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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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下午，我在手机上看到某单位发布的一则新闻记者招聘消息，滑到最后却是一阵悸动。应聘要求的第四条写着：“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普通话标准。”我相信，这是绝大部分人都有足够的底气点头的一条基本要求。但我是一名先天性唇腭裂患者，“五官端正”这四个字对我来说就是一道坎。至少在这一点上，我就是属于那种表演还未正式开始，就被要求退场的人。

其实我是幸运的，我在三岁之前就已经接受了两次修护手术。但我的父母，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和我讨论过我的外表，小时候我只认为自己和别人“有点不同”而已。记得小时候长辈们会习惯性地让我张开嘴巴给他们看，然后像临床医生一样弯下腰，尽力地撑大他们的双眼，试图从我的口腔中窥视到一些真相。有时候我父母也会辅以一定的解说，说手术前如何，现在又如何。不过他们最后的结论几乎都是一样的：“哦！还是能看到有个缺口的哦，不过比以前好多了。”

对于他们的反应，我从来没有怨恨过，相反，我知道其实他们是关心我的，所以每次他们要我张开嘴巴，我就绝不会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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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自己的缺陷，是在中学的生物课上。老师在讲“人类遗传病”那一章，PPT上放了一张婴儿唇裂的图片。前面的一位女同学突然转过头来望着我，几秒后又迅速地转过身去。她似乎是想从现实中寻找一个真实的案例，来消化自己对“多基因遗传病”这一知识点的理解，抑或仅仅是好奇。

但对于生性敏感的我来说，这样的时间其实一秒就够了。

那次月假回家，我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楼上的卧室，翻开衣柜抽屉里那张十几年前的住院信息卡——这是一张我见过无数次，却因字迹潦草而始终没读懂过的卡片。我拿着那张信息卡琢磨了很久，终于辨认出“先天性唇腭裂”那几个字。那一刻，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张住院信息卡，它更像是一份命运宣判书，从医疗科学的角度，宣告我在生理上必然表现出和普通人的不同。

在此之前，虽然我曾经受过少数同学的嘲笑，或者是被私下冠以“翘嘴巴”的绰号，但是坦白地讲，我很少被排挤和孤立，所以我的压抑，一般来自对自己外表的不自信。

但后来的两件事，彻底把我这种心理的压抑变成了一种现实的压力。

3

高中的时候，政治老师非常喜欢我，若是碰到那些违纪违规的同学，老师也常常把我拿出来当正面例子进行对比教育。在高三的一堂政治课上，我又习惯性地被老师点名答题了。

我自认为很流利地完成了自己的表述，可答题过后，班上一位性格很活泼的女同学开玩笑地说道：“你以为你是周杰伦啊，我一个字都没听清！”班上哄然大笑。

我知道他们在笑声中表达了一种共同的感受，可对于口齿不清这件事，它不是学习上的天道酬勤，我一点努力的办法都没有。从此之后，我对自己外表上的不自信愈加强烈。即使我有再强烈的表达欲望，我也只有在铆足了劲的情况下才敢举起自己的手。

固有的生理缺陷时常会从心理上压制我，而且另一旁的我会不断地告诫自己：“克制才是最好的表达。”我慢慢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当老师提问后，我必须在草稿纸上迅速地罗列好提纲和要点，这样被老师抽中答题后，我才会感到踏实，不管答题好坏。

即使他们笑，也只能笑我的口齿不清，而不是回答得不好。

高考前，我就决定以后学传媒或法律，所以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把目标确定为“文化产业管理”这个专业，甚至开始和别人兴致勃勃地讨论起它的就业前景。可是有天我在《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书》上，翻到了贵州民族大学“文化产业管理”的专业简介，我发现它在专业招生说明中，明确地要求“五官端正”。至此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和任何人提起过“文化产业管理”这个专业。

后来，我选择了新闻学，但我已经不奢求自己有机会能在电视屏幕中表现自我了，我知道没有哪个电视台愿意要一个五官不端正、口齿不清晰的出镜记者。但不服气的我往往又会在入睡之前，把这种不现实的向往虚构一遍。我经常会把自己的职业形象定位为一个出色的新闻发言人或访谈嘉宾，并且会为自己设定好一个发言议题。我会想象自己在面对各种提问时，我应该给出怎样的答案。这种看似是一群人的对话，实际上只不过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

4

去年年底，当身边的同学忙着最后的考研冲刺时，我已经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打算去青藏地区了。其实我也一直在准备考研，可是那段时间备考压力实在太大，我无时无刻不在想摆脱身边的一切。我也不是奢求什么心灵解放，只是觉得在青藏高原这些完全偏僻而且陌生的地方没有人认识我，我完全可以从零开始，我能感到自在和舒适。

在西宁，我还尝试去找对口的实习工作，最后我在酒店待了几天，什么都没有干成。

回程的前一晚，把失眠当成一种习惯的我熬到了凌晨三点才睡。第二天醒来，我慌慌张张拖着行李赶往火车站。我盯着那块大屏幕，怎么也找不到我乘坐的那趟列车是在哪个检票口，直到最后听到广播里传来停止检票的声音。我走到大厅边上，不顾形象地一屁股瘫坐下来，想哭却哭不出来，只是觉得自己莫名地狼狈。或许，我所寻求的自由根本就只是一场浪漫的幻想。我不切实际，只顾逃避。

但一想到自己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硬座，就只是住了几天酒店什么都没做成，我就觉得自己十分可笑。改签的时候，我决定更改到达站点，回家。

在学校的时候，我拼命地参加各种比赛，加入不同的社团。我在此期间得到许多同学和老师的夸赞，在大家心目中的印象的确会因此变好一些。可是四年下来，我看着那一摞荣誉证书，却发现它们并没有给我任何安全感。对我而言，这些似乎没有什么作用，我还是会觉得自己除了外貌之外，身上还有很多東西不能让自己满意。我发现这些“努力”，其实只是我为了填补自己的心虚，用外在的认可与赞扬来安抚自己自卑的手段，到最后却只有一身的疲倦，自信并未因此增加一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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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我，一点也不想做不切实际的努力了。我也不想再刻意融入任何一个集体，磨掉内心真正的想法。我前阵子去拍“最美证件照”的时候，摄影师先是很贴心地问我说：“你对照片有没有其他特别的要求？”我说没有。

摄影师以为我没理解他的意思，于是他重复一遍说：“我的意思是，你的五官这里需不需要帮忙修一下呢？”

我客气地道了声谢谢，说不用。我不会再被外界无限制地影响到我自己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只想以一颗极大的包容心，去接纳一个愤怒与温柔、枪弹与烟花并存的自己。

有些经历或缺陷，别人会觉得没什么。很多人总觉得我太消极太悲观，说我要对自己自信一点，但这种话的说教意味太浓了。他们似乎只关心我“能不能自信”，而对我“为什么不自信”毫不关心。

对于我们而言， “理解”真的太重要了。如果生活还有波澜，我只希望自己有一天能获得端正的五官。这是为了取悦自己，这也是我最大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