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柳

董仲舒画像（清人绘，藏国家图书馆）

秦朝二世而亡，国祚短暂，只有15年，再加上旧时史家对秦始皇的偏见，使本身有过的民主议事之实不彰。而汉朝则不同，历27帝，雄踞中国历史406年，是9个统一的封建中央王朝中国祚最久者。因而其民主议事故事为后来都津津乐道，所谓“天汉雄风”“天汉精神”，民主的话题自在其间。这之中，“盐铁会议”与后来唐代的“政事堂”被树成了整个封建社会民主议事的两柱标杆。不过，汉代的民主之風最早乃由董仲舒与汉武帝吹起。《汉书·董仲舒传》讲，董仲舒（前179—前104）是来自广川（治今河北景县）的儒生，年轻时就刻苦钻研《春秋》，在景帝时当过博士，后返乡传授弟子。汉武帝即位后，诏举贤良文学，以仿效文帝来询访政治得失。董仲舒于是被地方上推举出来，到京城长安接受皇帝咨询。这时候的董仲舒是汉武帝征聘的百余位“贤良文学”之一，也可以说是百余位“参事”之一。汉武帝向这位前朝博士大致进行了三次咨询，核心问题就是“天人关系”（即“求天命与性情”）。这是一个宏大的哲学命题。后来史家将董仲舒的三次回答的内容命名为《天人三策》。汉武帝的问题很虚，董仲舒则脚踏实地，引导皇帝去关注现实，向自身的行为寻求答案。他在第一次对策中告诉汉武帝：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的这一次对策，讲明了国家的成败决定于人君的素质，人君的行为，给皇帝极大的鼓舞，所以才会有后面连续的两次策问。在第三次对策中，董仲舒向汉武帝奉献出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文化战略构想：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结合《汉书·武帝纪》的记载，当时武帝听了他的宏论，“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现在来看汉武帝所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章《六经》）”，实际是为自己的统一国家找到了一个统一的价值观，以有利于自己统治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当然这个统一的价值观并非排斥其他有价值的思想（事实上，有汉一代，法家、道家、阴阳家、墨家、纵横家仍与儒家并存，而儒学也并非孔子时代的原始儒学，而是杂糅了其他各家，特别是法家的新儒学），而是说，国家需要一个具有导向性的主流思想，或称意识形态。由于董仲舒的建议，也由于汉武帝的大方采纳，从而开始了此后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儒学为正统的局面;而今天我们常说的中华民族精神、民族魂的一个内核，正是儒学思想。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与这种民族精神、民族魂的支撑有着紧密的关系。董仲舒应对汉武帝的三次咨询，在中国谋略史上是最为成功最有意义的范例。只是董仲舒本人并未因其成功而飞黄腾达。《汉书》本传说，当时的老丞相公孙弘也治《春秋》，但不如董仲舒，便排挤他，让武帝将他下派到胶西王处为相。这是位骄横跋扈、很难侍候的亲王。虽然“胶西王闻仲舒大儒，善待之”，但“仲舒恐久获罪”，不久便以病去位归隐，在家潜心“修学著书”（其另一部名著《春秋繁露》大致就成书于此时）。不过朝廷每有大事，仍要派人去征询他的意见，“其对皆有明法”。看来，董仲舒是自觉地将自己视为国家的谋士与顾问而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