年10月，与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了“全国禹羌文化座谈会”。2013年10月，该所协助四川省社科联、北川县人民政府、四川省大禹研究会举办了全国第三届禹羌文化学术交流会暨四川省大禹研究会第五次全体代表大会，对禹羌文化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初步确定了整合大禹研究力量向海外传播的发展方向。会后，该所将论文精选编成《全国第三届禹羌文化论文集》，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

在学术界大力研究禹羌文化的同时，一直视大禹为先祖圣王，视石纽山为神圣之地的北川人也连续开展祭禹活动。当地的祭禹习俗，相传从最初的原始祭祀到唐之前形成庙宇祭祀;从民间庙祭到宋代以后则是官民同祭;在清朝乾隆年间祭祀达到鼎盛，形成知县着黄马褂代皇帝以“太牢”（猪、牛、羊三牲）之礼祭祀的国祭。所以群众常常在每年六月初六和春秋祭时自发祭禹。改革开放以后，北川开始了“弘扬禹羌文化，传承民族精神”的祭祀大禹活动。祭祀方式主要是保留至今的自唐代以来形成的庙祭，即从农历六月初五开始，多个乡镇的群众汇集禹里乡，载歌载舞，昼夜狂欢。它同时也具有羌族祭祀活动的特点。随着禹羌文化不断发展，北川现已形成了纪念大禹的浓郁氛围，成为海内外华夏子孙寻根问祖的圣地。2007年7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北川为“中国大禹文化之乡”;2009年7月，北川大禹祭祀习俗成功列入第二批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6月，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将北川确立为“大禹祭祀地”。

四、禹羌文化学的提出与推进

2016年的某期《教育导报》报道说，阿坝师范学院雄心勃勃要打造“禹羌文化学”。对此，李殿元在《文史杂志》2016年第1期发表《论禹羌文化学的建立与拓展》一文，进行了详尽的论证。

李殿元认为，所谓禹羌文化学，就是探讨“禹—羌”文化的产生、发展规律和文化本质的科学。禹羌文化学涉及中国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与华夏族的形成，与“大一统”国家观念，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中国国家体制，都有重要关系。

1.禹羌文化与华夏族形成的关系。据考证，早在传说时代，“炎帝神农氏”就带领一支姜姓羌人，沿着江河逐步向东拓展农耕文化。他们是最早进入中原的羌人农耕者。夏朝国家体制的主要创立者是古代羌人。徐中舒先生研究了有关远古民族史的资料，他在《羌族史·序》中下了这样的结论：“中国第一个王朝──夏后氏，就是以羌族为主体并与唐、虞两个联盟部族在黄河流域完成的一个统一的大国。”[6]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中也提出：“中国西部地区称夏”;“夏声即雅诗”;“齐、鲁、卫等大国诸侯本从西方迁来，因之东方诸国称东夏;东西通称为诸夏”。史籍记载亦说明，古羌族对中国历史发展和民族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农耕时代产生的禹羌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在学习并兼容周边民族文化和各种外来民族文化，最终形成深邃博大的华夏文化。

2.禹羌文化与“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关系。禹羌文化蕴涵着强烈的群体精神。大禹联合各部族共同治水取得成功并进而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体——夏朝的过程，已经证明了族群统一的必要性。在公元前21世纪大禹建立夏朝，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过程中，中国国家理念就已初步形成。此后4000年虽然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大一统”却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旋律，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观、价值观。

3.禹羌文化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中国的专制政权之所以很长期，除了依靠暴力手段对反对者进行镇压外，还有一个帮助维护统治的工具，那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一個核心价值观是“仁”，是“仁者爱人”。而这显然吸收了大禹的民本思想和德治观。（大禹的思想，见载于《尚书》之《皋陶谟》《大禹谟》诸篇。）大禹治理政事，不仗势倚权，而是依靠德治和法治。孔子特别推崇大禹的人格精神，《论语·泰伯》载其语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在孔子心目中，大禹就是夏文化的象征，是真、善、美的完美结合，当然也是民族精神的象征。

4.禹羌文化与中国国家体制的关系。中国在“禹”时代进入国家时期，从此便走上了夏至清长达4000年的漫长的君主专制之路。这一以传子世袭和君主专制制度为特征的统治模式，其实开始于“禹杀防风氏”“禹传启，家天下”，所以，大禹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始作俑者。“家天下”改变了部落联盟协商民主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家族继承制度。“天下为公”变成了“天下为私”。大禹建立的中国国家体制，也可以从羌族历史、社会、环境及其生活方式那里寻到一些依据，得到一定解释。

正是因为“禹羌”文化对中国历史发展、文化形成的发展规律及其影响十分重大，因此，建立禹羌文化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与拓展，很有必要。我们可以从中获取对今天治国理政、治蜀兴川有用的正反经验，以推动社会的进步、民族的振兴。

2017年以后，阿坝师范学院为打造禹羌文化学，陆续推出了“禹羌文化研究丛书”，其中《禹羌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17年版）是论文集，共收集论文25篇，包括冯广宏的《大一统思维源于大禹治水》《大禹存在性的疑和辨》，祁和晖的《大禹出生“江源”与华夏兴盛》，彭邦本的《对长江上游早期文明作出贡献的禹羌族群》，李殿元的《论羌人对夏朝立国的贡献》，杨铭、李锋的《秦汉至南北朝氐、羌部落名号与姓氏研究》，刘丽萍的《大禹神话传说中人与动物关系解析》，刘立云、张放的《与大禹有关的远古歌谣》，龚剑锋、叶洁的《禹陵演变过程考略》，罗曲的《羌族的时间符号：“六月二十四日”解读》，李祥林的《迁居羌民的族群生活与文化记忆》，刘汉文的《对羌族民间民俗文化传承创新的思考》，肖燕的《试论羌族的民族记忆符号》，侯丁月的《论羌族情歌的内容、特点及艺术风格》，刘珂的《羌族刺绣在旅游工艺品设计开发中的应用研究》，等等。

《西羌大禹治水丰功史》（民族出版社2017年版）是冯广宏先生的专著。本书由禹羌关系、历史背景、治水实践、宝贵遗产四篇构成。该书说，在先民的口头传说里，远古时期早于大禹的先辈们，就开始摸索各种各样的防灾救灾途径，经历过无数次挫折和失败，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最原始的治理江河经验。所以身在西羌的大禹有治水能耐，也是基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古代治水事业有两大目标，一是除害，二是兴利。大禹开始治理江河，原从除害着眼，首先保证生命安全;其次保护家宅安宁;再就是保全田土无恙，使生产资料不受损失。这些在农业社会里都是极端重要的前提。在远古先民的救灾实践过程中，自然而然造就出一批专门人才，从而形成“技术世家”。在社会进化的大分工阶段中，这批人就是原初的科技家，大禹应该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他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掌握了正确的治理江河之道，为后人开辟出一条通往水利科学的金光大道。

《禹羌文化与国家起源》（民族出版社2017年版）由李殿元、戚怀亮合著。该书认为，作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大禹，他在中国历史上的所作所为及影响，凝聚成一种文化——禹羌文化。禹羌文化在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大禹毕生所完成的两件伟业——治理大洪水、开创夏王朝——造就了作为国家的中国和作为民族的中华民族的雏形，其影响延沿至今。按照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已知文明史，应该以国家起源即出现国家体制为始。那么，中国的已知文明史有多久，即中国何时出现了国家体制？羌人、大禹与中国国家体制又有什么关系？什么影响？该书通过中国国家理念研究、大禹的历史机会、能力和威望与国家建立、大禹的国家理念、夏国起源的相关问题、夏朝的宗教与文化、禹羌国家理念及影响这七章回答了以上问题。

《“禹”身份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是李殿元先生的专著。该书认为，“禹”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群体。该书论证说，大禹的业绩及其影响构成了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的大禹精神。但是，研究大禹的业绩和遗迹，却有一个疑问：如果大禹不是神，而只是一个凡人，他的一生，有可能做出如此辉煌和如此众多的业绩吗？疑问之一：作为个人，大禹能领导全部氏族部落吗？大禹所在的时代，还是中国古代氏族制的崩溃和早期国家开始产生的时期。在这些“邦国林立”中的一个“邦国”，就算它是圣王舜帝的“邦国”，也只不过就是一个稍微大点的部落联盟而已。作为个人，大禹怎么可能去领导在后来形成的中国版图上的全部氏族部落？疑问之二：作为凡人，仅靠他的两条腿，大禹在当时能够跑遍全国各地去领导治水吗？疑问之三：作为凡人，大禹有那么长久的工作年限吗？他的身体状况、寿命长短必然与人类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相吻合，大禹不可能有那么长久的工作年限去完成那么巨大的工作量。见诸古籍的“禹”不仅有“文命”这个名字，还有“高密”“政命”這两个名字。作为氏族首领的“禹”应该属于一个时代，有若干位，而文命、高密，就是其中的两位“禹”。在当时，“五帝”都不是单独的人名，而是一个一个的部落首领的称号。那么，“禹”当然也是这样的一个时代群体而不是一个人！名为“文命”的那位“禹”是以“五帝”为代表的远古时代的氏族、部落各自存在“数百年”的最后一位首领。作为夏族这个氏族、部落首领的数代“禹”，他们前赴后继地迁徙、治水，终于完成了从氏族到部落联盟乃至建立国家的宏大伟业。

近年来，作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最高学府的阿坝师范学院，通过“禹羌文化研究丛书”的出版，“着眼于‘禹羌文化研究的长期化，以讲座、指导等方式，带动、锻炼和培养一批有学术研究兴趣和学术功底的青年教师和优秀学生。在专家教授的指导下，让他们参与部分工作，逐步掌握研究方法，提升研究能力，成为能够独立完成科研任务的学者”[7]。在中共中央以及中共四川省委建设文化强国、文化强省的战略号召下，阿坝师院自觉地承担起对禹羌文化的研究任务，从而不仅提升了学院的学术水平，而且还抢占了“禹羌文化研究”的制高点，为自己树立起独特的学术品牌和学术优势。

注释：

[1]（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99年版。

[2]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60年增订本。

[3]李殿元：《论岷江上游自古有羌人》，载《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4]据田晓岫主编《中华民族》之“羌族”，华夏出版社1991年版;周礼成、蔡世勤：《〈羌族词典〉前言》，巴蜀书社2004年版。

[5]李德书：《禹羌文化研究·后记》，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6]徐中舒：《羌族史·序》，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7]《禹羌文化研究丛书总序》，载《禹羌文化研究丛书》卷首，民族出版社2017年版。

作者：四川省对外文化交流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