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曲　秦艳

关键词：民族民间长诗;活化石;源头活水

一、两部民族民间长诗的隆重出版

在云南这片热土上，各少数民族在自己的历史长河之中，以自己的生活为基础，创造、享用、传承的丰富民俗文化，包含了留传千古而不朽的民间长诗——史诗和叙事诗。由云南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组织编辑，具体由普学旺、左玉堂二先生任主编的《云南少数民族古典史诗全集》和《云南少数民族叙事长诗全集》，既是对云南少数民族原生态诗歌中民间长诗的一种记录，也是对云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一种重要集成。其中，《云南少数民族古典史诗全集》三大卷，于2009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上卷近一百八十万字，中卷近一百九十万字，下卷一百六十多万字。《云南少数民族叙事长诗全集》三大卷，于2012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上卷二百二十多万字，中卷一百八十多万字，下卷近二百一十万字。[1]总字数达一千多万，可谓是卷帙浩繁、蔚为大观。

仅从诗作外在形式而言，两个全集长诗包括史诗和叙事诗、抒情长诗三个类别，其中史诗又分为创世史诗、英雄史诗、迁徙史诗三个层次。从语言与民族的视角看上述长诗作品，一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彝语支中民族数量多，有六个民族;二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彝语支民族在“古典史诗全集”和“叙事长诗全集”中所占的作品最多，其中彝族所占比例又是最大的。从作品所涉及的民族面而言，可以说覆盖了西南的除羌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它们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是研究云南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从作品内容看，“古典史诗全集”负载了云南各少数民族古代先民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包括天地起源、世间万物的来源等。先民的信仰文化渗透于文本的字里行间，是先民认识体系的集中体现，也是这些民族后来思想意识发展的重要发轫，蕴藏了宝贵的文化基因。“叙事长诗全集”中所载叙事诗，犹如云南各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生活的画卷，展现了云南各少数民族对剥削阶级反抗精神，反映了云南各少数民族对真、善、美的追求。从其题材类型看，反映追求自由爱情的文本所占比例最大。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叙事长诗全集”中，还有部分是历史上对汉区流传的相关传说或故事的翻译或再创作，“诗教”意味明显。这类作品在彝族中有《贾斯则》《卖花人》《木荷与薇叶》《董永与七仙女》《凤凰记》等;[2]在白族中有《梁山伯与祝英台》《黄氏女对〈金刚经〉》等。这类翻译长诗作品，有的文本在翻译上其“归化”极为突出，甚至有的作品主人公的姓名都民族化了;但是从其思想内容、甚至文本中的汉语地名以及相关历史信息看，翻译文本的文本源是明确的。

二、新中国对民族民间文学的抢救

对包括民间文学在内的民俗文化在社会治理中的运用，中国早在先秦时代就开始了。但是作为一门学问，对之进行本体的研究，源于境外。“民间文学”一词译自“folklore/folkloristics”，最初有人译为民俗学，包括习俗和与之关系密切甚至不可分离的口头创作，游戏、歌舞等。后来在中国学界对二者加以单列，即将习俗部分称为民俗学，将口头创作部分称为民间文学（即民间口头创作），因民间口头创作的传承往往与相关仪式、节庆、娱乐活动相伴，往往是诗歌舞融为一体，所以有“民间文艺”一说。其实就是在现在的民俗学概论之类的著述中，仍专门有口头创作的篇章内容，而且在相关网络文化资源中，亦认为民俗学是一门针对风俗习惯、口头文学（民间文学）、传统技艺、生活文化及其思考模式进行研究的学问。[3]在民间文艺这个系统中，长诗是其重要的子系统。所以，“古典史诗全集”和“叙事长诗全集”所载文本，既是民间文艺的一个子系统，亦是民俗文化范围内的内容，从文艺理论的角度看，也是民间文学的一大内容。

中国自古即把民间创造、享用、传承的民俗文化作为社会治理的资源，春秋时的管子从社会系统中考察民风民俗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概括出了“观民俗知治乱”的经验，在其著述《管子·八观》中说：“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乱之国可知也。”后来，出现了采诗观民风以有益社会治理的行为和记载。比如，在《礼记·王制》中有这样的记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把包括民间文学在内的民俗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运用于社会治理，在中国自古至今一直传承着。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即在民间文艺领域开始形成“党性民间文艺理论”。[4]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这种“党性民间文艺理论”更加成熟。所谓“党性民间文艺理论”，以现在理解，“是指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文化管理为主导，以搜集民间文学运动、科学研究、专业教育和多民族民间文艺演出事业为主，同时吸纳民俗文化、民族文化、地方文化和非物质遗产文化等多层理论分支的成果为辅助支撑，构成我国整体民俗文化软实力建設的工程。”[5]其实质，“是以党的领导为最高原则，围绕党的政治目标中心工作，建设民间文艺理论，开展民间文艺研究和群众文化活动。”[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社会文化的大发展和变迁，使得各少数民族的包括民间长诗在内的民俗传统文化的传承面临新的语境。在党性民间文艺理论的指导下，政府组织了不同形式的采风队伍，有计划地对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进行了采风，将所能搜集到的包括民间长诗在内的民间文学作品定格地记录于文本。为了传达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对各少数民族同胞的深切关怀，宣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密切中央人民政府与各民族的联系，加强民族团结，从1950年开始，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了由相关干部和高校学者共同组成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分为西北、中南、西南三路，赴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慰问和访问。中央民族访问团的任务除了前述的政治性任务外，就是弄清各地少数民族的民族名称（包括自称和他称），人数、语言和历史概况。周总理认为接触和了解少数民族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艺术，所以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工作除搜集和了解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知识外，还特别重视对少数民族民间文艺作品的搜集。当时的这种工作在理论上，是“将国家民族工作的‘统一性、‘民族性、与‘民间文学的概念共同理解的。”[7]在云南省，继中央访问团之后，1953年云南省人民文工团组织了包括文学、音乐、舞蹈等人员的圭山工作组，深入到彝族的撒尼人支系进行民俗文化的搜集工作，搜集到了流传于当地民间的长诗《阿诗玛》。除此之外，在党性民间文艺理论的指导下，在民族地区工作且爱好民族民间文学的教师或政府职员，有的也在平时关注和搜集自己所接触到的当民间流传的长诗作品。比如哈尼族的叙事长诗《多沙阿波》就是涅努巴西先生凭着热爱民间文学的执著，在自己的工作所在地经历多年采集所得。到了改革开放后，党性民间文艺理论更加完善成熟，国家兴起了“十套集成”的文化工程，包括民族民间长诗在内的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翻译，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通过各地“集成办”和民间文艺工作者的艰辛努力，一是将文化大革命前搜集的、没有被文革中毁失的文本加以利用，并继续深入民间搜集新的材料加以充实或完善，二是搜集过去未曾搜集的新文本，形成了各个层次的集成资料本。随后成立的古籍办更是在集成文化工程的基础上，以党性民间文艺理论为指导，对少数民族古籍进行了专门的抢救与整理、出版。在少数民族古籍的抢救、整理出版方面，云南省古籍办成绩卓越，出版了若干部长诗单行本。后云南省古籍办又将发表于相关刊物杂志上的云南少数民族民间长诗作品，集成文化工程期间搜集的民族民间长诗作品，古籍办搜集、抢救、翻译整理的相关长诗作品，选其优秀者，汇编成《云南少数民族古典史诗全集》三大卷，《云南少数民族叙事长诗全集》三大卷。可以说，这两部全集是党性民间文艺理论的硕果。

三、民族民间长诗反映的文化自信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中，古老文明一直完整延续的国家，拥有包括《云南少数民族古典史诗全集》和《云南少数民族叙事长诗全集》在内的多元文化资源。在全球文化环境变迁和我国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大气候中，这种多元文化资源在“加强以广大基层社会各层面为主的文化建设，鼓励地区文化发展的自主性，巩固多民族团结，提升国民素质综合水平，优化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中的民俗文化特质成分，调整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策略，在世界面前树立中国多元文化相融汇的文明风采，表现出中国能把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价值观相结合的强大建设能力”[8]语境下，这种文化的“活化石”，作为云南各少数民族的一种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他们的重要精神家园，也是他们文化创新中一种特殊的源头活水和文化自信之根，更是中国文化软实力战略建设的重要方面。

在面临全球化的语境下，面对各种思潮的激荡，为了建设经济强国的同时建设文化强国，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文化自信。在2011年10月18日党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2014年2月24日习主席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2016年5月17日习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9]近年学界对党提出的文化自信的内涵进行了深入学习和探讨，有学者认为文化自信，“是指一个国家、民族或政党等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理想和文化价值的高度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高度信心，并相信自身文化能夠激励本民族、社会和国家不断前行。”[10]在中国特色的文化自信中，红色革命文化是文化自信之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文化自信之魂，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之根。

这里所论及的“古典史诗全集”和“叙事长诗全集”，其作品负载了云南各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它们和其他的优秀传统文化一道，当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之根。这种文化之根，首先表现在中华民族拥有的史诗（包括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之中。云南各少数民族的史诗，是他们先民创作和享用的长诗中的重要门类，是他们早期世界观和认知系统的一种反映。其中，创世史诗大致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和阶级社会初期，主要叙述天地的开辟、山川河流的形成、人类的起源、民族的来源等，如“古典史诗全集”中所载的《创世纪》（纳西族）、《勒俄特依》（彝族）、《盘古盘根》（拉祜族）等即是。“古典史诗全集”中的作品，通过在云南各少数民族中的长期流传，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基因，从而成为他们文化自信的重要根源。比如，创世史诗中所反映的先民开天辟地的精神、为了生存与邪恶争斗的意志，以及渗透于其中的诚信、善良、勤劳、勇敢、对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的珍惜等，直到今天也是有价值的文化力。作品所表现的浪漫主义艺术手法和情节叙述模式，乃是后世民族文学艺术创新、发展的源头活水。英雄史诗的产生以民族形成过程和早期发展过程相关，时间上呈现跨度大的特点，有的产生于原始社会解体时期，即“军事民主制”时期，有的则产生于早期的阶级社会之中。英雄史诗主要反映氏族、部族或民族之间在资源掠夺过程中所发生的征战、兼并等社会现象。如“古典史诗全集”所载的《格萨尔》（藏族）、《铜鼓王》（彝族）、《黑白之战》（纳西族）、《厘俸》（傣族）等即是。云南各少数民族的英雄史诗，塑造了作品所在民族历史上为民众爱戴的英雄人物;通过英雄人物的事迹，再现了作品所在民族历史上曾经历过的事件，表现了一种民族精神。按卡莱尔的说法，在盛行英雄崇拜的历史里，任何伟人都会成为神话人物，这些人物在民族的发展历程中犹如“放大器里闪烁的一丝微光”。“这束光，是在黑暗然而有生命力的期待光明的斯堪的纲维亚精神的大旋流中点燃的……至于这束光将如何闪烁，在形式和色彩上如何奇迹般地千百倍地扩散，不取决于它自身，而主要取决于接受它的那种民族精神。”[11]所以，流传至今的各民族英雄史诗作为民族的文化积淀，亦是一种文化的“复合体”，蕴含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因为民族前进中需要“这束英雄之光”，负载民族精神的英雄史诗才会在民族中流传，并在活态传承中，“这束英雄之光”会依当下社会生活的需要而大放异彩。

一般来讲，民族民间叙事长诗是在社会更加发达、生活内容更加丰富的背景下产生的。“叙事长诗全集”的作品，形象地记录了所在民族进入阶级社会后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研究这些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有特别重要的史料意义。比如基诺族虽然进入阶级社会但社会形态落后，没有自己的文字，但他们的《节令歌》却以叙事长诗的形式，对一年四季的生产活动加以总结，在供人们传唱的同时也用来指导生产活动：

旧的一年过去了，新的一年到来了。

不会绝种的知了，蜕了一层壳又叫了。

知了一叫，砍山烧荒的时节又到了。

……

四月份雨水来了，下种的季节到了。

男人在前面拿着点种棒，女人背着谷种随后跟。

地头种饭谷，地脚种糯稻。

火地上到处是灰肥，点种庄稼不必用肥料。

……

九月来到了，要翻修竹楼了。

请男人们砍来栗树，请女人们割来茅草。

用黄竹竿、青竹篾，把所有的草排扎好。[12]

这首《节令歌》反映了基诺族历史上刀耕火种的状况，对当地节令与种植及其与住宅维修的对应关系，也交代得很清楚。

总之，从“叙事长诗全集”可知，云南各少数民族的叙事长诗，描述了他们广阔的社会生活，表现了他们不断发展的审美观、是非观、伦理道德观和民族精神。其作为一种优秀传统文化，是他们文化自信的又一根源。

古典史诗全集

叙事长诗全集

四、民族民间文化创新发展的源头活水

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动全国范围内的学术力量和社会力量，在党性民间文艺理论指导下，搜集、整理、出版和保护包括民族民间长诗在内的传统民间文艺资源，于1979年至2009年完成了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十套集成。[13]正如前面所述，这里所说的“古典史诗全集”和“叙事长诗全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党性民间文艺理论指导下搜集整理的，是在众多的文本特别是集成之中挑选出来的精品。比如，现在展现于读者眼前的《阿诗玛》，是对上百个相关异文文本进行挑选并加以整理的作品。再如，从纳西族《鲁般鲁饶》的后记看，参阅纳西族民间流传的文本和东巴经所载的文本，一共用了八种原始资料，经过取舍，选用了“符合原诗的主题和人物性格发展逻辑的”结尾。[14]

很明显，“古典史诗全集”与“叙事长诗全集”是云南各少数民族的一种承于古而强于今的重要文化资源和他们新文化发展的重要源头活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15]我们这里所说的“承于古”，就是要珍视民族民间长诗所积淀的优秀民族文化，重视其在民族文化发展中曾经有过独特贡献，发掘其中穿越时空的精华要素，以助益于当下的文化强国建设。这里要所谓的“强于今”，就是充分利用民族民间长诗所蕴含的民族文化自信之力，在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创新文化发展中发挥其源头活水的作用。因此，与时俱进、活态地传承民族民间长诗文化，保护好民族文化创新发展中的这股源头活水，是当下文化强国建设战略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其实，在这方面，已经有过成功的先例，诸如电影《刘三姐》《阿诗玛》在20世纪60年代，便广为人知，家喻户晓，分别成为壮族、彝族亮丽的文化名片。

“古典史诗全集”和“叙事长诗全集”中的作品都是经过整理或挑选的优秀之作，主题思想好，审美价值高，在当今各民族社会发展变迁、人们审美情趣升华、信息处理现代化的语境下，其中的很多作品都是可以加以改编，立足于现代传媒特点和民众审美情趣的变化进行“文化符号”的编码，使之成为影视艺术呈现于观众，并借助强大的网络特别是手机进行传播的。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产生“古典史诗全集”和“叙事长诗全集”的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样，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生产力大大提高，必要劳动时间大为减少，闲暇时间大为增加，人的综合素质大为提升，已经进入休闲经济时代，社会很需要正能量的精神食粮来充实闲暇生活。所以，为了适应当今休闲经济时代，满足民族地区民众新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应利用先进的传媒技术，充分利用民族民间文艺资源，生产出正能量的、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供人们消费。为此，具有文化自信之根的特性以及文化创新源头活水性质的民族民间长诗，便有着巨大的开发利用潜力。在这种情况下，“古典史诗全集”和“叙事长诗全集”所载优秀作品，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注释：

[1]为避免行文累赘，在以后的论述中，简称“古典史诗全集”“叙事长诗全集”。

[2]2018年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普学旺主编的古彝文、国际音标、直译、意译四行对照的彝族民间翻译长诗文本集《凤凰记》《齐小荣》《毛洪记》，最近得知2019年将出版的彝族民间翻译长诗文本有《卖花记》《张四姐》《红鱼姑娘》等。这里所例示的文本中，只有《董永与七仙女》《凤凰记》是在《云南少数民族叙事长诗全集》中出现过的。

[3]参见百度百科“民俗学”条目，访问时间2019年3月21日。

[4][5][6][7][8]王一川、董晓萍：《中国民俗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专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5页，15页，16页，69页，1—2页。

[9]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10]朱宗友：《中国文化自信解读》，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11]张峰、吕霞译《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演讲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年版，第42页。

[12][14]云南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云南少数民族叙事长诗全集》（下），云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966—968页，第661—662页。

[13]在1979年至2009年陆续推出的“十套集成”中，有《中国歌谣集成》，民族民间长诗（史诗、叙事长诗、抒情长诗）即归于此中。

[15]《习近平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

作者  罗曲：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馆馆员

秦艳：西南民族大学彝族文献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