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后卿　蒋庆　唐丽

关键词： 毛泽东;三国演义;评价;启发

毛泽东一生酷爱《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对毛泽东的影响十分巨大。毛泽东认真研读、辩证看待、正确运用《三国演义》中的内容、人物和智慧，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启迪。

《三国演义》陪伴毛泽东终生

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战略家、革命家和诗人。他一生酷爱《三国演义》。他说：“小时候我喜欢看《三国演义》，读起来就放不下”，“《三国演义》算我读到的第一本军事教科书吧。”[1]《三国演义》在少年毛泽东的心中一开始就以扎根，促进毛泽东精神的新陈代谢，使毛泽东蒙香染雾，不断受其熏陶。他非常熟悉书中的政治军事斗争故事，这对他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不局限于把《三国演义》当做小说来读。他在书中思索，在思索中学习，把书中的典故为革命所用，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

毛泽东指挥战争长达24年。他的许多军事思想深受《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影响。他在实践中感悟古人智慧，总结成败经验，吸取书中精华，因时而变，随事而制。他在戎马生涯中不忘从书中寻觅智慧，深刻地理解到“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一动态进程，不仅看到国内形势的危急，而且看到朋友与敌人的相互转化。他非常注重实践，深入调查，用事实说话，有理有据，讲究谋篇布局，既能从高处一揽全局，又能脚踏实地，直面于眼前境况，绝不纸上谈兵。在战火纷飞中，他密切注意形势转变，剖析革命部队优缺点，扬长避短，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立足脚跟，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努力发展生产力，未雨绸缪，给战士提供基本保障。1928年，井冈山斗争拉开大幕。毛泽东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斗争，于无意间得到一套《三国演义》。毛泽东激动地说：“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2]因为爱读《三国演义》，在长征途中，他让警卫员去找书，引起误会，闹出取来“三锅”的笑话。可以说毛泽东通过读《三国演义》，不仅看到了三国的军事政治外交和荣辱兴衰，还看到战争的残酷，人民的无奈;看到领导和下属的关系的纷争与融合;看到智谋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毛泽东在答复林彪对红军前途应该如何估计的问询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尽显智慧，一层一层剖析，陈晓利害，言辞切切……可以说这是毛泽东版的《隆中对》，安抚、稳住了下属，坚定了广大红军将士对革命高潮必然到来的信心。

毛泽东1961年在江西

毛澤东不曾忽视对身边人的教育，不仅自己爱学习，还鼓励身边干部多闻多学。在1955年的夏天，毛泽东对警卫员说：“看文学作品很好，要多看些文学方面的书”，“多看，会使你聪明，对社会了解得多一些，也会对事物增强分析能力。要看《红楼梦》《三国演义》《儒林外史》……要吸收其中的好东西。”[3]毛泽东作为国家领袖，向来关心干部的学习，强调学以致用的重要性。毛泽东认为，中国古代经典中蕴含着无限的智慧和哲理。在1973年，毛泽东仍未放下曾陪伴他长期征战过的《三国演义》，他身边人回忆说：“晚年在游泳池的书房里，除存放着多种平装版本的《三国演义》外，还一直放有两种线装木刻大字本的《三国演义》……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还常在书房里很有兴趣地翻阅这两部不同版本的《三国演义》。”[4]

毛泽东从《三国演义》看战争与人的关系

毛泽东深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在谈话中多次提到它，对于三国故事人物更是谙熟于心，信手拈来。他立足当下，将所学灵活应用。毛泽东善于吸取书中精华，古为今用，昭人喻事，不紧不慢，娓娓道来，往往能化腐朽为神奇。其读书而不为书，联系实际，以理布道，堪称典范。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演讲时说：“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5]毛泽东强调经验的重要性，指出作为指挥员，不仅仅要知道有关战争的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知识，还要熟练地了解部队的情况，要懂得统揽全局，善于发现规律，构成新判断;战术依照战略而变，而不是依样画葫芦，照搬书本，不谙战争强弱的转变，一味蛮干。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主观错误。1937年7月，他写了《实践论》，论述认识的发展过程。在写到认识发展的第二阶段时，毛泽东又一次引用《三国演义》里的话：“《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功夫。”[6]毛泽东善于通过形象的类比，使抽象的概念形象化，深入浅出，让革命同志轻松地理解形势的变化。毛泽东的文章演讲等不是陈旧的说教，照本宣科。他了解中国的国情，以及干部队伍存在的不足，根据实际情况，做具体分析，结合大众文化，联系古典文化，使其论述通俗易懂，使得深刻的哲学问题表现出感性外在。

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深受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影响。过去有人怀疑毛泽东是靠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两本书指导战争;实际上，毛泽东自己说他只看过《三国演义》，不曾看过孙子兵法。在遵义会议上，凯丰公然说：“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7]其实凯丰和毛泽东此前都不曾看过《孙子兵法》，凯丰说话没有依据。他未能学习和领悟古书中的理论精华，以为毛泽东打仗是用教程指挥。其实毛泽东爱读古书，却并不是书斋中的理论家。他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第二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和彭德怀两个人跋山涉水在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勘察地形，才回家制定战略战术。在毛泽东看来打仗必须要联系实际，要在战争实践中创立战法。当然，他的战法与古代兵法也确实有历史联系和一致性，这包括《三国演义》表现的丰富的战争知识。毛泽东知道战争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必须配合得当，才能在战争中获得胜利。他将具体知识与实际经验联系起来，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在一定条件下再将理论运用到战争实践中去检验，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用以指导革命战争。

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的演讲上，肯定学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积极促进作用，指出学生作为社会青年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他们满腔热血，豪情万丈，有着蓬勃向上的朝气，敢于反抗，敢于“造反”，敢于反压迫;但是只有一腔热血并不能够做到无坚不摧，“因为他们既没有青龙偃月刀、嘶风赤兔马，又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领，那只有被赶到集中营‘训练团里去。”[8]青龙偃月刀、嘶风赤兔马是蜀汉著名将领关羽的兵器。这里毛泽东强调知识分子作为有力的“笔杆子”必须要和“枪杆子”相结合，二者相互促进，共谋发展。笔杆子在战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用笔杆子做思想政治的战斗，不仅能产生凝聚人心的影响，还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毛泽东是将笔杆子和枪杆子结合得最好的典范，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简短几个字，铿锵有力，让迷茫的战士看到希望的曙光，使不识字的百姓一听就有了力量，真正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毛泽东非常注重知识分子的作用。1945年他再次谈道：“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子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至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刘伯温，《水浒传》里的吴用，都是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9]

毛泽东坚定地相信青少年是社会主义接班人，他们能够在自己的领域发挥作用。他不拘一格发现和提拔人才，说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给予青少年充分的信心。毛泽东在1952年同团中央的谈话中说，周瑜是一个青年团员，当时很多老将不服，认为难当此任;后面立了战功，要提拔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又有人反对了。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这不行。这里毛泽东否定了用人上论资排辈，肯定用人当为贤与能，有能者则上。毛泽东强调每个年龄阶段各有各的特点，要考虑和照顾不同阶段的人;青年人有自己的想法，有激情，有闯劲儿，有悟性。他们是奔腾的河流，汇流到党的怀抱。他们的到来能为党注入新鲜血液;还能磨练自己，跟上党的步伐，不断地成长和进步。

毛泽东眼中的诸葛亮与曹操

（一）关于诸葛亮

毛泽东谙熟三国，对三国人物的评价大都能切中肯綮。他对诸葛亮十分赞赏。诸葛亮忠心为主，足智多谋，为创立蜀汉鞠躬尽瘁，功不可没。他利用权谋，促成天下三分的格局。《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飾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毛泽东推崇诸葛亮大概也是英雄惺惺相惜。毛与诸葛属于国家分裂的不同时期，面对强大的敌军，都能做出切合形势的战略部署而影响战争结局。毛泽东欣赏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尤其是谋事之能。诸葛亮以三寸不烂之舌力战群儒，最终促成孙刘联合，在赤壁之战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是诸葛亮初出茅庐立下的第一次战功。毛泽东多次赞赏这一战役，以此作为以弱胜强的范例。此外，毛泽东还认识到诸葛亮在战争中鼓动宣传的重要性，既让战士看到胜利的希望，又能在战争中实现自我价值，从而在战争中奋不顾身，英勇杀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另一方面，诸葛亮善于运用战争理论，兵不厌诈，出奇制胜。毛泽东在论述统一战线时指出：“对敌人如果不加分析，就会像三国时曹操号称八十三万人马，把东吴搞得议论纷纷一样。”[10]毛泽东指出，在战争中要深入了解敌军虚实，才能不自乱阵脚;要善于分析，制定方针和战略，在战争中把握主动权，将劣势转为优势。

在毛泽东看来，诸葛亮的睿智还体现在处理民族关系上。诸葛亮南征七擒七纵孟获，终于让孟获心悦诚服，誓死效忠蜀汉，保障了以后蜀汉国南境的安宁。毛泽东把这种方法视为处理民族问题的好办法。1935年，毛泽东得知刘伯承已妥善处理好和彝族首领结盟的事情后，很高兴地问道：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说服了小叶丹呢？毛泽东将现实与历史联系起来，善用典故，借经典以表彰干部，情景交融，既肯定了诸葛亮的智谋，又无形中盛赞了刘伯承。

毛泽东虽然对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和鞠躬尽瘁的情操给予很大肯定，但也能看到其不足。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11]毛泽东站在历史的高度，指出诸葛亮政策的失误，说“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由于这个致命的战略失误，致使“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的宏伟蓝图以失败而告终。刘备进攻益州，派关羽领重兵镇守荆州。是毛泽东所说的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占领汉中后，刘备就要同时经营汉中、益州、荆州，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三分兵力”;最终，关羽丢了荆州。刘备为了夺回荆州，举全国之兵复仇，结果惨败，失了元气，蜀汉从此转向衰落。从兵力来说，蜀汉处于弱势。毛泽东一贯的军事主张是：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从而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

毛泽东爱读《三国志》

（二）关于曹操

旧时人们深受《三国演义》的影响，认为曹操是奸雄。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也对曹操多持否定态度。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把日本侵略者与国共两党的关系看做是曹孙之间的矛盾，把日本侵略者比作曹操，从中可以折射出毛泽东对曹操的看法，那是把曹操当做窃国的奸雄来看待。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曹操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弯，在不同场合多次肯定曹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