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传春 洪功翔

（安徽工业大学，安徽 马鞍山 243000）

一、引言

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已经从之前的量转向质的变化，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个地区相比之前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和发展，而且在国家的鼓励和倡导下，各地方也在积极寻找转变发展经济的方式，主要方式是调整、优化和升级产业结构。改革开放后，为了发展经济的需要，我国采取了不平衡发展战略，可是时间一长，导致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这一问题引起政府高度重视，并且重新对区域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这样一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就存在了一种演进的过程。本文针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每一次演进，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同时以皖江经济带为例进行方法上的实证，这样不仅说明区域发展战略理论演进，而且也能就某一区域发展战略的效果进行检验，最后就演进过程中出现发展差距过大问题，提出相关的建议。

二、文献综述

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从借鉴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布局理论，到利用不平衡发展理论，再到强调协调发展。对于我国特殊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许多学者对其演进规律进行了探讨。

罗清和，朱诗怡（2018）指出从经济特区到自由贸易区，揭示了中国改革开放路径与目标的演绎逻辑[1]。他们这一研究揭示政府发展区域经济的思路和方法。安树伟（2018）认为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新时代我国区域经济应该是向全球的 “沿海——内陆——沿边”全面开放新格局[2]。孙久文（2018）认为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内涵是追求发展速度到注重区域发展质量的转变[3]。崔万田，徐艳（2018）总结了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演进以及出现相关的问题，针对问题提出了四个建议：提高区域经济政策精准性和有效性，实施促进区域间经济合作政策，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加快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着力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4]。肖翔（2017）在研究了党协调区域发展战略演进后，提出发挥政府作用，突破落后地区发展的瓶颈；加强中央政府统筹，推动地方政府的合作；以“一带一路”为抓手，在开放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5]。蔡之兵（2018）总结了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演变的十个特征，即空间属性增强、创新作用增强[6]。尹虹潘（2018）从国家级战略平台布局角度，进一步细化成开放平台、改革平台和综合平台等，并认为未来各类战略平台将功能更完善、布局更优化，从而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7]。张贡生（2018）在研究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演进逻辑后，提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一是必须科学划分区域板块；二是以“两横三纵”的城镇化战略格局为框架；三是以“乡村振兴战略”和城市群建设为契机；四是以“一带一路”为统领[8]。蔡武（2018）把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分为五次历史性变迁，他认为正是这种政策上的逐步演变促成了当前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协调发展的新趋势[9]。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分析已经非常透彻，演变规律也已经探析得非常明晰。可是，关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所涉及的主要理论却并没有解释详细，而且很多观点侧重于经验性分析和定性分析，针对战略演进中出现的地区发展差距过大问题，缺乏一定的实证研究，本文将弥补这些不足，使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演进规律研究变得更加完整。

三、理论分析

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上，主要是模仿苏联的生产布局，同时在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上，也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布局理论[10]。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的区域经济处于均衡发展，强调把重点项目优先放在内地，以此缩小其与沿海地区差距，而且国家也把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判断为沿海和内陆两大区域，注重内地与沿海经济的均衡发展[11]。因此，这一时期的区域经济发展，被学者们概括为均衡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在“一五”计划里，国家有关工业和轻工业的布局上，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经济均衡发展思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布局理论的局限性也日益暴露出来，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丧失。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转变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式，开始采取部分地区优先发展战略，这是不均衡增长理论在我国的体现。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在他的著作《经济发展战略》中，把不均衡发展战略看作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因为他认为经济发展不会在各处同时出现，而一旦它在某一点出现，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在这最初的出发点周围形成空间的集中[10]。由于利用了不均衡发展的思想，使得我国沿海地区快速地发展起来，经济增长也空前提高，可是在极化效应下，我国的各区域发展差距也越来越大。因此，区域发展差距过大问题出现，需要我们去解决。

在20世纪90年代后，为了缓解区域间过大的发展差距，国家在制定五年的计划中，将各地区协调发展加入了进去，并且为各区域的发展制定了相关的发展战略，主要有东部率先发展战略、中部崛起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事实上，我国由于之前采取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客观上造成了我国各地区形成经济发展上的梯度，即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12]。经济梯度转移理论是区域经济学者利用生命循环论创造的结果，它的出现可以解释各地区不同的发展水平和应采取的发展战略。例如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各地区的发展水平不同，因而所采取的发展战略也不同，这是符合客观实际，尊重客观规律的。在郝寿义的《区域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到，区域协调发展在于充分发挥各区域的要素优势和深挖要素禀赋的可利用潜力，让各自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因此，协调发展理念在今后指导区域发展中的意义显得尤为重要[13]。

四、研究设计

（一）测度方法

标准差，标准差是度量一国区域绝对差异的最常用的方法，其值越大，表示该国区域间人均经济指标的绝对差异越大。标准差可以分为未加权的标准差和加权的标准差。由于未加权的标准差会因区域划分的不同而产生较大差异，有时甚至产生较为严重的误导，因此我们选择加权的标准差，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区域划分方法的影响，同时也使各地区的经济规模差异得到充分体现[10]。公式为：

这里，S*表示加权的标准差，yi为地区i的人均经济指标值，且yi=Yi/Pi（Yi是地区i的经济指标总量，Pi是地区i的人口数）；，为一国N个地区总人口数；，表示一国的人均经济指标值。

变异系数，变异系数反映各地区指标的离散程度的绝对值与其经济规模的比例关系，是度量一国区域相对差异的重要工具。本文采用加权的变异系数，因为加权平均后的变异系数能够充分反映各地区因经济规模不同而对变异系数所产生的不同的贡献度[10]。公式为：

V*表示加权的变异系数，其值从0（表示完全平等）到，（表示完全不平等）。yi为地区i的人均经济指标值；Pi是地区i的人口数；P为一国N个地区i的总人口数表示一国的人均经济指标值。

（二）指标

在衡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时，常用的指标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地区人口总数、全国总人口数、国内生产总值、全国人均生产总值等。本文在对地区发展差异测度时，也借用这些指标进行计算和分析，但是，由于本文的实证分析是以皖江经济带为例，所以从实际出发，我们需要对指标进行符合实际意义的一个变化，即皖江经济带总人口数、生产总值以及人均生产总值。

（三）数据

数据来源于1999-201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安徽统计年鉴》，本文所指的四大区域，即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东部地区包括十个省（市），即北京、天津、河北；中部地区有六个省，即山西、安徽；西部地区有十二个省（区、市）即内蒙古、广西；东北地区有三个省，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同时，皖江经济带涵盖的地区是合肥、滁州、马鞍山、芜湖、宣城、铜陵、池州、安庆以及六安市的金安区和舒城县，本文为了能够在同一等级或水平上比较地区间的差异，故剔除了不属于地级市的金安区和舒城县。选用《中国统计年鉴》中1998-2017年的31个省（市）的数据，是因为对数据进行处理后希望能从整体上看我国区域经发展的一个变化情况；选用《安徽统计年鉴》中1998-2017年的八个地级市的数据，原因是希望对皖江经济带地区间发展程度进行实证，从而能进一步反映出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效果。

五、实证分析

（一）四大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变化

从图1中可以看出，1999年到2017年，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部的增长速度变化存在很大的相似性，按照协调发展要求，各区域间的相对发展差距应该是缩小的，可是从增长速度上看，四大区域的变化类似于一种倒“U”型。换句话说，各区域间的差距缩小不只是由协调发展所带来的，还有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一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按照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可以判定1999（或许更早，比如1978年以后）至2008年为我国经济的起飞阶段，理由如下：一是我国生产性投资率显著提高，招商引资带来的资本，使得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有了资本积累；二是有一种或多种重要制造业部门高速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改革开放至2008年期间有着独特竞争力，加工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曾被成为 “世界加工厂”；三是我国稳定的政治、社会制度结构，为“起飞”提供了保证，并使现代部门的增长扩散到整个经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办大事的优越性以及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一些需要大投资的领域，政府都是一马当先，为国民谋福祉。所以我国经济处在起飞阶段，必然也会影响到各个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使得它们的经济也在快速增长。可是从2009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整体趋缓，这便是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理论的成熟阶段。因为按照该理论解释，经济在经历过一段持续的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长的速度将逐渐趋于放缓，进入成熟阶段。

图1 1999-2017四大区域的增长速度变化

（二）皖江经济带地区间差异程度实证

皖江经济带一般指皖江城市带，包括合肥、滁州、马鞍山、芜湖、宣城、铜陵、池州、安庆等八个地级市以及六安市的金安区和舒城县。在2010年1月，国家正式批复了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这样一来，安徽沿长江的城市带在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上便被纳入到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中。下面将对皖江经济带地区间发展差异程度进行实证分析。

1.地区间的绝对差异

利用公式（1），计算出如下的结果。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加权的标准差从1998年到2017年整体上呈现不断地增大趋势，按照其内涵来说，这反映了皖江经济带人均生产总值的绝对差异是越来越大的。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后，采取的不均衡发展战略，使得有经济优势和政策优势的地区快速地发展起来了，而处于相对劣势的地区发展则较为缓慢。更进一步地说，各地区的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也会出现很大的差距，这从加权的标准差的变化中可以看出。一旦这种差距出现，会进而引起“累积性因果循环”，产生马太效应，使发展快的区域发展更快，发展慢的区域发展更慢，但是缪尔达尔指出，还存在两种效应影响着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即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扩散效应使得发展快的地区可以影响到发展慢的地区，并带动其发展，比如2010年以后政府通过干预，调整区域发展战略，建立了皖江经济带来承接产业转移，实现了发达地区帮助较为落后地区的发展，这从图表中2010年后各地区间发展的绝对差距有一个减小的过程便可看出，但是回流效应会使发展快的地区从发展慢的地区输入要素和资源来促进自己的更快发展，从而又再一次拉大经济的发展差距。而赫希曼也指出增长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两种影响：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经济发展初期，极化效应居主导地位，会扩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可是从长期来看，涓滴效应将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因此我国的地区发展之间的绝对差异越来越大是回流效应以及极化效应所致，可是这只是从绝对量的比较来看的，并不全面，下面我们将进一步从相对差异讨论各地区间的发展差距。

表1 1998-2017年皖江经济带地区间的加权标准差

图2 1998-2017年皖江经济带地区间的加权标准差变化

2.地区间的相对差异

利用公式（2），计算出如下的结果。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1998年到2008年的变异系数是从0.3004增加到0.5640，从2008年到2017年的变异系数是从0.5640降到0.3594，说明皖江经济带各地区间的相对差异是先增大后又减小。再从图3中可以看出，整个变异系数图是呈倒“U”型的。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逊的发现，经济增长过程中区域间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呈倒“U”型，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区间经济发展趋同。关于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各地区间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为了协调各个区域的发展，不在强调单一区域的发展，用协调发展取代了不均衡发展战略，因而从国家调整区域发展战略的大背景来看，和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等并齐的中部崛起战略，深刻地影响到了安徽各地区的发展。同时政府对皖江经济带承接产业转移规划的正式批复，让经济带内各个地区得到了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机会，进而使得它们之间发展的相对差异变得越来越小。正如缪尔达尔—赫希曼假说中提到，政府干预是发挥扩散效应和涓滴效应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一假说在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在实践中得到证实，也为我国的协调发展战略提供理论借鉴。

表2 1998-2017年皖江经济带地区间的变异系数

图3 1998-2017年皖江经济带地区间的变异系数变化

六、结论与建议

文章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演进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以皖江经济带为例，从其加权的标准差上看出，各地区间发展存在绝对的差距，虽然绝对差距在不断变大，但是由于政府及时的干预，使得它们的相对差异在不断地变小，因此从长期来看，各地区的发展差距也会逐渐减小的。故以下为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献上两点建议：

第一，坚持协调发展，促进各地区之间相互合作，政府应当在中间充当桥梁，为地区间的发展起到支撑作用。通过皖江经济带例子可以看出地区间的差距是存在的，而且差距也是明显偏大的，如果政府放任不管，任由其差距扩大，便会产生马太效应，结果会使社会更加的不平等，地区之间矛盾更深，因此有效的政府干预是必须的。政府是可以通过政策来促进各地区的协调发展，进而防止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这已经得到了实证。

第二，发展缓慢的地区要积极学习发达地区的经验和技术，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找出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子。虽然一个地区的发展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资源、政策、劳动力以及资本等，可是按照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即使一个地区没有绝对优势，但是总有比较优势存在，因此各地区要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和发达地区合作，比如承接它们的一部分产业、通过政策优惠吸引厂商来投资以及成为它们重要的合作伙伴等，进而使自身的经济发展得以提升。